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负责大学科研资助分配的英国政府机构“高等教育基金会”公布了科学研究卓越框架。该项目旨在评估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质量，制订分配科研资金的依据——“科学研究卓越指标”，出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框架，并推动“平等和多样化”[1]。该机构量化考核了从2007年到2013年英国154所大学的191150项“研究成果”，并于2014年公布了研究结果。

虽然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还没有进行全国性的评估，但很多高校已经开始自我评估了。有些名牌大学使用了学术分析公司的数据。这家公司拥有美国国内外385所大学的博士点和院系的数据库，它主要提供学术出版数据，如书籍、论文和引用情况等。该公司声称“客观数据支持了大学的战略决策制订过程”[2]。

3)相比传统企业“先分后总”的思维方式，更加需要“先总后分”结构思考方法的导入，以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整体效率。

这种评估制度可以说是马克斯·韦伯一百年前就描述过的现代性特征。文化的理性化表现为传统世界观的怯魅。就像其他现代机构一样，大学现在使用技术手段控制“一切可计算的东西”[3]。就当今大学评估而言，机构和学者个人的相对价值和权威都将直接与“研究成果”挂钩。尤其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领域，出版成果已成为学术价值的终极标志。名望、地位、名气、合法性和权威都不仅与话语的写作和表达有关，而且与其在有序传播渠道内的发表和出版有关。当今，学界的生活很少像学术出版这样规范——既有数量期待（教授职称等于一本书加若干论文），又有形式特征。

本文以四大著名人文期刊过去45年发表的5500篇论文为依据，试图对当今人文学科出版模式进行量化分析，简要描述出版实践与现代研究型大学演化史的关系，揭示大学名望和赞助人体系如何塑造了思想空间，阐明这些影响是需要遵守的规范还是要解决的问题。在学界名望不平等分配的体系中，知识不平等的影响如何？学界如何塑造更具思想多样性的学术交流空间？

一旦波形确定,s和s′是可以提前求得的,这里认为其是常数。以下是具体的估计过程,首先由于s远大于s′Δt1和v,可以先得到α1的粗估计,

一、知识的书面性

大学内外的学者都要写作。从15世纪的意大利到16世纪的伊拉斯谟及北欧同代人都源源不断地写出大量书信、百科全书、争论、专著和随笔。17世纪的图宾根大学是早期现代大学口头文化的堡垒，但它也同样混合了写作和出版文化②。

虽然现代研究型大学口口声声要将管理结构和官僚组织理性化，但它也是赞助人体系和家族纽带根深蒂固之地，文化资本的传播受到严格控制。出版本来是要打破不平等控制的，结果却同样维持了从前的不平等。

近些年，随着什寒村旅游开发项目的推进，在国内已经形成一定的知名度，有不少游客在网上看到什寒村的宣传而到什寒来旅游，但是没找到什寒村的官网，没有具体的引导路线图，游客只能通过沿路询问找到什寒村。从旅游营销的角度来看，仍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宣传与推广机制，宣传效果不理想。

为了解释期刊的规模大小，我们从每种期刊随机选取100篇文章的1000个样本，并计算出各刊的异质性平均值。依据这种测量法，《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的作者单位异质性平均值最高，达73%，意味着该刊所发文章中有大约四分之一的作者来自同样的单位；《新文学史》的分值是69.6%，紧随其后排名第二；《批判性探索》和《代表》都在54%左右，非常类似。方差分析显示，我们看到有两种独特亚群在起作用（F3,3996=2530,p ＜ 2e-16）。

早期现代大学教授的著作并非以专业论文和书籍为主。18世纪，大学领袖鼓励教授出版能够得到广泛阅读的文献——布道文、百科全书、辩论和通俗文学作品。但是，从18世纪到19世纪，普鲁士出现了从“家族大学”向“业绩大学”缓慢转变的趋向。教授发表“研究成果”不是展示或组织知识以彰显学问渊博，而是创造知识的过程，是把从前的研究纳入永不停歇的知识生产之中[12]。

