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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演变与优化

更新时间:2009-03-28

高考不仅是一项选才制度,更是一项牵涉到千家万户的社会资源分配制度。志愿填报机制变革是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的重要一环,对促进考试公平、优化录取方式、保障考生利益具有重大影响。恢复高考40年来,我国高考志愿填报制度的时序性、梯度性与价值性都发生了变化,其公平性日益加强。因此,沿着公平的主线探究我国高考志愿填报制度的演变逻辑,反思存在的现实问题,并对当前方案进行优化有助于我国高考制度的进步。

一、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演变逻辑

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可以从时序性、梯度性与价值性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所谓的时序性是指志愿填报的时间节点,如在考试前还是考试后,是“估分”还是“知分”填志愿等;志愿的梯度性(也称顺序性)是指招生主管部门和高校按照什么样的志愿顺序投档与录取;价值性(厚度性)是指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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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序性转变:从“估分填报”到“知分填报”

高校是按照高考成绩来录取考生的,成绩是第一条件,但若志愿填报失误,就可能出现“高分低录”的情况,因此,志愿填报的好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考生高考的成败。刚恢复高考时,我国各省(市)与自治区的高考志愿填报机制只有“估分填报”这一种单一性时序。而“估分填报”机制又出现了两种时间序差,第一种是考试之前填报志愿,其代表性地区是北京与上海,这种机制下的考生填报志愿的主要依据或者参照是:“预考或模拟考试成绩”“平时的成绩排名”“往年的高考录取线”与“个人的兴趣与志向”。第二种是考试之后填报志愿,除上海与北京以外,其他多数省市都采用此方式,历经的时间也较长。这种机制下考生在高考后根据试题标准答案来预估自己的分数,参考往年录取分数线,并结合自身兴趣与志向来填报志愿。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存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即能给人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而制度效益就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外部性和不确定性等的程度”[3]。当前的高考志愿填报制度的运行需要比较高昂的社会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是志愿填报技巧与高考分数一起成为决定高考成败的两大因素,导致考生与家长必须充分了解高考志愿填报制度以及填报技巧,这就成为考生不得已而支付的“选择成本”。第二是目前的高考志愿填报制度的设计十分复杂,无论是省市招生主管部门还是高校都需要调动多种资源制定或提供多种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如每年各高校的招生宣传、咨询热线等都要耗费大量的社会公共资源,当前高校招生宣传(主要是志愿填报咨询与指导工作)的年预算普遍在100万元以上。第三是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高分低就”现象,这些考生往往会出现“消极学习、不满现状”等负面心理效应,这些不良效应的补救也需要耗费社会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第四是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出现盲目性与从众效应,通常以往年的录取分数作为志愿选择的依据,导致志愿填报与录取分数出现“大小年交替”的尴尬局面,这种生源年度起伏性差异也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了高校的教育成本。

(二)顺序性转变:从“梯度志愿”向“平行志愿”转变

我国大多数省市最初都采用“梯度志愿”来进行投档,考生根据自己的分数在相应批次内选择几所学校为目标学校,并且这些志愿学校的排列顺序就是投档顺序。录取时,省级招生管理机构将报考某校且达到该批次最低控制线的考生按照分数高低进行排序,在该校招生计划的100%—120%内进行投档。当该轮录取结束后,招生管理机构再组织后续志愿的投档工作,如果考生成绩低于第一志愿高校录取分数时,就需要向下一个志愿高校投档。如果所填非第一志愿的高校都已录满,考生就会出现“滑档”甚至“落档”,考生的志愿填报面临着“高风险”。

首先是要保障考生的选择意愿得到自由而充分的表达,这是优化当前志愿填报机制的首要目标。从制度设计来看,需要从技术上确保考生的志愿填报不进行人为限制,完全尊重考生的个人意愿或喜好。如尝试让考生自由表达自己对学校或专业的偏好,如在志愿数量上可以填写无限个,也可以放弃“专业服从调剂”,保证退档也不会对考生被其他高校录取造成任何影响。其次是不分批次录取以保障每个考生填写志愿的公平,享受其选择一流大学或者一流专业的权力。其中必须消除考生填报过程中的顾虑,防止考生的选择偏好被“志愿填报”所“绑架”或扭曲,彻底消除因为志愿填报失误而带来的“高分低就”“低分高录”和“高分弃读”等不正常现象。当然,这里还需要在制度设计上保证过程与程序的公平性,并最大限度地达到选择结果公平。

近年来,医药行业的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但随之而来的垄断问题为其发展蒙上厚重阴影,各类药品的超高定价、屡屡断供是药品行业垄断最直接的表现,其在原料药的供应与定价上表现得尤为明显。2015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关于印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决定从同年6月1日起取消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以外药品的政府定价,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最大程度上降低政府对药价形成的干预力度①。中国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经历了药品分类管理模式、政府指导定价模式到当前的市场形成机制,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管控机制,药品行业价格垄断行为频频发生、屡禁不止,给药品行业造成巨大冲击。

