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潘金林的博士学位论文《大学本科教育的守护神——欧内斯特·博耶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研究》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在表示祝贺之余，我向他提议：“你的论文选题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前主席欧内斯特·博耶的高等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捍卫和守护作为大学核心使命的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这是当下中国高等教育同样面临的挑战和难题。希望尽快将论文修改出版，并继续深入研究，力争成为中国研究博耶高等教育思想的第一人。”时隔五年，潘金林博士终于将他的学位论文改定付梓，以《守护本科教育的灵魂——欧内斯特·博耶高等教育思想探微》为名在高等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我想，这是中国学人对博耶这位国际知名的教育专家——大学核心使命和核心理念的“守护神”——的最好纪念。

说起潘金林研究博耶的缘起和进程，可以用三个“一”来概括，即选题“一拍即合”、过程“一波三折”和结果“一举中的”。

将欧内斯特·博耶作为研究对象，是潘金林和我不约而同的选择，可谓师生“心有灵犀一点通”。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教界一批有识之士不断呼吁重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纠正大学日趋严重的忽视人才培养，特别是忽视本科教育教学的倾向，其中最早大声疾呼“为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服务”的学者，就是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主席欧内斯特·博耶。1995年他不幸早逝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博耶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委员会”（The Boyer Commission on Educating Undergraduates in the Research Universities）更是振聋发聩地喊出“重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学”的口号，不仅在美国研究型大学掀起关注本科、重振本科的旋风，而且引起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关注和共鸣。2006年我承接了教育部高教司委托的重点课题“大学教授承担本科教学的调查研究”后，曾经反复研读了博耶领衔撰写的有关本科教育的系列研究报告。博耶对大学核心理念和根本使命的精辟见解和执着坚守，特别是他不仅“坐而论道”而且“起而行之”甚至“鞠躬尽瘁、死而不已”的精神，让我肃然起敬，为之叹服。我意识到，当今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既有不同的特点和个性，又有诸多共性的问题和共同的趋势。其中，在大学越来越多地承担科研重任、社会越来越倚重大学在知识、理论和技术创新方面的贡献的大背景下，如何看待大学的核心使命？如何让学生投身学习，让教授献身教育，以保障本科教育的品位与质量？上述问题既是西方发达国家昨天碰到的难题，也是今天中国大学无法回避的挑战。博耶的过人之处在于，他不仅率先提出了问题，而且进行了多方的探索与长期的实践，试图解决这些世界性的难题。2008年在南京大学校长、常委联席会议组织的“务虚研讨会”上，我介绍了发达国家研究型大学在重构本科教育方面的变革，介绍了博耶和德里克·博克等学者的见解，并向学校领导提出建议：“研究型大学能否坚持‘务本’，即始终把握住治校办学的第一要务，办好本科教育，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南京大学应当也可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有所突破。”时任党委书记洪银兴和校长陈骏等高度认同这一观点，并果断地提出“南京大学要办中国最好的本科教育”的设想。他们还希望我们教育系、高教所沉下心来，组织师生在这方面做更多更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也很希望我的博士生中有人能够将本科教育作为自己研究的领域和方向。

半个学年过去了，我是越战越勇，名次上升很快，甚至数学还以满分和张绍凡并驾齐驱。她看我的眼神变得不一样了，有惊奇还有疑惑。

对潘金林而言，在进入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就担任常州工学院教务处副处长之职，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和管理，使他萌生了对本科教育的钟爱之情和使命之感。他在本书后记中写道：“在工作中，我常常困惑于本科教学中的许多难解之题，直到有一天我从学校图书馆的书架上发现了一本名为《美国大学教育：现状、经验、问题及对策》的译著，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耶博士对本科教育的深刻洞察让我茅塞顿开，也引起了我研究本科教育的兴趣。随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其中恰好有博耶的《学术水平反思：教授工作的重点领域》，当我一口气读完这部充满睿智见解的著作时，不仅折服于他对大学学术工作内涵的独特领悟，更让我萌生了对这位伟大的教育思想家进行研究的冲动。”在考取南大博士研究生之后，潘金林毅然辞去副处长之职，大有破釜沉舟、潜心向学之意。他有志将欧内斯特·博耶的高等教育思想作为研究对象，阐扬博耶把本科教育作为大学核心使命的理念，这一想法得到我的赞同。在他选择博士学位论文研究题目时，我们师生十分默契，很快达成共识。

