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早期经历了云南起义、护国运动，后来参加并领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和新中国的创立与建设，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军事家和实践家。在丰富的革命历程中，朱德还擅长运用诗歌、散文等诗词体裁来抒发革命情感，用诗词创作来鼓舞军心。本文对朱德抗战时期诗词创作的实质进行简述，再评价朱德抗战诗词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价值与审美特色。

其中，“梨王”单果重量达831克，口感细脆多汁、香甜适度，可溶性固形物（主要指含糖量）达到预期指标，综合评分第一；“葡萄王”则以单穗重1450克，口感酸甜适中、适口性好，糖度高，着色好，果形圆润，果粒均匀、排列舒紧度适中，果面干净光滑，果粉量多等优势，在196穗参赛样品中技压群雄。

一、朱德“抗战诗词”的主线——为革命服务

对于“抗战”朱德认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是抗战、新民主主义革命战争是抗战、建设和发展新中国也是抗战，必须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使诗词对中国‘革命’都有实际价值[1]”。从朱德一生军事指挥经历来看，这种“革命到底”的精神也凝聚在其诗词言论和诗词创作中。

朱德1909年考入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爆发后，朱德跟随革命导师蔡锷一同参加了重九起义，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在云南的两千多年专制统治历史。朱德后来在其《辛亥革命杂咏》第一首中也对这段革命经历进行了描述：“云南起义是重阳，下定决心援武昌。经过多时诸运动，功成一夜好开场”[2]。整首诗歌用词朴实无华，叙事与抒情相织，将朱德革命意志坚如钢的品质跃然纸上，具有很强的革命情感。后来辛亥革命失败后，朱德毅然决定追随蔡锷维护共和，投入到护国战争中。此役之后，朱德写下了著名的诗歌《题护国岩》：“曾记项城伪法苛，佯狂脱险是松坡。清廷奸佞全民觉，专制淫威碍共和。京兆兴妖从贼少，滇黔举帜义军多。风流鞭策岩门口，壮士还乡唱凯歌”。这首诗词朱德采纳了唐朝七律诗句的方式，首联采用借代的叙述方式，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阴谋与蔡锷将军的光明磊落、睿智进行了对比。“项城”借指袁世凯(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松坡”借指蔡锷(蔡锷，字松坡)。中联则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织的方式，赞扬了人民的同仇敌忾，痛斥了袁世凯的倒行逆施。尾联部分朱德则运用了抒情赞美的方式，以期“护国岩”鞭策激励世世代代华夏子孙为革命抗争到底的豪迈心境。辛亥革命失败后，朱德对《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读本深有感触，这些读本使他觉醒，让他终于摆脱了旧思想、旧势力的束缚，毅然谢绝了重振滇军的重任，到马列故乡德国去，到中国共产党队伍中学习马克思主义。为此他激动地写下了：“中山主义非无补，卡尔思潮集大成。从此天涯寻正道，他年另换旧旗旌”[3]的不朽诗篇，境界高远，气势磅礴，凌云健笔，彰显了朱德以“为革命服务”为主线的诗词创作观，即：诗词不仅仅可以表达个人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激烈后人革命热情。

