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源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而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源泉，高等教育又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关键。某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对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存量和技术创新能力有决定性影响，并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增长模式，而省级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以下简称“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是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资源。对某些地方高等教育改革成效的不尽如人意或经济发展滞后，人们常常简单地归咎于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支持不足或地方高等教育脱离所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实际，很少有人从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关系上去找原因。

从应然层面上看，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基础是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主要保障，只有区域经济发展了，地方政府才具有向地方高等教育投入的能力；另一方面，根据舒尔茨（Schultz）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1]，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将通过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专利的发明、先进技术的产生等方式为该地区带来人力资本，从而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从实然层面上看，我国高等教育院校分中央和地方所属，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2]，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的主观努力程度与中央政府投入的努力程度是不同的，且地方政府之间也表现各异。某些地方政府常常会偏向采取可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以追求地方生产总值的提高，导致地方政府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资减少，进而导致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与区域经济增长状况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反过来又会导致该地区高素质人才和先进技术的匮乏，从而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进一步阻碍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

行政事业单位缺乏专业性的财务管理人才，因工作人员不能对财务管理内容有比较专业的了解，在财务管理操作中，就会出现失误，导致一些违规事情的发生。此外有部分财务工作人员没有较强的职业道德意识，缺乏职业法律观念，在工作过程中经常出现执法不严的现象，对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管理造成十分严重的影响。

因此，探讨我国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及不同省份、不同地区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和变化趋势，对促进地方高等教育和地方经济两者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1 脑瘫儿童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概述 本研究显示，脑瘫儿童父母较正常儿童父母存在更多的心理健康的问题，更易出现躯体化障碍、强迫症状、人际关系敏感、抑郁、焦虑、敌对、偏执症状等不同表现形式的心理障碍。脑瘫儿童父母焦虑、抑郁的发生率分别为26．56%、38．28%，强迫25．78%、敌对31．25%、人际关系敏感28．90%。以上结果表明脑瘫儿童父母焦虑、抑郁、强迫、敌对和人际关系敏感等心理状况普遍存在，这与国内多项脑瘫儿童父母的心理健康状况研究一致［5－6］，充分显示焦虑、抑郁、强迫、敌对和人际关系敏感等仍是脑瘫儿童父母的主要心理问题。

二、文献综述

国内关于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的相互作用和协调性方面。早在1999年，刘健、李忠红等人就阐述了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相关性[3]。周江林于2003年总结了高等教育区域化的相关理论，并比较了各种理论所留下的盲区[4]。近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来分析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互动，如孙蕾于2006年采用面板数据测算了2000－2004年的教育投入弹性，并发现东、中、西部经济带的教育投入弹性均为负数[5]。贾彦东、张红星在2006年的计量分析发现，在东、中、西部地区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差别较大，从增加教育投入到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系列连续性过程中均呈现不协调状况[6]。郑鸣、朱怀镇在2007年的计量分析发现，1999－2005年间我国一半以上省份的高等学校对区域经济发展没有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相反对区域经济的发展还有所阻碍[7]。但杨祖宪、李东航在2009年总结出区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是相互制约又彼此促进的[8]。赵永辉在其2012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深入讨论了我国高等教育支出责任的划分问题，他测算发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支出责任与拥有财力之间均不匹配[2]。刘青在2012年的研究中发现，我国的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是相互促进却又相互制约的[9]。刘林等人在2013年对江苏、浙江两省进行的高等教育投入与人才集聚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分析中发现，两省的高等教育投入和人才集聚投入都背离了共轭状态[10]。周圆圆于2013年的实证分析发现，泛长江三角地区的资本投入、技术进步、高等教育质量都对区域经济的发展有正向影响，而高等教育规模对其却有阻碍作用[11]。最近的付明、祁晓在2015年对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数据统计分析中发现，两者的相关性很高[12]。

此外，研究在参考已有的区域经济与环境的耦合度测算模型基础上，将耦合度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综合评价指数结合起来，构建如下耦合协调发展模型。

