伊迪斯·华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最重要的女性小说家。其代表作品有：《欢乐之家》《纯真年代》和《国家风俗》等。历史上的华顿夫人对建筑装饰颇有造诣，有着独到见解。1897年，华顿和镀金时代的著名设计师奥格登·科德曼（ogden-Codan）合著的《屋舍装饰》建立了其在室内装饰方面的权威。自此之后，室内空间装饰也成为华顿作品中有意义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哪位美国作家能像华顿夫人那样以细腻的笔触、深刻的理解力描写出人物、社会历史及家庭装饰美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及作用。

被誉为“内部装饰的先驱和诗人”，华顿擅长通过细致入微的屋宅内部描写，来衬托人物的内心世界或性格特征。1905年，小说《欢乐之家》大获成功，作品中同时呈现了华顿对室内装饰和文学创作的热爱。华顿在建筑及室内装饰美学方面的天赋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克拉博曾提到，《欢乐之家》的成功部分源于华顿煞费苦心地把美丽有个性缺陷的莉莉的性格和她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而她所处的环境主要是由一系列的室内空间和装饰组成。[1]543

本文旨在阐释分析伊迪斯·华顿的成名作《欢乐之家》中的建筑空间及室内装饰特点，说明小说中各个屋宅的建筑及室内装饰见证了纽约社会的文化变迁及新旧社会交替时期的城市风尚——炫耀性消费，暗示了时代的文化矛盾性。华顿笔下对室内装饰等环境的细致描写和人物特定的心理活动紧密相连、巧妙结合并相互作用，映照了主人公莉莉的心理性格特征、困惑及无家可归的人生状态，最终揭示了莉莉人生悲剧的必然性。

一、屋宅装饰：纽约文化变迁的风向标

在小说《欢乐之家》中，纽约城在华顿笔下主要由屋宅建筑及室内装饰来呈现。华顿花费大量笔墨描绘了各种装潢的室内空间。与题目相呼应，小说《欢乐之家》中的物理场景经常是一个典型体现居住者社会生活的居所。屋宅亦具有社会性的社交功能。比如：“渐渐恢复生机的住宅门面”[2]267意味着社交季节的到来。华顿对人和事物的聚焦描摹尤其通过人物的室内生活来塑造。出生于没落家庭，一心想找个金龟婿的女主人公莉莉经常出入于这些亦真亦幻的屋宅场景中。

（一）屋宅装饰见证纽约时代风尚

莉莉聪明美丽，因家庭破产而寄居在姑妈佩尼斯顿太太家。属于纽约老居民这样一个阶层，佩尼斯顿太太处世节俭、事事保守。佩尼斯顿太太家是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家具老式而古板。屋宅装饰以其刻板、正式而著称。“紫色的客厅窗帘、窗口那尊垂死的格斗者塑像，还有那幅七英尺宽的尼亚加拉风景画是佩尼斯顿太太仅有的艺术奢侈品”。[2]103在她家，公共与私人空间区分严格。内外之间的界限是如此分明以至于俨然看上去像个城堡。佩尼斯顿太太，作为一位生活的旁观者，从远处看着这座城市：“她的头脑就像她的荷兰先辈常常挂在窗户上的镜子，老祖宗们靠那些镜子，于深居简出之中，了解大街上发生的事情”。[2]37她家里的室内装饰安全地把纷扰的外部世界隔绝开。在这儿，上流社会的女士们似乎可以受到保护。女性在私人空间中的家庭天性和超然于公共生活之外的态度被夸张地刻画出来。显然，佩尼斯顿太太家的屋宅装饰代表因袭了传统的老牌贵族的生活方式：节俭，刻板，沉闷而单调。

随着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对室内装饰的兴趣，华顿和科德曼合著的《屋舍装饰》多年来畅销不衰。华顿对屋宅装饰的现代的理解和个人表达在小说《欢乐之家》中得到了突出应用。这种新的对室内装饰设计的关注和思考成为当时纽约社会一种新的城市文化。其特点表现为：个人表达及个性自我的展现。这正是这一时期盛行的消费文化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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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哈奇太太等做社交秘书。代表着社交界外围组织的戈梅尔夫妇买下了范阿尔斯坦在罗斯林的住宅。在莉莉看来，戈梅尔“乱哄哄的客厅”是她曾经驻足的有闲阶层的过分夸张的仿制品。而哈奇太太“坐在通明的电灯光下，镀金的粉红色大马士革钢制的巨大凹形顶棚上，挂满赘瘤似的各种装饰灯---”[2]279时髦的纽约旅馆这个圈子，是一个过分激动、过分虚饰的世界。这是一个病态的环境。显然，在《屋舍装饰》中关于“传统、平衡、比例”[5]33的原则在《欢乐之家》中随着情节的推进逐渐被违背了。空间安排上的错乱逐渐反映了混乱的人物之间的交往关系。《欢乐之家》中这些有钱阶层的客厅或沉闷压抑，或杂乱喧嚣。暴发户们光怪陆离的生活环境体现了错乱的人物伦理关系。特纳家的图书室反映了主人的空虚：“白乐蒙的图书室事实上从未用于阅读，尽管作为吸烟和求爱调情的处所还颇有名气。”[2]60社会传统在世纪之交的豪门大户中已经无法延续，被恶意践踏。图书馆功能丧失，传统道德逐渐缺失。纽约社会处在变革之中，人们的道德感每况愈下。旧富新豪们的室内装饰呈现了世纪之交时期“品格自我”让位给消费文化中的“个性自我”的文化转变。

