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高校稀缺优良教学科研资源是一种权益再分配的话，教学科研能力相对较弱的青年教师，无疑大多处于被领导、被决策、被代表的边缘化地位；如果在高校规模持续扩展的原始量能拓展阶段，青年教师弱势地位作为一种合理现象的话，那么在现今高校逐步实现从量能扩张到内涵提升的科学可持续发展阶段，再不注重青年教师弱势地位的改善必将最终影响学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整体性发展。教育自身的社会系统十分复杂，自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以来，关于教师这一学校教育活动特殊参与主体的社会基本角色的研究主要围绕作为社会成员、学校成员、学生社会化承担者和自身社会化承受者这四个层面展开[1]，教师的社会地位是第一层面的核心问题。青年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中坚力量，与高校组织之间天然存在着归属关系，这种归属关系既可能是类似于集体指称的有机紧密联系，也可能是类似于群体指称的机械从属关系。评价与分析教师社会地位的标准不可能是单一的，实际上教师角色地位研究分为整体地位和层面地位，但是因为各层面因素不是完全可以量化的，评价时不可能运用数学方法进行加权计算，所以本文选择以下三个方面探讨青年教师的弱势化状态。

一、青年教师对学校组织的弱势化状态

无论青年教师是否认可其自身相对较弱的教学科研能力水平和更为趋信学校组织领导干部任命的人际关系潜在规则，还是青年教师自身教学科研能力水平相对较弱的客观现实和人际社会资源占有的相对稀少，都使得青年教师相对疏离于以学术成就本位为评价标尺的学校学术领导机构和多少以人际联系为参照体系的学校行政领导机构，进而造成其无法进入学校组织核心的被边缘化客观实际。

(一)组织决策层面的被疏离与弱势化

在学校行政组织机构构成上，青年教师的份额比重极低，很少有青年教师能加入学校或学院党政行政组织的现状以及党政行政组织在学校或学院各项事务中占据绝对决策优势权的现实表明，无论是在统揽全局的学校层面、关系局部的学院层面、还是涉及微观层的系所层面，青年教师难以拥有领导地位、进入核心党组、成为群体之首。虽然近年来随着干部年轻化的趋势，对年轻干部重视度不断提升，但青年干部的认定也多是以45岁为限，而且管理岗位出身的行政工作人员显然较之专业技术出身的教师学者更适合作为青年干部的后备人选。大部分青年教师没有参加过学校各级组织，即使有少数青年教师参加了，这些组织也多是工会、教代会等非核心性权力组织或以兴趣、地缘、学缘为纽带的非正式群体构成。青年教师群体的“去领导化”身份，使得青年教师群体的群体归属往往带有民间化和非组织化的色彩，而非履行着学校或学院特定组织功能的正式群体构成。显然较之党政行政组织，对学校稀缺教学科研资源分配上这些组织基本不具实质性的决策权。青年教师在学校和学院事业发展中没有决策权和参与权，很难在系所或学院，甚至学校等重大事项重要决策上拥有话语权，在学校和学院中处于弱势化的境地。这种状况之下，自然就催生了青年教师自身“被疏离”“被决策”“被设定”的心理感受。

(二)角色认知层面的被代表与边缘化

教育部在2014年10月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普通高校35岁以下的青年专任教师为60.052 7万人，占普通高校教师总数(149.686 5万)的40.12%；40岁以下的青年专任教师为86.688万人，占普通高校教师总数的57.91%[2]。青年教师作为高校师资队伍的生力军，承担了大部分教学工作，处于学术研究的高峰期，在推动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上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因为青年教师在学校和学院事业发展中仅有较少的参与权和决策权，自身社会资本占有较少，学校的科研经费与学术资源往往集中在学术成果积累丰硕的“精英”手中，且“我国高校的学术评审制度对前期科研成果薄弱的青年教师来说不利于他们的科研、学术成果的积累”[3]，青年教师在申报课题和发表学术论文、出版学术论著时困难重重，使得他们在专业技术评聘和各类评审中处于劣势，而高校的事业单位性质决定了人员工资和津贴的发放依据还是专业技术职务、行政职务、工龄等，青年教师薪酬整体水平在高校中偏低这一事实，使得他们的投入产出比严重倒挂，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体现，没有获得必要的关注和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人际关系构建上不得不处于“被忽视”“被漠视”甚或“被无视”的边际人境况。青年教师将自身基本没有获得必要的关注和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主要归咎于在稀缺教学科研资源分配上存在不公平、不公正现象，而较少反思自己在教育教学能力上的可能欠缺和科学研究水平上的可能不足的认识趋向，表明多数青年教师潜意识里并不认同学校组织的强“成就本位”[4]特质①，所以，在角色认识与身份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身在稀缺教学科研资源获取上的不利状况理解为自身权益的“被侵占”“被剥夺”，折射出青年教师相对边缘化自我定位，和“被代表”“被决策”的角色扮演，以及“被给予”“被设定”的身份赋予。