需要指出的是，“耦合”与“协调”是不同的。“耦合”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存在紧密配合与相互影响的关系，一个子系统可以通过两系统间的相互作用来影响另一个子系统的现象。“协调”指的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实体所构成的系统之间的各个要素相互配合、相互促进，强调的是现象或者系统内的相互促进的良好互动关系[17]。在耦合系统内，各个子系统之间既可能是相互促进，也可能是相互阻碍的。从系统之间耦合关系类型的角度，可分为“耦合非协调关系”和“耦合协调关系”。当两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各子系统之间又相互阻碍时，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耦合非协调①；当两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相当或差异不显著，且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较低的情况下，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低，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低层次的耦合协调，此时，各个子系统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制约，系统间是耦合的但并不够协调，也有可能导致出现更多的问题；当两系统之间的发展水平相当或差异不显著，且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均较高的情况下，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两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高层次的耦合协调，各个子系统之间相互促进，系统间彼此协调发展[18]。

已有的对耦合协调度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环境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上。刘耀彬等人早在2005年通过耦合度模型分析，发现我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非常低[19]。钱丽等人在2012年首次提出了我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并发现1996-2010年间我国各省份的“三化”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差别不明显，均大致处于初级协调水平[20]。张卡等人在2015年通过构建描述经济和资源系统的综合指数，发现辽宁省近12年来经济与资源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都很低[21]。

基于31个省1999-2014年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根据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可以计算出我国各省2000-2014年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和综合评价指数，进而得到我国31个省每年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由于篇幅有限，在此仅展示2000年和2014年各省的两系耦合协调度（见表4）。

现有研究大多从相互作用和协调性方面考察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而关于两者之间耦合关系的研究存在着继续深入的空间，特别是在考察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方面，依然留有空白。因此，本研究在验证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的基础上，运用可以反映两者相互作用、协调发展程度的耦合协调发展模型，测算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进一步分析我国各省份和各地区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及现状。

三、计量模型和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

研究利用1999－2014年的各省数据，采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耦合协调发展模型，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验证，测算省级层面和地区层面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分析其变化趋势，为方便研究，研究中用地方高等学校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作为地方高教财政投入的衡量指标，用各省份的实际人均生产总值作为区域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

地方高校的财政投入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但由于地方政府难以保障投入足额以及增长中的学杂费和民间捐赠资金的影响，仅对区域经济增长和省级财政投入进行二元回归，其回归结果会存在较大偏误。所以，为了避免二元模型遗漏变量导致伪回归，研究中将并非来自地方政府的学杂费和民间捐赠作为辅助变量纳入到地方财政投入对于区域经济增长的回归模型中，再取所有变量的自然对数来解决异方差问题。

在路径规划中，需先对环境信息进行描述。由于复杂的海面环境导致算法不能直接被利用，采用坐标法建立海平面二维模型，并将复杂的海面地理信息进行简化，把障碍物适当扩大安全距离，转化成简单的封闭几何图形(见图1)。图1a)地图位于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由部分岛礁组成中心经度为123°38′，纬度为01°57′；图1b)地图在坐标平面内以黑色部分表示障碍物，(0，0)为起始点，(40，40)为目标点。

如此，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量化关系可以用数学模型表述为：

式中：PGDPit表示i省（直辖市、自治区）第 t年的实际人均生产总值，可由该地区的名义人均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指数计算得到（以1999年为基年）；PFAit表示 i省第 t年的地方高等学校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PTFit表示i省第t年的地方高等学校生均学杂费；TOIit表示i省第 t年来自民间捐赠投入，用“其他总收入”（其他总收入=其他收入+社会捐赠+事业收入-学杂费[22]）的统计数表示；α、β和γ分别表示省级财政投入、家庭投入和民间投入的产出弹性。将其他未包含的和不可观测的因素全部纳入残差εit②。