社会保障满意度上升后，创业意愿会更强吗？——基于CGSS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项凯标 蒋小仙（22）

这一时期，室内空间变得更开放、现代和非正式，注重体现居住者的个性。人们崇尚通过物品的展示来表达个性、身份和地位。客厅成为维多利亚时期纽约新富旧豪巩固权威、排斥异己、比拼财富和炫耀奢华的平台。小说中，通过范阿尔斯坦之口，有一段对这些旧富新豪屋宅的描述：新贵韦林顿·布赖家的“建筑物正面，宽阔的白色前沿上有许多拘泥的竖纹，使人联想到身材臃肿的人束胸衣的技巧。”表明“希望暗示出到过欧洲”，“带镀金家具的大理石住宅在美国都被看作特里阿农的翻版。”[2]163旧富特莱纳家的住宅是柯林斯式的：富丽堂皇，却有最好的先例可循。特莱纳太太还想加修一座新舞厅。因为特莱纳太太似乎仅仅是作为一位女主人而生存的，布赖家舞厅的规模刺痛了她。暴发户罗斯戴尔做了一笔好生意，他买下的大宅子十分引人注目，令西部的观光者敬畏。“在满足物品炫耀性消费的要求下，生活的道具——体现在住宅、家具、古玩、服饰及餐饮各方面都变得如此精致而繁复---”[3]55显然，富豪们竞相比拼屋宅装饰，希望通过屋宅装饰来巩固地位，炫耀财富。物理空间的运用成为一种自我表达与炫耀的方式，反映了19世纪末凡伯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的炫耀性消费的时代风尚。更精确来说，屋宅装饰已成为一种阶层表达和社会控制的手段。

（二）屋宅装饰反映文化转变：“品格自我”让位给消费文化中的“个性自我”

作为社交场上的伴女，莉莉经常穿梭于富人们的各类活动场域。朋友特纳夫人家的白乐蒙山庄象征着有闲阶层的生活方式。屋宅装饰没有那么刻板正式，而是更加生动。客厅的色调轻快，家具豪华。在莉莉看来，有一种视觉上的愉悦。到了特纳家这一年龄层，公共和私人空间的分界开始模糊，客厅成了半私人的空间，相对公开。富人们经常举办各种豪华宴会、聚餐活动等。莉莉把这里视为展示表演个性自我的舞台。

根据种子大小分为大、中、小三个粒级水平。用千粒法测得种子千粒质量，分别为：大粒3419±47 g·千粒-1；中粒2878±18g·千粒-1；小粒2056±41g·千粒-1。

在被道赛特太太诬陷后，莉莉逐渐从上流社会的旋梯上滑落下来，开始为戈梅尔夫人继

莉莉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这个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时期。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以他们的财富冲开等级森严的上流社会之门。美国社会处于巨大变革中，出现了由生产主导的文化向消费文化转变的局面。消费成为一种符号，炫耀性消费逐渐成为社会时尚。