洪堡和其他大学改革者认为，印刷出版物是破解困扰19世纪新旧交替时德国大学赞助人体系的良方。今天，新工具允许我们开发出评估学术成果重要性的替代性方法，而不仅仅是计算论文数量或引用数量等影响因子。内容分析和文化分析领域取得的巨大进步让我们有能力重新设计评估影响力的方法，以便考虑多样性和新颖性而不仅仅是权力和名望。现在到了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历史一再证明，改革的第一步是承认存在的问题。

印刷出版物是大学的主要商品之一。“公众”要求用更准确、更具体和看得见的手段对大学及其教授问责，审视其活动以及对公共利益的贡献。教授必须善于出产科研成果，而出版物则推动了大学地位的提高，也让哥廷根能够辨认或评价其他竞争院校的教授——偷猎冉冉升起的学界明星有着悠久的历史。哥廷根帮助形成了以学术出版物作为现代研究型大学关键特征的规范体系和做法。

二、知识的可见性

以出版作为衡量学术卓越与否的标准的转向背后隐藏着若干认识论和伦理学假设。首先，新大学模式支持者认定，书面材料尤其是出版物的价值比口头交流或其他公共媒介更高。特别是在现代研究型大学内，可看见、可理解、且更具公共能见度的知识的权威性越来越大。“作者和读者的地位高于演讲者和听众，在学术界，“我”作为有魅力的个人比学院的、社团的群体形象更为重要。”③[8]402

其次，知识分子和官僚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学术出版的独特性、排他性和专有权。出版物反映了作者的学术能力、勤奋程度和个人天赋等。当然，个人主要依靠出版著作树立公共形象的转变不仅限于现代研究型大学。多个世纪以来，很多学者都依靠著作精心塑造其充满魅力的公共形象，如早期现代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14]。这些宣传模式源于哥廷根大学，并被1810年创办的柏林大学继续完善，逐渐成为学者普遍采用和适应的规范做法。

在人文学者看来，科研卓越框架和谷歌学者等运算机制体现了韦伯式理性化过程，正是这种过程造成了当今学术评估体系的种种弊端。他们认为，只要强调人文研究实践和研究对象的“不可计算性”或不可言喻性本质，就能永远维持思想探索的健康发展⑦。但是，本文概括的学术出版史却显示：从管理上说，求助于科研卓越框架这种可计算性的做法根本不是什么创新，而是其长期努力的组成部分，都是旨在颠覆隐蔽的赞助人体系，改变向名校倾斜和放松对文化资本进行管制的尝试。计算出版数量的评估是本着透明和思想开放性的精神实施的，但迄今为止，求助于不可计算性反而导致管理者找到高效的手段，来维持等级体系和文化资本越来越集中的趋势。

欧美大学在19世纪和20世纪逐渐采用和修改出版模式。1876年，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组建教师团队时，吉尔曼特别强调候选人在“科学界和文学界的知名度”[16]。霍普金斯大学的最初几十年，53位老师中几乎人人都曾留学德国，13人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查尔斯·艾略特在当哈佛校长期间也逐渐采用了类似模式[17]。

在罗林斯之外，我个人对建立游侠盟的裴颜，以及第二任盟主，江南赌坊老板程云染也很感兴趣。有机会大概会写他们的故事吧。如果其他朋友想写游侠盟的故事，当然很好啊。写先前设定的也好，写自己设定的也好，写之前写过的也好，没写过的也好。看同一个组织，在不同作者笔下的样子，就像看转动的万花筒，想一想就觉得有趣。

在很多方面，研究型大学已经成为消费型现代官僚机构，其机构合法性和权威性建立在已出版知识的普遍“可计算性”之上[18]。官僚权威帮助放松了对从前赞助人体系和家族关系结构的控制。学术出版提供了能在大学内外传播的“客观的”、可计算的、非个体性的合法形式。当今的科研卓越框架不仅是新自由主义现代大学的重新发明，还是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机构规范和实践做法的最新进展[19]。

三、出版模式和学术不平等

文艺复兴和近代初期见证了教科书、评论和摘要出版的繁荣，这些作品在教授、学生和学者之间传播[4-6]。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德国，大学教授出版和编辑包括词汇表和参考书在内的各种文本。在《博学者的吹牛》（1715）中，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甚至嘲笑同行学者是思想骗子，指责他们出版太多“没有任何意义”的书籍，包装出学问渊博的假象[7]。