从理论上说，由于高等教育效应的滞后性，地方高校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数据采集年代Tedu应比该地方经济数据采集年代“Tecno”前移，但高等教育阶段学制上的差异使“生均”情况复杂，继而使这个“前移量”难以确定，且现有的研究也尚未能得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的具体延迟时间③，考虑到研究所用的数据周期比较短，本文暂不将地方高校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滞后性影响因素纳入模型，因此Tedu=Tecno=T。从计量模型上看，未纳入地方高等教育滞后性因素会导致地方高教财政投入影响效应的低估，但并不影响对地方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验证结果。

底层为沉积岩或结晶岩；沉积岩按石油钻井技术体系考虑，结晶岩破碎带、漏失带等，强致斜岩石；孔底地层温度约175℃，循环孔底温度约100℃。

另一方面，近几年一些学者从物理学概念中引申出了“耦合关系”。周光礼在2014年将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定义为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两个系统通过各自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协同的现象[13]。李静、谢树青在2015年运用网络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对新疆高等教育系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和区域经济系统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了耦合分析，发现新疆高等教育系统的不稳定和低效率导致了耦合系统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变动[14]。尹德伟、秦小云在2015年提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主要体现在高等教育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和知识保障，区域经济发展为高等教育提供软件支持和硬件支持等方面[15]。吴丹丹、马海泉等人在2018年提出，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不是简单的"并重"和"结合"关系，而是复杂的耦合关系[16]。

式中：ηt为系统耦合度；Xit表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增长速度；Yit为区域经济的增长速度；t为时间（年度）；n（n≥2）为调节系数（由于研究指向两个系统间的耦合，故取n=2）；ξt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评价指数；λt为系统耦合协调度，θ一般取0.5。在模型运用中，α和β为待定权数，研究认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区域经济增长同等重要，故取α=β=0.5。在数据采集年代的选择上，如前所述，使Tedu=Tecno=T。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可知，无论是否考虑滞后期，从理论上来说，对经两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调整后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的影响均不大[24]。

其中，ETot和Ei分别为系统的总能和单个原子的能量，N为晶胞原子数目，γi是晶胞中第i种原子的原子数Ni与总原子数N的比值. 从表1中的凝聚能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五族原子(N、P、Sb、Bi)掺杂砷烯材料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N掺杂砷烯结构的稳定性最强，Bi原子掺杂砷烯的晶体结构稳定性相对较差. 因此，分析不同原子掺杂形成晶体材料的稳定性相对其强弱情况与根据形成能计算结果的分析结论相一致．

（二）数据来源

语义表达的是数据或者符号所表示的概念，包括相互之间关系的刻画，是数据或符号本质上的抽象表达。对于地图符号而言，容易理解，比如十字符号，大家很容易就想到了医院，但是对于地名这种很难符号化、数字化，只具有文本描述性的内容，其语义是很难提取，并用计算机语言表达的。地名语义的研究，当前这部分工作主要还是由语言研究学者完成，分词技术在其中应用较多，很多学者都是借助于本体构建工具进行本体的创建，而往往忽视了地名语义的研究。

由于各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研究基于官方标准的划分方法，对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⑤分别进行考察。

四、实证结果

研究依据已计算得出的2014年各省的耦合协调度及其评价标准，可将全国31个省分为3类：第一类是“低层次耦合协调”省，包括山西和江西；第二类是“一般性耦合协调”省，包括贵州和宁夏；第三类是“较低层次耦合协调”省，包括除了以上提及的4个省份之外的其他省，整个东部地区省份在内。总体趋势上，从2000年和2014年两个时间截点来看，我国东、中部大部分经济较发达的省和西部个别省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变低了，这可能与这些省近几年来经济增速放缓有关。从绝对量上来看，区域经济显然是更加发达，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也更多，但从相对量上来看，增加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所能带来的边际效用开始降低，也就是说增加省级高教财政投入能为区域经济带来的增长没有以前那么可观，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有所减弱，故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降低。此外，也有少数西南、西北省份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上升，如广西、新疆等。这些省份早期经济基础较差，交通闭塞，人才匮乏，本需要充足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来支持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当时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都不高，阻碍了两者之间的协调发展，导致了早期的低耦合协调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欠发达地区对省级高教财政的投入也不断增加，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得以提高。

