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才陷阱”：现象与解释

高层次人才培养通常被视为促进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驱动力[1]。虽然如此,一些国家和地区在大规模开展人才培养活动之后却并未显著受益,反而出现了显著的人才流失(Brain Drain)问题,该种高等教育的强外溢性特征,又反过来抑制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继续开展人才培养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形成了“人才供给不足-进行人才培养-人才流失加剧-人才培养积极性下降-人才供给更加不足”的恶性循环,客观形成了欠发达国家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两难选择,本研究称之为“人才陷阱”。“人才陷阱”的概念背后是两种看似难以调和的矛盾的交织。一方面,是人才存量与人才需求的现实矛盾;另一方面,是人才培养与人才流失的现实矛盾。两种矛盾类似于“量子纠缠”,总是成对出现的。这使一些国家和地区恰似身处“陷阱”一般,对待人才流失往往无所适从也无计可施。如果从全球人才流失受益规律来看,各国在“人才陷阱”中所处的不同位置大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表1)。其中,“一带一路”国家大多处于绝对“人才陷阱”的分类范畴。

“人才陷阱”的现象背后,是“中心-外围”理论在学术劳动力市场领域解释力的凸显。“中心-外围”理论最早在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研究中得以运用,在1945年由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率先提出。他将世界经济分为两个部分,即“大的工业中心”和“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为技术水平不同,形成梯次分工明确、经济结构迥异的格局。其中,中心国家的经济结构具有同质性和多样性,外围国家则表现为专业性和异质性。外围国家在国家分工中被边缘化[3]。

 

表1 “人才陷阱”的位置分布

  

概念特征 典型国家绝对“人才陷阱” 处于绝对的人才流失地位,人才流失恶性循环已经形成 印度相对“人才陷阱”处于相对的人才流失地位,虽存在一定程度的人才流失,但其他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更为落后的国家提供了人才补充部分欧洲国家受益“人才陷阱”处于绝对的人才获得(Brain Gain)地位,形成全球范围内获得高层次人才的畅通渠道,部分或者完全不补偿人才流失国的人才成本美国

很快,中心外围的分析思想被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分析领域所吸纳,美国著名学者阿特巴赫教授提出,学术世界也是由中心(centers)和外围(peripheries)界定的。因国家大小、财富、学术传统、语言及其他因素,导致发达国家最好的大学拥有卓越的研究能力和声望。这些大学被认为是中心,而那些“依靠这些中心建立起来的寻求知识和领导力的机构”,则被称为外围。从区域来看,南北差异构成全球最大的“中心-外围”图式。北半球工业化国家一直处于高等教育的中心。一方面,这些国家的顶尖大学承担起全球大部分尖端科技的研发,在此过程中制定行业标准,通过与跨国公司和同为中心的其他国家的学术机构合作形成共同体,垄断研究技术、研究经费和成果发布渠道,通过高昂的专利费用、严格的保密规范阻止有关成果在南北之间转移。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拥有完整的人才培养制度,顶级大学和科研机构担当起研究人员和高级学者的训练工作,通过精英遗传维护其中心地位。南半球的情况则恰恰相反,经济落后,科研能力低下,学术自由难以保障,尤其是因为北半球对于尖端人才的强大吸引能力,致使南半球顶级人才流失,财富、资源和地位匮乏恶性循环,南半球沦为学术系统的外围。阿特巴赫教授曾详细讨论过学术中心与外围形成的原因,认为,国家财富的拥有程度、高等教育的历史、是否拥有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高质量的生源、语言因素等是主要原因[4]。

从那晚开始，哥俩就分享那个女人。那种肮脏的苟合同本地正派规矩格格不入，谁都不想了解细节。开头几个星期相安无事，但长此下去毕竟不是办法。兄弟之间根本不提胡利安娜，连叫她时都不称呼名字。但两人存心找茬，老是闹些矛盾。表面上仿佛是争论卖皮革，实际谈的是另一回事。争吵时，克里斯蒂安嗓门总是很高，爱德华多则一声不吭。他们互相隐瞒，只是不自知而已。在冷漠的郊区，女人除了满足男人的性欲，供他占有之外，根本不在他眼里，不值得一提，但是他们两个都爱上了那个女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使他们感到丢人。