(三)文化秉承层面上的被漠视和顺从者

高校青年教师普遍学历层次高、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源于其对自我驾驭能力的理性自豪。这使得他们无论是对独立性的追求、对个性特征的呈现，还是对自我实现的定位都表现出更高的要求。他们不满足于现状、不满足于陈规陋习、不满足于仅传授现有的意识形态，他们梦想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学理资源描述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他们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现实政治，而难以对现实秩序满意，所以他们常常以政治批评者的姿态呈现，从而不自觉地游离于官场型气质浓重的学校组织之外、游离于各种条条框框的要求之外。青年教师很难融入垄断着学校资源分配决策权的人际圈中，在“社会资本占有和人际关系构建上不得不处于‘被忽视’‘被漠视’甚或‘被无视’的边际人境况”[4]，进而在价值取向层面，潜在地将发展诉求仅指向于自身“自我实现”的需要，而与学校的政治性和正当性组织发展结合起来。代表和维护青年教师自身群体权益的代言人在学校或学院组织领导机构、组织决策过程中的缺席，使得他们往往倾向于固守自身小群体的独特亚文化，而较少认可和接纳学校组织的主流文化，甚至抵触、排斥学校组织的主流价值引导，而只有个别青年教师愿意主动地融入学校的主流文化。青年教师群体的亚文化价值圈仅仅只是作为学校文化微小的构成之一而很难容身于学校的主流文化，使得他们基本上只能成为学校文化传承的“跟随者”“顺从者”而非“主导者”或“策划者”。

二、青年教师被代表与弱势化状态产生的原因

随着我国大学建设学院、体制化进程的加剧，对教师教学科研的要求也越来越制度化、具体化。教学场域不再具有纯粹的自主性，教学目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课程体系，都受到以督导或评估等名目的形形色色的制度化要求的规定。教学工作被现行的教学管理制度“成功”规训，而这些制度制定的背后存在怎样的权力博弈却是外人无法知道的，正如阿普尔所言：“学校中课程设置的形式、教学和评估都是妥协的产物”[6]。显然制度化的要求有着相当务实的功利性，职务的晋升、工作量的考核都需申请到一定数量、一定级别的科研项目基金，并发表一定数量、一定级别的学术期刊论文，部分高校还借鉴欧美高校的tenure-track制度，对新进青年教师实行“非升即走”，即必须在规定期限内完成量化的考核任务，若无法完成，则要被解聘。世事往往如许，越是孤离者，越容易走向偏激；越是边缘者，越会孤注一掷。要改变弱势化和边缘化的生存发展境况，青年教师只有通过多出学术成果，来尽快达到各种考核或晋升要求，提升学术地位，来争得更多的话语权，在这种异化的学术目标的催逼下，生产出大量不具备应有的学术质量的研究成果。互联网资源的丰富和电子技术的发达，为论文的下载、复制和拼贴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引用”不仅简单易行，而且不易被察觉。青年教师们在改变生存状况的压力下生产出空前繁多的“学术成果”，更催生了学者间的相互不信任，更置他们于排他孤独的境地。同时，查重系统的发展虽是一种不得不用的应对，但在这样高密度的查重系统笼罩下，中文语言文字的特色使得许多虽认真写作、却对这些系统不了解的年轻教师，不经意间陷入那种疑神疑鬼的语词重复的泥坑，甚至被冤枉为剽窃而受到道德的批评。因为德高望重者的语词重复，多是他人对其成果的引用，在早先成果还不那么繁多的时代他们早已占领了阵地，而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则需以加倍的小心进行百分百的原创，简单的重复也不能出现，不能有半点疏漏，这样的小心翼翼还难免“踩雷”，学术创作不再是一气呵成、畅快淋漓的事情，而变得谨小慎微、顾虑重重。量化的管理模式完全以功名之心来解释知识精英们专注学术研究的内部动力显然是不恰当的，忽略了青年教师以学术研究为志向的真正动力，并给他们以极大的不被信任感和失败感，作为学业的佼佼者在进入工作场域后从天堂掉落的落差感，最终造成青年教师相对疏离甚或背离学校组织的客观现实[7]。