最近的若干研究显示，大学招聘青睐的对象多集中在少数名牌大学。一项对历史学院、商学院、计算机学院等将近19000名终身教授职位数据的研究发现，教师招聘“遵循共同的、严格的等级体系结构”，反映了“深刻的社会不平等”[20]。仅占总数25%的大学培养了71%～86%的终身教授。顶尖的10所大学培养的教授比第二批10所大学多1.6～3倍。针对美国政治科学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顶尖的5个博士点的学者占所有研究者的20%。这些研究表明，机构名气和少数大学在学界招聘中占据支配地位。大学名望和文化资本在新教师被聘任之后是否继续发挥作用？若果真如此，又如何发挥作用？在论文发表中，机构关系是否有可辨认的模式？学者的关系单位能否表明其在学术出版上的成功？

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调查了四家人文期刊——《批判性探索》《新文学史》《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和《代表》45年左右的出版数据。数据来自JSTOR全文数据库。它们提供四大期刊有关作者、书名和出版日期的元数据，我们用手工添加了2015年的其他数据④。我们提出本研究的“论文”定义，即六页以上的文章，用以排除信件或书评。接着手工标记博士点学校的作者-文章配对关系、论文发表时的单位和作者性别。

总之，数据概况如下：总共有3373名作者，5259篇论文，331个博士授予单位，703个作者单位。《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的论文在数据中占三分之一；《批判性探索》《新文学史》各占四分之一稍多，《代表》占将近14%。《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最古老，创建于1884年，但我们将数据限制在1970－2015年。其他刊物的数据从第一期开始到现在：《新文学史》1969－2015年，《批判性探索》1974－2015年，《代表》1983－2015年。

四、机构关系

如图1和图2所示，出版数据代表的博士授予单位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分配。顶尖的20%院校占文章的86%，顶尖的10个博士授予单位占机构的不足3%，却占据发表文章的一半以上（51.3%）。我们在表1中看到，拥有耶鲁、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芝加哥、康奈尔、斯坦福、普林斯顿、霍普金斯和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的作者撰写了5259篇论文中的2729篇。

从耶鲁和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的作者占据了所有文章的五分之一（20.1%）。毕业于这两所大学的作者在除《代表》之外的4本刊物中都排在最前两位；《代表》杂志729篇文章中有98篇是拥有伯克利博士学位的学者发表的，有86篇和75篇分别是拥有哈佛和耶鲁博士学位的作者发表的，位居第二和第三位。如果将单位集中程度比作收入不平等，我们将看到基尼系数是81.5。美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也不过是45而已。

做人要实，常怀“赤诚之心”。做一个忠诚的人，绝对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事业，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一个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一个公道正派人，坚持按规矩、政策、程序办事。

图1 Top200大学的作者发文数量图示

图2 学术出版的不公平状况的洛伦兹曲线（1970－2015）

表1 博士授予单位和作者单位的发表文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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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到现在，过去25年的出版数据表明结果没有显著的改变。从1990到2015年总共有2385名作者，3444篇论文，279个博士授予单位和593个作者单位。耶鲁和哈佛的文章占总数的不足五分之一（17%）。此阶段的基尼系数实际升高到81.7。

文章发表时的作者单位出现不同的特征（图1－2）。虽然顶尖的20%院校仍然占据文章的近80%（79.9%），但是顶尖的10所院校现在只占文章的29.9%（对比博士授予单位的50%以上）。工作单位的分配不像博士授予单位的分配那么不平等，但不平等仍然显著。我们再次发现其基尼系数高达74.3。

我们也测量特定年份各刊的机构异质性（图3）。就本文而言，异质性指作者单位的总数除以特定年份的文章数。比如分值1意味着刊物在特定年份发表了22篇文章，作者代表22个不同单位。分值越高，说明单位异质性程度越高，分值越低，意味着单位同质性越高。这在本质上类似于词汇丰富性的类符/型符比。计算单位异质性的目的是确认在期刊发表文章的作者属于类似单位的程度，无论是出版时的工作单位还是博士学位授予单位⑤。

