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人类的语言总是处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之中。语音、词汇和语法是语言的三大要素，其中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语言变化发展中最为活跃的层面。语言接触是语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语言接触也是当前语言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在汉语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深入的语言接触发生在汉唐时期（公元前206——公元907年），张骞出使西域后，由于当时统治者的推崇，汉译佛经在中华大地上持续了一千年之久，佛教对汉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从现存的四大石窟即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洛阳龙门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我们就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佛教穿越千年对中国民众的生活、行为、思想、语言影响有多么深远。佛教对汉语词汇产生的影响尤其重大，许多汉语词语，包括至今仍在使用的常见词语，都和佛教有密切关系，只是由于使用的年代久远，人们已经觉察不到它跟佛教有关了。这类词语就是“佛缘词”。它们是以佛教为外在条件，利用汉语中原有的语素按照汉语自身的构词方式组合构造的新词，用以表达来自佛教的新事物。[1]

从当前已有的文献来看，研究者或者站在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异的宏观角度研究佛教对汉语的影响，或者就某几个词词义的发展演变，从微观角度考究佛教对汉语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具体实例说明语言接触下佛缘词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使读者从宏观角度真切地感受到佛教基本词汇已渗透到汉语血液当中。

在语言形式方面，译语没有与源语文本相对应的形式特征。主要是：①源语中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词汇或语法单位共用一个语言形式；②源语单位一词多义在译语中却没有相对应的表达形式。语言不可译的因素主要是语音，字形，词汇，修辞这几个方面。

二、扩大汉语词汇量，极大地丰富了汉民族语言的词汇

语言学家萨皮尔（Sapir）有句名言：语言很少是自给自足的[2]。

在语言的发展演变中，词汇是语言各要素中最不稳定的因素，语言的变化首先体现在词汇的变化上。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不同民族之间的往来，一种语言很容易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而产生新词，来表达新事物、新思想、新概念。汉唐时期佛教译词非常丰富，所以这个时期汉语的词汇量比起上古来不但数量大幅增加，而且涉及的方面也有所变化和增加，这是汉语史上语言接触下外来词大规模进入汉语的第一次高潮。

中国本土有神、有仙、有鬼，没有佛。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佛教相关的一系列词借入汉语，这些词最初是采取音译的方式被借入，大多数音译为多音节词。如“菩萨”，是梵文Budhisattva的音译，最初音译的全称是“菩提萨埵”，其中菩提（Budhi）即断绝烦恼成就涅槃的智慧和觉悟，萨埵（Sattva）即心系众生，不但自己修成正果，还要救万民于水火。但“菩提萨埵”这一称呼读起来拗口，也不符合汉族人的表达习惯，后来就用“菩萨”这一双音节词来表达。再如“阎罗”全称是“阎魔罗阇（Yamaraja）”，为了符合汉族人表达习惯很快被“阎罗”取代。“和尚”最初音译为“邬波驮耶（Upadhyaya）”，“尼姑”最初音译为“比丘尼（Bhiksuni）”，多音节词不但从字面意思看不好懂，而且读起来别扭拗口，不符合汉族人表达习惯，所以很快被双音节词所取代。这些双音节音译词不但易读易懂，而且符合中国人心理，这些词的意思也与原义不尽相同，变成了中国化的佛缘词，异国情调消失殆尽。这些词的变化过程都充分说明了佛教的传入、佛缘词的产生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进程。

三、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

[3] 易中天.西北风东南雨[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87. [4]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216-218.

劫：劫难、劫数、浩劫、万劫不复、劫后余生、在劫难逃、历尽劫波

四、丰富了汉语的造词法

语素是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的功能在于造词，也可以独立成词[4]。语言接触下产生的一些佛缘词代表的多是佛经中特有的概念，这些外来成分慢慢成为汉语词汇中新兴的造词语素，组合能力较强，可以和别的语素组合成新词，表达新的意义。例如：“佛”、“梵”、“禅”、“魔”、“劫”、“刹”、“钵”、“僧”[5]等，这些语素可以和别的语素构成新词，为汉语造词注入新活力。有关例子如：

刹：刹那、一刹那、刹土、佛刹

汉唐宋时期也正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和长足发展的时期。为了让佛教文化更好地传播，禅宗大师和佛教宣传者就不能教条地照本宣科，得说些让人觉得通俗易懂、耳目一新、豁然开朗、恍然大悟的话才行。这无形中就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例如“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活菩萨”、“菩萨心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上了西天（形容人去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些佛缘词都是口语色彩非常浓重的，有些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再如“过去”、“现在”、“未来”也是典型的佛缘词，“过去”即“前世”，“现在”即“现世”，“未来”即“来世”，合起来叫“三世”。形容我没欠下你的人情，就说“前世没欠你的”，形容俩人夫妻情深，就说“来世我们还要做夫妻”。这些都是受佛教影响产生的口语化色彩浓重的佛缘词。可以说佛缘词加速了汉语口语化的步履，促进了汉语口语化的发展。