(一)官场型与剧场型兼具的大学单位组织特征

如果要追溯技术传播研究的历史，1903年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出版的《模仿律》成为不可忽略的内容，尽管此书不能算作专门研究技术传播的著作，但模仿扩散的观点对后来扩散研究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创新理论鼻祖熊彼特曾将技术创新的扩散界定为创新的大面积或大规模的“模仿”。1962年传播学家埃弗雷特·罗杰斯出版了《创新的扩散》一书，提出了著名的创新扩散理论。罗杰斯的理论对后续的创新扩散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高科技在奥林匹克赛场内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但从奥林匹克传播的角度来看，技术传播主要体现为对奥运会的宣传与推广上，传播技术用于奥运赛事是一部电子传播技术发展史的浓缩。

(二)量化与近乎功利的学术研究导向

从学校组织构成、决策机制，青年教师心理感受和文化传承层面看，青年教师群体相对被代表、被决策、被领导及其自身权益相对被侵占、被剥夺和被削弱，基本构成青年教师与学校组织实际关系的疏离状态，并对青年教师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导致这种状态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三)知识人与政治人兼具的边际人烦恼

青年教师相对游离于学校组织之外的被代表状态，不仅仅因为青年教师在学校组织中的基本诉求相对被剥夺、基本权益的相对弱势化，也存有青年教师自身消极回避学校组织活动的相对自主性脱离。教师作为知识的传递者，应以学术为志向而“保持‘头脑的清明’并传播这种清明”[5]166。韦伯说，科学“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8]45，而不是派发神圣的价值。虽然韦伯的以学术为业的大学知识人应该保持价值中立、为学术而学术的立场，曾引起过很大的争议，但揭示了追求真理对知识人独立人格的要求。中国的知识人自古就不缺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只是在兼具官场型与剧场型特征的大学单位组织中，教师的身份成为国家干部，其社会地位、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都由行政单位决定，社会角色的合法性根据完全来源于国家的赋予，身处官场中的知识人融入权力圈之后便不得不按既定的规则行事，雄心与锐气被不断地消磨，最终被同化为行政式的学者，从而失去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使得“国家的代言人”的角色超越“求真”的角色而成为教师的天职，教师成为中规中矩的政治思想宣传者，而非精神的体现者。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控制，不仅使学术研究政治化，也形成了知识人对政治的依附。“政治强调规范，学术要求自由”[9]；政治强调服从，学术要求创新。高校教师兼具政治人与知识人的特征，虽然政治可以为学术提供便利，但由于我们传统政治文化的专制性和青年教师追求自由的天性，使得能够在纯粹的学术场域中真正自由地探寻真理似乎更具吸引力。政治人介入知识是矛盾的，容易造成对知识的误识；知识人介入政治是痛苦的，因为难以适应于服从命令和中规中矩，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代言人的强制要求更与知识人保持独立人格的要求相抵牾。这导致许多青年学者宁愿选择学术研究也不愿从事政治，或者不自觉地游离于学校主流文化之外，或者成为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边际人，难以在知识成为政治借口的场域中，找到政治的知识化与知识的政治化的平衡点。

三、改变青年教师被代表与弱势化状态的对策

合理的组织制度和机构调整，虽说是有效防范青年教师被代表与弱势化现象产生的制度保障，但学校组织现行的成就本位的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和干部录用任命机制，使得青年教师要在学校或学院组织领导机构中占有较多的领导职位和较大的话语决策权，只有通过多出学术成果、快速提升教学科研水平，否则是很难实现的诉求。而在这种功利的量化目标的压力下，使得青年教师们刚步入社会便跻身于“学术泡沫”之中，无法养成学术大师理应具备的“专心致志、潜心问学的学术品格”[11]和严谨扎实、脚踏实地的学术精神。欧文·白璧德说：“尽管整个世界似乎都醉心于量化的生活，大学却必须牢记自己的任务是使自己的毕业生成为高质量的人”[12]，对于大学青年教师来说，更应时刻保持警醒。科研量化的过度要求集中体现了学校办学指导思想和评估标准的功利主义，在这种功利主义指导思想的引导下，对科研创新简单机械的庸俗推进，使得原本应艰苦而严肃的事情，变得急功近利。诚然确实有青年教师为了尽快达到考核或晋升要求而进行抄袭，但我们在进行严肃的道德批评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过多的量化要求、过高的考核标准，要求他们快速写出高水平专业论文，使他们无喘息之机、难以安心研究，这是否是一种操之过急的揠苗助长呢？各个学科特色不同，研究路径不同，成果周期也不同，用同一标准要求不同专业的教师，是否又在另一个意义上吞没和模糊了他们的专业性区别？一定的考核要求，给予一定的督促与激励，对治疗在现代人中漫延的拖延症肯定是有积极作用的，但应该如何监督？督促到何种程度？是一个很难掌握的“度”。大学要对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和过分制度化倾向有着清醒的理性认识，在将目前已经走向极端的量化要求合理调整，使其回归适当的位置，在保持量化要求的同时，对量化要求有所超越，关注不同学科的差异、关注对质量的要求，发掘学术研究固有的智慧、感性和审美，发掘青年教师的想象、原创和理想，推动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和水平的真正提高，实现自我价值与学校事业的共同提升，使青年教师共享学校事业发展成果，规避青年教师被低层化的弱势感。