图3 四大期刊的机构异质性状况（1970－2015）

注：箱线图中间的黑色线代表每家期刊的中位数。

与当今大学不同，出版著作并非前往大学求职或职称晋升的前提。至少在18世纪末之前，在授予教授职位时，德国大学考虑众多能力。教授候选人上课时的口才流利程度、演讲能力或家族纽带等都是资格认定标准[8-10]。最近有学者描述早期现代大学是“家族大学”[11]。多个世纪以来，大学教授和教师岗位常常父子相传（或传给女婿），其学术传承常常延续好几代人。

高考报名，误打误撞进入北京印刷学院；放弃舒服的国企工作，进入民营企业；背水一战，选择“下海”创业……当庄浩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创业经历之时，闽南人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精神，以及与生俱来的果断、有主见的性格，逐渐显现。其自己也坦然，“我从小就很有想法”“我做每件事，一定要做出个结果，遇到问题，会打破沙锅问到底，而且还得问问砂锅是怎么破的”。或许，正是骨子中的那股执着，成就了厦门吉宏的几年一跨步式的前进。

不过，若看作者的博士单位异质性平均值，就会发现它们作为群体有显著下降。就期刊整体而言，作者单位异质性平均值是62.8%，而博士单位的平均值是43.8%。这说明在所选取的四大期刊随机样本中，一半以上的论文作者都来自同样的博士单位。

若从四家期刊都存在的第一年即1983年开始，观察随时间变化的数据（图4），发现虽然看到有相当程度的波动，但并没有发现作者单位异质性或博士单位异质性的显著线性增长或下降⑥。使用不同的测量方式如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发现1983年以来情况稍微有些改善。如果只考虑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话，这种情况就消失了。用我们的方法测量20世纪90年代之后，作者单位异质性稍有下降（博士单位异质性没有下降）。这说明四家期刊的单位代表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个别期刊以及期刊的规模可能影响这些发现，最安全的结论是，过去25年中，博士单位和作者单位过分集中的问题并没有改善。

图4 四大期刊的机构异质性随时间的变化（1970－2015）

注：使用累积性年度数据计算出从1983到2015年的异质性平均值，这里用了二次方模型来预测趋势线。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的影响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其他研究报告的招聘名校生情结。就本文研究的名牌期刊而言，人们对少数大学的偏爱在发表论文时要比在招聘时表现得更为严重。请回顾一项研究，25%的单位培养了终身教授的71%到86%。而我们发现，25%的单位占发表文章总数的89%。另一项就业研究显示，5家单位招聘的人员占总数的20%，我们的研究发现两家机构占发表文章的将近20%。如果用基尼系数，就业研究报告的招聘不平等基尼系数在62～76之间，而作者单位和博士单位的出版不平等基尼系数分别达到74和81。

我们还探讨了研究生院规模是否影响出版数量的问题。1990年以来的数据显示，研究生院规模与发表文章数量的相关系数是0.541，它是根据两个或多个随机变量间的统计学关系测算而来。一半影响归功于名牌大学的研究生院规模很大，但也有很多规模更大的研究生院发表文章并不显著；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文章最多的十大高校中有六所并不在十大研究生院之列。仅仅拥有更大的博士点并不能保证在名牌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本研究显示，权力和名望的集中程度在发表文章时比在招聘时表现得更为严重。

五、性别

四家期刊都有主要发表男作者文章的历史（图5）。家族关系和名望继续维持密不可分的关系。1991年，《代表》成为第一家女作者超过一半的刊物。2004年之前，《代表》和《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都有两年是女作者比男作者多的年份，《批判性探索》和《新文学史》只有一年出现过这种情况。

是一档叫做“古今围城”的节目，每周五期，每期两个小时。思蓉会在节目里与听众分享与探讨有关爱情和婚姻的任何话题，比如古今中外的爱情故事，古今中外的爱情名言，古今中外的婚姻观点，古今中外的婚姻形式，等等。当然，这档节目最主要的任务是接听听众电话，为他们所遇到的爱情和婚姻问题出谋划策。电话内容千奇百怪，比如今天，电话里的男人伤心欲绝。

