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中国“非遗”来源于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的文化表达,而“非遗”的传承和保护,是大学发挥“文化传承”功能,将传统文化教育落到实处的重要载体。同时,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角度看,高校发挥其学术功能,着力解决的是传承的“科学性问题”,是对“非遗”保护的有力支持。

大学在“非遗”传承中的角色与作用,是与其功能密切相关的。关于大学的功能,我们能普遍达成的共识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即传统的三功能说。在创新与创业的背景下,有人认为,大学应该更多地介入社会的生产与生活过程,这样,大学的功能就发展成“教育、研究、创业”的现代三功能说。无论是传统的三功能说,还是现代的三功能说,都是对大学功能相对宏观的论述与抽象的概括,而大学在实践中又必须以具体的方式来践行这些功能。本文以“非遗”保护为例,拟从学校、学者与学生的三个层面,来探讨大学在一个具体文化活动中,是如何践行其“教育、研究、创业”的现代功能的。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现阶段，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已经广泛应用到我国生产建设中去。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实质是将控制系统自动化，其主要核心是电子技术，通过电子技术的应用，可以使生产设备或施工设施完成可控型自动化生产作业，对提高产值与施工效率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电气自动化控制技术在我国的工业生产与工程施工方面有着重要作用与关键意义[1]。

关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大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主要角色是：提供组织与制度支持;而这一组织与制度支持,又可以分出三个层面,即学校、学者与学生,这三个层面的功能与角色又各不相同。从学校层面看,主要是搭建“非遗”传承的各类组织平台;从学者层面看,主要是利用其学术优势做好人才培养与人员培训;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激发其群体的智慧与热情,引导他们参与“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

（1）社会团体财产权。社会团体法人财产观认为行业协会商会、工会、宗教组织等社会团体应对合法所得享有财产权，政府或个人等投入社会团体的资源不应视为投资行为而享有任何财产权利。如贾西津（2016）认为“将行政支持误当成行政投资……易形成国有资产的不当扩大化”，建议采用“行业协会资产”这一政策性概念。沈永东、宋晓清（2016）提出，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要确保行业协会商会真正拥有独立自主权，拥有独立的社团法人地位，政府不应干涉行业协会商会独立自主开展活动。

一、学校层面：搭建“非遗”传承的各类组织平台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陈岸瑛教授曾说,大学作为教育和研究机构,对于“非遗”的传承具有重要作用：一是大学是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不会与传承人争利;二是大学具有其他社会组织与机构不具备的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可以使传承人获益;三是大学本身就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传承人进高校对高校教学、科研都大有益处[1]。而且,高校具有“非遗”传承的教学资源、学术资源等优势,尤其是从学校的层面看,它在搭建“非遗”传承的各类组织平台上,具有其它行业与组织所不具有的独特优势。概括起来,大学搭建的“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组织平台,有以下两大类：

(1)以“非遗”资料收集、整理为主要特点的“资料中心”。比如,2008年河北科技大学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影音资料中心”。以这一“影音资料中心”为依托,学校整合了学校相关院系的人才资源与知识资源,并且将民间舞蹈、民间艺术、民间建筑等“非遗”项目作为选修课,纳入教学中的学分体系和大学生的素质教育体系中。这样,“非遗”的传承与大学教学就紧密地结合起来了[5]。

综上所述，儿童后颅窝肿瘤临床症状和体征无特异性，MRI有优良的组织分辨率、无骨伪影及多参数、多平面成像的特点，能准确显示肿瘤内部结构以及肿瘤与周围组织的关系，对肿瘤的定位、定性诊断具有重要的价值，可为临床治疗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

(3)以人才培养为目的,兼具创业功能的“非遗”特色专业。这类特色专业在各种“丝绣”类非遗项目上表现最为明显。特色专业,是高校特色发展的王牌。学校的“特色专业”兼具“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的特征：共性表现在它必须体现大学教学的核心价值即传授知识;个性则表现在它的附加价值上,即它必须具有独特的知识传授系统与方法。特色专业在高等职业技术院校的发展中影响力更为明显,比如,南通纺织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仿真绣”专业、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开设的“湘绣设计与工艺”专业、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开设的“苏绣”专业、四川华新现代职业学院开设的“服装设计(蜀绣)”专业等,都是与“非遗”有关的特色专业。

