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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高等教育扩张下职业教育的变化及面临的挑战

更新时间:2009-03-28

德国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均有重大影响。在高等教育方面,洪堡的大学改革的理念影响了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大学发展。在职业教育方面,德国的双元制职业培训在全世界享有盛誉,也成为多个国家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德国高等教育体系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关系并不紧密,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为政,满足人民彼此不同的教育需求,并分别培养不同类型及层次的人才,以适应德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针铁矿表面具有丰富的表面功能基,这些表面基团与金属离子能够发生螯合反应,而将金属离子牢牢吸附在其表面。矿物表面酸碱性质,是表征矿物表面羟基化过程的参数,不同矿物表面的酸碱基团类型是不同的,针铁矿表面的活性功能基都是羟基型功能基,有如下几种类型:单位羟基(SOH)、孪位羟基(S2OH)、三位羟基(S3OH);矿物表面还有裸露的金属位点,称为Lewis位,该金属位点与一个H2O分子发生配位时,提供质子,表现出Bronsted酸性,见图10。

然而,最近二三十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不断提高以及职业教育领域的结构性变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显著。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分析德国高等教育持续扩张这一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应对的措施及方法,以期更加深入地理解德国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同时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彼此分隔的传统

若要理解近二三十年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相互影响,就必须要理解传统上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相互关系,其实两者之间在现代学校体系建立之初就存在相互分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经费是为了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工作顺利开展,由财政预算安排的拨付给各级合作医疗管理办公室的公用和人员经费。要求各级财政部门将该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为规范管理,保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安全,各级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部门的费用核算不能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管理与核算混淆,也不准挤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2018年财政部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补助金额为2717230万元。

2.“补短”则需要“明短”。“人机互动”教学最大的困扰莫过于在互动中学生的注意力是否仍然能集中在知识学习上。互联网信息的良莠不齐使得很多学生与网络产生分离,这也成为学校和家长的重点防治目标。因此,“人机互动”进入“互动式课堂教学”尽管受到了很多学生的欢迎和家长的关注,要实现“人机互动”与教学目标的相融合并不容易,有效的“人机互动”学习监控形式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

前述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融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两个体系之间的通路的搭建,且目前实际选择这一通路的学习者仍然较少。比之两者之间的融通,更进一步的则是两者之间的交叉与结合,即双元制大学,它将两个本来分离的教育领域在其内部更加紧密地整合在了一起,并带来了新的治理模式。

在德国,职业教育局限在高中阶段教育的层次上。它源自于手工业的学徒培训传统,并在20世纪早期被工业产业界部分采纳,聚焦于培养质量和数量上满足要求的技术工作者。与此同时,初建的中学阶段的非全日制职业学校则是提供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理论部分,但这类学校本来与大学及文理中学并没有关联。德国的高等教育则在其中世纪的发源阶段就与手工业的学徒培训严格区分。大学及学术教育最初仅仅与教堂及法院等机构相关,后来延伸到其他公共部门及少数私营部门,但过程也极为缓慢,直到20世纪早期,大学的毕业生还主要在公共部门就业。传统的大学入学途径是通过学校实现,而并非职业培训,通过高中毕业考试(Abitur)是进入大学学习唯一途径,大学的正式入学资格及学习能力被文理中学垄断[1]。因此,大学作为学术教育及研究的机构与职业教育的分隔在德国被一直保持下来,直到今日仍然改变不多。

如图1为常用的某切口型翅片,它是一种用量较大且成熟的翅片,大量应用于工程机械以及空气压缩机等领域。铝质板翅式换热器的应用中,其优点是换热效率高[3],其缺点是强度偏低。因此,在特殊使用状况下,既要保证效率高,又有重量限制时,就需要使用加强型的切口翅片。

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制度规范上有着清晰的区别(表1),两者在培养目标、课程的标准、政治治理、经费来源、学习者的身份、学习过程的组织、教师的资格要求、入学条件和就业领域等方面均有着显著差异。这些差异植根于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并一直延续到今日。