一波三折之后，终于迎来“一马平川”。道格拉斯教授对潘金林学术研究的精心指导，常桐善、赵春梅博士与潘金林的研讨、切磋以及在生活上提供的诸多方便，使得潘金林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既顺利又充实，可谓“一举中的”、收获多多。他利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流的图书馆和网络，系统收集了有关欧内斯特·博耶的研究资料。在2011年初美国东部特大风雪之际，他又飞赴宾州，在博耶中心伏案一周，全面查阅了中心收藏的所有有关博耶的档案材料，并得到中心授权，复制了大量文献资料。更难得的是，他在道格拉斯、赵春梅和常桐善等的帮助下，先后访谈了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高级学者玛丽·胡贝尔博士、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前校长卡尔·皮斯特教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务长助理辛西娅·施瑞嘉等重要人士，获得了鲜活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为自己的博耶研究全面、深入且富有创见提供了可能。

其四，深度解读了博耶对大学学术内涵进行反思后提出的“多元学术生态系统”。潘金林认为，博耶于1995年发表的《学术反思》研究报告，大胆超越了“教学科研孰轻孰重”这样司空见惯、永无休止的争论，给予学术以更广阔和更富有内涵的解释。潘金林强调：“通过把学术活动划分为探究的学术、整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四种形式，博耶对大学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进行了整合，对学术进行了重新定义，由此，大学的学术边界得以拓宽，学术的内涵得以丰富。同时，新的学术观还赋予了探究、整合、应用和教学四种学术以同等的地位，它们并行不悖、和谐共处，构成了一个共生的学术生态系统。”潘金林认为这一思路是划时代的、建设性的，因为“不仅报告本身对公众舆论的回应及为高等学校的辩护是巧妙的，更在于它是一个行动的纲领，一个奋斗的目标”，它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将是全面而长久的。

如果说在研究选题上是“一拍即合”的话，在实施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波三折”。首先，凭着扎实的外语功底和精心的研究设计，潘金林顺利地获得了江苏省留学基金会的批准，可以利用公派出国进行为期半年的学术访问的机会，收集博耶研究的相关资料并访谈诸多学者专家，以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然而，始料未及的是，有关部门领导未曾细看潘金林的留学申请报告，就阴差阳错将其派遣到澳大利亚！这真是“乱点鸳鸯谱”，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只好向主管高教的省教育厅副厅长丁晓昌教授陈情求助，提出“改派美国”的要求。幸运的是，丁厅长不仅重视高教研究，而且十分懂行，欣然支持并促成了“改派美国”。接着，在具体访学院校的选择上又节外生枝，再遇难题。在2009年新浪教育论坛上，我有幸结识了中国旅美学者赵春梅博士，得知她之前曾在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会任职多年，对博耶所思所行相当了解。我请她帮助联系设在弥赛亚学院的欧内斯特·博耶研究中心，接受潘金林为访问学者，赵博士慨然允诺。但联系后得到的答复是：博耶中心正在整修，暂时无法接受外国访问学者！这真是又一个“始料未及”！好在当时我正通过赵春梅博士和加州大学总校院校研究室副主任常桐善博士，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商讨合作进行“研究型大学本科生学习经历调查”（SERU）事宜，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潘金林最终得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访学。指导教师是高等教育研究中心的约翰·道格拉斯教授，一位顶尖的高等教育研究专家。