从区域版图和历史痕迹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大多是典型的人才流失国,一些沿线国家拥有上百年的人才流失历史,另一些沿线国家至今仍深陷上述“人才流失陷阱”难以自拔。新时期,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系统提出,秉持“共建、共商、共享”理念和“民心相通”目标,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全球学术劳动力市场即将形成,沿线国家人才培养活动将迎来新的历史性机遇。此种背景下,进一步加强对沿线国家人才流失特征的深入研究,对于有效提出应对“人才流失陷阱”的发展方案至关重要。当前中国学术界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才流失的关注仍非常缺乏,国际学界对少数国家人才流失的情况做出过有效分析,但并未站在“一带一路”视角。为此,本研究选取三个“一带一路”典型国家,就其人才流失规律和原因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一带一路”倡议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制度与政策落地提供决策参考。

二、“一带一路”国家“人才流失陷阱”的三种基本类型

“一带一路”沿线多国长期处于人才流失尤其是高层次学术人才流失的尴尬境地,陷入“人才流失陷阱”,但其原因却并不相同。典型的包括至少以下三种类型。

以以色列为代表的“一带一路”发达经济体的学术人才流动问题,核心是经济体之间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的客观差异。与印度类似,良好的语言条件,加上优质的人才培养质量,使得以色列具备与主流国家之间进行学术对话的能力,但同时,也形成了人才流失的顺畅通道。加上加沙地区长期以来的政治和军事动荡,其人才流失正以显见的速度进行。该种人才流失往往是阶梯式的,本研究称之为“追逐式”的,即相对弱势的发达经济体向强势的发达经济体的薪酬、声望、环境等追逐,最终促成了人才的流动,大量单向的人才流动最终形成了严峻的人才流失问题。

(一)低薪酬与政治活动导致的群体型流动：以俄罗斯为例

另一方面,印度的人才流动发生被认为是收入和对当前工作条件的不满的现实反映[17]。比如流失海外的医学类学术人才,因为印度80%以上地区是农村,这些医学类人才不愿意下到最艰苦的底层。也有一些海归学者不愿意归国,因为认为印度国内的学术界被本土学者所霸占,除非已在国际学界功成名就,否则很难真正融入现有的学术职业系统并得到较好发展。当然,收入因素也是关键之一,印度因殖民历史导致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使得其培养出来的学术人才具备与英语系国家具体产业的直接对话能力,本国和发达英语系国家动辄相差数倍的薪酬收入,很容易让人才接受海外的就业岗位。

以色列学者移民是全球现象的一部分,并且预计在未来的时间里数量会增加。“信息革命”使得在国外求职、重新安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而且和家人、朋友保持联系以及“回家”都比以前更方便。所以受过教育的工人移民到欧洲的数量在过去的15年里大幅上升。以色列侨胞离开以色列也受不同职业的影响,例如学术教师(讲师)移民率最高为7.8%,紧跟其后的内科医生也达到6.5%,工程师和科学家的移民率分别为3.7%和3.2%。普通教师的移民率在1.4%-1.6%之间。这种结果跟上述单一的经济框架有关。医生和学术教员移民率高,最有可能的是因为他们的薪水由政府高度管制和工会管理,此外,他们技能可以高度转移到美国,而且可以依赖于他们的语言技能[22]。

年轻刑警说，哼，量你也不敢。好了，你现在该交代正事了，说，为什么要从劳改农场跑出来？是怎么跑出来的？动机是什么？年轻刑警说完扭头对负责笔录的中年刑警说，记详细点儿。

大量证据显示印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学术人才流失问题。研究人员估计过印度所有高等教育的移民率约为4%,而科技精英印度理工学院的人移民率远远升高。例如,来自20世纪70年代全国的顶尖工程大学之一的大学毕业生人才流失的分析,发现其毕业生有31%定居于国外,而工程师的估计迁移率只有7.3%。在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分校(印度另一所顶级大学),其近期的校友资料显示,发现3480位在美国,4007位在印度,另有739人分布在其他59个国家[16]。

节奏管理，既是指任何管理工作都有其运行的规律及节奏，主要表现是在每一个部门或者是具体工作人员在其相关工作的过程中，都必须应在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将任务完成。如若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任务，则将打破整体的管理节奏，不利于后续相关工作的开展。

