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荧(1915-1969)，安徽天长市人，当代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翻译家、美学家。吕荧最惊世骇俗的举动是1955年5月25日在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胡风受到批判，唯独吕荧上台为胡风辩护。何满子称其为“六亿一人”，“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中国人民的正气的一脉，全仗吕荧这个孱弱的书生孤丝独悬而赖以不坠了。”[1]王彬彬认为这是人文精神的典型代表，“什么是人文精神？苏格拉底刀架在脖子上也勇于说出真理，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吕荧那种不识时务地说真话的行为，便是人文精神的表现。”[2]然除此之外，吕荧的文学成就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曾在胡风主编的《七月》发表过诗歌、小说、戏剧和评论，是“七月派”重要成员之一；他翻译了卢卡奇、普希金、列宁、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尤以翻译介绍普希金的成就最高，他翻译的《欧根·奥涅金》是中国人首次从俄文直接翻译过来的译本，后来他把书名改为《叶甫盖尼·奥涅金》，由于更接近俄文发音，这个译名被普遍认可下来；他还参与了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其观点成为四个主要流派之一。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对他的研究还太少，仅有的一部个人传记，还是吴腾凰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即便是他曾使用过的笔名，也尚未被认真地梳理过，因此出现一些错讹的说法，现就此理清。

目前对吕荧名号的记述大致有如下几种：

①吕荧故乡天长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的《天长文史》中有关吕荧的记载为“何佶，字吉人，又名吕荧”[3]。

网络技术在电力调度信息化中的应用是电力调度部门普遍关心的问题。这一阶段，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调度中心必须实现信息的相互沟通和协调，才能保证国家电力调度信息化的安全经济运行。本文通过对网络技术在电力调度信息化中应用的现状进行介绍，分析了现阶段电力调度信息化应用系统“SCADA系统”和“EMS系统”的局限性，提出了具体的解决办法。这些解决办法各有优缺点，可根据电力调度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②由吕荧女儿和吴腾凰先生合编的《吕荧年谱简编》是这样记载：“原名何佶，行二，曾用名何云圃，笔名倪平、吕荧等”[4]。

③穆纪光主编的《中国当代美学家》中的吕荧小传，是由王畅和刘珙两位先生撰写，传中写道：“原名何佶，又名吕云圃，笔名倪平、吕荧等”[5]。

④《安徽省志》记载为“原名何佶，又名吕云圃”[6]。

⑤《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记载为“原名何佶，字吉人，曾用名何云圃、吕云圃，笔名吕荧(署见1940《七月》，后见《中苏文化》、《萌芽》、《希望》等，并以行)、倪平(见抗战前《作家》，后见《七月》、《文艺后防》、《战地》等)”[7]。

⑥1955年，王若望在《文艺报》发表批判文章，指出吕荧曾用过“何勤”笔名。[8]

⑦《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记载为“原名：何佶；字：吉人；笔名：吕荧、倪平；别名：吕公圃、吕长圃、何勤、何云圃。”[9]

总结起来，关于吕荧名号的记载，大致有：何佶、倪平、吕荧、何勤、何云圃、吕云圃、吕公圃、吕长圃。究竟哪些是吕荧曾经用的笔名，本文将逐一考辨，另外笔者在搜集资料中，发现吕荧还曾用林光耀、何佶的名字发表过文章，在此一并说明。

潮汕地区是广东省汕头市、潮州市、揭阳市的统称。地域面积并不广阔。拿小城汕头来说，这里的海洋面积是陆地的五倍。然而，牛肉火锅却打败了海鲜，一举拿下潮汕美食扛把子的地位，凭什么？或许，这只能用潮汕人对料理的诚意，还有对美味的热爱才能解释得清吧。