图5 学术出版的性别差异（四大期刊发表女作者文章的比例）

2004年是一个转折点，至少对《代表》和《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是如此。从2004年起，《代表》有四年至少一半的作者是女性；《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的变化更为显著，12年中有9年至少一半的作者是女性。从2000年起，《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的女作者所占比例的总体平均值是50.9%，令人印象深刻。四大刊物的总体平均值只有38%。

为了检验更多期刊是否与当今人文出版中的性别变化有所不同，我们收集了另外16家期刊在过去五年的2828篇文章的作者性别数据。表2提供了期刊标题显示的研究领域。从总体上看，过去5年里所有期刊女作者文章比例的平均值是42.4%，补充的16家期刊的平均值是43.2%，比最初四本期刊的平均值（38%）高出5.2个百分点。

表2 20家文科期刊2010－2015年女作者比例

注：此阶段的总体平均值是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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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学术期刊的性别平等在逐渐朝着平分秋色的方向发展，虽然在不同领域趋势不同，但至少旗舰期刊和补充数据中的若干期刊已经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这说明在包容女性方面，学术出版的进步比其他公共领域如书评更快。“维达”（致力于揭示当代文学文化中性别模式的志愿者组织——译注）的计算显示，虽然某些书评已经更加重视男女平等，但很多还没有做到[21]。2015年，在英国和美国最重要的十大书评平台上，女作者总体比例是32.5%，远远落后于学术期刊的数据。

六、名望、出版和知识权威

研究显示，少数名牌大学的霸权持续存在，且远远超过从研究生院毕业到获得终身教授工作的招聘领域。名牌大学的影响力和权力还延伸到学术出版界，延伸到更直接的知识创造和传播领域。如果少数名牌大学毕业生占据出版著作的过高比例，其著作在学科领域拥有更大影响力也就顺理成章。

研究大学教师招聘模式的学者已经得出非常尖锐的结论。克劳塞特等人指出，出版模式“对观点的自由交流产生深远影响。学者的研究兴趣、合作关系、学界规范常常是在读博期间定型的。因此，名牌大学教授岗位的集中趋势及其紧密联系能通过博士生配置对学科的研究议题、研究团队和院系常态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力。”[22]

克劳塞特等人将学界招聘纳入思想平等的框架之内，并提出既引人入胜又令人困惑和担忧的问题：知识平等是什么？它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当今学界的很多人觉得，知识不平等肯定比经济不平等更加令人厌恶。知识是关键的资本形式，它能令权力固定下来。有人可能认为大学或许类似于机构型搜索引擎；他们生产知识生产者，其认知影响是帮助组织和整理知识，虽然可能不够民主。如果平等对待所有链接，谷歌也就没有任何用途了。按照这种思维逻辑，知识集中在名牌大学未必是系统失败的标志；反而可能是系统健康的标志。文化资本和赞助人体系的权力旨在将小麦和糠秕区分开来。

我们的数据和其他类似研究清楚说明，名牌大学仍然是定义现代学术知识的实践、技巧、美德和价值的核心。学术机构通过学术劳工（人员）或观点（出版物）的形式传播这些内容，不断从中央核心向更广泛的边缘撒播。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曾经指出，在评价质量、价值和功德时，“学术生活的各个阶段总会受到在机构性等级体系中占据地位的知识的污染”[23-24]。本研究发现，有关质量和卓越的声明未必如价值中立的捍卫者竭力让我们相信的那样价值中立。

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这种想象的知识质量不遭受影响力和赞助人体系的污染呢？哈佛、耶鲁和其他名牌大学当然培养出才华洋溢的高水平学者（本文作者也算出身名校，分别毕业于伯克利和哥伦比亚大学，我们对同学和老师的聪明、智慧和才华都极其珍视和尊重）但是，假定名牌大学在过滤知识方面比其他大学都要好得多，未免过于天真幼稚。

种什么树，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百雀羚在天猫“双11”大促中备货8万套，当天售罄。目前，百雀羚电子商务在化妆品类目的排名稳定在12名左右，佐证了百雀羚进军电商渠道的正确性和前瞻性。

