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与实现依法治国的重要路径和“顶层设计”。大学治理的核心是依法治理,凸显大学行政向善、求善与行善的内在善性,这既是一个管理问题,又是一个价值问题或伦理问题。因此,从伦理学的视野来审视、探察与解析大学治理问题,不但可以彰显大学治理的伦理意蕴与道德价值,还可以为我国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有益的帮助。

一、大学的价值实体属性与大学治理的价值特性

大学是否是具有价值特性或伦理本质,这是研究大学治理价值体系的前提性问题。美国学者布鲁贝克认为,大学就是一个以研究高深学问为主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中,各主体在学术生活与日常交往中构建了特殊的价值伦理关系,并使大学内在地生成了特有的价值特性。

(一)大学作为“价值实体”的存在

在黑格尔看来,“价值实体”是分析价值合理性的基础,也是正确理解和把握价值关系与伦理秩序的“钥匙”。他认为,所谓的“实体”具有“自因性”与“主体性”两个显而易见的内在规定性,即实体是无待他物而自成原因,并是他物存在的依据,同时,它又是自主运动和变化的“具体的实体”,是“包含着同自己概念合一的自为地存在的自我意识,它是家庭和民族的现实精神”[1]。概括起来说,“价值实体”实际上就是“多种相对而具体的伦理关系竞相展现的实体,同时也是由这些关系最后所形成的社会价值秩序的复合体”[2]。因此,大大小小的机构、团体、经济体或家庭等“共同体”都属于现实存在的“价值实体”。现代社会中所有的个人都生活在“价值实体”之中,是每个人安身立命且有伦理关切的生活场域。它不仅是个人藉以生存的场所,也是塑造灵魂、完善品性、提升境界、成就卓越人生的场所。

概言之,任何具有伦理关系或价值特性的“共同体”都是“价值实体”或“伦理实体”。现代大学不是一个纯粹的“象牙塔式”的学术组织,而是在其周边聚集着各种价值观念或利益诉求的个体、组织与关系体系,如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管理者、教师与家长等,并且他们在较长时间的交往过程中构建了彼此需要和依靠、互为满足与支撑,最终构成彼此互动的价值伦理关系。现代大学就是由这些个体、组织与关系组成的结合体,也是一个“价值实体”。同时,“价值实体”具有“自我立法”的规范性关系体系,是“自在自为地存在的规章制度……是从事物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规定”[3],其价值体系构成具有天然的内在规定性,从而决定了大学与其他“价值实体”的差异性。

(二)大学治理的价值特性

大学治理的实质就是通过制度来理顺和调整大学的权力关系与利益关系,实现善治。所有的“善治”都是建立在某种价值伦理规范预设、价值观念、价值判断与价值取舍的基础之上的,因而,伦理精神是大学实现“善治”的底蕴,具有先在性与前提性的价值。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的价值澄清、制度重构、工具选择与实施都不能脱离现时代的伦理背景,其内涵表达也不可能超越时代价值的支配或导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治理价值体系可以规约治理工具、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的适恰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等。

大学治理价值渗透在大学治理的方方面面,在现代大学治理过程中为理念与制度的合理性与正当性提供保障,使大学职能不会发生偏移。尽管时代对大学职能的要求在不断拓展,但是,育人为本始终是我国大学职能与伟大使命的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是根本性的使命。这就决定了我国大学治理价值取向应“使个体实现从个别性向普遍性的跃升,成为普遍性与个别性的统一,最终使人达到更高层次的解放”[4]。

二、现代大学治理价值体系的谱系分析

上述对大学治理价值谱系的分析,仅仅是一种“应然”性的理论构建,而现实中,“应然”与“实然”之间还存在较大的距离,需要通过从主、客观方面努力才能弥合他们之间的鸿沟。现代大学治理价值的品性完善不但需要有很好的社会公共伦理环境,又需要大学不断加强对“应然性”价值的建设,还需要大学这一“价值实体”中多元主体伦理素养的提升。大学治理价值的品性不仅是生成的还是构建的,但其切入点还是在治理过程中化“应然”为“实然”,进而形成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性。

(一)公正性

一方面,这是由大学治理的特殊性所决定的。现代大学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一部分,因而,它具有社会治理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表现为将公正性作为社会治理的价值取向;但是,现代大学治理又与一般的社会治理有所不同,即大学治理要调节的利益和权力领域是在以高深学问为重心的高等教育领域,经济利益、学术利益与政治利益,行政权力、学术权力以及政治权力等纠缠在一起,“而唯有在公正的理念上建立起既尊重高等教育规律,又符合大学治理内在要求的现代化治理机制”[6],才可能有效化解大学内外部的冲突与纠葛,大学中所有的利益与权力博弈都是通过公正的治理过程并构建公正的大学制度才得以确定。