潘金林的博耶研究新作可圈可点之处甚多，在此不再逐一赘述。之所以能够新见迭出，不仅因为他收集和掌握了相当全面的文献资料、信息和档案，而且因为他在博耶中心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等地进行的深度访谈，获得了十分鲜活的、不同于既有文本的素材，其中不乏思想的闪光和观点的碰撞。基于这些自己寻觅、采集而得的第一手素材，潘金林的博耶研究自然就不落俗套、颇具特色了。

其三，充分论述了博耶的高等教育思想与实践对美国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变革的引领作用和重要影响力。例如，潘金林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学者对大学的关注点主要是大学本质、大学治理、学术自由等宏观话题，即使是对大学较为微观的课程改革、教学评价等问题的探讨，其立场和结论也主要是为管理者服务的。而在80年代中期关于高等教育质量的争论中，博耶敏锐地察觉了改革的风向标，从本科生学习经历与体验的新视角对“什么是好的大学”进行了全面的解读，涵盖了学生入学选择、课程学习、课外生活乃至走向社会的多个方面，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参考和指导。“博耶此举可谓是开风气之先。随后，更多的美国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大学本科教育、关注学生成长经历。”一方面，将“学生投身学习”的意愿和强度作为评价、衡量本科教育质量的观点，将学生在高校的学习经历和体验作为本科教育质量控制最重要的维度，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大学治理层和研究界所接受。印第安纳大学发起的美国“全国学生学习性投入情况调查”(NSSE)、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领导的“研究型大学学生就读经验调查”（SERU）等，不仅蔚然成风，而且对中国高教界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博耶及其继承者有关“重构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蓝图设计和实施，与原哈佛学院院长哈瑞·刘易斯对“失去灵魂的卓越”的批判，以及原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对“回归大学之道”的呼吁，终于导致了美国研究型大学的深刻反思和“重构”行动，同时也引发了旨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研究型大学“办一流本科教育”“为学生成长与发展服务”的新世纪变革。

其一，敢于“啃硬骨头”，大胆探讨了欧内斯特·博耶高等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基于“核心共性”的普遍联系观。潘金林认为，在博耶从事高等教育管理工作的30多年中，美国社会思潮经历了从新自由主义到新保守主义、再到中间路线的嬗变，博耶涉猎多种社会思潮并充分吸收其养分，对不同的哲学理念合理取舍、有机整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育哲学思想。博耶不是唯物辩证论者，但在其教育理念中，“联系”的观点无处不在：学生个性发展与社会责任的联系，大学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代际联系，大学与基础教育的联系，学科之间的联系，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之间的联系，等等。“实际上，博耶终生都在寻找一种深刻的含义——探寻教育内部的联系，并通过教育内部的联系，找到教育与更加广阔的人类经验之间的联系，最终形成最普遍的联系，培养真正受教育的人。”潘金林将博耶的哲学理念概括为“基于‘核心共性’的普遍联系观”，我认为不但能够自圆其说，而且是十分剀切的。

对于抛填片石黏土填充溶洞的情况，在灌注混凝土时，因混凝土比重大于泥浆比重，尤其是桩灌注接近完成时，溶洞区域土壁受到最大的挤压力，此挤压力为冲孔过程中泥浆压力的两倍有余，可能冲垮溶洞内土壁，造成混凝土流失，严重时形成断桩。

我在此仅举数例，说明潘金林的博耶研究扎实深入，颇有创见。

因此，综合来看，对于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我们充满了信心。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发展势头良好，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新的商业模式正在不断涌现，汽车产业的生态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竞争格局正在重塑。全行业一定要正确看待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现状，放宽视野积极寻求市场机会。我们深信，汽车产业全面变革的新时代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机遇。

王阳明(1472—1529)，名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子、阳明山人，世称阳明先生。其父王华是明宪宗成化十七年(1481年)的状元。王阳明生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于孝宗弘治十二年(1499年)登进士第，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冬，因上疏援救戴铣等而得罪大太监刘瑾，贬为贵州龙场驿驿丞。在龙场驿任上，王阳明致力于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并形成了著名的“心学”体系。后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嘉靖七年(1529年)卒，归葬浙江山阴洪溪乡(今属绍兴县兰亭镇)。卒后三十八年，即隆庆元年，追赠新建侯，谥文成。

