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出场视界

所谓公共精神,是指具有独立主体人格的个人,主动融入公共文化生活,积极关怀公共利益,广泛参与公共事务,主动承担公共责任,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与全面发展的精神文化风貌与行为方式。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是指,高校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基于一定的文化形式与途径涵养受教育者的公共精神,使其化育于自身的认知、认同与践行中的文化实践活动。全面理解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出场视界是厘清公共精神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之意蕴的重要表征,对提升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具有重要意义。

(一)出场起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意旨

恩格斯指出：“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在当今时代,公共精神作为一种精神特质与文化表征,涵盖了时代特色,为理想人格的塑造提供了方向。从本质上看,公共精神内含着自由、平等、公正等价值诉求,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包含着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的基本内容,它增强了人们的道德认知,明确了责任与义务,引导人们向真善美迈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是源源不断地造就适应时代发展的知识丰富、能力出众、德行高尚、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因而,公共精神的价值诉求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公共精神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意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在地拥有培育公共精神的责任与义务。高校教育工作者在教育过程中通过一定的文化方式与方法对受教育者进行公共精神的涵养化育,使其逐渐拥有对独立主体人格的理性认知、对公共利益的情感认同、对公共事物的广泛参与、对公共责任的主动承担的意识与能力,以此实现自我价值与全面发展。

借代对于汉语常用词的另一方面的影响就是使词获得了借代意义。词由于借代法产生借代义是汉语多义词产生新的义项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之一。[注] 葛本仪:《现代汉语词汇学》,第181-182页。

(二)必要视界：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与高校文化育人的内蕴契合

文化也称人化,是指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在改造主客观世界的过程中,通过生产实践,客观世界才变成“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2]。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就是人类通过实践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本身以及这种活动的方式及其成果的总和”[3]。作为知识、思想与文化高地,高校以其自身优势,通过优化文化氛围、创新文化传承平台、优化文化教育载体对学生进行熏陶与滋养,将自身的文化价值取向传授于学生,以此达到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目标。高校文化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充满无限活力与生机,其所释放的创造潜能不仅源于自身的禀赋,更源于高校文化的高度自信、自觉与自强,它不断推动着高校教育向前向上发展。公共精神作为一种价值取向与行为方式内蕴着文化的基本属性,内含于高校文化之中,并贯穿于高校教育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一方面,高校教育的文化使命包括引导学生广泛参与公共事务,明确自身社会责任,培养其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公共性品质,这种教育文化中本身就孕育了公共精神的萌芽;另一方面,公共精神关注个体的价值、德行与全面发展,崇尚自由、平等、公正,努力将个体融入社会,消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隔膜,这种精神追求贯穿于高校教育过程与校园文化的方方面面。因而,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是高校进行以文化人、文化育人的重要环节与手段。

(三)逻辑可能：实现大学生自由而全面发展是其共同价值考量

马克思认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4]。个人的社会存在样态与其生产活动保持协调同步,“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5],也就是说,既包含他们的生产产物,又包含他们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活动实际上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即实践。公共精神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其存在的价值归依是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高校教育的目标也并非培养具有一般能力素质的人,而是培养一种具有独立、自主、自觉、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人。这种教育目标与公共精神的价值归依不谋而合。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培育大学生的公共精神理应注重个体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诉求。在现代社会,个体要融入公共生活,涵养公共精神,必须具备主体地位与独立自由的人格特质,以平等的身份参与公共事务,以此维护公共精神的价值,实现自我的全面发展。对于高校教育而言,培育公共精神是学生个体社会化过程的重要一环,是个人本体性价值实现的前提与条件,是个体自我塑造、自我改变、自我发展的重要文化维度。