二是薪酬因素导致人才流失。研究发现,俄罗斯科学家在薪酬和工作待遇方面比较低,这导致许多人离开科学职业或者离开俄罗斯,“俄罗斯科学家的工资薪水远低于其他职业”[10]。在俄罗斯,科学家的流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学预算的紧缩,消减技术部门的工资和研究预算,以及科学研究领域工作环境的恶化[11]。一些文献显示,当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之后,“相比较其他发达国家,俄罗斯的人员流动性和有效性比较低”[12]。2014年,一项研究调查了莫斯科大学的教授和研究人员离开俄罗斯的影响因素,低工资是出走的一个推动因素,促使研究人员和教授到待遇比较好的国外去寻找工作机会。除此之外,一半的被调查者强调在俄罗斯智力工作者的声望不断下降,并且稀缺的机会使他们难以实现自己的科学潜力。此外,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因素也是一个推动因素,每三位受访者表示他们担心可能的社会冲突或经济危机,高学历父母普遍担心自己孩子的未来[13]。另一项研究[14]则显示,俄罗斯学术人才流失影响因素排名前列的依次是：(1)年轻科学家和教师工资低;(2)缺乏住房机会;(3)缺乏现代化实验室设施条件;(4)缺乏前景和学术生涯的不可预测性;(5)科学工作的社会声望低;(6)俄罗斯没有明确的补救方案。

事实上,薪酬因素和政治因素是紧密相连的。薪酬背后,正是冷战时期及苏联解体后带来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这种经济困难在一段时间内有所缓和,也同时使得人才流失趋势有所缓和,但至今却仍未完全解除。美国比较高等教育研究学者阿特巴赫教授最新领导开展的一次全球大学教师薪酬调查显示,俄罗斯大学教师的收入在参与调查的28国中排名倒数第二,仅高于亚美尼亚。

需要注意的是,最近一些研究显示,印度学术人才流失虽然拥有悠久的历史,但不同阶段的特征并不相同,当前正发生一些新的变化。比如2000年之后一些研究显示,印度学术人才流失正呈乐观改变。一项对47个国家的高级人才流失情况的调查排名显示,印度排名第40名(排名低意味着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流失程度高),印度的高级人才流失情况要比菲律宾、俄罗斯乐观[18]。尽管印度每年离开的人数是回归学术人才的30倍,但每年也有约1500名高素质人才从美国回来,这些受过专业训练的高层次人才也大大带动了印度本国相关领域的发展[19]。

 

表2 28国大学教师收入水平(PPP,单位：美元)[15]

  

国家 最低值 平均值 最高值亚美尼亚 405 538 665俄罗斯 433 617 910中国 259 720 1107埃塞俄比亚 864 1207 1580哈萨克斯坦 1037 1553 2304拉脱维亚 1087 1785 2654墨西哥 1336 1941 2730捷克 1655 2495 3967土耳其 2173 2597 3898哥伦比亚 1965 2702 4058巴西 1858 3179 4550日本 2897 3473 4604法国 1973 3484 4775阿根廷 3151 3755 4385马来西亚 2824 4628 7864

(二)殖民地历史和经济人口因素导致的复合型流动：以印度为例

与俄罗斯相比,印度属于高等教育大国但非强国,长期以来,该国学术人才流动也以流失国外为主,甚至成为全球人才流失研究的典型案例。但最近的一些研究显示,该国正出现学术人才回流现象。

一是政治因素导致人才流失。很多研究将俄罗斯包括其他独联体国家的群体型人才流失归因为政治活动或意识形态,这几乎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而且除俄罗斯之外,其他独联体国家所出现的大幅的人才流失问题也被归因为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不完全是由于俄罗斯自身政治动荡所引起的,也包含西方国家“趁火打劫”故意高价吸引独联体国家学者,进而削弱这些国家的执政基础,这方面相关的案例和研究很多,其中中国学者陈昌贵在其著作中多有谈及[9]。

一方面,印度的人才流失历史悠久,被认为与殖民地历史紧密相连。学术界一般认为,印度、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这三个国家人才流失严重,原因就在于这三国曾为被殖民国家。尤其是印度,其人才流失历史超过一百年。

