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895年的《癔症研究》(Studies on Hysteria)中，弗洛伊德就发现癔症症状具有象征的意义，即它们是受压抑的潜意识幻想的一种象征性表达；且只要病人意识到癔症症状的象征性意义，这些症状就会消失。后来，他又发现梦的材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象征性的。自此，弗洛伊德开启了精神分析对象征这一现象的探究。克莱因从客体关系的角度研究了象征问题，认为象征形成是幼儿降低与原始客体有关的焦虑和内疚感的一种方式。这种焦虑如果适宜的话，将刺激象征的形成和发展，并成为儿童发展的基本动力。但若焦虑太强烈，象征形成的整个过程就会受到抑制，且会对自我的发展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汉娜·西格尔(Hanna Segal，1918—2011)是“后克莱因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克莱因思想的重要解读者和传播者。她以对象征的研究在国际上最为知名，这成为她最具创造性的理论贡献。在开始精神分析实践时，西格尔的患者中既有艺术家又有精神病患者，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在象征形成上有困难，难以区分话语与现实。比如，当向患者解释阉割焦虑时，患者确实能感觉到被阉割。西格尔对此临床现象做出探究与分析，并于1957年发表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关于象征形成的注解》(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文中首次提到了“象征性等式”(symbolic equation)的概念，并将之与真正的符号即“象征性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区分开来。象征性等式指的是象征的最初形式，也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具体思维的特征。西格尔深入探讨了这两种象征形成的动力学机制及作用，并将之应用于心理病理学以及艺术创造学等领域。

教学目标：第一，知识与技能。理解反常积分的概念及其敛散性的定义，会应用定义判别反常积分的敛散性。第二，过程与方法。经历用极限思想从定积分抽象反常积分的过程，提高学生的数学抽象素养、逻辑推理素养及数学建模素养。第三，情感与价值。通过学习，培养学生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感受数学世界的奇妙与和谐，培养学生勇于探究物质世界的精神。

一、 象征的两种形式

西格尔采用两个经典案例阐述了象征的两种形式。患者A是一名精神病患者，他因为患病而不再拉小提琴。当西格尔问他为什么不拉小提琴了，他激动地回答：“你希望我在公众面前手淫吗？”患者B是一名神经症患者，他梦到某天夜晚和一位少女在表演小提琴二重奏；他将“拉小提琴”与“手淫”联系起来，即小提琴象征着他的生殖器，而拉小提琴象征着与少女有关的手淫幻想。可见，这两名患者在同一种情境中使用了同样的象征——小提琴象征男性的生殖器，而拉小提琴象征手淫。但是，象征所起作用的方式却是非常不同的。对A来说，小提琴已经完全等同于他的生殖器，以至于在公众面前触摸它都变得不可能了；而对B来说，演奏小提琴在他清醒的生活中是一种重要的升华。

降钙素：降钙素升高是甲状腺髓样癌MTC的特异性标志，可用来观察髓样癌患者术后复发的可能性。但由于儿童MTC患病率低，并且缺乏儿童降钙素的正常参考值，不作为常规检查。对于有MTC或多发性内分泌瘤家族史，或细胞学检查疑似MTC的患儿，血清降钙素应作为常规检查指标[5]。

由此，西格尔区分出两种象征，即象征性等式和象征性表征。所谓的象征性等式是指符号等同于被象征的客体，即二者被感觉为同一个事物。象征性等式位于原始客体与内外部世界中真正的符号之间，是精神分裂症患者具体思维的基础*Segal H， 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9)，1957，pp.391-397.。对患者A来说，小提琴就是阴茎，演奏小提琴就是手淫，因此不会在公众面前这样做。而患者B的符号才是真正的符号或西格尔所说的象征性表征，即符号代表客体，但不完全等同于客体。对患者B来说，小提琴代表阴茎但不等同于它，这其中也包含潜意识的手淫幻想，但它完全不同于演奏小提琴。换句话说，做音乐可以代表性交，但不等同于性交。