这本杂志上标注的出版日期是1934年4月10日，《后记》中提到了他们的创作并无固定倾向，仅仅是随手写出的，“我们所要一再申言的，我们仅是爱好文艺而已，自然啰，什么色彩，立场，派别，我们在这里根本没有谈它的必要，而且我们自己又看了看自己，还是不噜苏来的好！”郭成圩回忆中说道：“刊物内容重点是何佶的一篇写他安徽无为的农民争水小说和几首诗，一寰的散文诗和小诗，我的一篇《国际文学》上选译的戏剧。”[10]对照杂志中的作品来看，他选译的戏剧应该是《我的朋友》，兼有散文诗和小诗的黄一寰应当是用了小乙的笔名，兼有小说和诗歌的吕荧则应当是林光耀了，其作品为小说《偷坝》和诗歌《一九三四年的春天》。这个说法也能从吕荧那里得到印证，《一九三四年的春天》后来稍加修改，以《能另外再找出一些吗？》刊发在1936年6月15日的《作家》上面，后来这篇作品又被修改，1944年被吕荧编入诗集《火的云霞》，并改名为《污暗的春天》，诗后标明创作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南京，正好与初次刊发时间吻合，由此可见吕荧也自己证实了林光耀的笔名。据郭成圩回忆，吕荧中学时还发表过其他作品，“何佶不像我，他始终抓紧了文学不放，并寄文章和诗在上海《作家》等一流文学杂志上发表。”但是据笔者查阅，上海的《作家》杂志是1936年才创刊，吕荧在上面刊发的作品正是稍加修改、署名倪平的诗作《能另外再找出一些吗？》，并不是吕荧中学时期发表的。

一、何佶

关于这一笔名，各种资料也均无异议。据梅志回忆，1939年秋，吕荧计划去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继续学业，曾给胡风寄去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改换笔名‘吕荧’。”[11]经笔者查阅资料，这个笔名最早见于1940年12月，本月吕荧发表了两篇翻译作品，一是《国际文学》辑录的《列宁论作家》，发表在15日的《文学月报(重庆)》上，另一个是卢卡契的《叙述与描写》，发表在本月出版的《七月》第六集第1、2期合集上。按照吕荧自己的说法，这个笔名取其“有一分光，发一分热”的意思[12]，据笔者查阅，这句话出自于鲁迅的《随感录四十一》：

二、林光耀

这个名字并未被以上资料提及过，是笔者新发现的吕荧中学时期的笔名。据吕荧的中学同学郭成圩回忆，他们曾经合办过一个小杂志，“由何佶倡议，把我们手里的文学作品与其放着不如自己动手办一刊物出版，当时我和一寰完全同意，三人商量取名《新野》，意思是在污浊腐朽的南京开辟一片空气清新的原野。”在这本杂志上，就有吕荧的作品刊发。幸运的是，笔者找到了这本杂志，它的目录是这样的：

论文

朝鲜文学的现状

张厚宙 作 罗嘉译

小说

偷坝

林光耀

哥伦比亚

元白

戏剧

我的朋友

N.普古丁作 三各·元白译

诗歌

逃兵

L.休士作 小乙译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

林光耀

散文

春之歌美

几种畸形的人们

竹二

高楼里的人们底葬礼

关于这个笔名，各种资料都没有异议。吕荧以此笔名发表的文章，有的提到了自己的家乡，例如《在“鬼不生蛋的地方”》就有对天长县城和高邮湖的描述，有的则被吕荧收入自己诗集，例如诗歌《祝福》和《黄河夜曲》。但是搜索民国时期的期刊，并不只一个“倪平”，还有如下几个“倪平”：第一个是1929年有署名“倪平”者在《南开大学周刊》发表了六首古体诗和一篇译文《小奈尔之死》，此时吕荧才14岁，刚刚读完小学，况且诗歌《风雪忆故人》《旅店风尘》等所抒发的情怀也并不是一个孩子所能有的，因此可以确定此“倪平”并非吕荧。第二个“倪平”出现在1933年的《青年自决》上。《青年自决》是北平的朝阳大学师生所办刊物，作者“仰之”等即为朝阳大学教师，此时的吕荧还在南京中学读书，与朝阳大学这样的法律类大学并无联系，况且此“倪平”还为刊物写了卷首语，可知其为刊物的核心人物，这也与吕荧这样远在两千里地之外的一个中学生身份不符。第三个“倪平”在1945年10月的《旅行杂志》发表文章《生活在五溪》，文章副标题标明此文为“大学生征文评选第八名”，作者身份注明是“国立四川大学 倪平”，而吕荧是1941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可见这并非吕荧的作品。第四个“倪平”翻译了安德烈·罗斯的《荷兰的最后机会》，刊发在1946年11月的《再生》杂志。从吕荧的署名来看，1940年之后，他翻译作品一直署名“吕荧”：1940年翻译的《列宁论作家》，1941年翻译高尔基的《普式庚论草稿》，1944年翻译出版《普式庚传》，1945年翻译I·弩西诺夫的《普式庚与当时的西方文学》，1947年翻译叶果林的《论果戈里》。1946年，他发表评论《内容的了解和形式的了解》，以及与何其芳论争的署名都是吕荧，由此可见，1940年以来，吕荧已经成为他的固定署名，并未使用多个笔名，另外，他一直专注的也是左翼文学翻译和创作，而《荷兰的最后机会》一文独独署名倪平，况且内容是讨论荷兰殖民政策调整的问题，这与吕荧的政治倾向相悖，所以也不应该是吕荧所译。综上所述，“倪平”这一笔名，应当是吕荧在1936至1939年间使用的。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不论哪一种形态、哪一种类型的民主，不论其中“民”的范围有多大，一般都遵循三个重要原则。