（一）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表1为区域经济增长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二元回归结果。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国范围、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均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估计系数为正）。对全国范围而言，上文所述的固定效应模型的F值为133.971，其伴随概率小于0.001，如此表明该固定效应模型是有效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8928，表明该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说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的变化，可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该固定效应模型的F值分别为282.560和2276.070，且F值的伴随概率都小于1%，表明这两个固定效应模型也是有效的；模型调整后的R2均大于0.94，表明模型的拟合度很好，说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可以较好地解释区域经济的变化。3个模型中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回归系数均为正，且经P检验后都显著，表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确对区域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具体来说，省级高教财政投入通过知识积累、人才培养、先进技术发展，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其中，中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最低（0.4902），西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最高（1.0720），就全国而言，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每增加1%，地区人均实际生产总值将相应地增加0.8404%。

表1 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二元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对应估计量的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小于10%、5%、1%（下表同）；由于东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同阶单整，所以不能对该地区进行区域经济增长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二元回归。

?

（二）增加辅助变量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

整体上，辽宁、安徽和贵州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的折线相似，变化趋势基本一致，但在个别时间段存在明显突变和区域差异。从2000-2007年，3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在0.3～0.6之间波动，基本处于“较低层次耦合协调”和“一般性耦合协调”的状态，贵州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在波动中上升，呈改善趋势。2008年，3个省份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均明显改善，均突破了0.5。辽宁和安徽从“较低层次耦合协调”的水平过渡到了“一般性耦合协调”状态，贵州继续保持“一般性耦合协调”状态，且耦合协调度进一步提高。进一步分析当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增长速率的指标后可以发现，2008年的经济危机导致当年的经济增长突然放缓，较2007年有明显下降，而当年各省的高教财政投入依然保持相对稳定的增长，此时耦合协调度的大幅上升说明2008年的地区生产总值水平与当年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是相适应的。2009年开始的经济复苏使区域经济相对增长,继而使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增长相对区域经济的增长来说偏低，2009年的耦合协调度下滑。特别的，辽宁省在2009年两系统间的耦合协调度下降幅度很大，跌到了0.26。对比分析当年辽宁省和其他省份的数据后可以发现，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辽宁省2008年的贸易出口额锐减，金融等行业低迷，导致2008年地方政府的可支配收入明显下降；到了2009年，辽宁省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仅增加了4.8%，而安徽、贵州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则分别保持了33.7%和43.8%的增长。事实上，不只是辽宁省，大部分东部地区的省份，在2008年耦合协调度明显改善后，均在2009年有了大幅度的下滑。究其原因，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第三产业较中、西部地区发达，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经济恢复需要的时间也较长。2009年，大部分东部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增长很少，而经济增长开始回升，两者的增长没有相互适应。2008－2011年，3个省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均呈“U”型，表现为先下降后上升。从2011年开始，3个省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持续下滑趋势，从“一般性耦合协调”状态下滑到了“较低层次耦合协调”状态。

将数据输入到SPSS19.0中,分析,用(±s)表示平均值,组间用χ2检验,P<0.05,统计学有意义。

表2 增加辅助变量的回归结果

?

正如上文所述，东部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不是同阶单整，两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表2仅显示民间投入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表中可见，该固定效应模型的F值为1174.767，且F值的伴随概率小于0.001，表明该固定效应模型有效；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866，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说明民间投资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基础较好，民间资金充足，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促进了民间投资，使得民间投资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产生了显著的“挤出效应”。