 

表1 双元制职业教育系统与高等教育系统在制度规范的区别

  

区别的维度 高等教育 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主导原则(主要目标)学术专业主义企业及劳动力市场上的职业能力课程的规范标准 学科中的系统的描述性知识劳动力市场及就业结构;对职业资格的经济需求政治治理 州政府 社团主义;商会等社会合作伙伴的自我治理,受联邦法律的规范经费 公立学校由州政府承担 主要由私营企业承担学习者的身份 学生 有培训合同的学徒工地点/学习过程的组织大学;与工作场所独立的机构 企业,在工作过程中学习教师的资格要求 大学学位;博士 师傅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入学条件 高中毕业证书为主 入学证书在法律上不作要求就业领域行政、研究及领导岗位的学术专业人才;自由学术职业生产及服务业的技术工作

二、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及其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高等教育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二十年,德国大学新生入学人数持续上升(表2),1997年,大学新生入学人数为26.7万人;2003年,该人数接近38万人,达到了一个峰值。随后的几年大学新生入学人数略有减少,但也趋于平稳。2006年至2011年间,大学新生入学人数从34.5万人不断攀升至51.9万人,创历史最高。此后几年,大学入学新生人数基本保持稳定,到2015年维持在50万人以上。

 

表2 1997年至2005年德国高校新生入学人数(人)[2]

  

年 总计 其中:大学 综合高校 艺术类高校 应用技术大学 管理应用技术大学1997 267445 166266 16011 3862 71466 9840 2000 314956 193155 18671 4226 88996 9908 2003 377504 251621 - 4286 110008 11589 2006 344967 223067 - 4606 109189 8105 2009 424273 252971 - 5512 156140 9650 2011 518748 313628 - 5948 188814 10358 2015 506580 291045 - 5732 198000 11803

表1为不同溶剂及用量对微乳剂外观的影响.从表 1 可以看出:在甲醇用量为30%或者甲醇用量为8%和醋酸仲丁酯用量为20%的混溶剂条件下,15%甲维盐微乳液外观为透明;当二甲基甲酰胺或醋酸仲丁酯的含量在30 %时,微乳液的外观是浑浊的.由于甲醇易挥发性会导致制剂长期存放不稳定,从环保与经济的角度出发,选择甲醇与醋酸仲丁酯为混合溶剂.做进一步确定溶剂含量的实验时发现,当溶剂中甲醇用量为8%和醋酸仲丁酯用量为20%时,可以满足检测的条件.

从艺术上看,《牡丹亭》较之《西厢记》也更有独到的地方。拿各自最精彩的《酬简》和《惊梦》来说,《酬简》是从一个青年男子张生的角度,半欣赏半得意,叙述两人结合的整个过程;《惊梦》却凭借着梦,给这个爱情场面蒙上一层亲切、自然、朦胧的面纱,“这是景上缘,想内成,因中见”。它着重在心理行为上的表达,所以,具有更高的艺术美和人性美,意境也更深邃,情操上也显得更高洁。

三个因素推动了这一发展:第一,过去二十年间,获得大学入学资格并进入大学学习的年轻人比例大幅上升。1995年,获得大学入学资格人数比例为36.4%,2005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43.5%,而2015年这一比例更是高达53%。第二,1999年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以来,德国用学士(Bachelor)和硕士(Master)这一全新的二级学位体系逐步取代了传统的学位体系(Diplom)。因此,适龄人群中德国大学一级学位获得者的比例从2000年的16.9%上升到2010年的29.8%,这一比例在2015年更是增加到32.3%,相比2000年翻了一番[4]。第三,2000年以来,德国通过外来移民获得了大量年轻的高水平人才[5]

更进一步讲,引起高等教育持续扩张的深层次原因则是德国经济社会的变化,这至少包括以下两方面:

③ 光伏系统发电量与投资回报率。通常,光伏发电量T与区域太阳能辐射量aR、光伏系统可发电面积S、光电转换效率r与修正系数iF存在如下关系:T=ar×S×r×iF。另外,投资回报比例r数量关系与发电总量TG、电价p与投资成本TG为r=TG×p/IG。

一方面,产业的结构转型对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果放在较长的时间维度上,这一点尤其明显。从1980年至2012年,原西德地区第二产业中的工人及学徒人数分别下降了三分之一和45%,在此期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则增加了69%,学徒的数量也相应增加了[6]。以知识和服务为导向的产业结构对劳动者的素质有了新的要求,更高的认知能力以及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被更加强调,这样一来,劳动力市场对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不断提高。

另一方面,低技能与高技能工人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需要严格界定任务描述的职业要求会限制组织流程,德国特有的职业(Beruf)的概念失去其在企业工作组织的约束性质。新的职业要求及其组合正在逐渐显现[7]。此外,由于企业管理结构扁平化及工作组织去中心化的影响,技术工人的工作要求变得越来越复杂,个体工人和团队逐渐拥有更多的责任及自主性[8]。在工业4.0及职能工厂的发展趋势下,工业生产工作对认知能力的要求逐渐提高,在这种趋势下,企业的职业培训及人员招聘模式也发生了变化,理论知识水平更高的大学毕业生或高中毕业生更加受到青睐,后者则在部分企业中日益成为学徒工的重要组成部分[9]

三、德国高等教育扩张下职业教育的变化

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职业教育本身也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内部结构层次的变化,二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关系的变化,三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交叉形式——双元制大学的发展。

1.职业教育内部结构层次的变化

随着更多成绩优秀的学生选择了大学学习而非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生源结构受到了显著影响。20世纪80年代之前,选择就读普通高中和大学的学生数量并不多,企业可以从大量的优秀初中毕业生中招募学徒。近二十年来,随着就读高中人数的增加,职业教育可选的优秀初中毕业生的人数逐渐减少。与此同时,如前所述,由于技术升级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变化等原因,企业对学徒生的要求越来越严苛,这样一来,能够满足企业需求的初中毕业生就变得更少。

在这样的情况下,更多的企业尝试从高中毕业生中招募学徒。这看上去有些不可思议,一方面,从教育层次上讲,高中毕业生的教育层级与完成学徒制培训的学徒处于同一等级,高中毕业之后再参加双元制职业培训,无异于在重复同一层次的教育。另一方面,德国的高等教育大体上是没有学费的,加上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相对平均,教育质量较高,在能够就读大学的情况下选择放弃,实在是比较少见的情形。

龚孟建强调,做好农村饮水安全是重要的民生工程,也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摸清底数,把解决贫困人口的饮水安全问题作为脱贫攻坚的先导任务来抓,瞄准总攻目标,落细攻击点位,完善督战机制,按时完成目标任务。要紧盯脱贫摘帽,持续对标提升,确保农村饮水的水质、水量、方便程度和保障率达标。要强化工程管理,确保长效运行,让贫困群众喝上方便水、安全水、放心水。要发挥水利优势,鼓励贫困群众通过劳务输出和诚实劳动增收脱贫,集中展现水利扶贫的社会、经济、生态等效益,使脱贫之水、幸福之水、小康之水流到千家万户,造福三晋百姓。

从高中毕业生中招收学徒仅仅是学徒生源变化的一个方面,而远非全部情况。尽管部分企业及其提供的培训岗位因为其盈利状况良好、能为学徒提供较好的发展前景,从而吸引高中毕业生作为学徒加入,但并非所有企业和培训岗位都具有如此的吸引力,在可供挑选且满足其要求的初中毕业生数量不足且日益减少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在招收学徒时则难免面临更多的困难,他们发现越来越难以招到符合其要求的初中毕业生。

在学徒生方面,由于更多理论知识水平较高的学生进入文理中学学习,余下的部分初中毕业生因其自身素质和外在要求两方面的原因,既无法找到企业提供的培训岗位,也不满足职业学校的入学门槛,不得不进入过渡系统就读。