得到“善治”的社会普遍具有自由、公正、民主、稳定与和谐等“美德”。这些“美德”实际上就是社会的价值体系构成。但是,在这个价值体系结构中,不同的价值维度也具有不同地位或重要性。无论是社会中的其他“价值实体”还是大学这一“价值实体”,公正是其价值体系中的首要之维。

另一方面,这是由现代大学的使命所决定的。大学是现代社会规模最庞大的学术组织,并肩负着培养人才的特殊学术使命,这一使命是大学的本质特征,也决定了大学的全部活动目标与大学治理的终极价值取向。现代大学要走向社会的中心就必须通过“善治”来“维护大学功能活动及相关活动的正常开展,确保所有主体能够平等地分享大学权力与利益,共同完成大学的使命”[7],而“任何一种治理,即使形式完备、程序公正、工具合理,如无助于大学使命的实现,就是不合理的和无效的治理,就会失去合法性,更妄谈实现治理效率、秩序与质量等目标价值”[8]。因此,公正是大学“善治”之价值体系中的首要之维,这既是大学使命担当的需要,更是人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

(二)自由性

近代大学的发展史实际上也是近代大学的“善治”史,也是大学自由精神的不断丰富过程。近代大学的自治与自由思想从萌芽到逐步完善的每个历史阶段,都使大学的自由精神在大学治理过程中得到了完善与升华,最终使大学的自由精神成为大学治理价值的内核。

大学治理属于社会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性形成与社会公共价值体系建设紧密相关。大学治理价值品性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公共价值的品相。当社会公共价值品性良好时,它就能为大学治理价值品格的形成提供较好的法律与制度环境,积极引导大学治理自觉遵守社会公共伦理,使大学治理价值体系能够迅速获得社会的普遍尊重与认同。而大学治理参与者的伦理素质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格。同时也反映了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格,正因如此,努力加快社会公共价值体系建设的步伐,提升大学治理主体的公共伦理素质,不但可以顺应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还可以为大学治理价值品质的形成提供最佳的外部环境。

(三)民主性

现代大学的“善治”提倡“多元共治”,即不同利益主体平等而民主地参与大学的内外部治理,而民主之所以成为大学治理的价值之维,就在于它“不但体现了自由、平等、公正等多重价值维度中的一种,还在于它能够联系与协调彼此竞争的既有问题的一种价值……有助于为构建不同问题之间的关系提供基础”[9]。对大学中重要的制度与决定等进行民主化决策、管理与监督等,不但是大学治理的重要内容或目标,也是衡量大学治理方式是否合理的价值标尺。

3.3 曼氏裂头蚴感染的病例在我科收治的病种中还是罕见的，该例患者的饮食习惯是其患病的主要原因。因此，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我们护士应尽的职责。同时，预防本病的关键是加强卫生宣教，普及科普知识，注意饮食卫生，改变不良的饮食习惯和不科学的观念，才能有效的预防裂头蚴病的发生［6］。

大学治理主要是通过大学制度构建来实现,因此,大学制度成为大学秩序构建与维护的基础,特别是在涉及大学民主改革的时候,制度供给是大学治理得以实现的关键。中世纪以来的各个时期,大学制度的构建一旦脱离了民主意识、民主氛围与民主环境,大学治理就会“有名无实”或“无功而返”。只有将民主这一伦理之维渗入到大学治理理念的建构与治理工具的选择之中,才会建立起公平、公开与公正的大学治理模式,才有可能建立高效的治理制度与治理机制,才可能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平等、自由参与。

与此相对应的是,民主也是衡量大学治理是否合理合法的重要标尺。大学存在的终极价值在于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使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所要凸显的就是人的生存状态与存在价值,而民主作为价值性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它尊重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完善人的谦虚与尊重他人的人格品性、激活人的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强调大学治理价值体系的民主性就是倡导构建民主的大学制度以保证各利益相关者参与大学治理的权利。

(四)发展性

制度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同时制度也是人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条件。人的生存发展既要受到社会生产力的制约又要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因而,任何人(甚至是任何组织)都是一定社会制度中的人(或组织)。人或组织为了发展往往会试图冲破社会制度的限制,造成行为失范,社会治理的目的就是在于通过优化制度、调节关系与规范行为来提升社会运行效率。