松辽委要求各省（自治区）水利厅切实加大报告书初审力度，并将省（自治区）初审意见作为受理、审批前置条件，确保提交的报告书编制内容达到《东北四省区“节水增粮行动”项目水资源论证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基本技术要求。进一步严控水资源论证报告书初审后的修改时限，初审基本通过的编制单位要在10日内完成报告书修改工作并提交松辽委报批；初审未通过的要在15日内完成实施方案调整和水资源论证报告书修改工作并提交报批。对于两次修改仍未通过的，原则上当年不再安排审查。

禅：口头禅、禅宗、禅意、禅念、禅定、坐禅、行禅、习禅、入禅

文本选择两个相关性最大的特征值作为回归参数。由表1可知，t2t和HR与SBP的相关性较强，逐步分析得到SBP的方程为SBP=-141.3t2/t+0.68HR+145.6。t2t和HR与DBP的相关性较强，逐步分析得到DBP的方程为DBP=-93.3t2/t+0.15HR+120.6。

僧：僧侣、僧人、僧音、众僧

还有一些佛缘词属于我们所说的“意译词”，也是受佛教影响而产生的一些新词。这些意译词的语音和外形都是汉语固有的，但通过组合后表达的语义概念与佛教有关。如“圆满”、“圆通”、“圆融”、“圆觉”、“圆成”、“圆寂”，“苦海”、“法海”、“佛海”、“欲海”、“心海”等，其中“圆”、“满”、“融”、“觉”、“成”、“寂”，“苦”、“法”、“佛”、“欲”、“心”、“海”这些词都是汉语中固有的词，但组成一个词后所表达的意思是与佛教相关的佛缘词。如果没有佛教与汉民族文化的交流，就不会出现这些新兴的词语。

五、加速了汉语词汇双音节化的进程

陆俭明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中指出，在古代汉语里，单音节词占大多数；在现代汉语里，双音节词逐渐占多数 [6]。可见汉语词汇的发展趋势是从以单音节为主过渡到以双音节为主。这其间，既有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起作用，也有其他外部因素在起作用，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7]。就外部因素而言，汉唐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许多新理念随之而来，人们为了更有效地沟通交流，必定要创造相应的新词语来表达，这是汉语双音节化的重要进程。比如“世界”一词，“世界”是一个典型的由佛教概念产生的佛缘词。其中三际为世，十方为界。三际（前际、中际、后际）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十个方位词。中国古代有“世”有“界”一词，没有“世界”。

为了表达与佛教相关的这些思想理念必然会产生大量的佛缘词。例如“佛”一词是Buddha的英译，佛教刚传入中国时，Buddha译为佛陀，简称佛 [3]。与佛相关的“阎罗”、“和尚”、“尼姑”、“菩萨”这些词都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为了表达外来概念而产生的佛缘词。再如“忏”、“刹”、“刹那”、“菩提”、“瑜伽”、“转世”、“投胎”、“顶礼”、“膜拜”、“地域”、“涅槃”、“圆寂”、“醍醐灌顶”、“肉眼凡胎”、“慧眼识珠”、“手眼通天”、“启智开悟”、“感恩戴德”等都可以让我们明显地感觉到是佛教的沿用，是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佛缘词。有更多的佛缘词，由于使用年代的久远，使用频率极高，一直沿用至今，让人感觉不到它们是与佛教相关的佛缘词，可以说这些词已经渗透到汉语血液当中。例如我们现在常说“我们圆满地完成了本次任务”中的“圆满”一词，就是佛教用语。还有“塔”、“慈”、“悲”、“神通”、“因果”、“智慧”、“觉悟”、“报应”、“心眼”、“世界”、“一切”、“因缘”、“不二法门”、“执迷不悟”、“感恩戴德”、“打成一片”、“一尘不染”、“现身说法”等都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佛缘词。因此，从佛教中吸收的反应其客观事物、信仰意识的佛缘词，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涉及的范围上都扩大了汉语词汇量，极大地丰富了汉民族语言的词汇。

现代汉语在语音上的两个突出特点是：每个音节都有声调，声调有区别意义的作用；音节分明，构造简单而有规律。这与印欧语系的音节特点差别较大。加之佛教理念深奥、艰涩、难懂，决定了汉译佛经所产生的佛缘词，大都是双音节词。所以，随着佛教的传入，大批双音节佛缘词的产生，为中古以后汉语双音节词的大规模发展，奠定了牢固基础，同时加速了汉语双音节化的进程。

分布第四系全新统冲洪积或沼湖相沉积地层，埋深3m以内均为中～轻粉质壤土，棕黄色～棕褐色，局部夹深灰色淤泥质薄层；0.5m以下壤土可做为筑堤土料。

六、余论

总之，语言与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语言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的动荡变迁都会在语言上有所体现。汉唐两个朝代持续了一千年之久，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汉语”，华人在其他国家聚居的地区被称为“唐人街”，就是因为这两个朝代在当时的世界上国力雄厚，经济强大，文化繁荣，影响深远，和世界的交往也很多，所以被后人称作“汉唐盛世”。一个国家国力强大，对外交往往往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兼收并蓄，所以汉唐时期有了“通西域”、“求佛经”，由此引发了梵语和汉语长期的接触，产生了大量佛缘词，佛缘词拉近了中国固有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距离。佛缘词的产生，体现了汉语具有强大的汉化外来词的能力[8]。语言接触下的佛缘词对汉语词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汉语的表意更加准确、生动、完整、精练。