将家庭投入纳入中部地区的计量模型后，可以看出，该固定效应模型的F值为214.622，且F值的伴随概率很小，表明该固定效应模型是有效的；模型调整后的R2为0.9403，表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说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均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家庭投入的产出弹性较大（1.3671）。可能是因为中部地区的高教财政投入较东部和西部地区低。以2014年为例，全国省级高校生均财政投入均值为15735.57元，中部6省的省级高校生均财政投入均低于此值。虽然来自学生家庭的学杂费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地方高等教育成本，但是地方政府才是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投资主体，来自学生家庭的投入很难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将民间投入作为辅助变量纳入西部地区的回归方程后可以发现，该固定效应模型有效且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说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民间投入均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西部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0.7177）比中部地区高出0.3972。这可能是因为，与东部、中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经济基础较薄弱，地方高等教育的水平有待提高，所以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地方财政性拨款带来的产出弹性较大。除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外，作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民间投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三，学生层面。在小学体育学科教学的发展中，学生层面的发展方向是：培养学生长期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与行为技能。在传统的小学体育学科教学中教师往往不注重对学生体育锻炼意识与行为技能的培养，因此，多数学生往往在课后不再进行体育锻炼，由此使得体育教学活动未能够真正实现对学生体育意识与行为技能的培养。在新时代背景下开展小学体育学科教学，必须培养学生长期进行体育锻炼的意识与行为技能。由此，实现体育教学活动开展的长远效益。

整个系统分为服务器端、PC端、移动端APP三个部分，考虑到系统最终会被多个单位、部门使用，为了做大限度降低用户访问门槛，PC端系统采用B/S架构，PC端前台负责与用户交互，展现成果，后台负责数据交互。另外，开发手机端APP，实现贫困专题信息采集，如贫困户位置、照片采集等，同时在APP上还展现部分重要成果，比如贫困户信息查询、地图查看等。

实行变化管理的有效控制就是要从变化的出现到变化的完成实现全方位的闭合管理，使整个变化过程都在掌控之中。天脊集团对变化信息确定了预测、汇报、处理、检查、落实、完成六个程序，确保高效运行。

五、耦合协调度测算

（一）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的建立

由耦合协调度的计算公式（5）可知，介于0～1之间的λ越大，说明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越高，两者之间越处于有效的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状态，λ达到最大值时，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系统耦合协调发展达到最高水平。为了方便比较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系统的耦合协调程度，研究中按系统耦合协调度大小对耦合协调度进行了等级划分[25]，标准如表3所示。

表3 耦合协调度评价标准

（二）分省和地区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测算

本文拟研究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指的是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增长后又反过来支持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一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状态。首先，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所带来的效应主要体现在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专利发明、新技术的产生等方面，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增长后又可以增加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完善基础设施，吸引更优秀的师资向当地聚集，从而促进地方高等教育的发展。总之，区域经济的增长离不开高素质的人才，增加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可有助于培养更多这样的人才。在这种耦合协调关系下，两者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研究采用人均地区实际生产总值（PGDP）来衡量区域经济增长水平。为了消除通货膨胀对PGDP的影响，特以1999为基年，折算得出各年度的人均地区实际生产总值PGDP，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4）。采用地方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④作为衡量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指标，“生均学杂费”作为衡量家庭投入的指标，“其他总收入”作为衡量民间投入的指标，数据来自《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1999－2014）。

由表4可以看出，2000年我国各省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都处在0.2～0.5之间；2014年，各省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都处在0.1～0.5之间，基本还处于“低层次耦合协调”到“一般性耦合协调”水平。我国各省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及其变化趋势存在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如2000年，东部大部分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省份；2014年，中、西部大部分省的耦合协调度比东部地区高。这可能是因为在2000年前后，东部经济发达省份的高薪资、高福利吸引了大量高层次人才从中、西部向东部流动，导致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削弱，而东部大部分省份得到了“高等教育人才外溢”的红利，有些地区，如深圳，甚至出现了“高经济发展、弱高等教育”的现象。到了2014年前后，中、西部地区的“追赶效应”见到实效,原先耦合协调度较低的西部欠发达地区及中部个别省份，得益于西部大开发的实施，区域经济得以发展，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稳定增加，两者的耦合协调度明显改善；相对来说，经济基础好的东部大部分省份，经济增速开始逐步放缓并率先进入经济稳定增长的“新常态”；人才流入的峰值期已过，部分多年前的“流入者”已开始成为“均值性”、甚至“过剩型”人口；再从当期来看，省级高教财政投入通过人才培养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也在减少。上述多种原因使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