此外，教师利用观察与纠错法引导学生积极观察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这对于场边由于身体原因无法下水的“见习生”大有帮助。虽然无法下水实践，但是从概念和认知上已经对动作学习有了一定程度的把握，接下来教师可以采用口头询问的方式进行检验，也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见习等于休息”的课堂陋习。

社会治理源于人的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大学治理源于大学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并对大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既是大学教育活动的结果,又是对大学教育活动的规范,既可以限制大学的行为,又为大学发展提供现实而确定的空间。发展不但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目标,还是个体与组织的最高目标,因此,对社会治理与大学治理的评价必须坚持这一价值标准。大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育人,大学治理的伦理规范与价值取向就是促进人的发展;如果大学治理违背了人的发展性与主体性,就会阻碍人的发展,这样的大学治理就是对大学的非伦理的扼杀。

但是目前很少有对稻谷中微量叶黄素检测的研究。叶黄素在提取过程中会受到有机溶剂及用量、KOH甲醇溶液质量浓度及用量、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及抗氧化剂BHT添加量的影响，各个因素对叶黄素提取量的影响不同。本研究通过运用HPLC-DAD法定量检测稻谷中叶黄素的含量，采用响应曲面法优化各个提取条件，并建立各因素与叶黄素提取量关系的数学模型，确定最佳提取方法，为高效提取与测定稻谷中叶黄素提供参考。

三、现代大学治理价值体系的品性生成与构建

“价值理念是治理伦理的灵魂”[5],参与社会治理的主体所拥有的政治地位、经济基础与社会价值等都影响着他们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道义判断与价值追求。因此,任何治理都蕴含了一定的价值取向、目标偏好与伦理规范。大学的“善治”应该包含哪些价值品性,抑或什么样的大学治理才是“善治”?公正、自由与民主是当代社会“善治”的价值诉求,作为社会“价值实体”的大学,要实现真正的“善治”也必须使整个治理理念与治理行为具备公正、自由、民主与发展等多重价值谱系结构。

(一)加强社会公共价值体系建设,净化大学治理价值品性形成的外部环境

中世纪的大学教师与学生天然地具有独立自由研究、自主教与学和自主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大学治理的主要目标就是为追求学术而坚持抵制外在权力的干涉。英国大学不但从教皇与世俗皇权那里争取到了“特许状”,排除了外部政治与宗教权力给大学自由造成的干涉,还将自由与自治确立为现代大学治理的基本价值原则。18、19世纪新人文主义思想所主张的个性与自由对大学的治理价值产生了较大影响,其中,德国柏林大学首次将“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学术治理的价值准则,并通过构建具体的制度使大学治理所倡导的“教学自由、学习自由与研究自由”得到了落实,并成为现代大学治理的典范。到20世纪,“学术自由”已经成为西方大学治理中非常明确而普遍的价值原则,并将这一价值原则应用到大学制度之中,以此来维护学术自由。如“美国大学教授协会”从20世纪初开始陆续确立了“学术自由”与“终身聘任制”大学治理原则,并得到了多数大学的承认与履行,使保护大学的自由精神内化为现代大学的制度价值或制度伦理。

中国当代公共价值体系是社会公共生活价值建构的基础或背景,而制度化是社会公共价值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制度实际上就是“被制定出来的一系列的规则、守法程序与行为道德伦理规范”[10],而公共价值的制度化就是将人们公认的价值伦理转化为制度或法律,旨在促进人们公共价值意识的形成,使公共自由和正义价值能够在社会的各种制度层面得以实现。但是,社会公共价值建设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演变的“无为”过程,而是通过社会公共组织的培养而实现的。需要借助于公共组织,让大学治理的参与者在民主的社会实践环境中获取优秀伦理价值品质,并使民主的社会实践成为推动大学治理价值品质持续提升的动力,而自由平等地参与制度或政策过程可以培养具有权利和责任等公共意识的“大学人”。

2.4 不同肥料增效剂对玉米农艺性状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各处理穗长在16.70～18.45 cm，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施肥处理穗长长于不施肥处理，施用增效剂的处理长于常规施肥的穗长，前3位的穗长处理⑨、处理⑩、处理⑥分别比常规处理增加0.87、0.85、0.82 cm。各处理穗粗在4.9～5.2 cm，各处理间差异不显著，但多数施肥处理穗粗长于不施肥处理，前2位的穗粗处理⑨、处理⑩较不施肥处理分别增加0.3、0.3 cm。各处理突尖在0.9～2.0 cm，各处理间差异显著或极显著，但多数施肥处理突尖短于不施肥处理，前2位的突尖处理⑨、处理⑩较不施肥处理分别减少1.1、1.1 cm。