目前,每个地级市都至少有一两所高等院校或高职院校。地方高校应当成为地区文化的研究与传播中心。他们拥有着丰富的文献资料、科研资源,更有着丰富的学生人才资源。在学生层面,让更多的学生认识、了解与参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是大学对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支持路径之一。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中,学生的参与呈现出来的特点是互动性、互惠性与广泛性,学生的参与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2)大学与产业、企业联手,共同搭建“产学研融合平台”,旨在把“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各个环节串联起来。在这类平台建设中,比较突出的有天津工业大学的“学研平台”[3]与“产教融合”的中国工艺美术资源库[4]。

经常给学生讲述中外数学家的故事，我国数学家立志成材的故事，这样既增加了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自尊心和自信心，从而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可以学生培养不畏艰难，艰苦奋斗，刻苦钻研的献身精神。可以说是举多得。这样的例子在数学中还很多很多，有待于去我们发现和挖掘。

股市方面，2018年全球主要股指遭遇重创，上证指数以近24%的跌幅领跌全球市场。国内其他指数虽然有阶段性强势表现，但全年下来均创出2015年股灾以来的新低。

第一,“跨越校园的围墙”。随着时代任务的变化,大学践行其功能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其中,大学“跨越校园围墙”,向社会拓展其资源与影响力,就是途径之一。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政府、企业与社会也非常欢迎大学利用自己的学术资源,通过“跨越校园的围墙”来搭建各种组织平台。在这一类型中,又可以分出两种具体形式。

自魏晋以降，儒释道三教学说既有相互渗透汲取之势，延至隋唐，三教融汇不断。宋立国后，形成三教并列局面。宋初一些致力于儒释道相通的佛道学者对道统谱系亦有论述。

(1)大学与地方政府联手,搭建“非遗”传承与保护的组织平台,其主要目的是对“非遗”的历史资料、历史文献进行系统性的保护、保存。这也是大学发挥其功能的独特优势。比如,温州大学的“民俗博物馆”,就是温州大学联合温州市政府共同创办的一个“非遗”保护类的博物馆。在博物馆内,温州这一地区历史上的生活习俗、民间工艺及生产习俗等都获得了比较系统的展示,而这些展示的内容大多数都和“非遗”紧密相关。因此,这一民俗博物馆也就成为温州“非遗”展示的一个重要场所[2]。

二、学者层面：发挥学术优势做好人才培养与培训

“学术”这个词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西方学者提出了“学术四分类观”,即学术包括探究的学术、应用的学术、教学的学术以及整合的学术[7]。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从学者学术研究的层面看,它的核心作用是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而这一人才培养工作又体现在多个方面。2015年由文化部启动的“非遗”传承人群“研培计划”,事实上,就是依托高校学者的学术、科研优势,可以说,大学的这一优势是其它任何组织都不可替代的。对此,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曾表示,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比如,四川大学本身就有研究民间艺术和“非遗”的专家,而且还有很专业的博物馆,这些都可以拓展“非遗”传承人的学术视野[8]。在这一层面上,高校对于“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二,“拓展更有用的研究”。一般说,大学的研究会形成特定的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内,学者进行交流、探讨与研究。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象牙塔式研究”。但是,社会的发展对大学实现其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求大学的研究是“接地气”的。换言之,大学必须拓展学术共同体之外的、对社会更有用的研究。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上,中国大学在办学实践中,对接政府、企业与社会的需要,把学术研究拓展到“非遗”项目的传承与保护中,既拓展了学术研究的边界,也满足了社会的需要。在这一大类中,又可以分出三种具体形式。

第一,围绕“非遗”而展开的“探究的学术”,即以学科建设为核心,为“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奠定知识、理论基础。有学者就认为,2004年是我国正式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之年,这一年也就必然成为讨论中国大学“非遗”传承的时间起点。而且,“我们把2004-2007这一阶段,称之为以教师为主体、课堂传承为核心的理论准备阶段”[9]。

具体地说,2004-2007年间,一批高校的专家教授从自己的专业知识领域出发,结合《公约》和我国政府关于“非遗”传承的的具体政策措施,在“非遗”的基础理论上,进行了比较扎实的理论研究与探索。其中,比较显著的业绩是：这一时期,国内的综合性大学或文科类大学或多或少开设了“非遗”的相关课程。同时,关于“非遗”的学术理论研究,也逐渐延伸到大学的“学科”体系中,从而催生出上百个大学建立了“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或“非遗研究中心”,这些“中心”成为大学“非遗”的基础性研究平台[10]。以湖北省为例,2013年湖北省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在湖北属地的大学中,设立了二十多个省级平台的“非遗研究中心”。这些大学的“非遗”研究中心以原有的“非遗”学科与研究团队为基础,促进了中国大学“非遗”学科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的生长与发展。