二、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困境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文化价值诉求,公共精神承载了重要的角色任务。但是,目前高校在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应然之维与实然之境方面存在“认知空场”现象,这种境况导致道德教育效果的理想状况与现实情况之间产生隔膜,也不利于受教育者的德性养成与精神文化诉求,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也有研究者提出这样一个文学检验标准：语言是产生文学的言语形式，而方言不是。同样地，这种说法也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犯了和政治标准相反的错误，它易使人们把英语方言看成语言。

(一)道德文化多元化态势下受教育者的人格迷失

(1)训练集：使用第6届“泰迪杯”数据挖掘竞赛的train_data_sample数据集、train_data_complete数据集与百度WebQa数据集中me_train数据，共计92万条数据。在实验时，选取不同数量数据集进行训练并进行对比。

实验材料没有动画效果。因为眼动仪测试的需要，测试PPT被转换为PDF格式，转换后无动画效果，无法获取PPT中动画播放时的眼动数据。在未来继续研究PPT课件的可用性时，需要解决这一问题。

当今文化多元化态势下,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不断扩展,公共事务增多,人们的公共参与日益频繁。新出现的公共空间、文化观念、社会思潮、道德秩序等对社会各个阶层与群体原有的文化传统、行为习惯、精神取向以及人格坚守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大学生作为社会最敏感的群体,在这种多元文化的冲突与选择中人格极易迷失,致使公共精神的培育弱化,具体而言：第一,人格认知迷失。新出现的公共空间如互联网空间纷繁复杂,受教育者可以在网络空间畅所欲言,甚至能实现“可远观也可亵玩”之真实幻景,这种既真实又虚拟的体验弱化了受教育者的自我意识、公共意识、责任意识,由此也使得受教育者忽视了“超我”的人格层次要求,欠缺的人格系统只能处于迷失化状态。第二,自我认同迷失。在公共文化与自我成长等因素交互作用下,受教育者将自己从不同渠道获取的碎片化资料进行排列组合,重新评估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定位、生存环境、理想规划等,在这个过程中,受教育者往往会对原先的自我认同进行重新审视甚至质疑,而新的自我认同尚未完全建立,这种新旧认同体系之间的断层容易使受教育者处于自我认同迷失的危机之中。第三,行为选择迷失。传统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倡导集体主义取向,立足于“超我”人格与“公共人”的培养。然而文化多元化影响下,各种边缘化社会思潮乃至反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潮涌现,受教育者在人格认知迷失抑或自我认同迷失的状况下,其价值判断与行为选择势必也会受到影响。

(二)价值判断摇摆化境遇下教育内容的权重失衡

当前,我国处于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共时共在的环境中,文化氛围呈现多重性。三种文化具有不同的道德规范与价值意识,由此形成的不同文化理念影响着人的思想与行为,从而导致文化之间相互冲突与碰撞。在此文化环境中,传统的教育文化环境受到了新媒体所造就的传媒拟态文化环境的冲击。传媒拟态文化环境是一种被“过滤、选择、加工、重新结构化以后向人们展示的环境”,它不是真实的环境再现[7]。一方面,传媒拟态文化环境以其信息化、网状化的固有特性,使得社会的信息量剧增,人们接收信息的时效即时、渠道多样;另一方面,传媒拟态文化环境还具有碎片化与虚拟化的特性,如此导致人们接收到的信息内容鱼龙混杂、难辨真伪。传统文化教育媒介发布信息的速度往往滞后于拟态传播媒介,致使传统的文化教育理念也受到了传媒拟态文化环境的挑战。这种复杂的网状化社会系统,既影响人们对社会事件的判断与社会舆论导向,又影响受教育者对公共精神的体认与践行。

作为一种文化上的表征,公共精神的价值取向蕴含了文化之基本精神,公共精神的基本内涵折射了一定时代文化所反应的秩序规范,公共精神的培育需要先进文化的引领与规导。进言之,完整人格的塑造与公共精神的构建都受一定的文化导向与文化诉求所引领、规约与协调。完整人格是具备公共精神的关键条件,公共精神是形成完整人格的价值导向。