求解子优化问题式(8)时,首先创建s×r的高斯随机矩阵Φ,用于实现后续Kaczmarz迭代中投影操作的降维运算,其中s=log(r),并依据矩阵V中每列大小随机选取r列构造子矩阵然后对U的每行进行循环,选取矩阵V中与当前行Ui最匹配的列进行投影.由引理1可知,与的内积和Ui与的内积近似,故算法可在降维后的子空间中选取与Ui最匹配的列其中为了确保列选取的最优性,算法随机选取矩阵V中的一列Vl对进行验证,并保留和Vl两者中与当前行Ui最匹配的列进行投影运算.

(二)将大学治理“应然”的价值品性融通于现代大学制度之中

大学治理的价值品质并非由外部环境所决定,而是要通过大学制度内在的选择才能真正形成。由于制度可以帮助个体从他律转向自律,使很多“应然”的价值规范在自律中成为一种习惯,最终成为制度性价值规范,并对所有人起到约束作用。因此,大学治理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制度伦理,是为大学的制度安排提供合理性、公平性、正当性与正义性的审视框架,并为大学制度建设提供合理的价值规范。大学担负着教人向善、从善与为善的重任,大学制度就自然而然地被赋予了抑恶扬善的价值内涵或伦理意义,因此,大学制度建设必须“合规律性”“合价值性”与“合伦理性”。

大学制度要能够保证在大学治理的不同环节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融入公正、民主、自由和发展等价值诉求,这也是决定大学制度是“善”还是“恶”的重要因素。当大学制度能够反映大学教育的客观规律与多数人利益要求的时候,就会被社会所认可,才更有“合价值性”与“合伦理性”,相反,失去育人价值、公平正义等伦理价值的大学制度不但不会得到公众的自觉遵守,甚至还会失去存在的合法性与运行的有效性。因此,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性的形成要通过大学制度建设,让社会对其本质有自觉认识与情感认同,“进而以这种制度的普遍合理性作为自己的欲望定向,从而给个人的理性、欲望、情感以一种正确的秩序,这样,我们获得一种有着深厚的自由实现的关怀的制度背景”[11],从而使大学治理获得公正、自由、民主与发展价值品性。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高校的扩招，大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培养质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如何提升大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和综合能力是高等院校亟待解决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所谓综合能力指观察能力、实践能力、思维能力、整合能力和交流能力。要实现我国高等教育从知识到能力的转型，无疑应该重视对大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首先从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增强学生自主学习及主动学习能力着手，制定全新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大纲，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方法，结合多种授课手段提高教学质量，重点关注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具体如下：

(三)强化对大学治理主体价值品质的培育与提升

大学治理的价值品质归根到底还是由人的伦理品质所决定的,大学治理价值品质建设不但需要有效的公共价值体系来体现,更需要治理主体的价值品质加以保障。如果大学治理参与者的伦理价值层次较高,就会自觉遵守大学治理价值的内在要求,使大学治理获得应然的伦理价值。因此,强化大学治理参与者价值品质的培养与提升,有助于大学治理价值品质的提升。

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中，业主缺乏技术经验，仅凭开发商的宣传和自身经验作出投资判断，在投资和开发商选择上容易作出错误的判断。因贪图一些小利而导致成本增加，致使信息化建设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这种结果发生，就要从根本上解决委托代理之间这种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信息化建设中引入第三方会改善业主所处的劣势地位。第三方提供的专业的评估意见会帮助业主更为理性、客观的选择开发商合作，降低投资风险。业主与第三方、开发商之间构成了微妙的利益关系，三方对信息资源各取所需，从而使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建设成功的展开。

“价值实体”是个体伦理养成与提升的重要条件,大学作为“价值实体”的存在可以在大学治理主体之间建立起情感沟通的渠道,有助于各方治理主体之间形成对学校的忠诚意识,也有助于个体价值品格在伦理性交往中得到陶冶与塑造。“价值实体”对大学治理主体的价值关切可以帮助他们的价值品性从个别状态向普遍性状态转化,最后形成具有共同体的价值品性与价值行为。

同时,外在的价值规范与伦理要求只能通过吸收内化才能成为个体的价值品质。这就需要大学治理主体不但要熟稔大学治理的价值准则与价值目标,还需要在大学治理的参与过程中进行实践和反思,使这些价值准则与价值目标逐步内化而保持稳定性与长久性,对自身在大学治理中的参与行为起到约束性的作用,进而转化大学治理的价值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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