二、 象征形成的动力学机制

（3）依托水土资源发展水产林果经济。大力发展特色水产业，走常规和特色水产品养殖与深加工之路。自主研发适销对路的系列水产品，在荆门及周边地区开设漳河水产品直销店和专营连锁店。同时适应市场变化，积极调整经营思路，加强对外销售合作，漳河水产品远销北京、新疆等十多个省市。林果品结合旅游，发展生态观光农业和特色采摘销售，延长产业链，提高经济效益。漳河“李集岛”蜜橘和水产品“脱脂大白刁”品牌逐步建立。

(一) 象征性等式的形成

1. 早期的客体关系与象征性等式

西格尔发现，艺术创造源于在抑郁性心态中对客体的修复和重建，而整个修复性的行为都是在创造符号。修复性的冲动其实存在于我们所有人身上，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强烈地表现在艺术家身上是因为艺术家基本上都是在创造符号。“所有的艺术都象征着什么。这是艺术家的专长。你不造砖，你创造符号。没有象征就没有艺术。”*Quinodoz J, Listening to Hanna Sega: Her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7,p.38.通过符号，艺术家对他们内心世界进行修复性的重建，这成了一种新的创造。艺术作品要创造出新的东西，但它们又源于修复和重建一个旧世界的冲动。这种矛盾是象征形成所固有的。艺术创造中的象征指的是象征性表征(即真正的符号)，而不是象征性等式(即符号等同于客体)。真正的符号是在抑郁性心态中得到发展的，它不是客体的复制，且可以被自由地使用。因此，艺术作品是一种重新的创造，我们感觉它们拥有自己的生命。艺术家不仅再造他们内心世界中的某物，也在外部世界中赋予它新的生命。

2. 投射性认同的角色

在克莱因所描述的偏执-分裂样心态中，婴儿的客体被分裂为完全好的客体和完全坏的客体。自我的目标是既要联合好的客体，又要毁灭坏的客体以及自体中坏的部分。每当不能与好的客体联合时，婴儿所体验到的不是好客体的缺席，而是受到了坏客体的攻击。对于这个时期的婴儿，如果理想的条件不能被满足，坏的客体就会被幻想出来而且感觉像真的一样。因此，最初的分裂虽然区分了好的客体与坏的客体，但是自我和客体之间还没有清晰的区分。据此，西格尔推测象征形成开始得非常早，可能与客体关系的形成发生在同一时期。她沿袭了克莱因的思想，即认为象征形成是一种自我试图处理焦虑的活动。而这些焦虑由自我与客体的关系所引起，所以象征形成会随着自我与客体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如果幼儿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区分自我与客体的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就可能会反映在象征形成的障碍上。换言之，区分自我与客体的障碍导致了区分符号与所象征之客体的障碍，进而导致了精神分裂症患者具体思维的特征。因此，精神分裂症中象征性等式的形成与在幼儿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区别自我与客体发生障碍紧密相关。

投射性认同是克莱因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发生在偏执-分裂样心态中最主要的一种防御机制，指的是婴儿将从自我和内部客体中分裂出的部分投射给外部客体，并在潜意识幻想中把外部客体认同为这些投射的部分，从而达到控制客体的目的*郭本禹等：《潜意识的意义(上)》，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36页。。关于投射性认同在象征形成中的角色，西格尔前后有两种不同的见解，而后者是前者的修正和发展。最初，西格尔认为当投射性认同占优势时，象征性等式就会占主导。鉴于象征是符号、客体与人三者的关系，如果将符号代表客体的人缺席，那么就不会有符号。当投射性认同占优势时，这三者的关系就不能维持。在投射性认同的状态中，部分自我与客体认同，所以自我与客体之间就没有了明显的差异，二者的边界消失，部分自我与客体混淆，自我所创造出的符号也就与其所象征的事物混淆了，即形成了所谓的象征性等式。后来，西格尔认为投射性认同本身导致象征性等式的观点过于简单，主张投射性认同的本质和发展结果也应考虑在内。在这一方面，作出深入探讨且影响最大的是拜昂对容纳者与被容纳者关系的研究。西格尔正是基于拜昂的理论模型，重新对其象征理论进行了审视。