在这种情况下,职业教育与培训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内部分层效应:一部分企业提供的双元制职业培训质量高且很受欢迎,具有较高的入门条件,对于学徒生严格筛选,甚至能够招收高中毕业生作为学徒,成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上层。剩下的双元制职业培训和学校职业教育受欢迎程度一般,有一定数量的初中毕业生申请其培训岗位,但并不总是能够找到申请的学生,于是成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中层。过渡系统则是吸收无法进入双元制职业培训和学校职业教育的学生的教育培训路径,其中许多学生都在过去的学习经历中遇到过困难与挫折,他们一方面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与动力不足,另一方面还将面临未来教育路径乃至职业生涯中的困难,于是,过渡系统就成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的下层。

2.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融通关系的变化

在传统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中,企业招收以初中学历为主的学徒,而在双元制大学中,企业则以大学生为招募的对象,在其进行大学学习的同时在企业接受职业导向的培训。双元制大学的办学主体为应用科技大学,通过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相结合。

其它统计数据亦显示,德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过去几十年间明显提升。以近十多年为例,2005年,25-64岁人群中有18.2%的人未获得任何具有职业资格的文凭,2014年这个数字已降低到16%。同时,拥有大学毕业文凭者从15.4%上升为20.2%;其中,25至34岁的人中拥有大学毕业文凭者更是从15.7%增加到23.9%。35岁至44岁人群中拥有大学毕业文凭人数也大幅增长,从16.3%增加到了22.5%[3]

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之后,德国高等教育体现出越来越强的职业化倾向和垂直分化,加上职业教育本身的变革,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清晰分界正日渐消解,两者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趋同的倾向。高等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变得“职业化”(Verberuflichung)。这主要体现在部分私立大学倾向于构建更具职业行为导向的专业课程,其在课程和时间上与较高要求的职业教育差别并不明显。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应用科学大学则更加紧密的结合地区经济,与行业协会或企业合作推出一些相当专门化的专业课程[11]。职业教育则逐渐拓展和修正了原来所依据的职业构想(Berufskonzept),不再仅仅以单个培训职业为导向,而是更加着眼于为伴随职业生涯进行的终身学习进程打下基础,使学习者能够更加适应不断变化的劳动世界的需要[12]

2.7.1 疟原虫感染对按蚊吸血的影响 按蚊叮吸正常对照小鼠和感染疟原虫小鼠的吸血率显示,二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其中,叮吸正常对照组小鼠按蚊的7.8 min吸血率维持在42%左右,而叮吸疟原虫感染小鼠按蚊的吸血率可高达93%左右,见图6A。目视法统计的吸血率结果与称重法的计算结果一致,见图6B。

然而,尽管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有趋同的趋势,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仍然显著,在其融通关系上更加重要的变化则是相互之间融通的路径较之以往更加丰富,其核心则是传统上不能进入高校就读的职业教育的毕业生现在有更多的可能进入大学学习。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转折点是2009年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KMK)颁布的《无高校入学权的有职业资格者进入大学的通道》决议(Hochschulzugang für beruflich qualifizierte Bewerber ohne schulische 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该决议旨在向高中毕业生之外的其他人群扩大就读大学的路径,其核心内容包括:(1)参加过职业继续教育培训(Aufstiegsfortbildung)并获文凭的有职业资格者,比如获得手工业中的师傅证书者(Meister),有进入大学学习的可能;(2)国家认可的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有三年工作经验后,经过大学或国家机关按照一定条例开展的能力认定,或至少一年的试读大学的成功经历后,可获得与其职业相关专业的大学入学资格[13]