从冷战时期到苏联解体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俄罗斯因政治活动与意识形态导致了大规模、群体性的人才流失问题发生,其核心是具备较强跨国流动能力的高层次学术人才,其中又以科学与技术类人才为主。

社区公共卫生护理干预是根据患者的情况制定的针对性的护理措施。本次研究发现,加强社区健康教育,包括定期发放关于疾病基本知识的书籍和开展预防疾病的知识讲座,可以在增长患者基础认知的情况下,提高患者的治疗依从性;实施对症心理护理,即医护人员通过和患者的交流了解患者的心里变化,从而利用自身的所学知识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可以最大化的降低患者的心理压力,增加患者的信任感;制定合理的康复训练计划,包括患者的日常用药、饮食、休息以及运动等,不仅可以让患者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可以提高患者的身体免疫程度,降低并发症的发生机率,有利于患者的身体恢复。

(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对剥夺感”引发的追逐型流动：以以色列为例

按照世界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一带一路”沿线共有7个发达经济体,其中以色列是实力强劲的一个。与此同时,以色列还是典型的高等教育大国与高等教育强国。虽然如此,该国却和很多“一带一路”国家一样,长期存在着人才流失尤其是学术人才流失的问题。

研究显示,教育和移民离开以色列的关系非常明显。数据显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移民离开以色列的可能性是未受过高等教育的2.5倍,新移民的工程师离开以色列的比率达到9.4%[20]。2016年,在本课题组举办的首届“一带一路”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上[21],以色列学者Iris Ben David-Hadar公布的该国数据引发强烈关注,具有高度发达高等教育系统的以色列,当前存在着每年约26%的学术人才流失。

一些研究显示出俄罗斯高比例的人才流失的严峻状况。比如,有研究显示,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科学家流失率特别高,每年有5000名俄罗斯科学家出国,而流失的科学家大部分来自世界一流大学。莫斯科大学校长V.A.Sadovnichii[5]提到,俄罗斯当时失去了80%的数学家。1989至2002年间,大约有22000名科学家从俄罗斯的研发部门移居国外。俄罗斯55%的科学家流动到美国、德国和法国。在2000年,86%的科研人员流动到德国和以色列[6]。根据俄罗斯科学院主任的介绍,大约40%的高水平理论物理学家和10%的实验物理学家离开了俄罗斯。同样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的数据,自1990年以来,70%-80%的数学家和50%处于国际水平的物理学家离开了俄罗斯,“每年永久迁移出俄罗斯的科学家大概有3500人”[7]。在过去的15年里,从事科学工作的人数已经减少了很多：约一百万过去从事研究开发的人员离开了科学领域,其中大多数是男性[8]。一些研究分析了俄罗斯学术人才跨国流失的原因,得出两点核心结论：

在小学体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生的引导者和精神导师，不仅在体育知识传授方面起到良好的传授作用，还应该积极表率成为良好的德育榜样，这样有利于学生树立良好的品德思想。因而，在小学体育教学中，广大教师应该从自身角度多多思考，并能重视自我行为和品德的修养，积极开展德育教学工作[1]。当前，小学体育教学中的德育渗透内容还比较少，这样自然不利于积极推广小学教育中素质教育的发展。

当然,和以色列不同,同为发达经济体、“一带一路”国家的新加坡情况则有所不同。关于新加坡学术人才流动的研究显示,新加坡是受益于跨国学术人才流动的,几乎一半的教职员工是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人士,主要因为“新加坡教师的薪酬水平在亚洲地区竞争力和排名是最靠前的”。该国教师的工资基本与美国的工资持平[23]。与新加坡类似的还包括沙特阿拉伯等国家,该国虽未被IMF划为发达经济体,但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当高,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促成了大量的人才获得。比如沙特阿拉伯的护理人员中,83%至95%是由外籍护士构成的,其中许多来自南亚国家[24]。而且,据本课题组掌握的一些案例,不少在美国、欧洲获得博士学位的高层次人才也常常经不住高薪诱惑,会到海湾地区的这些国家从事博士后或学术职业工作。