在传统的教育实践中,高校对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更多地注重对集体主义、整体价值以及核心价值引导即“利他”的规训教育导向,而缺少对个体价值与人的发展即“为己”价值教育的观照。基于此,受教育者应视公共利益、利他价值至上,当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产生分歧,不可兼得之时,势必“先公后私”,甚至“大公无私”。然而现实情况是,传统公共精神的教育过于形式化且泛化,只讲“是什么”和“怎么做”,缺少“为什么”要这么做的深层原因阐释,只灌输集体主义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缺乏对个人利益和个体全面发展的深入思考。而随着公共空间的发展,公共舆论的开放,受教育者接收信息的渠道多样且便捷,其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选择早已发生变化,对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等有了更直观且深入的体验与了解。在这种现代性的生成语境下,教育者继续遵照传统公共精神培育的内容权重进行教育,从而导致“利他”与“为己”教育的权重失衡,容易使受教育者处在价值判断摇摆化境遇中不知所措。如受教育者在遇到公私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不知该作何选择。

(三)信息承载网状化情境下教育环境的虚化

公共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对公共利益的关怀与认同。个人的生活总会与公共生活发生联系,必然会不同程度地与公共利益有关,但部分人只会在与自己直接相关的私人利益发生联系时关心公共利益,这时他们只是以“私人”的身份融入公共生活,而不是以“公共人”的身份。当公共性的利益与个体性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往往容易在这种“利他”还是“为己”的价值判断中摇摆不定,纠结徘徊。公共精神是一种包含了公共参与、公共利益、公共责任等多种利他行为取向的文化实践,是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性品质。这种利他的行为取向并不排除个人合理利益的存在,公共精神所追求的是“为己”与“利他”的和睦共处。涂尔干认为,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两种不同的意识：一种表现为“我们每个人的个性”,即自我人格;另一种表现为“全社会所共有”的集体类型,是不可或缺的[6]。

培育大学生公共精神应该是认知、认同与践行的统一、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教学相长的融通。探讨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困境,旨在针对问题产生的症结,对症下药。有必要重新选择一个文化培育系统,从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再到优化“文化内容”,最后到“文化场域中的践行”,从而实现“文化自觉”。唯有如此,才能让受教育者真正理解公共精神的科学内涵,让其对公共精神的理性认知转化为情感认同,再由认同转化为自觉自为的外化践行,实现知、情、意、行的契合。

三、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困境的破解之策

当前,我国高校进行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主要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依托,以校园文化的熏陶为辅助,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精神的特别教育,且教育媒介侧重于传统教育方式与教育环境。在传统教育媒介还没有触及的时效内,新出现的传媒拟态环境早已渗透进受教育者的学习与生活中,抢先影响着受教育者对于公共精神的体认与践行。因而,目前培育公共精神所面临的教育环境处于网状化情境下的虚化当中。在拟态环境中,受教育者的日常交往“从公共领域转向了私人领域”,“虚拟交往的匿名性必然导致交往过程的隐蔽性”,使得受教育者在传统文化环境中“以身份为依托的交往所形成的责任与道德规范失去作用”[8]。因此,纵然传媒拟态环境使受教育者能即时接收到海量信息,但是信息内容难以甄别,且在这种虚拟环境中容易挣脱道德的约束,致使整体的教育环境处于虚化当中。

(一)视界展开：提升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

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指的是,高校教育者基于一定的文化基础对受教育者施以公共精神的教育,使其对公共精神的内涵、历程与指向有一个整体的自我判断、自我觉醒与主动创造的教育文化活动。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实质是使受教育者对公共精神的整体认识从文化认知到文化认同最后到主动践行,以此实现文化自觉的教育实践。道德文化多元化态势下,受教育者的人格认知、自我认同与行为选择都处于迷失化状态,亟须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进行规导。文化自觉源于“人类对自身命运前途理性的认识和把握”[9]。因此,高校要倡导公共精神,首先要提升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突出受教育者对主体人格的理性认知与自觉认同,培养受教育者的理性思维能力。主体人格是个体所具有的独立的、理性的、自觉的思维和行为模式。