小乙

“你们是干什么的？过来！”从“月影馆”那边传来一阵喊叫声，霍铁扭头一看，只见蜡像馆门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聚集了三四个人。张大爷有点儿紧张，赶紧招呼道：“走，跟我过去！”

庆年

后记

本文中重合点是指两个坐标系下均有坐标成果的固定控制点。仙居县国土资源空间数据多以1980西安坐标系为主，因此重合点必须同时具有1980西安坐标系和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的坐标值。重合点选取的基本原则为等级高、精度高、局部变形小、分布均匀、覆盖整个转换区域[8]。选取的重合点要分析其现势性，对测量年代已久的重合点要实地进行坐标检核，若重合点存在现势坐标与原测量坐标较差超限的，则剔除不用。经收集，仙居县满足以上要求的重合点有GNSS C级点，共18个。

三、倪平

其次，客人的需求信息具有模糊性、多样性、隐蔽性的特点[10]，其信息量庞大而又冗杂，一是无法全面覆盖，准确把握重点，二是无法获得快速的解析，缺乏具体模块展示客户需求，对其进行精准定位的针对性的客户服务及营销，而遭受忽略，浪费了客户资源的增值机会。

四、吕荧

这是吕荧的本名，也是何氏家谱上的名字。由吕荧家乡天长县政协编辑的《天长文史》记录着吕荧本名何佶，字吉人，笔者查阅北京大学1935年的新生录取公告和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毕业生记录，也都是写的本名何佶，因此吕荧大学期间一直使用本名何佶。在贵州大学任教期间，吕荧曾经翻译A·爱斯曼的《封建制度的因素》，刊发在1948年5月15日《行行》月刊上，该刊社址即为花溪国立贵州大学，翻译者署名何佶，杂志封页的“本期作者介绍”中明确说明，何佶即为“国立贵州大学教授”，由此可以确证，此何佶便是吕荧本人，也就是说，他也曾用本名发表过文章。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13]

从此吕荧这个笔名就固定下来，但是他工作中仍然使用本名何佶，例如前面提到的贵州大学《行行》杂志上的介绍。直到1949年吕荧应邀坐船北上，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吕荧这个名字才取代了他的本名，成了他工作和生活中都使用的名字，发表文章也继续使用这个名字。