三、“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脱离“人才陷阱”的可能机遇

本课题组选取“一带一路”典型国家的人才流失案例,将之归纳为三种类型,分析其人才流失的背后原因。事实上,一方面,人才流失的原因大多是多类原因的交织,无论是国家层面的还是人才个体层面的,皆是如此。比如,本文分析的俄罗斯,既有政治因素的大环境影响,也有薪酬的微观作用力影响。再如以色列,既有人才个体追求经济发展更高水平的各类因素影响,也有政治与战争等因素影响。因此,对三个案例的分析仍然只能选择其主要方面,勾勒出其主要矛盾,对其他一些可能造成人才流失的因素仍关照不够。另一方面,三个典型案例也并不完全能代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整体情况,比如本文所述及的,同为发达经济体,以色列和新加坡情况就完全不同。“一带一路”沿线显然还存在有其他更为丰富的人才流动类型和案例,篇幅和研究能力所限,本文未展开对更多国家的讨论。

那么,是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该种“人才陷阱”是难以跨越的呢?本研究认为并非如此。中国自身就是典型案例。中国也是传统的人才流失大国,与沿线国家一样对人才流失之痛感同身受。但与此同时,近年来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持续又好又快发展,中国正扭转不利的人才流失格局。从本国来看,出国留学生人数和归国留学生人数正趋于平衡,迎来人才流失的历史“拐点”。从他国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术人才正大量涌入中国,中国将类似于英国等国家,虽然流失部分优秀人才,但次一级学术市场可以发挥人才补充作用,即进入相对“人才陷阱”阶段。这说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向好,高等教育竞争力增强,国际学术市场环境的变化,加之一国持续推行更加有效和具有导向性的人才工作(近年来中国采取大量举措促进海外学术人才回流),扭转人才流失地位,走出“人才陷阱”并非不可能。中国案例恰是“一带一路”后发国家的参照范例。

新时期,共享发展理念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之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以共商、共建、共享为‘一带一路’建设的原则,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得到沿线国家广泛认同”[25]。此种目标导引下,“一带一路”倡议将有可能从根本上扭转沿线国家传统的人才流失路径,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在此过程中,中国学界必须对各国传统的人才流失特征与原因做出清晰的判断。以此为基础,通过新的学术市场规则和秩序的形成,才能真正帮助沿线国家实现人才造血功能,最终促成“一带一路”的“民心相通”的目标达成。

(1) 如无禁忌证，无论采用何种治疗策略，所有患者均应口服阿司匹林首剂负荷量150mg～300mg(未服用过阿司匹林的患者)并以75mg/d～100mg/d的剂量长期服用(Ⅰ,A)。

本课题组认为,“民心相通”的目标达成,关键是要促进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非常及时。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国际社会,也愿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26]。高等教育就是最典型的公共产品。未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有序推进,有可能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这将是中国和沿线国家共同努力,扭转传统人才格局的有效机制。但与欧美、东亚的传统学术劳动力市场不同,以中国为核心的“一带一路”新兴学术劳动力市场,要更加突出共商、共建、共享,以此为出发点,实现对沿线国家的人才造血,而非传统发达国家对沿线国家的人才剥夺、“人才抽血”。在此方面,中国要做好足够的应对准备。在此过程中要注意基于不同国家人才流失类型的差异化的制度与政策设计。与此同时,也应更加深入论证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才互动关系,切实从沿线国家人才利益出发,形成不同于欧美、东亚传统学术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既促进优秀人才源源不断流入本国,又分担人才培养成本、促进人才回流,帮助沿线国家从人才流失国地位变为人才获得国进而实现人才循环,既实现中国的人才目标,又促进互利共赢,既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正面形象,又通过传统人才利益格局的打破、新规则新秩序的建立形成后发的人才市场竞争力,为下一步创新驱动发展的目标达成提供坚实基础。

蔡元培在演讲中回忆起“十五年前，拟在杭州办一师范学校，以当时风气未甚开通，绅士中鲜有愿赞助者，因之中止”[2]卷2，477。1916年，到杭州见第一师范学校“办理完善”，去绍兴又闻五师亦“非常良好”，感到“甚为欣幸”。蔡元培两次在五师演讲，言简意赅，感情真挚，可谓集师范教育思想之大成；尤其对师范生培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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