公共精神是在西方现代性语境中提出来的,其在中国语境下的培育必须要摆脱西方话语的概念体系和逻辑框架,将公共精神的培育置于我国的现代化背景下,纳入到我国的具体国情中,结合我国的历史文化加以思考与研究,形成公共精神培育的本土化语境,挖掘公共精神培育的本土化内容。作为公共精神的主要内容与核心价值诉求,公共利益承担着关键性的角色任务。因此,优化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内容,关键在于受教育者对公共利益的全面理解与价值关怀。公共利益的实现并不排除个人利益,它强调个人利益得到合理满足,两者在互相博弈中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对养猪场（户）和饲料厂而言。首先，养猪场（户）真正了解所使用的饲料原料的供应链非常重要。包括：从谁那里购买了原料？厂家又从哪里买到？在运输中是否与其他原料混杂或混合？每个中转地点的生物安全政策是什么？这些对于正确评估原料携带外来动物疾病的风险非常重要。

(二)对话交往：优化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内容

具体而言,提升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应做到：第一,全面理解公共精神的内涵与实质。公共精神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表征与文化实践,其基本前提是个体对独立主体人格的理性认知,价值诉求是个体对公共利益的情感认同,关键在于个体对公共事物的广泛参与,最终归宿则是个体主动承担公共责任,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与全面发展。第二,厘清公共精神的发展历程与未来趋势。公共精神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精神文化现象。在前现代社会中,农业文明下传统“熟人社会”依靠基本的纲常伦理、道德规范来维持公序良俗;在现代社会中,工业文明下“陌生人社会”依靠社会公德与秩序规范来保证社会良性运作;在后现代社会中,信息社会文明下德治与法治兼顾。我国目前处于三种社会形态共时共在状态下,除了依靠维持公共生活基本秩序的社会公德与法律法规以外,还应依赖于人们更积极的公共精神,它使社会更加富有活力与生机。第三,梳理公共精神中包含的中西方优秀文化特质。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现代西方先进文化的本质与脉络进行全面解读,即“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将公共精神中所蕴含的中西方优秀文化特质与价值属性进行对话、交流与沟通,从中取长补短,以此达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0]之效果。第四,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公共精神的文化引领。我国的主导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对引领社会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有重要意义。公共精神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的契合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其建设是公共精神培育的目标与路径;公共精神中内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因而,高校教育者必须向受教育者鲜明地亮出这面旗帜,使其在行为选择上坚定科学的方向指导。

第一,通过文化引领,对利他价值与为己价值进行感知与定位。充分发挥文化的引领作用,挖掘公共精神的本土化资源,结合现代西方先进文化,将公共精神的文化历史意蕴与现实价值纳入受教育者的视野,使受教育者对公共精神的本土化资源有清晰的文化认识,对西方文化有选择性的取舍。在这一过程中,受教育者不仅能明确感知利他价值与为己价值在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在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而且能合理定位利他价值与为己价值相互之间的关系,即利他价值是为己价值实现的本源与归宿,为己价值是利他价值实现的条件与基础。第二,参与公共事务,实现利他价值和为己价值的同构。受教育者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这时候就需要教育者的良性引导与循循善诱,让受教育者明白“大公无私”的同时其实也在“公私兼顾”,公共利益只有得到最大维护,个人利益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只顾及个人私利而忽视公共福祉,个人将陷入“可悲境地”[11]。因而,只有在正确理解的利益条件下,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个人才能在追求利他价值与为己价值中相得益彰,发扬公共精神。