表4 2000年和2014年地方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

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显示，对于全国而言，省级高教生均财政投入与人均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长期的显著相关；虽然东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不是同阶单整，但是“其他总收入”和人均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中部地区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家庭投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协整关系；西部地区人均实际生产总值、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和“其他总收入”三者之间存在长期的稳定的相关性。

（三）分地区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的变化趋势

再来分析我国各省2000-2014年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变化情况。想要用图形将所有31个省在15年的变化情况都表示出来是困难的，本文仅从东、中、西部各选择出1个与所在地区平均变化趋势相似的省份作为区域的代表省份进行分析（见图1）。

2014年，地方高校平均办学经费收入中学杂费占比达28.7%，来自民间的捐赠资金占比为4.3%，这两个经费来源对地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不容忽略，因此研究中将学杂费投入和民间捐赠资金作为辅助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并根据面板单位根和面板协整检验的结果，分别对东、中、西部地区在增加不同的辅助变量后再次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

图1 3省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变化

总体来看，现阶段我国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达到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状态。近几年来，各省的耦合协调度，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还呈略微下降的趋势，这与我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模式有关。虽然已经培养出较多高素质人才，发明专利和新技术与日俱增，但由于地方经济的增长仍以传统的物质资源投入为主，尚未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转型，导致现有的人力资本不能完全发挥作用，新专利、新技术不能成功转化为生产力，所以省级高教财政投入通过人才培养等方式来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开始减少，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便下降。这说明，尽管我国各地区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但其增长方式仍是以资源投入型为主，区域高等教育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尚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六、结论与讨论

研究利用1999－2014年我国各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测算了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对全国范围而言，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对中部和西部地区而言，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其中，中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最低，西部地区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产出弹性最高。也就是说，对西部地区来说，增加一点点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就可以带动较大的区域经济增长。东部地区是特殊的，民间投入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表明虽然东部地区经济基础好，经济增长快，省级高教财政投入高，但是民间的相应投入也很高，且民间投入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挤出效应”十分明显。对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低于东、西部地区，来自学生家庭投入的学杂费高于西部地区、低于东部地区，此时，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不足，学杂费投入弥补地方高等教育成本，不利于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和地方高等教育的持续协调发展。对于经济基础薄弱、家庭投入较低的西部地区而言，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民间投入，这就进一步弱化了当地政府的主观努力程度，导致西部地区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也没能达到良好的相互促进的协调状态。

虽然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确有促进作用，但现阶段我国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有达到高层次的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良好互动状态，且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从各省的纵向截面数据来看，东部经济较发达的省早期依靠自身的经济优势，较好地保证了对地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其耦合协调度比欠发达地区高。随着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政策的实施，西部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不断发展，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有所增加，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度上升。具体从辽宁、安徽和贵州省2000－2014年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来看，3个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发展趋势相似又略有区别。值得注意的是，在2008年经济发展放缓的情况下，3个省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保持了稳步上升，此时的耦合协调度大幅上升,说明2008年的区域生产总值的增长水平与当年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增长是相适应的，如此反过来说明其他年份的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增长相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速度来说都是偏低的，地方高等教育的投入没有与区域经济增长相适应，地方政府所偏爱的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的投资使得其对地方高等教育的投入不足，进而导致耦合协调度偏低。此外，2011年后，虽然区域经济较之前更加发达，但是区域经济的增长模式并没有实现成功转型，仍以传统的物质资源投入为主。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饱和的”人力资本所带来的边际经济效益越来越小，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增长对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弱，耦合协调度便会下降。此时，想要提高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仅靠提高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是不够的，还需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进程。