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整整十载，朱德从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到统率三师开辟抗日敌后战场，因为战情紧急，环境恶劣，抗战十年没有留下多少诗歌作品。但是新中国建立后，朱德还是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来怀念这段革命，同时用这些诗歌来激励后代子孙。如：1956年写于北戴河的《海量》：“百川汇集成大海，大海宽怀永不盈”[4]中以大海的宽怀来勉励自己，在复杂漫长的革命历程中，朱德多次身陷囹圄，但他总能以宽厚的襟怀看待革命，毛泽东称赞他：“度量大如海”。1957年创作的《纪念八一》，赞扬了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意义。1961年朱德在《纪念党的四十周年》十三首诗歌，如：《纪念秋收起义》《红军会师井冈山》等诗篇中采用了叙事、抒情与议论相结合的方式，洋溢着朱德慷慨激昂的爱国之志和革命主义的豪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任党的第一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诸年南征北战，身体落下了疾病，虽年事已高，仍时刻关心国家建设事业，每年仅有的休假时间也要到祖国各地去调研，所见所闻，感慨颇多，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如：1960年在视察山东时写下《飞过泰山》：“泰山不算高，一千五百八。飞过两千一，它把头低下”。诗词看似写景，却有深刻寓意，表达了朱德对建设国家美好愿景与坚韧不拔的理想境界；1962年政务繁忙的朱德继红军胜利会师之后第一次重返井冈山，他平生素爱兰花，当看到井冈山丛林深处的兰花时，即兴赋诗：“井冈山上产幽兰，乔木林中共草蟠。漫道林深知遇少，寻芳万里几回看。”让我们看到诗人清清白白做人，兢兢业业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不止的从容。1976年，已90岁的朱德步入了生命最后一年，历经十年文革的冲击，朱德的身体已经变得十分虚弱了。但是他仍然满怀战斗的豪情，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诗词《喜读主席词二首》：“昔上井冈山，革命得摇篮。千流归大海，奔腾涌巨澜。罗霄大旗举，红透半边天。”生命弥留之际，身体已经不能再支持自己工作，革命的风雷，战斗的决心，革命事业的坚守，依旧在其生命最后的一刻澎湃。因此，朱德的诗词贯穿其革命生涯始终。

解放战争时期，朱德亲临华北前线，指挥石家庄战役。战役取得胜利后，朱德为了表达自己内心的喜悦，赋诗《攻克石门》：“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来表达自己对攻坚克难之役取得全面胜利的激动之情，而且看到我党一代又一代青年才俊成长为所向披靡、独当一面的战将时，他不胜欣慰。在这一时期，朱德又先后创作了《冀中战况》《战局时局》《新农村》《寄东北诸将》《寄南征诸将》等20多首革命题材诗篇，纪录和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史巨变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理想信念。

在艰苦卓越的八年革命生涯中，朱德写下了20余篇以革命为题材的诗词，用诗词服务革命发展，用诗词表达驱逐外来侵略者的决心，用诗词赞美为革命牺牲沙场的人民烈士，用诗词高扬坚定不移抗日救国的旗帜……

在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到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的八年抗战生涯中，朱德担任八路军总司令，负责战场全面指挥工作，同时也亲历前线，所以留下了一首又一首精彩的战争诗篇。如:《太行春感》中的“从来燕赵多豪杰，驱逐倭儿共一樽”，诗句简洁平实，表达了朱德面临日军重兵攻围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寄语蜀中父老》中的“战士仍衣单，夜夜杀倭贼”，通过五言四句描写烘托为手段，再现了1939年太行山上，日军残暴，寒风凛冽，雪虐风饕，八路军身着单衣，脚穿草鞋，斗志激昂与敌人鏖战的故事；《出太行》中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诗歌采用抒情与议论相织的方式，抒发了朱德对巍巍太行山三年革命生涯的缅怀，歌颂了抗日战争形势一片大好，具有“史”的写实与“诗”的审美价值；朱德这次回延安后，直到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都没有再返回太行山革命前线。但是他革命的心，时时刻刻与前线八路军一起，时刻萦系着枪林弹雨的前线，因此在延安指挥抗日工作的他，常常以诗来抒发抗日深情，激励将士革命心志。如：《“七七”三周年纪念赠抗战将士原韵》中有这样的诗句：“报国仇同志亦同，精诚团结伏强戎。”采用了抒情的格调将朱德的战友情、爱国情、抗战到底的信念表达了出来；在延安指挥敌后战场这段时间，朱德诗词创作成果颇丰，还创作了《和董必武同志七绝五首》《悼左权同志》《我为陈毅同志而作》《祝刘伯承同志五十寿辰》《赠友人》《和郭沫若 (登尔雅台怀人)》等诗来表达自己与人民同甘共苦、与敌人同仇敌忾，收复祖国大好河山的豪情壮志。

不同改良措施对土默川平原碱化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韩 敏，红 梅，刘鹏飞，高海燕，常 菲（76）