(三)价值性转变: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演化

另外,志愿填报涉及到档案的投放,“梯度志愿”模式造成了高校对“非第一志愿”考生的歧视,要消除这种歧视就需要真正实现“同步投档”。虽然实行“平行志愿”可以降低高校“退档”率,但这种模式未能脱离“一档一投”的基本方式,高校仍处于信息高地,信息不足导致考生与高校之间的双向选择空间十分有限。

二、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录取批次划分造成高校间的部分生源选择权的流失

高等教育对人力资本的增值性越来越显著,而高考是决定个人能否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接受何种高等教育的机制。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高考制度在本质上就是对高等教育资源进行分配的制度安排,它既是社会公平的重要标尺,更是教育公平的显性反映。高考志愿填报机制是高考制度公平性得以落实的重要切入点,它的公平性需要在两个方面加强。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考生与高校间的非均衡博弈

考生所填报的高考志愿是招生部门进行投档、高校录取的主要依据。在这个过程中,考生与高校、考生与考生之间实际上构成了博弈关系。根据博弈理论,只有双方处于完全信息条件下才可能有公平的博弈行为与博弈结果。但是,在考生与高校之间明显存在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信息不对称会导致交易中的一方已拥有某些独有的信息,并极可能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损人利己”的行为,导致市场效率和经济效率的衰减,从而形成“逆向选择”(高分低就或退档)。考生和高校在相互选择过程中,高校占据信息的优势,考生则面临选择机会的不均等。高考志愿填报不但设定了填报批次,还对分数公布时间与志愿填报时间做出了限制,如“考前填报”“估分填报”都存在考生信息源渠道单一、内容缺乏等现象,导致考生面临“无知之幕”,在志愿填报的时候过于盲目,容易出现选择失误,甚至出现部分高校考生“扎堆”等现象。相比“估分填报”,“知分填报”更有利于考生的拓宽信息源、增加信息量,可以有效减少“高分低就”的情况。再如,“梯度志愿”与“平行志愿”两种不同的志愿结构会导致考生的选择机会存在明显差异。在“梯度志愿”模式中,由于考生不了解其他考生的志愿填报情况,造成考生之间出现“盲目竞争”,而一旦考生在盲目竞争中过高估计自己的竞争力,就会导致高校退档,最后极可能是“降档录取”。如2005年甘肃省“本科一批”有800余名上线考生落榜。很明显,“梯度志愿”导致考生处于不利的博弈之中。尽管“平行志愿”并不能完全解决考生之间“盲目博弈”,却可以有效降低由于考生失误造成的退档或降档状况的发生率,更有利于保障考生利益。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恢复高考40年来,我国高考制度中的志愿填报机制的改革经历了由单一规则向多元规则的演化过程,无论是时序性变革、梯度性与价值性转变,抑或是多重深度变革,该制度始终沿着公平的主线不断优化。每种旧机制的改变与新机制的探索都是以增强学生的选择权为导向,从形式公平到实质公平是其深层次的价值演变逻辑。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作为公共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都是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其中蕴含了公共权力主体的伦理标准或价值选择,从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演变过程来看,“公平选才”与“科学选才”两大价值主线始终贯穿于其中。

(三)制度效率不足增加了各主体的选择成本

1990年,江苏省最早试行考后“知分填报”机制,到1995年绝大多数省市采用了这种填报机制。“知分填报”是指“考生在知晓自身分数与各批次最低控制线后,根据自己的分数、排名、对应批次的最低控制线与高校历年投档线,并结合个人意愿和志向来填报志愿的一种机制”[1]。这种机制的最大优势在于尊重考生的知情权,使得考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考试成绩有的放矢地选择自己心仪的学校,不但减轻了估分的烦恼,也减少了“高分低就”与部分高校考生过于集中的失衡现象。“估分填报”与“知分填报”这两种志愿填报方式在各省市实践的时间较长,如上海到2016年才不再采用“考前估分填报”方式,而北京、吉林、广东等省市就在两种模式中经历了多次反复。

三、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优化路径

(一)以公平理念不断推动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变革

高考志愿填报机制影响了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决定了高校的生源分配与归属问题。不管是“梯度志愿”还是“平行志愿”,抑或是“一档多投”的填报模式,始终没有走出“批次填报、批次录取”的基本模式。这种模式根据办学水平,将招生高校分成多个批次,并按照各批次的先后顺序进行录取,直接导致批次靠前的高校具有获得优质生源的便利条件,而批次靠后的高校就会失去有利条件。就具体的某一高校来说,一个专业能否招收到优质生源往往和这个专业的办学实力或办学特色不相关,而是取决于学校所处的招生录取批次。诚然,这种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批次化”或“层级化”的志愿填报制度,“以学生分数和学校档次为标准的权力主导招生的录取方式……对提升分数与志愿的匹配度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2],但将高校分成三六九等已经违背了追求教育实质公平的发展潮流。近年来,改革“志愿分层、录取分批”的呼声日益增多,未来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抉择。