教育部长和普鲁士贵族洪堡不是首位颁布出版法令的官员，却是尝试将其制度化并使其成为大学规范的第一人。洪堡利用母校哥廷根的成功经验，将招聘程序和管理机构制度化。在年度报告中，洪堡骄傲地告诉普鲁士国王，哈雷语文学家沃尔夫已经获得新大学的职位，“因为其语文学的渊博学问无人能及”[15]。报告还提到要在神学、法学和医学寻找类似能人。在后来的报告中，洪堡显然将院系美德和商业美德，如“教学水平高、多才多艺、社会和思想界认可、家族纽带”，置于科研美德之下。在招聘实践中，不仅强调潜在老师的“博学和口才流利”，而且强调其对特定学科领域的贡献。柏林大学是首开先河。

这里针对空调系统的热工分区，分区划分原则考虑到负荷特性、使用时间、房间功能、平面位置[7]、温湿度基数、防火防爆分区等。例如，将朝向相同、功能相似、使用时间类似的几个房间并为一个区域。

过去靠印刷品和现在靠数字出版体系颠覆赞助人体系和文化资本影响力的尝试全都失败。从最初的近代文人圈子到家族大学，再到当今学术界，权力和名望越来越多地集中在少数精英圈子的趋势仍然持续。“观点的自由交流”要求媒介——事物、概念、技术、实践、机构——干预和卷入。任何传播和交流体系都不可能免于斡旋和调解过程。

七、怎么办？

答案既非返回到不可计算的理想也非相信自由知识的威力。使用新数字技术和方法更好地理解学术机构未必让人成为“新自由主义”大学的帮凶，也未必导致“数字人文‘富人’和主流人文学科‘穷人’的不平等日趋恶化”[25]。如果使用得当，技术和方法能帮助揭示贫富差距悬殊是多么顽固、多么长久和多么难以追踪。我们需要做的不是减少量化而是增加量化，不是减少斡旋干预而是采取不同种类的干预。仅仅要求思想多样性并假定它会带来好处是不够的。

转变最初出现在18世纪初期的哥廷根大学，到了19世纪初被柏林大学进一步完善。哥廷根大学创建于1734年，是首批在招聘或晋升教授时系统强调写作和出版的大学。哥廷根的创始校长格劳赫·冯·明希豪森部长执掌大学将近40年。明希豪森认为，大学就像矿山或森林，是需要培养和利用的经济资源，要为国家经济利益服务[13]。

致谢

感谢加拿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项目资助，也感谢艾斯特·维纳洛夫、绍沙纳·施瓦布和安妮·马纳舍等人的数据收集和准备工作。本项目的所有数据和语码可以参阅：https://doi.org/10.6084/m9.figshare.4558072.v3。

苗期至收获期均可发病。主要危害叶片，也为害叶柄和茎。发病初期叶面和叶背面产生近圆形的白色小粉斑，逐渐向外缘扩展，形成一定边缘的大白粉斑，严重时整个叶片布满白粉，果实生长缓慢或花果造成植株早衰死亡。

注释

①本文的英文版2017年7月21日最初发表在《批判性探索》，2017年10月2日做了数据更新。此文发表后引起热烈反响，仅《美国高等教育记事》就在10月12日和17日接连发表两篇评论。密歇根大学博士候选人阿尔瓦雷茨在《学界的名望问题》中认为，少数名牌大学拥有“认定知识标准”的垄断权并非现有学术体系令人遗憾的副作用——恰恰是该体系在当下该做之事。变革的希望应该寄托在学界外面的反叛者如开放性出版（OA），一旦学人集体寻求做学术研究和传播学术成果对其他更公平的方式，就会渴望更多的公平。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古金和威斯理安大学英语客座副教授法伦在《大学不是技术》中认为，该文的要点不是在论文发表方面名牌大学的名望不平等分配问题——而是它们对知识产生的破坏性影响。但是，数字并不能告诉我们什么解释更重要，算法也无法让学者摆脱困境，人们还没有准备好将批判性想象力外包给机器人。这些学者关心的学术出版问题在中国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相信该文能给读者带来不少的启发。限于篇幅，译文做了适当的删减，感谢作者的翻译授权和修改建议。——译者

②有关中世纪和早期现代大学的口头演讲问题，请参阅：ONG W.Agonistic Structures in Academia:Past to Present[J].Daedalus,1974(103):227－238;CLARK W.Academic Charism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rn Research University[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6:68－92;以下简称AC.有关口头实践持续存在直到19世纪的情况，请参阅：FRANZEL S.Connected by the Ear:The Media,Pedagogy,and Politics of the Romantic Lecture[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13:Ⅲ.