第二,围绕“非遗”而进行的“教学的学术”,即通过建设“非遗”教学团队,以培养未来的“非遗”传承人。有学者认为,高校教学团队,一般都是为了完成某一门课程的教学任务而组建的。这种强调平等、沟通、协调及协作的教学团队,呈现出明显的扁平化组织特征,不仅符合高校组织特性要求,更是深化高校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11]。同样,这些教学团队在“非遗”理论研究、政策建议,以及未来的人才储备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2)以“非遗”基础研究为主要特征的“非遗研究所”。这类研究所主要以“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科学性问题”为核心,在“非遗”理论、传承技艺等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其中,比较典型的有温州大学的“发绣研究所”[6]和南京农业大学的“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

以浙江省为例,目前全省有27个高校“非遗”传承教学基地,以这些教学基地为核心已构建完善了相应的教学团队,这些教学团队覆盖了民间美术、民间文学、民俗、民间手工艺及民间生产方式等10个大类的“非遗”项目,体现出很强的专业特色。这些教学团队也形成了培养“非遗”专业人才的能力。比如,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学院自2008年创办了“木雕设计与制作”专业以来,已培养学生202人,现有在读学生280人,不俗的培养实力与稳定的办学规模使学校成为“东阳木雕”行业的重要新生力量;再如,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兴办的“陶瓷与黄杨木雕专业”已有在读学生338人[12]。因此,批量培养“非遗”传承专业人才,是高校的一大优势。

第三,围绕“非遗”而延伸的“应用的学术”。所谓“应用的学术”是指专家与学者把自己通过探究而形成的基本理论知识与学术思想,以及学术团队所形成的学科知识与学科思维等专业知识,在现实的社会需要中呈现出来,从而使专业知识、学术资源在服务社会需要中得到应用,以解决个人、组织与社会所面对的问题。在“非遗”这一特定议题上,学校与学者承接文化部的“研培计划”,做好现有传承人的培训工作,就是这一功能的最好体现。

国家文化部的“非遗研培计划”试点工作于2015年启动后,全国18所高校结合各自在专业方面的传统和优势,利用每年的暑假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非遗”传承人的培训与研修工作。“研培计划”分为三个层次：一是“非遗”传承人的研修活动,目的在于研究型学习与交流;二是“非遗”传承人的研习活动,类似于高校实行的“访问学者”模式,特点是共同研究与开发;三是“非遗”传承人的培训,主要针对的是中青年的“非遗”传承人和“非遗”爱好者[13]。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培训和研修项目,都是在发挥大学学者的科研能力与优势。

三、学生层面：引导学子积极参与“非遗”项目保护

二硫代氨基甲酸基团（N-C=S）是反应的活性集团，其碳硫双键中S原子上的电子流动性较大，具有较强的给电子效应，使得单键S原子在较大范围内呈现负电场，从而对带正电荷的重金属离子有较强的捕集能力。捕集剂可与大多数重金属离子发生离子交换反应，生成一种同时存在配位键和共价键的螯合产物［17］。这种螯合物体系具有网络状的空间交联结构，难溶于水，稳定性较高。以Cu2+为例，Cu2+螯合物的积累稳定常数可达1 021.7，而CuS的溶度积仅为4.28×10-12，由此可见螯合剂处理的重金属废物具有相当稳定的结构。

第一,互动性参与。即让“非遗”传承人走进校园,以实现传承人与大学生的无缝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个性、民族审美习惯的“活”的显现,它的传承与学习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认知、校园文化建设等都具有深远意义。“非遗”及其传承人进校园,与大学生进行无缝对接与交流,这对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具有积极意义。