二、屋宅装饰映照莉莉无家可归的内心世界

（一）屋宅装饰：莉莉内心世界的映照

早年父母双亡，莉莉·巴特是华顿笔下《欢乐之家》中最无家可归的人物。到了适婚年龄，莉莉仍然缺少一个丈夫以及自己的家宅。在拜访赛尔登家时，看到他的图书室，她说道，“有这样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有多美呀！做一个女人多么不幸。”[2]7莉莉不能独立生活，当然也没有自己的屋宅及图书室。她非常渴望有一间自己的房间，能够随意布置。寄居在姑妈家，莉莉一点也不喜欢姑妈家自己的房间，觉得沉闷得象座牢房。“黑胡桃木的特大衣橱和床架是从佩尼斯顿太太的卧室里运过来的。洋红毛面糊墙纸，其格调属于60年代初期的珍品，上面挂着几副传奇人物的钢板画。”[2]112显然是单调乏味的背景。华顿笔下的屋舍及室内装饰提供了关于人物的重要信息。华顿经常通过上下文环境的描摹来赋予人物以性格特征，把人物置于提供关于他们必要信息的环境中。“佩尼斯顿太太客厅里冰冷的橱壁闪着令人生畏的寒光。炉火跟灯一样，没有客人的时候是不会点燃的。”[2]109小说中比比皆是的精细而富有特征的环境描写，有利于展示其对人物性格形成的影响。莉莉很憎恶姑妈家的室内环境。“由于她心情的沮丧，物质环境的丑恶重新又显得咄咄逼人，每一件刺目的家具仿佛都伸出了挑衅的犄角。”[2]112华顿对物的着笔描述是举足轻重的，这些对物的刻画经常暗含着人物细腻的思想感情，华顿赋予了所描绘的物品以一种奇妙的情感共鸣。场面叙述和心理刻画结合得恰到好处。

Susman提到，从维多利亚时代到现代美国文化的过渡有一种社会文化的转型：20世纪的“个性自我”逐渐替代了19世纪的人们所倡导的“品格自我”。人们开始崇尚“个性”，强调自我实现和自我表达。在崇尚“个性”的新文化中社会对人们的角色期待是成为一名“表演者”，每个美国人努力成为”表演的自我”。[4]这种文化转变在屋宅装饰中亦得到体现，房屋装饰表达居住者个性。主人公莉莉的性格是如此引人注目，她体现了所处时代的心理和文化的转变。莉莉一方面向往“精神共和国”，一方面又留恋于有闲阶层的豪宅生活。和时代的文化转变相呼应，莉莉经常处于不确定的领地中徘徊。当她穿梭于不同室内装饰的屋宅，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传统在她生活中的力量以及一种围绕自我表达及彰显个性的新的城市文化在她身上的体现。

在小说中的许多室内空间，人们身居其中而并不觉自在。男男女女们互相攀比和炫耀。室内空间显得冷酷和充满竞争性。比如，莉莉告诉赛尔登，“别的女人——那些最好的朋友，她们要么利用我，要么指责我，但谁也不关心我的痛痒。”[2]9对莉莉来说，屋宅的室内空间是一个角斗场。可见，《欢乐之家》中女人们的关系是疏远的、竞争的，甚至敌对的。这一切可以从莉莉周遭的室内环境描写反映出一斑，小说中大多数室内环境是过于拥挤的、让人窒息不适。华顿对室内空间否定性的描绘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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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莉莉：无家可归的旅人

在华顿笔下，无家可归不仅意味着物理上庇护的缺失，而且意味着和场所的心理联系的缺乏。这种心理的联系跟物理联系同样对莉莉的生存是至关重要的。在去特纳家险些受辱回去的路上，莉莉不愿回姑妈家：她恨透了在佩尼斯顿太太家里的卧室——丑陋、没有个性。和姑妈的关系浮浅得犹如在楼梯上萍水相逢的房客。姑妈不能给她深层的关爱和理解。“对于没有四堵墙归他所有的人来说，在这种时刻，处处都是他乡异国”。[2]151

当室内装饰映照了莉莉的社会地位，这一切也变成了她自我教育的一部分。除了物质上的不适以及混乱，莉莉深切感到对一贯继承而来的“体面”信念的违背。她生活的逆转不仅在社会地位的下滑，而且在其对自身物理环境的失去控制。从特纳家的石柱拱门到佩尼斯顿太太家不可移动的红褐色家具，到哈奇夫人家的商场旅馆，再到莉莉临终昏暗蹩脚的客厅及家具可怜的卧室，莉莉几乎一无所有，除了慢慢减少的个人装饰品。莉莉和小说中的室内空间的关系，好比“是很可怜的机遇”。

在《欢乐之家》的有闲阶层中，没有多少有家的温馨感觉的屋宅。家本应是庇护、保护的场所。而莉莉童年记忆里的家是疏离的。少女时代的家是个“乱哄哄的地方”，客厅混乱无序。家宅应是给人安慰，保卫内心的空间。而在消费文化的时尚大潮中，家庭功能已经异化。没有家宅，主人公莉莉所处的只是流离失所的所在。就姑妈家的屋宅而言，财富既没有给莉莉带来自由，也没有给她带来庇护。虽说佩尼斯顿太太家的室内装饰安全地把纷扰的外部世界隔绝开，但无论如何这不是一个情感的家。这是一所主要由雕像、沉重的家具和厚厚的窗帘占据的房间。“那尊垂死的格斗者铜像的一双眼睛，重又俯瞰这条被遗弃的大街。”[2]101华顿夫人突出描绘了它的致命的压抑气氛。