③但是，机器中仍然存在热衷演讲的幽灵（ghost in the machine源自牛津的行为主义精神哲学家赖尔（Gilbert Ryle）的《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1949）——译者）。有关演讲在18世纪末期和整个19世纪越来越大和越来越复杂的角色，请参阅：FRANZEL,The Romantic Lecture as Literary,Scholarly,and Political Form around 1800[M].Ithaca,N.Y.:[s.n.],2008.

④JSTOR数据库选择的只是五页及以上的研究论文。我们手工添加的内容旨在包括论文而非书评，但这可能包括诸如批评性回应的更短文章。我们的目标是弄清期刊尽可能广泛的投稿者范围。我们去掉了编辑介绍和采访记，也自动去掉题目中包含“编辑”“采访”“声明”等字眼的文件，这是过滤掉非论文的方法。

⑤这里能使用的另一个衡量标准是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它主要用来测量特定经济领域开放性或单一性的程度。整个市场份额越多地被少数行动者支配，它似乎就越集中。在我们的案例中，期刊将被视为产业，大学被视为公司。期刊被少数公司（大学）支配得越多，它就变得越来越集中，异质性越来越少。这种测量的价值是它能解释扭曲；我们的测量并不能解释机构在这一年比另一年发表更多论文的事实，只是解释机构的总体发文量。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用更敏感的方式揭示这种不平等分配。但是，这种测量的问题是它将行动者的集中视为具有内在优越性的方式。比如10篇论文来自10所大学，这就是说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0.1（1就等于是绝对垄断）。如果5篇论文来自5所大学——对我们来说是文章和机构平等比的同样场景，或异质性数值为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将升到0.2或者刚才数值的两倍。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文章数量形成负相关关系，就像异质性数值一样，意味着发表文章多和内在多样性更大的期刊更占优势。总体上，数值显示与年发表文章总数的相关性不高。重要的是，哪个数值都不能解释整个问题，每个数值都抓住了问题的某个方面却忽略了其他方面。非常感谢司各特·甘茨和约旦·布洛尔提醒我们注意到该数值是观察问题的另一重要方式。

(3)在LISP的封装数据包送达出口隧道路由器后，进行数据包的解封装，并将身份标识EID1和位置标识RLOC1之间的映射关系缓存，然后按照身份标识为EID2的目的地址将解封装后的内层数据包向LISP主机Y发送。

⑥使用线性回归模型预测经过一段时间的异质性，我们看到1983-2016这个阶段的作者单位（F1,31=0.9531,adjusted R2=-0.0015,p=0.337)或者博士单位 (F1,31=0.0077,adjusted R2=-0.032,p=0.931)都无显著变化。使用二次模型途径计算两种情况下的显著性 (分别为F1,31=2.757,adjusted R2=0.099,p=0.079和 F1,31=3.782,adjusted R2=0.1481,p=0.034)说明我们见证了多样性的上升随后是下降。使用模式选择的贝叶斯信息准则(BIC)显示，二次模型途径的吻合度稍微好些 (作者单位和博士单位分别是-76.59、-77.67和-102.86、-106.77)。我们使用线性回归模型发现，作者单位在1990－2016年这个阶段有显著下降(F1,24=7.963,adjusted R2=0.218,p=0.009)，但是博士单位则无显著变化(F1,24=2.009,adjusted R2=0.038,p=0.169)。

在对话教学过程中，要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如问答式对话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和启发式对话教学——以学生为中心，转变为交互式对话教学——以双主体为中心，使教师和学生之间成为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对于知识的把握只存在时间上的差别。

两组患者术后术后住院天数、胸管留置时间、胸管引流总量指标比较，实验组较常规组均有明显改善(较p<0.05或p<0.01)，见表4。

⑦对于人文学科计算化的最广泛批评之一，请参阅一期特刊：In the Shadows of the Digital Humanities[J].Differences,2014,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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