比如,为了将“非遗”融入到大学生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2013年,河北科技大学建筑工程学院,特别邀请了国家级“非遗”项目“永清秸秆扎刻”的代表性传承人徐艳丰先生为该院的校外导师。“永清秸秆扎刻”被国内外建筑学专家誉为“东方构成学的典范”。建筑工程学院把这一“非遗”技艺引进校园,与教学体系中的《房屋建筑学》《房屋设计》等专业课程相结合,既培养了学生的动手制作、动手实践能力,又强化了学生的理论思维训练。另外,该校还组织各学院对“非遗”有兴趣的大学生学习河北民间舞蹈,像“二贵摔跤”“乐亭大鼓”与“昌黎地秧歌”等。河北科技大学在激发大学生群体参与“非遗”项目保护及后备人才的培养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14]。

第二,互惠性参与。即大学在“非遗”传承与保护中,引导学生参与这些活动,既对“非遗”的传承与保护有意义,也对学生的成长、成才,甚至就业及人生发展都具有价值。在目前的大学“非遗”活动中,大学生创建与参与社团建设的活动,就是这类互惠性参与方式的典型表现。

在高校“非遗”学科、教材与课程建设的影响下,一批对“非遗”保持浓厚兴趣的大学生成长了起来,并且开始创建“非遗社团”,启动了以大学生群体为主体的“非遗”进校园的活动。对此,有学者评论：“我们将2008-2010年这一阶段,称之为以学生为主体、校园传承为核心的多点发展阶段。综观国内大学生的非遗校园传承实践,长江流域的几个大学生社团具有典型性。”[15]

比如,2009年4月,长江大学文学院的四位学生发起成立了“长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学社”(简称 “长江非遗社”);同年6月,该校文理学院的几名学生又发起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协会”(简称“非遗协会”)。这两个社团后来合并为“长江大学非遗学社”。几乎同时,华东师范大学民俗学专业的几名研究生也发起成立了“海上风民俗学社”的学生“非遗”社团。只不过,“海上风民俗学社”的特点是以民俗学专业研究生为主体,其学术性、研究性更强[16]。当然,也有侧重保护和传播实践的社团,如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与南京非遗研究中心合办的“南京民俗保护协会”,立足地域性手工技艺的推广与保护,帮助“甘熙故居”的“非遗技艺传承人”将作品产品化,将传承社会化。由此,中国多所大学成立的“非遗”社团,彼此呼应,又相对独立,进而构成了新时期“非遗”传承的社团形态。

第三,广泛性参与。即大学通过举办各类“非遗”兴趣活动,在更大的范围内,吸引大学生参与“非遗”传承与保护活动。比如,大学通过举办“非遗”创意创新大赛、大学生“非遗”文化节等多种活动,既激发了大学生在“非遗”传承中的聪明才智,也激起了他们的参与热情。

2015年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将学生的创新项目和创业作品与互联网运用结合在一起,开辟了互联网视域下“非遗”传承与保护的新局面。比如,2015年首届竞赛的金奖项目就有景德镇陶瓷学院的“指尖上的陶艺”、山东师范大学“幕影春秋泰山皮影传播与推广系统”、云南大学“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云南民族刺绣”等项目,延续至2017年第三届大赛各省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常州大学“非遗手工追溯体系”、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乐享非遗”等获奖作品,从省赛到国赛,对于数字媒介视域下的“非遗”传承与保护的关注,体现了信息时代“非遗”传承和保护的新方向,对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本身和“非遗”保护的发展都具有持续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8]张斐然,等.构建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非遗”传承人才培训[J].艺术教育,2016(5).

[2][6]王春红.关于高校非遗传承现状的分析与思考——以温州市为例[J].艺术科技,2016(3).

[3]许檬檬.高等教育中的非遗保护与传承：纵观天津工业大学非遗传承教学基地建设经验[J].纺织服装周刊,2014(29).

[4]施教芳,王建良.产教融合的国家职业教育资源库生态系统构建探索——以中国工艺美术非遗传承与创新资源库为例[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5(11).

[5][14]侯娜娜,等.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校园文化——河北高校“非遗”传承的调查研究[J].河北企业,2014(11).

[7]吴伟,等.拓展与参与：美国公立大学功能的新变化[J].高等教育研究,2013(6).

[9][10][15][16]孙正国.十余年来中国大学“非遗”传承的实践形态[J].文化遗产,2017(1).

[11]刘宝存.建设高水平教学团队促进本科教学质量提高[J].中国高等教育,2007(5).

[12]周俊辉.高校“非遗”传承专业教学团队建设实效性研究——以浙江高校27个相关基地建设为例[J].丽水学院学报,2016(1).

[13]王钰.我国“非遗”传承的高校之路[J].艺术教育,201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