(一)官场型与剧场型组织特征的保持与超越

兼具官场型和剧场型两类混合特征的单位型学校组织，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文化组织，而且也是一种政治权利机构，是社会政治结构的有机构成要素，发挥着统治功能。这一特征决定了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如果学校官方能够合理调整组织构成，确立青年教师自身群体的合法代言人，给予青年教师必要的话语权；能够在政策层面上给予青年教师必要的重视、资助和支持，让青年教师共享稀缺教育资源；能够在治校理念上改变既有传统惯性，通过不同层次教师间的适度平衡，打破传统分配模式，是有效规避青年教师产生弱势化心理感受和实际状况的首要制度保障。但由于政治领域的每一项改革都必须获得当权者的认可，这些看似简单的政策调整要真正实行却是异常艰难，因为每项政策和调整都不知又会触动多少既得利益者的“奶酪”。青年教师代言人的确立不仅仅要求体现在诸如工会、教代会等维权性、辅助性组织的代言，更在于学术委员会、党政联席会等关键性、决策性组织的代言。毕竟，在事关青年教师健康成长、合法权益维护方面，后者较前者而言，更具实质性的决策权。在以科层制为特征的高校行政管理体制下，每一个利益触动，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即便是选定了代言人，在政治体制的同化下代言人能否真正而一贯地为青年教师代言，依然不能确定。只有超越这种官场型与剧场型兼具的组织特征，实现学者治学，让青年教师拥有一定的重大事项决策参与权和资源分配决定话语权，才能从根本上维护青年教师必要的合理诉求、保障青年教师的合法权益，才能从制度上遏制青年教师产生“被代表”和“弱势化”的心理定位，并逐步形成和确立青年教师的集体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学校事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看，还是从青年教师自身的健康成长看，青年教师与学校组织间有机融合的强行嵌入，是实现两者共赢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石。

“学校自产生之初便是作为政府机构的一部分而存在的”[5]69，政教合一体制的国家重视通过学校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突显学校教育的政治功能，学校也是国家官员的“蓄水池”。在学校教育的政治化体制中，身处官场的教师首先是学官，国家为学校规定职位的数量和阶品，为学官提供政治资本和经济来源，政治权力是学术地位的保证。剧场是通过艺术表演吸引观众的社会文化场所，主体是演员和观众，剧场型学校作为一种文教机构，与剧场一样，主体也是犹如演员的教师和犹如观众的学生，演员的身份是自由的，观众的爱好是重要的。这种剧场型特征不仅保有了教师的独立人格，而且突出了学术的主体地位，为学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可能。在一定意义上，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单位型社会，单位不仅是人们物质经济的来源，也是其社会认同与角色定位的基础，“学校是中国的一种典型的单位组织，而且是更加具有‘国家’符号象征的‘事业单位’”[5]77。单位型学校组织兼具官场型和剧场型两类学校的混合特征，一方面是国家机构的一部分，内部组织设置和人事关系体现着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又是人才培养的教育场所，注重学术研究，学术水平决定社会地位。现代行政管理的典型体制是科层制或官僚制，这种管理体制采用档案制度的非人格化的行政管理，严格执行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领导。从理论上讲，充分发展的科层制有利于提高工作效率，使管理规范有序，但也更有助于突出统治者的权利地位，强化自上而下的集权主义领导，使身处底层的青年教师们鲜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愿。青年教师决策话语权的相对缺失和优良资源分配的相对被剥夺，是导致青年教师产生被代表与弱势化状态的核心性因素。学校中的行政干部们拥有固定职务等级并由此决定其所拥有的职务权限和获得的货币薪金，行政职务的升迁多根据年资、政绩，青年教师很难、甚或不屑于通过从政方式获取资源，因为学术创作所需的个性张扬无法适应精确、稳定、严肃、照章办事的科层化管理模式，而只能在这种官僚化的剧场中处于边缘的位置。学术水平的高低固然也决定学术权力和经济收入的多少，但这对知识积累还不够深厚的青年教师来说，学术地位的提升还需漫长艰苦的努力，只能处于被代表、被决定的状态中。