二、朱德抗战诗词的渊源——马克思主义文学观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不过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方面，而人类发展史不外是一部物质生产史”[5]。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人类社会本质和发展的认识，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传统机械文学观念有着本质性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如同一个国家的政治法律、科学文化、宗教祭祀一样，“只是人类物质生产矛盾中产生的一些特殊形态，并且受到物质资料生产规律的支配”[5]。所以说，对于文学创作要首先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实践的观点，将一切文学艺术放置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和人类社会关系中去考察，才能解释文学的起源、文学的实质、文学的历史发展规律以及文学在社会革命中兴衰变革的问题。而朱德的抗战诗词实质上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生动诠释[4]。

二要建立监督机制。对于关键环节制定严格的防范规章，基层警务工作者机关内部的相关机构要依据制度进行有效的监督和检查，尽可能将问题发现和纠正在萌芽状态，同时，广开门路，拓宽监督制约渠道，接受来自政府、人大、政协、新闻机构及人民群众的广泛监督。有效的监督机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基层警务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的态度生硬问题，让人民群众在面对不公平的待遇时，可以找到一条有效路径来维护自身权益。

考察朱德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文学言论，以及诗词创作内容，贯穿诗词创作的主线就是诗词要为中国革命事业服务。即，诗词创作必须成为中国革命战争、国家建设中的实际力量，要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服务。在朱德的诗词创作中，任何一首诗词都不是玄虚、都不是无中生有编造出来的，朱德的抗战诗词它本身就是对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和社会建设史实的反馈，对指导中国革命发展、鼓舞抗战士气人心、团结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具有实际效用。较为明确、全面反映朱德这种“马克思主义文学观”思想的有《朱德选集》中的《三年来华北宣传战中的艺术工作》演讲提纲，提纲中朱德提出马克思主义文学艺术要放置于人类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去考察的观点，强调新民主主义抗战文化要放置于1937年以来的全民族抗战的大背景中，从文学服务革命发展的历史规律出发，要求艺术创作要实事求是。朱德认为，诗词创作要“成为人民手中的武器”，文学艺术也可以转化为抗战的实际斗争力量，在抗日宣传和文化运动中，要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文学艺术代表大会中朱德也有过对文学实质的阐释。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在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做了致词，他强调：“文学和抗战斗争，两者有客观联系。文学工作者要用文学艺术的武器鼓舞全国人民。”[1]从朱德的讲话中，可以得出文学也是中国不同抗战阶段革命的武器，服务于中国革命发展。他的诗词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有机构成部分。他对诗词的论述大都采用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方式，用词朴实无华，绝无不必要的博引。在革命生涯中，朱德将诗词一直视为革命发展重要一翼，是中国抗战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客观历史规律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前进、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表现。从朱德的抗战军事指挥思想、军事指挥实践中也证明了“文”与“武”是中国抗日战争革命进程中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辩证统一，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与物质资料生产、人民群众、自然规律相配合[6]。综上来看，朱德抗战诗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生动体现，服务于革命发展的创作主线，贯穿于朱德革命抗战和国家社会建设时期诗词创作的方方面面。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有他严肃、纪律、苛刻的一面；同时，作为一位诗人，朱德又有他乐观、宽厚、亲切、洒脱的一面，这才是一个有文有武的朱德。朱德生活中素爱吟诗，也喜欢以诗会友。朱德的革命战友中与其有诗交友谊的很多，如：朱德与毛泽东第一次诗交发生在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全面胜利之际，朱德依毛泽东《沁园春·雪》填了《沁园春·受降》一词：“红军入满，日寇溃逃，降旗尽飘……事急矣，须鸣鼓而攻，难待终朝”，回忆自己与毛主席一同开辟敌后战场的革命生涯。整首词采用了平抒直叙的写作方法，以抗日战争史实为依据，以时间发展顺序为基点，在政治观点上赞扬了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专制、扭捏作态；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朱德依毛泽东《七律·登庐山》即兴唱和：“庐山挺秀大江边，牯岭乾坤看转旋……此地召开团结会，交心献胆实空前。”这首朱德的唱和之作，将写实、写景、叙事、抒情与议论相结合，既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观的实事求是，又别具韵外之致，表达了朱德乐观豁达的政治心态；在文化大革命遭受不公平对待的十年，朱德多次通过诗作来表达对毛泽东的革命战友情谊，并在生命弥留之际对毛泽东的《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聆读再三，草成二首，对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予以客观评价；除此之外，与朱德有诗交革命战友情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叶剑英等革命同志，在对这些同志诗词唱和中，朱德表达了对战友无限深厚的感情。