五、何云圃、吕云圃、吕公圃、吕长圃

和“圃”字相关的名号，最先也是最权威的确认资料是吕荧女儿潘怡、潘悦和吴腾凰先生合编的《吕荧年谱简编》，文中标明是“曾用名何云圃”，可见他们并不承认这是吕荧的笔名。而王畅和刘珙为其撰写的小传中称“又名吕云圃”，这就属于讹传了。吕荧本姓何，什么时候改姓过吕？笔名吕荧中的吕是否确实为特殊意义的姓氏？经笔者查阅资料，“云圃”与吕荧的联系，见于1944年吕荧出版的译作《欧根·奥涅金》和诗集《火的云霞》，前者为云圃书屋出版，后者为云圃书屋藏，这里体现了吕荧与“云圃”的联系，但是笔者查阅1944年吕荧发表的文章，例如《曹禺的道路》《论〈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历史、哲学》等所用笔名均是吕荧，并无何云圃或吕云圃之名，当时他也未受到政府通缉等威胁，根本不需要改换名字。况且据陶懋勋回忆，抗战期间吕荧在涪陵中学任教所使用名字仍然是本名何佶。[14]综上来看，云圃很可能是吕荧童年时期的名字，入学之后便正式定名为何佶了，根据就是他们兄弟的名字，分别是何俊、何佶、何倬、何倜，从字形上看，名字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偏旁“亻”，这符合中国人起名字的习惯。吕荧在四川出版的书印有“云圃书屋”字样，这个“云圃”很有可能是他用自己曾经的名字为书斋命名。至于吕荧名字中“吕”的由来，吴腾凰先生曾专门问过吕荧的女儿，她们也不知道，而且吕荧也没有特别亲密的吕姓亲友。因此我有个大胆的猜测：既然吕荧说自己的名字源自“有一分热，发一分光”，那么这个两个字可能都与鲁迅的话有关。“荧”字在古代同“萤”，《尔雅·释虫》写道：“荧火即照”。此荧即为萤火虫，故而“荧”字应该就是取自“就像萤火一样”。“吕”字则有可能出自前面一句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即用口发声，两个口叠在一起为吕，所以就自名为吕荧了。这也就是说，吕荧很可能是一个完整的笔名，不能拆开。按照这个解释，“吕”字不可能脱离“荧”而单独存在，吕云圃也就不可能了，况且至今没有证据证明吕荧使用过它，其他诸如吕公圃、吕长圃等则更是以讹传讹了。回到笔名这一问题上，各种资料都没有把带“圃”的名字算作吕荧的笔名，只说是曾用名或别名，所以完全可以确定吕荧没有用过带“圃”字的笔名。

(4) 出库便捷性约束：当同一停车库A、B股道均停放车组时，分别记停放在A、B股道上的车组为Ti1和Ti2，按车次顺序进行编配时满足如下约束：

六、何勤

周家珍编著的《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提到了这个名字，归入到曾用名里面，这说明编纂者注意到了这个名字，但是不能确定是否是吕荧的笔名。笔者在查找中也发现了这个名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其中有何勤翻译的两本书：加里宁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叶高林的《斯大林关于语言学著作中的文学问题》。1955年6月《文艺报》第12期刊发了王若望的《胡风分子在〈小译丛〉里的贩私勾当》，就指出这个译者何勤就是吕荧的化名，“现在总算弄明白了：上海新文艺出版社编译的这套《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最初是在胡风授意之下，由刘雪苇提出，王元化、罗洛负责编第一、第二辑。张中晓、满涛(《小译丛》中的化名有张挚、洛思、沈潔)、方然(化名辛清)、吕荧(化名何勤)、罗洛(化名王令、黎文望)分头选译。”[8]这篇文章还被当年第7期《新华月报》转载了，8月份又收入王若望论文集《胡风黑帮的灭亡及其他》出版，所以影响较大。7月1日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3期刊发了陈沂的《这是什么样的“才华”和“技巧”》也写道：“吕荧(化名何勤)译的加里宁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文”[15]。8月份出版的瞿光锐、聂真编写的《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在胡风的授意下，由刘雪苇、王元化提出编译出版一套‘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罗洛、张中晓负责编辑，满涛(小译丛中的化名有张挚、洛思、沈洁)、方然(化名辛清)、吕荧(化名何勤)、罗洛(化名王令、黎文望)分头选译。”[16]这三份资料都认为何勤便是吕荧的化名，但是除了这两本译著之外，吕荧并未在其他著作上用过这个名字，也没有亲口承认这个笔名，这就只能从其他资料佐证了。