上述研究结论为我国省级高教财政投入政策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证依据。对于政府而言，需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不同特征制定相应的针对性政策。对于中部地区，地方政府需要增加对高等教育的财政性拨款，减轻学生家庭的负担；对于西部地区，在保证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性拨款使用效率的基础上，需要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不能单纯依赖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民间投资。总的来看，尽管省级高教财政投入的确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但是这种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并不高，相对于地方经济增长方面而言，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偏低，有待进一步提高地方高等教育的财政投入。需要强调的是，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发展，地方政府需要依靠技术进步这个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从切实提高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入手，搭建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纽带，使先进技术作为生产力进入市场，改善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以技术创新为内部驱动力的良性增长模式，实现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协调发展。

注释

理论研究表明，从信息经济的发展过程来看，基础层、传输层、融合层、新生层及福利层的信息经济遵循时间上的不断递进、空间上的不断扩散及程度上的不断深化的关系，下层是上层的基础，而上层又反过来促进下层的进一步发展。本文测算了基于西部各省区信息经济发展层次指数的相关系数矩阵，结果表明，信息经济各层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①先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进行验证，排除两者之间的耦合非协调关系后再对两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

②研究的重点是对省级高教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并不在于精确测量省级高教财政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以，在此仅采用简单的教育财政投入变量对经济增长的线性回归模型对两者的相关性进行验证，排除两者耦合不协调的可能。

③事实上，高等教育投入对区域经济的延迟效用可能会长达数年或数十年，且这种延迟影响作用存在衰减变化。

④地方生均财政性教育经费由当年的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总数除以地方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计算得出。

⑤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和内蒙古。

参考文献

[1]SCHULTZ T W.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61,51（1）:1－17.

[2]赵永辉.我国高等教育支出责任与财力保障的匹配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3]刘健,李忠红,梁红.论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J].教育与经济,1999（4）:20－21.

[4]周江林.高等教育区域化理论基础述评[J].理工高教研究,2003,22（5）:10－11.

[5]孙蕾.我国三大经济地带教育投入弹性的差异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27（5）:29－34.

[6]贾彦东,张红星.区域性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的实证研究[J].财经科学,2006（3）:94－101.

[7]郑鸣,朱怀镇.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28（4）:76－81.

[8]杨祖宪,李东航.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J].学术论坛,2009（4）:202－205．

[9]刘青.财政投入教育的周期与经济增长因应:一个文献综述[J].改革,2012（2）:53－56.

[10]刘林,郭莉,李建波,等.高等教育和人才集聚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共轭驱动研究——以江苏、浙江两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3,33（11）:15－20.

[11]周圆圆.高等教育发展、区域科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J].柳州师专学报,2013,28（4）:106－109.

[12]付明,祁晓.黑龙江省高等教育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导刊,2015（14）:154－156.

[13]周光礼.国家工业化与现代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的耦合分析[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4（3）:55－61.

[14]李静,谢树青.基于网络DEA模型的新疆高等教育系统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J].新疆社会科学,2015（3）:132－138,170.

[15]尹德伟,秦小云.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5（8）:8－10.

[16]吴丹丹,马海泉,张雷生.浅析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的耦合机制[J].中国高校科技,2018（2）:7－10

[17]杨士弘.广州城市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预测及调控研究[J].地理科学,1994,14（2）:136－143．

[18]尹德伟,秦小云.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机制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2015（8）:8－10.

[19]刘耀彬,李仁东,宋学锋.中国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度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5（1）:105－112.

[20]钱丽,陈忠卫,肖仁桥.中国区域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耦合协调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11（11）:10－17.

[21]张卡,曲本亮,盖美.区域经济发展与水土资源的耦合协调研究——以辽宁省为例[J].资源与环境,2015（3）:316－321.

[22]陶元磊,李强.地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同效应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因果性分析[J].复旦教育论坛,2015,13（1）:74－81.

[23]崔玉平.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1）:31－37.

[24]许爱景.高等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和耦合协调分析——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山东财政学院学报,2011（5）:73－79.

[25]廖重斌.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定量评判及其分类体系——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例[J].热带地理,1999,19（2）:171－1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