朱德与文人也有很多谈诗、赠答的经历。臧克家曾讲述朱德在与他两次谈诗的经历，第一次谈诗朱德要求他：“作诗要表现战斗生活，为革命服务，语言不能太拗口，应该通俗化，叫人人看得懂，不仅仅局限于少部分知识分子。”；第二次在1962年的《诗刊》座谈会上，朱德又语重心长的告诫他：“诗词要热情歌颂新中国建设事业中涌现的真实事件，要为老百姓说话”；从朱德与臧克家意味深长的谈词中，也让人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忠实信徒身上所流露出的对走群众路线的深情、对革命战斗的豪情、对祖国建设的热情。郭沫若和朱德的诗交则贯穿于中国革命抗战的各个历史时期[7]。1938年朱德作了流传于世的唯一一篇“白话新诗”《重逢》，与故人相逢喜悦的同时表达了自己为革命事业战斗到底的决心。作为马克思主义忠实的信奉者、践行者，朱德的诗词创作一直与祖国命运前途、革命战争、经济政治、传统文化、百姓民生、历史进程相连，他的抗战诗词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内涵，体现了他尊重客观历史发展规律，爱国爱党、忧国忧民的博大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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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朱德抗战诗词的价值—— 促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阶段，朱德都用诗歌来抒发自己的革命情感，记录中国推翻三座大山史诗般的革命历程。在朱德的抗战诗词中，从写于护国战争时期的《题护国岩》《感时五首用杜甫诗韵》，到写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飞过泰山》《喜读主席词二首》，这些诗词多以叙事、抒情与说理为手法，用马克思主义文学观全面地回顾了中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新中国建设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以诗词表达革命思想，以诗词服务革命，以诗词激发人民爱国主义情感，在诗词创作中从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角度，如《山太行》中的“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论述了抗日战争必然走向胜利，日本等一切反动派军事力量走向消亡的必然性。在用文学服务革命的这条主线上，朱德创作了大量联系人民群众、号召发动人民群众参与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诗篇，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革命的传播。如：《寄蜀中父老》《和李印泉先生〈“七七”三周年纪念赠抗战将士〉原韵》[8]等诗篇中，号召动员发动人民群众，实施全民族抗战，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在坚持要创作民族、大众、民间诗词的基础上，朱德在指挥军事战争的践行中，也有不少的诗篇，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与世界战局问题、畅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未来社会发展问题。如：《战局时局》中的“兴安岭下楚江头，万里烽烟接素秋。灭敌原因分地遍，兴师只为解民愁。法西当道如豺虎，民主高潮胜美欧。四万万人争解放，铲除封建建神州”[9]。诗词运用了叙事与议理相结合的方式，在描写中国战局与时局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联系观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对世界战局的发展进行了展望，表达了朱德对抗战即将取得全面胜利论断的喜悦之情，体现了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军事指挥家的战略眼光。所以说，朱德的抗战诗词思想包含着很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并且结合中国革命抗战的实际，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中的伟大历史产物，不仅仅对于中国文学创作，对于推动中国革命历程发展都具有伟大历史意义。

综上所述，朱德抗战诗词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出发，客观地记录了中国革命战争历程，富有博大精深的文人情怀，在鼓舞人民革命斗志，表达诗人爱国情感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朱德抗战诗词写作风格客观、质朴而又豪情、雄迈，对仗工整，古为今用，格律严谨，抒写了中国20世纪以来革命战争的壮丽史诗，是革命性、文学性与历史性的完美统一。

[参 考 文 献]

[1]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朱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2] 胡国强.朱德诗词赏析[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3] 王彦民. 朱德诗词内容初探[J]. 大连干部学刊,2010,26(2):45-47.

[4] 葛朗.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教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陈众议.马克思主义文学观与外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 朱德.抗战到底[M].上海:国难研究社:1937.

[7]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8] 曾庆亮,王安平,李智. 朱德诗词及相关问题研究述评[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2):93-99.

[9] 可晓锋,董赟. 论朱德的文艺思想[J]. 党史文苑,2015(18):33-36+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