一是官方文件的证实。1955年高教部编辑的内部刊物《高等教育通讯》第11-12期刊发了《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在某些高等学校的反革命罪行》，其中也证实了何勤的笔名，“1952年吕荧化名‘何勤’翻译了加里宁的‘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17]。还有李辉先生搜集到的资料，1955年11月5日文化部发布查禁通知《处理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著作和翻译补充目录》和《编有胡风及胡风反革命集团骨干分子的书籍目录》，列举了吕荧《人的花朵》等作品10种，满涛《苏联戏剧创作理论的若干问题》等6种，罗洛《高尔基与社会主义美学》等三种，方然《加里宁论文艺》等作品2种，但是李辉的文章中没有详细列出吕荧有哪十种作品，只各自列出了一部作品，然而只从这个简略的列举中我们看到，文化部的通知里提到的满涛、罗洛、方然以及他们的作品，与王若望文章中的说法一致。李辉特别提到“《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一共6辑，收有吕荧、满涛的译文和文章”[18]，这与王若望的说法也不冲突。二是私人材料的证实。据笔者已经搜集到的资料，王若望文中提到的其他笔名大多可以确认了，例如关于罗洛的笔名，1999年出版的《罗洛文集》收录了罗洛在“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中的两篇译文《一切为了人》和《为了戏剧》，并注明使用的笔名分别是黎文望和王令[19]；关于满涛的笔名，除了柯灵提到过“沈洁即满涛”[20]之外，1953年王元化写给胡风的信中也提到，“第二辑中满涛译的叶尔米洛夫的那篇”，此辑中叶尔米洛夫的作品只有《苏联戏剧创作理论的若干问题》，译者为张挚，可见张挚也是满涛笔名。另外，根据《斯大林关于语言学著作中的文学问题》和《艺术工作者必须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两部作品的译者说明，前者是由俄文译出，后者是根据从《国际文学》上的英文版转译为中文的，吕荧通晓俄文和英文，也符合这个条件，况且他之前就翻译过《国际文学》辑录的《列宁论作家》，刊发在《文学月报》。因此，即使没有吕荧的个人证实，综合以上资料，何勤应该是吕荧的笔名无疑。

综上所述，根据现有材料考证和辨析，吕荧除使用本名何佶发表过文章之外，还至少在不同时期使用过以下几个笔名：林光耀(1934年)、倪平(1936-1939年)、吕荧(1940年至去世)、何勤(1952年)。对吕荧笔名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吕荧的创作情况，同时也能对吕荧的创作观念有深入地认识。

例如，在音乐课堂上学习《爱满人间》时，教师可以根据歌曲的具体内容，进行对音乐教学课件的制作，在课堂上将父母之爱、友谊之爱、师生之爱等因素形象地进行展示，再加上音乐的播放，可以形成一种良好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进行对音乐知识的学习，温暖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的责任心，提高教学的质量。

[参 考 文 献]

[1] 何满子.远年的蔷薇[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65-66.

[2] 王彬彬.过于聪明的中国作家[J].文艺争鸣，1994(6)：68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天长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天长文史第1辑[C]// 1985：120.

[4] 潘怡，潘悦，吴腾凰.吕荧年谱简编[J].文教资料简报.1985(1)：87.

[5] 穆纪光.中国当代美学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89：356.

[6]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徽省志·社会科学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133.

[7] 陈玉堂.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204.

[8] 王若望.胡风分子在《小译丛》里的贩私勾当[N].文艺报，1955(12)：39

[9] 周家珍.20世纪中华人物名字号辞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547.

[10] 郭成圩.怀念与回忆——纪念党的八十生日诗文汇集[M].2001：513.

[11] 梅志.人的花朵——记吕荧与胡风[C]//晓风:我与胡风(增补本)(上册).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80.

[12] 吕荧.我的小传[J].新文学史料，1982(3)：118.

[13]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41.

[14] 陶懋勋.回忆省立涪陵中学[C]// 政协四川省涪陵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涪陵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1987：58.

[15] 陈沂.这是什么样的“才华”和“技巧”[C]//不让反革命分子“滑过去”.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5：27.

[16] 瞿光锐，聂真.“头顶刘雪苇 脚踏新文艺”[C]//胡风这个反革命黑帮.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5：91.

[17] 谢泳.思想利器：当代中国研究的史料问题[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184.

[18] 李辉.1955年的禁书：胡风集团冤案始末[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358-359.

[19] 罗洛.罗洛文集(散文译文科学轮著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570、585.

[20] 柯灵.剧场偶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