“梯度志愿”所造成的弊端实际上来自于“志愿优先”的录取机制,因此,很多省份开始积极探索“平行志愿”的志愿填报机制,意在推进录取制度从“志愿优先”向“分数优先”转变,以降低考生的志愿填报风险。2003年湖南省最早探索了“平行志愿填报”机制并进行了投档机制改革,2005年之后,江、浙、沪、辽、皖等省市都相继做出改变,2008年教育部按照“平行志愿”的逻辑正式启动录取机制变革。“平行志愿”填报机制下,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分数在每个批次中选择志愿学校,这些学校并无“梯度”,投档时将考生分数进行高低排序,按照所填志愿顺序检索这些院校的空余名额,第一个学校没有空余名额时就自动进入下一个学校检索,直到最后被有空余名额的学校录取。这是一种“位次优先,遵循志愿”的机制,其中包括了“大平行志愿”与“小平行志愿”两种机制。“大平行志愿”是教育部推广的一种主流机制,是指对考生所填志愿学校不排序,可以根据分数高低进行平行检索,而对志愿专业进行排序,这种方式使考生的分数和志愿学校之间形成较好的匹配关系,只要考生在专业上服从调剂,一般都不会退档。而“小平行志愿”是一种不完全平行志愿,考生在该批次中可以选择一个第一志愿院校和数个第二志愿院校:其中的第一志愿是“梯度志愿”,在同分情况下按照“志愿优先”的原则录取;第二志愿是平行志愿,在本批次第一志愿高校录取结束后,省级招生管理机构根据分数高低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的原则对平行志愿学校检索,直到录取。

近几年来,为了减少平行志愿给考生带来的专业选择风险,提升录取制度的公平性与效益性,部分省市开始探索“取消批次、全面平行、一档多投”的录取机制,由此推进了志愿填报机制的改进。这种机制的主要特点是对符合条件的考生同时投档到某一高校,并对专业进行比对分析,高校根据比对结果对符合条件的考生做出预录取排序,并向省考试管理机构提交预录取名单,以备审核。省考试管理机构根据考生志愿顺序、考生专业预录取排序情况、院校专业招生计划数等进行录取,以减少考生选择的风险。

(二)以成绩为标准的高校自主制定录取准则

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机制不健全导致考生志愿表达不充分、信息不对称,从而形成不公平的博弈关系。如“考前估分填报”方式可能会对那些考试发挥失常或发挥超常的考生造成“志愿落空”或“高分低就”“考后估分填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提升考试成绩与志愿填报之间的匹配度,但考生处于一种信息不全面的状况,与其他考生形成博弈,也会导致志愿落空或“高分低就”“知分填报”机制仅仅减少了考生估算分数带来的焦虑,并未减少考生在选择专业等方面带来的风险,可能会带来“学非所愿”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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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设计中应该以成绩为标准,让他们的志愿匹配结果与平行志愿的博弈均衡结果达成一致。同时,我们也必须关注制度效率,通过“一年多考”、综合素质评价考核等方式来尽量减少考生真实学力水平与高考成绩之间的误差。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条件下,还需要对高校赋权,将原平行志愿中由省市招生管理机构制定的统一录取投档标准转变为由高校按照自己的偏好来自主排序,实现从“政府录取”向“高校录取”的转向。这就需要根据历史办学经验来提炼学校特点,梳理各专业的不同需求,“将志愿报考的学生所需具备的各种素质转变为可以量化的录取原则或指标”[4]。而省市招生管理机构应该协助、监督和审核高校制定的录取准则,在协商的情况下剔除不合理的量化指标,并通过各种渠道向社会公布各高校的招生计划与自己的评定标准。

(三)以综合效益为核心构建“全域式志愿填报”机制

制度效益不仅仅是经济效益或者单纯的政治效益,而是政治、经济与社会多重效益的综合。高考志愿填报机制的效益需要从考生、学校与国家等角度来考虑填报志愿与招生的成本实现最低,这需要从制度设计上尽量简化流程与环节,在保证操作方便的情况下尽量缩短录取周期,提升考生与高校的满意度。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制度的可发展性,为政府的调控预留空间以适应政府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需要。笔者认为,“全域式志愿填报机制”可以满足考生与高校完全充分地表达自身选择偏好与意愿,实现制度综合效益的提升。这种“全域式志愿填报机制”具有多重特点。第一是系统可以根据考生的成绩与选择偏好自动匹配生成学校序位与专业序位;并且系统还可以根据考生体检结果与其他信息自动形成个性化的高考志愿方案。第二是淡化志愿的先后次序,无论考生达到哪个位次的志愿学校的分数,都可以打破校际位次并以专业志愿为准进行录取,这就保证考生可以自由而充分地选取相关的专业。第三是考生可以随时查询自己高校录取的情况,如果不被某些专业录取还能获得具体的解释。

【参考文献】

[1]樊本富.我国高考志愿填报方式与录取机制的利弊分析[J].考试研究,2014(2):38—43.

[2]孙智琳,王鉴.从知识测度到素质考查:新一轮高考改革的目标选择与政策优化[J].江苏高教,2017(11):24-28.

[3]袁庆明.论制度的效率及其决定[J].江苏社会科学,2002(4):34-38.

[4]霍宝柱,卢一亭,厉浩.高考录取机制改革的思路——基于双边匹配机制理论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3(10):59-63.

 
王世斌,刘旭东
《江苏高教》 2018年第05期
《江苏高教》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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