其二，在全面探析博耶高等教育理念内涵的基础上凸显其核心与灵魂——守护本科教育。潘金林将博耶的大学理念概括为六个方面：本质观、职能观、教育目标观、质量观、课程观、学术观。他特别强调：将这六个方面连成一体的，是博耶对人才培养特别是本科教育这一“大学理念的灵魂的坚定守护”。“几乎在其每一种理念中，他都在强调着共同的核心主题：关注本科教育的质量，关注学生的培养和成长……可以说，本科教育的灵魂支撑着博耶大学理念的大树，并渗透至其思想的每一片枝叶之中。”恰如博耶自己所强调的那样：“围绕教学与科研、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校园生活的质量、学校的社会服务等问题进行的争论，都是为了寻求一种大学的灵魂。”在博耶看来，这一“大学之魂”，就是培养学生，就是造就人才，其中的基础和重心又落在本科教育。我们看到，博耶的“核心主题”和“大学灵魂”之说，与高等教育界一些有识之士不谋而合。例如，曾经担任哈佛学院八年院长的著名教授哈瑞·刘易斯就一再强调研究型大学不能忘怀大学的“Soul”，他在《失去灵魂的卓越——哈佛是如何忘记教育宗旨的》（Excellence Without a Soul:How a Great University Forgot Education）一书中毫不留情地批判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福大学等一流高校充其量不过是“失去灵魂的卓越”，因为“作为知识的创造者和储存地，它们无疑是成功的，但它们忘记了本科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帮助十几岁的人成长为二十几岁的人，让他们了解自我，探索自己生活的远大目标，毕业时成为一个更加成熟的人”。问题在于这些高校“用学术追求代替了大学的教育任务，殊不知这两者不应该厚此薄彼”。

本文通过多QOS评价模型运维策略的算法和策略评价模型的构建，模拟人眼技术以及图像智能分析技术的研究，在变电站内实现了大数据运维的研究。同时，通过对丰富站内数据采集手段，优化运维策略，研究设备数据智能预警技术，实现故障告警和顺控操作验证技术等实现对变电站的安全管控。

当年潘金林赴美访学时，我曾经开玩笑地对他提出要求：尽可能全面地收集博耶的资料，尽可能多地访谈与博耶有交集或者相关的人物。唐代文人韩愈在《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中曾云：“伯乐一过冀北之野，而马群遂空。”我也希望潘金林能够拿出敏锐眼光，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使得有关博耶及博耶研究的资料素材能够“北群空”。现在看来，这一目的尚未达到，当然也不易达到。由于博耶中心当时正在整修，所以潘金林在博耶中心的访问仅仅一周时间，略显仓促。由于当时美国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正处于机构变动和改造时期，未能更多地访谈博耶当年的同事及继任者，则是潘金林赴美研究的又一缺憾。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欧内斯特·博耶生前曾经多次访问中国，并在1988年和1992年代表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与中国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签署协议，双方在多个领域开展高等教育的比较研究，这一合作延续了10年之久。本书对双方合作的来龙去脉和取得的进展有清晰的表述，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潘金林未能按计划对郝克明主任等重要亲历者进行深度访谈，这些表述也就显得相对平淡，差强人意。

我之所以列举本书存在的不足与缺憾，是希望潘金林博士将他的博耶研究继续坚持下去，即把本书的出版作为一个新的起点，而不是匆匆画上一个句号。中国正迈入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快车道，无论是“双一流建设”，还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转轨与提升，都需要固本培元、回归大学之道，都需要借鉴他山之石，探索兼具国际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本科教育新路。

注释

①潘金林博士的专著《守护本科教育的灵魂——欧内斯特·博耶高等教育思想探微》2017年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本文在该书之序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和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