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乱花钱，会“剥夺”孩子们掌控钱的机会。比如要买什么东西，统统向父母伸手要，孩子们得到了压岁钱，家长们也会说：“压岁钱由父母来帮你保管”，全数地将压岁钱收回去。这样做的弊端是，孩子们会因此养成要花钱就伸手，一有钱就赶快花光的习惯，而缺乏对消费的规划意识。

家本应提供给人以一种深层和场所的联系，使人在危机时刻以家为中心。莉莉所寄居的房间不是家，不是一个她可以安顿生根的地方。华顿用了个形象的比喻“根”来描述家的这种联系。有家好比有根基，这意味着人和场所的深层联系。根也指向过去：有根意味着有着和某个场所长时间的联系，有足够的时间来安放根基。莉莉始终缺少一种和屋宅心理上的联系。在小说结尾，莉莉有了个物理上的庇护场所，即她的寄宿宿舍，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家的温馨感觉的地方。在下卷，室内装饰的空间更加公共并趋于肮脏，莉莉被困于更加昏暗的贫穷中。“屋里面的家具寥寥无几，那件破旧的五屉柜铺着带花边的台布，上面摆着几个金盖子的小匣和瓶子，一个玫瑰色的针插，一个玻璃盘子，里面撒着几只乌龟壳发针——这些便是她仅有的一点点奢侈品”［2］333故事结尾比较含糊，但她对寄宿住所陋室生活的精疲力竭导致了她过度剂量的用药及死亡。莉莉独自一人在寄宿宿舍死去的事实说明了其无家可归的致命性。很多因素导致了莉莉的毁灭，无家可归是其中重要因素。在这个世界上，莉莉缺少钱、处所和家，这所有一切都折磨着她。莉莉的悲剧在于其无根性、一种无家可归的精神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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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欢乐之家》中华顿对屋宅装饰的精湛描绘不仅反映了她个人对装饰设计的兴趣，而且也是19世纪后半叶纽约社会总体上的一种文化趋势。这一时期，美国人尤其是中产阶级开始对室内装饰逐渐关注，屋宅装饰逐渐成为阶层区分和彰显身份的显著标志。这种对室内装饰的新的专注是一种必然的城市现象。人们通过室内装饰来划分界限，创立秩序。阿格纽解释到：“毫不奇怪，既作为一种居住的实际问题，又是一种新近发现的作为个人和社会分界的比喻性象征，这种美国社会以阶层、种族和性别阵营的分类在中产阶级对家居装饰的逐渐关注中得到了体现。”

在华顿作品中，屋宅装饰不仅是城市发展的风向标，而且成为人物内心世界的生动写照。尤其是室内装饰的铺陈和人物的家庭生活及内心世界紧密相连。莉莉住宅空间的转换及室内装饰的更迭变化映照了其螺旋式下降的社会地位和无家可归的生存状态。我们越靠近莉莉，审视她的居住空间，建筑上的所指就变得更突出。华顿有意识地更替呈现这些室内装饰，在公共与私人空间之间变换，以有意义的方式展示主人公的人生轨迹。结合物理和隐喻的分析，本文就华顿在作品中如何运用屋宅和室内装饰来反映社会变迁并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得出了一个较清晰的认识。华顿的写作给我们提供了进入莉莉内心世界的通路。当我们跟随华顿的笔触走近一间间屋宅，宛若进入了人物更深层次的内心世界。

莉莉一直渴望能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幸福以及安全感。可是，她却成了华顿笔下“被放逐的”人物。华顿指出，“一个轻浮的社会通过它的轻浮所毁灭的一切来获取其存在的意义”，莉莉的人生悲剧正是充分体现。[6]207她不仅成为纽约社会的牺牲品，而且是所属社会的残酷性和矛盾性的典型标志。而这一切皆可从莉莉所处的纽约社会的屋宅装饰中找到答案。

参考文献：

[1]Clubbe,John.Interiors and the Interior Life in Edith Wharton’s House of Mirth[J].Studies in the Novel，1996，28（4）：543.

[2]伊迪丝·华顿.欢乐之家[M].赵兴国，刘景堪，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5:9,37,60,101,103,109,112,151,163,267,279,333.

[3]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M].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55.

[4]Susman,W.I.Culture as History[M].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280.

[5]WHARTON，EDITH，OGDEN CODMAN.The Decoration of House[M].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97.

[6]WHARTON，EDITH.A Backward Glance[M].New York&London：Charles Scribner’s Sons，1964: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