佛缘词的产生就语言内部因素而言，出于语言经济原则和对等词汇的空缺两方面因素，人们在表达与佛教相关的思想理念时通过完全音译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佛缘词。所谓语言经济原则，即说话人为了提高语言交际效率，往往选择最精简的语言符号来表达特定的思想。佛教思想抽象、深奥、难懂，梵文发音困难，佛教传入中国后，为了便于民众学习交流，翻译者往往采取经济省力的原则，通过音译的方式把大量梵语直接借用过来。对等词汇的空缺也是为了准确表达梵语特有的概念，通过音译的方式产生了大量的借词。

佛缘词的产生也有社会的外部因素。东汉末年印度的佛教开始向中国传播，由此引发了梵语与汉语长时间的接触。随着两种语言接触的程度越来越深，汉语从梵语借入了大量的词汇，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大量佛缘词的产生是随着佛教的传入、佛经的翻译而发生的。在当时世界上，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对中国民众的生产、生活、教育、文化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在语言接触中，总是文化上占优势的一方影响另一方。梵语与汉语长时间的接触中，在词汇上的影响也是单向的，汉语从梵语中吸收了大量词汇，但梵语却没有受到汉语的影响。

参考文献：

人类的语言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它总是处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之中。佛缘词的产生既有语言自身内部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外部因素在起作用，是内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

佛缘词的产生，具有明显的社会意义。我们都知道，语言和社会的关系非常密切，人类历史从未停止演进的步伐，语言也总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汉语通过吸收大量的佛教用语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表现力，这种吸收借鉴不仅拉近了东西方语言上的距离，而且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化，使中国在文化观上更加开放、兼收并蓄。佛缘词的产生同时带来了不同的文化观和社会价值观，同时标志着中国社会是开放的、多元的。这种语言和社会的关系，说明语言生活的多元化折射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纵观历朝历代，只有社会是开放的、包容的、兼收并蓄的，表现在语言上才会产生大量的外来词、外来文化，而这种语言文化的融合往往是主动的、自愿的吸收。佛经的翻译、大量佛缘词的产生、佛教思想的深入民心、汉语强大的同化能力，都充分地说明语言和社会的关系是共同生存、共同发展演变的。

[1] 李运富.佛缘复合词语的俗解异构[J].中国语文,2013(5): 458-460.

[2] 爱德华·萨丕尔.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3.

自汉代以来，书面语在当时使用范围有限，只被读书人和上层人士使用，而口语却为广大民众日常交流交际广泛使用，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发展较快，书面语发展较慢，口语和书面语的差距越来越远，最后脱节，书面语被称作文言文。直到唐宋时代，一种接近口语的书面语白话才产生。

二语动机调控策略是指学习者在二语学习过程中用来监督、调整和控制动机、情感、行为和学习环境，以提升学习动机的策略（刘宏刚，2015）。

基于模型的标定方式主要是通过在工业机器人建模、测量和参数识别层面上的校准补偿。该方法主要运用于由于运动学模型的参数误差，根据工业机器人而言，运动学模式的参数误差问题不能够直接用定位误差修正方式，这是因而模型中的相关参数都是非线性耦合的，这些参数之间相互影响，单纯的实现某一个参数的可靠性和精度的调整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因为机器人的运动学的关节角的该变量的不定性所影响，当前可以对其的运动末端的位姿进行求解，主要方式如下：

[5] 张烨.从汉译佛经的造词模式看语言接触和文化交融[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5(4):103.

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作为全国大型标准化英语等级考试之一，每年都有数额庞大的高校考生参加并且通过考试。然而，在真正的学习、生活，甚至工作场合中，遇到外宾，能够开口用英语与之进行流利交谈的同学，实在是寥寥无几。中国学生耗费十余载学习英语，最后学成了听不懂、说不出的“聋哑英语”。众多国人在英语学习上高付出，低产出的现象，其根源值得探究。

[6]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7.

[7] 付新军.语言接触下弱势方言的微观演变分析——以商洛客家方言词缀的使用分析为例[J].西安文理学院学报,2016(2):109.

[8] 牛汝极.西域语言接触概说[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 (4):122.

（2）增强风险意识，主动识别风险。高校办学规模的不断扩大、招生人数的持续增加和高校自主权的逐渐扩大使高校的管理人员面临越来越多的诱惑，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从不断曝光的在高校采购、招生和校办企业等部门发生的案件中，不难看出高校的经营在方方面面都存在风险，提高对高校全员对风险的敏感度，使大家主动、及时、有效地预测、识别出这些风险并加强防控能力是高校内部控制中必不可少的关键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