尽管如此,这种通过职业教育进入大学的非传统大学生的人数仍然较少,在2014年的大学新生中,尽管通过职业教育获得大学入学资格的学生比例有所提高,但所占比例仍然仅为3.5%[14]。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制度逻辑上的分隔仍然鲜明,如前所述,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在传统上有着鲜明的差异,其课程标准、培养目标和治理模式上的差异使得跨越两者差异的学习变得尤为困难;另一方面,中等教育的结构,即中等教育阶段内部层次分明的结构,学生要想在不同类型的学校之间转换并不容易[15]

3.双元制大学的发展

德国的人才培养历来由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系统组成。在19世纪及20世纪早期,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及机构逐渐发展起来,且其发展过程独立于普通教育的学校及大学之发展。

双元制大学的前身是于20世纪70年代在巴登—符腾堡州发展起来的职业学院(Berufsakademie)。职业学院是由博世(Bosch)、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和史怀哲工程实验室(SEL)这三家传统企业共同提出的企业培训倡议,是企业对高中毕业生进行理论课程培训以达到大学水平的制度的补充。一方面,这有利于提高培训的吸引力和质量,另一方面,也可以满足对高质量的专业人才日益增加的需求。1972年,职业学院的前身——“斯 图 加 特 模 式”(“Das Stuttgarter Modell”)的课程体系——进入公众的视野。1974年,斯图加特和曼海姆的职业学院正式成立,164名学生与51家培训企业一起在经济(银行、数据处理、工业和保险)以及技术(机械制造和电器技术)这两个培训领域进行新的尝试。接下来的几年中,职业学院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巴登—符腾堡州又先后成立了卡尔斯鲁尔职业学院和莫斯巴赫职业学院,至1990年,学生总人数甚至攀升至12140人。职业学院培养的学生质量也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95年,在哈勒举行的文教部长联席会议上,各联邦州提议将职业学院的毕业文凭视为与应用技术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16]。2009年,巴登—符腾堡州将职业学院转制为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Duale Hochschule Baden-Württemberg),并赋予这种双元制教育培训模式与大学学习同等的效力。如今,巴登符腾堡州双元制大学拥有34000名学生,是巴登符腾堡州最大的高校,在过去的40年间毕业生人数超过125000人[17]。除巴登—符腾堡州外,图林根州也参照这一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双元制大学。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双元制大学则与之不同,一般被视为将企业、大学和学生聚集在一起的服务性机构。

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职业教育自身内部结构层次的变化使得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融通和联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紧密,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趋同的倾向,二是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联系和融通路径比之前丰富。

双元制大学办学形式多样,高校和企业在学习地点上的合作在课程及组织形式上有不同方式与强度,通常由企业或行业协会与高校在个体层面上商定,可比较灵活地适应企业的需求。概况来说,双元制大学的培养模式大致有以下两种:一类是整合了职业培训的双元制培养模式,属于职前培训的专业,入学前提是有相当于应用科技大学或大学的入学资格及与企业签订的培训合同,毕业时可同时获得学士学位和职业资格证书。另一类是整合了实习的双元制培养模式,入学前提是有应用科技大学或大学入学资格以及与企业的合同,如工作合同、实习或志愿者合同;毕业时只能获得学术学位,但与一般的专业课程相比更强调在企业的实习过程[18]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双元制大学的主要生源是成绩较好的中学毕业生。在这个意义上,它并没有向传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毕业生开放,双元制大学蓬勃发展也可能会让职业教育进一步失去拥有高校入学资格的年轻人。因此,双元制大学的发展,尽管意味着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内容形式上的衔接融合,但也反而强化了教育内部结构层次的分化。即在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上端,内容与形式更加丰富,且能够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持续的经济社会变化,但其面向的对象仍然局限于社会中上阶层为主;而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学习者则难以获得这些相对优质的教育资源,不得不选择过渡系统等相对水平较低的教育路径。这一点正是德国高等教育扩张下职业教育乃至社会治理所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接下来笔者将尝试进一步论述。

随着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中等职业教育内部的层次分化,德国民众所接受的教育水平逐渐体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是越来越多的人就读大学,另一方面则是部分中下阶层的家庭子女却难以完成职业教育与培训,这种教育水平层次的两极化清晰反映在劳动力市场的结构中。