(二)量化标准的保持与超越

青年教师弱势化状态产生的双主体性与多层面性，决定了有效改善青年教师现实问题的路径选择，除了继续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强化业务素质提高、完善健全管理机制、改善工作环境等传统措施之外[10]，还应以保持与超越的双重姿态，让青年教师成为积极参与学校决策、热心组织活动和关注学校发展的有机组织构成。

(三)政治人与知识人的保持与超越

注释：

马克·里拉认为政治人与知识人两种社会角色是冲突的，“如果哲学家试图当国王，那么其结果是，要么哲学家被败坏，要么政治被败坏，还有一种可能是，两者都被败坏”[13]，所以他提出了将两者隔离的办法，因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场域只注重结果的运作规则，必然会遮蔽学者的视野，消磨掉他们的理想，正如韦伯所说：“‘缺乏距离’，乃是政治家致命的罪过之一，也是我们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一旦养成便注定会在政治上无能的素质之一”[8]101。不过里拉的办法并不能解决中国高校教师的问题，因为在旗帜鲜明讲政治的时代，大学教师注定要扮演两种角色，他们可以考虑的只是能否自由扮演和如何扮演的问题。从历史事实来看，“学术思想若与现实的政治处于分离状态，则其影响力常系局部的、慢缓的；若与现实政治处于对立状态，复无有力之社会力量加以支持，以改变当时之现实政治，则现实政治这影响于学术思想者，将远过于学术思想之影响于现实政治。”[14]既然无法分离，只有适应这种结合；既然无法以体制外的“理想人”自居，就必须适应这一角色扮演。大学青年学者在只有保持政治人角色扮演的同时，超越这种扮演，继承中国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政治精神，将政治人的政治责任放置于社会大众的福宁之上，避免将政治角色仅视为自身利益的寻求与获得方式，建立起青年教师将自身发展与学校整体事业共存双赢的有机联系，树立起青年教师积极参与学校建设、关心学校发展的融入意识，从而超越传统政治文化规则的不确定性，保持独立自由地思考和表达、保持社会评判精神、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只有帮助和引导青年教师树立起积极主动的主人翁意识和学校集体归属感，才能使青年教师和学校身心交融，安心于教学科研工作，关心学校发展、倾心学校事业，从而建立起抵御弱势化感受的心理防线。而这既取决于外部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善，更取决于扮演者的内在自觉的独立意识的对政治人与知识人角色的保持与超越。显而易见，无论是从学校事业的科学可持续发展看，还是从青年教师自身的健康成长看，青年教师与学校组织间有机融合，是实现两者共赢和良性互动共同发展的基石。

有关许春花消失的版本还有很多，李小树听完我的话后，就开始破口大骂镇口的那个张铁匠，还有茶馆的老王头。他还骂了很多人，包括卖豆腐女人口里说的那个不知姓名的粗壮男人。

(1)辊壳式流浆箱的均衡室进口压力和溢流室压力不仅受到喷浆速度和沟槽辊转速的影响，而且还受到溢流室进口角度的影响。

①学校作为社会组织的“成就本位”价值取向，不仅适用于学校组织主要社会角色的学生，也大体适用于学校组织另一主要社会角色的教师。

产业集聚过程中以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人口集聚等为媒介对区域产生环境效应。基于此，国内外学者从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人口集聚等视角对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开展研究，却尚未得到统一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吴康宁.教育社会学[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203.

[2]教育部.专任教师年龄情况(普通高校)[EB/OL].(2015-08-12)[2017-09-18].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8493/ 201412/181694.Html， 2015-08-12.

[3]姜捷.论高校青年教师的压力问题及其缓解对策[J].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56(1)：123-130.

[4]陶勤，赵志鲲.青年教师弱嵌入性问题研究[J].南昌师范学院学报，2010，31(4)：17-20.

[5]胡金平.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困顿[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M·阿普尔.官方知识：保守时代的民主教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1.

[7]蒋秀碧.新时期高校青年教师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以攀枝花学院为例[J].经济研究导刊，2009(32)：219-220.

[8]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45.

[9]蔡仲德.论冯友兰的思想历程[G]//郑家栋，陈鹏.解析冯友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523.

[10]曲倩劼.当前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7(8)：95-96.

[11]何言宏.关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专业性问题的反思[J].江海学刊，2006(3)：202-205.

[12]白璧德.文学与美国的大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2.

[13]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40.

[14]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序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