(三)媒介融合：筑牢大学生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场域

当前公共精神培育所依托的传统教育文化环境式微,传媒拟态文化环境所呈现出的虚拟性,使得我们必须考虑圈定高校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场域,从而完成公共精神培育的文化自觉的关键一环。公共精神最终的文化归宿在于个体主动承担公共责任,以此实现自身价值与全面发展。个体一旦主动承担公共责任,就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找到自我的人生定位,在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需要政府文化的引领培育、社会文化的熏染化育、高校文化的教导训育、家庭文化的渗透养育多方努力才能达成。

第一,政府文化的引领孕育。纵观近年来国家宏观层面的相关决策,党的十八大“两个一百年”的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强调,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的推进,十八届五中全会“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提出,以及十九大报告中明确定位我国已进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时代等等,这些都表明当前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努力地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国家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与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公共精神作为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应然诉求,对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顺利与否意义重大。因而,政府理应发挥政策引导、文化引领、机制保障的作用,以保证受教育者对公共精神的认知与体会。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将公共责任的划分与承担法制化、制度化,成为个人在日常行为中必须遵守与践行的职责,随之由被动接受再到主动内化为个人的思维与意识之中,经久不变。

第二,社会文化的熏陶化育。在当今时代,社会文化中的大众传媒对公共精神培育的影响越来越大,这种影响通过传媒营造的拟态环境为中介而实现。发挥社会文化的熏陶功能,既需要发挥传统文化产品的渗透作用,又需要结合现代传媒的传播途径。一方面,充分利用文物或有历史意义的场所如博物馆、纪念碑等进行公共精神的宣传与引导,以文化人、以情感人,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引导与行为示范;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双管齐下,既通过书刊、杂志、广播、影视等,又通过微博、微信、博客、QQ、移动式媒体以及相关网站等创造公共精神的传播符号,营造风清气朗的网络空间,将公共精神的意涵渗入其中,使受教育者在享受文化产品之时,无形中接受其所蕴含的文化精神,学会对公共责任的承担。

方法学质量评价 纳入的15项RCT[9-20]均详细描述了具体的随机方法和盲法的实施，方法均正确。7 项 RCT[9，11，17，18，20]对具体的随机分组实施了分配隐藏；各项研究数据结果和试验预期一致；选择性发表偏倚风险均较低；均对退出失访的患者进行了ITT分析；纳入研究其他偏倚情况均不清楚。根据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质量评价均为 “B”。见图2。

第三,高校文化的教导训育。首先,发挥专业课堂的内化传授功能。高校要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中加入公共精神的相关内容,使受教育者明确公共精神的内涵、外延、本土化语境、发展历程、时代价值、培育路径等,不断提高公共精神培育的专业化水平,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主渠道的理论传授。其次,发挥其他课程的外化渗透功能。高校要搭建综合育人新平台,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以其他学科课堂的多方面教育为辅,将公共精神的基本内容渗透到各科教学活动中。最后,发挥校园文化的滋养巩固功能。高校教育者可以以校园文化内含的物质、精神、制度、行为等方面的文化内容为载体,以宿舍文化、班集体文化为依托,发挥公共精神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受教育者自觉按照公共精神的行为准则要求自己。

第四,家庭文化的渗透养育。对于大学生公共精神的培育而言,发挥家庭文化的渗透养育功能尤为关键。在家庭文化教育中,家长要在日常生活中,有意识地将公共精神的内容如独立主体的人格塑造、对公共利益的认同、对公共活动的参与以及对公共责任的承担等渗透在具体的日常事务之中,帮助受教育者辨别社会中的是非对错,让他们具体地感受真善美与假恶丑,理解利他价值与为己价值的关系,从而在社会公共生活中形成正确的精神信仰与价值追求,增强对参与公共事务的内心体悟。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92.

[2][4][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7,146,147.

[3]衣俊卿,胡长栓.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58.

[6](法)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90.

[7]支庭荣.大众传播生态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49.

[8]张耀灿,郑永廷,吴潜涛,等.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03.

[9]陈军科.人的解放与文化自觉——现代人文精神论纲[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7：3.

[10]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188.

[11](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M].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