然而,现实情况就是如此,在新签订的培训合同中,具备大学就读资格的学徒比例不断提高,从2009年的20%提高到了2013年的25%,也就是说,在2013年开始培训的学徒中,每四个培训学徒中就有一个持有高中毕业或同等学历[10]

四、高等教育扩张与职业教育变化下社会治理方面的挑战

根焊质量是“金口”质量的成败关键,下面从确保根焊质量出发,利用无损检测手段及时准确的检测根焊质量。有利于提高施工工效,力争一次性完成“金口”的焊接工作。

德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不仅是一种职业资格模式,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化的模式。这种通过企业内职业培训实现的社会化对于相关行业领域中的社会团结和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也是德国作为一个社会福利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的重要基础。当一部分年轻人难以完成职业教育并获得职业资格证书时,其面临的远不只是教育上的失败,甚至可能是更加一般意义上的社会融入的困难乃至社会排斥。

此外,与以企业为基础、与工作联系紧密的职业教育相比,高等教育是高度个人化的,目前正在发生的职业教育向高等教育的转变很可能会导致对社会团结及稳定的潜力的伤害[19]

正因为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职业教育的内部层次分化,德国教育体系所发挥的社会治理功能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由于以低收入家庭、移民家庭等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子女获得职业资格的难度提高,原本能够帮助个体获得职业资格、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实现社会整合功能的职业教育,由于其内部的层次分化,在整合低水平劳动者方面,效力有所下降。这从一定程度上对职业教育乃至教育体系的社会整合产生了负面影响。这一点甚至体现在了德国政治格局的变化之中,具体来说,就是右翼政党势力的崛起。

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过去几年中发展较为迅速,已成为德国最大的右翼政党。它在2016年部分联邦州的议会选举中获得了超过10%的选票。尽管这两年移民的大量涌入是右翼政党较快发展的导火索,但其受欢迎的背后有着更为深层次的原因。从数个德国研究机构对这些选举数据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德国另类选择党的支持者中多数人属于中等偏下或低收入阶层,他们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间逐渐对德国现实感到不满,并对政党状况感到沮丧和失望,认为政治精英阶层垄断了权力,而民众的权利则被剥夺,主流政党无法理解和倾听他们的声音,因而逐渐转向支持公开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右翼政党。

这些来自社会中下阶层的右翼政党的支持者之所以对现实不满,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处于相对不利的状况,而这与其缺乏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机会有着密切关联。德国劳动力市场有着清晰的结构层次,且与教育结构有着对应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内部,无须专业技能、人人皆可进入的非专业的劳动力市场与只有具备特定领域的职业能力的人才能进入的职业专业劳动力市场之间分隔清晰。如果一个劳动者没有完成一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不具备相应的职业技能与资格,则其将注定被限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较低层级,缺乏上升的空间与可能。正因为前文所述的职业教育内部的层次分化,部分青少年未能获得职业技能与资格的状况在过去若干年中变得尤其显著。

上述教育及劳动力市场的分层及隔离状况甚至带来了文化及社会层面的社会分隔,其造成的结果在于,借用德国记者瓦尔特·伍伦韦伯的话说,下层的民众越来越难以认同“荣誉感、勤奋、成功和效率”这些被社会主流认可的价值,且下层阶级与主流社会在“生活状态、审美倾向、媒体娱乐、价值观和崇拜对象”等方面的明显区别,几乎造成了存在于德国国内的一个“平行社会”乃至“另一个国家”[20]

在过去几十年中,高等教育的扩张与职业教育内部的层次分化已经逐渐使得教育水平的两极分化,如何在今后的若干年中加强教育体系的包容性,使其为来自社会中下层的青少年提供较高质量的教育与培训机会,让其在进入劳动力市场时更具竞争力和发展的前景与可能,将是德国教育体系,尤其是职业教育体系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教育如何更好地承担面向工人阶层及弱势群体的社会整合的功能,无疑是德国社会治理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在最近两年中东移民不断涌入的情况下,其迫切性更是进一步加强。

五、结论与启示

作为传统上相互分离的两种人才培养体系,德国的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间都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趋势就是高等教育的扩张以及职业教育的内部分层。在笔者看来,德国的经验中有以下几点对于中国高等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首先,无论是高等教育还是职业教育,内涵与质量的保障与发展都至关重要。德国高等教育在几十年间持续的扩张无疑对职业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德国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体系和路径。这与其本身过硬的质量有关,其核心则在于,德国职业教育尊重和遵循了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规律,具有一套内涵丰富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可以较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特定类型层次人才的需要,因而能够得到学习者、企业和社会的共同认可。离开了这些重要的质量内涵,其发展必然会更加严重地受到高等教育扩张的冲击。

这一点对于高等教育而言同理,德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是持续但并非十分激烈的,其扩张建立在经济技术发展对人才的需要以及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诉求之上的,因而在大体上也能保持较高的质量水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并没有因为入学机会的扩大而显著下降。这就使得德国教育体系基本维持了协调平衡的状态,并没有对劳动力市场产生过于巨大的冲击。

其次,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协调发展及融通对于教育体系的健康有序运行至关重要。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是彼此不同但又相互交叉且联系的人才培养体系,其输出和培养的人才共同构成了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核心作用的人力资源的主体,因此相互之间的协调发展对教育体系乃至国民经济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德国高等教育扩张之下,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大体上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融通,这对于德国整个的人才培养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不同类型层次的人才能够通过不同的教育路径培养出来,从而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此外,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展也应兼顾社会弱势群体,并向其提供较好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过去若干年的发展中,由于其制度结构设计方面的原因,强化了教育结构内部的层次结构,使得社会中下阶层弱势群体子女不得不面临较差的教育资源和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社会隔离,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与社会福利体系和救助体系等其它因素共同作用,给德国的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教师是实施国家教育方针的实践者,是直接影响方案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人为因素,霞山区高度重视艺术教师队伍建设工作,切实服务学校艺术建设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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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IBB.Jeder vierte Azubi hat Abitur oder Fachabitur.Duale Berufsausbildung für Studienberechtigte nach wie vor attraktiv[EB/OL].[2017-08-20].https://www.bibb.de/de/pressemitteilung_34658.php.

[11][12][18]李益.当代德国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关系、融通与交叉[J].德国研究,2016(3):112-123,128.

[13]KMK.Hochschulzugang für beruflich qualifizierte Bewerber ohne schulische Hochschulzugangsberechtigung[EB/OL].(2009-03-06)[2017-08-20].http://www.kmk.org/fileadmin/Dateien/veroeffentlichungen_beschluesse/2009/2009_03_06-Hochschulzugang-erful-qualifizierte-Bewerber.pdf.

[14]Autorengruppe Bildungsberichterstattung.Bildung in Deutschland 2016[R].Bielefeld:W.Bertelsmann Verlag,2016:128.

[15]Justin Powell&Heike Solga.Why are higher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rates in Germany so low?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higher education expansion[J].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Work,2011,24(1-2):49-68.

[16]Berufsakademie Mosbach:Die Geschichte eines Erfolgsmodells[EB/OL].[2017-08-20].http://la.boa-bw.de/jspview/archive/frei/aeb1160c-53cd-4975-93f8-812f344dc49d/0/www.ba-mosbach.de/index37ab.html?id=59.

[17]Duale Hochschule Baden-Württemberg:Von der BA zur DHBW.Entstehungsgeschichte[EB/OL].[2017-08-20].http://www.dhbw.de/die-dhbw/wir-ueber-uns/geschichte-der-dhbw.html.

[20]瓦尔特·伍伦韦伯.反社会的人[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4:68.

 
李俊,郭婧
《江苏高教》 2018年第05期
《江苏高教》2018年第05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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