拜昂将克莱因的投射性认同扩展为反复发生在两人(即容纳者与被容纳者)之间的一种容纳者模型，并区分出正常的投射性认同和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在容纳者模型中，婴儿将无法忍受的情感投射给乳房。母亲处理这些情感，如果她能给出一个适当的回应，婴儿就能将乳房作为一个能处理这些情感的容纳者而将之内投。这种内投是处理抑郁性心态的前提条件。但在投射的过程中，很多东西都可能出现差错，因此，容纳者与被容纳者之间的关系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如果容纳者与被容纳者之间的关系是良性的，那么正常形式的投射性认同就会发生，它是我们思考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初级阶段。西格尔认为，在正常的投射性认同下，抑郁性心态中真正符号的形成就能继续进行。但若容纳者与被容纳者的关系存在障碍，那么就会出现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此时，个体强烈地仇恨现实，进而也仇恨自我中进行感知的那部分；个体把自我的这一部分分裂成碎片并投射给残暴的客体，客体反过来也被分裂成碎片，其结果是主体会感觉被“奇异客体”(bizarre objects)所包围。西格尔指出，在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下，真正符号的形成会受到不良影响，具体化的符号即象征性等式就会出现。

(二) 从象征性等式到象征性表征

1. 象征在外部交流中的作用

西格尔认为，以上这种情境强有力地刺激了符号的产生，新的象征机能也开始出现。原始客体会被符号所代替，因此婴儿所感到的来自原始客体的攻击会减弱；符号代替原始客体也是为了保存客体，这减轻了婴儿由于幻想攻击原始客体所带来的内疚感以及由于丧失原始客体所带来的恐惧感。显然，这里的符号不再等同于原始的客体。另外，在内部世界中，符号也会以修复、重建以及重新获得原始客体的方式被创造出来。但随着现实感的增强，它们现在被感觉是由自我所创造的，因此不会再完全等同于原始客体。与象征性等式不同，真正的符号即象征性表征是个体的一种创造，它可以被个体自由地使用。但是至此，即使与原始客体相区分，符号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客体而被感知的。由于原始客体不再混淆这样的一个作为符号而被使用的新客体，符号自己的属性就可以被觉察、尊重和使用了。这意味着个体能够将符号这样的新客体当成它们真实的样子来看待，并把它们与对它们的幻想或象征性的使用区分开来。例如，我们可能会把大地作为母亲的象征，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大地是什么样的，能够看到它与母亲有很多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出于创造性的目的自由地使用大地这个符号，而不会将之当成真实的母亲。

(三) 象征性等式与象征性表征之间的关系

在从偏执-分裂样心态到抑郁性心态转变的过程中，虽然象征的形式得到了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象征机能的高级形式就毕其功于一役地建立起来了。一方面，如果焦虑太强烈，个体在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会退行到偏执-分裂样心态，而投射性认同则可能又作为对抗焦虑的防御机制而得到恢复。已经得到发展并在升华中起作用的符号会退回到具体的象征性等式。这主要是由于在大量的投射性认同中自我又与客体混淆了，符号与象征物混淆，因此转变为了等式。另一方面，由象征性等式到象征性表征的转换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因而不同种类的符号能以不同的比例并存于同一个体中。在西格尔看来，心理发挥作用既不仅靠象征性等式也不仅靠象征性表征。她曾说道：“我从没有见过这样一个患者，其整个机能都在一个具体的水平上或其所使用的符号完全是具体的；只是何者占优势而已。我也不认为抑郁性心态的象征从没有具体的成分。”*Segal H， Dream, Phantasy and Art，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p.33.

对潜意识的象征意义的理解和解释是精神分析师的重要工具之一，而精神分析师的任务常常不仅要理解象征的意义而且要理解象征形成的整个过程。西格尔对象征形成的动力学机制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象征包含三者的关系，这三者即被象征的事物、作为一种符号起作用的事物以及将一个事物代替另一个事物的人*Segal H， 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 pp.391-397.。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讲，象征是符号、客体以及自我三者的关系。因此，在自我与客体之间关系的背景中探讨象征形成的问题就显得非常必要。

在抑郁性心态阶段，婴儿的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逐渐得到区分，更容易接受客体的缺失。符号被用来克服客体丧失所带来的焦虑，并保护客体免于受到个体自身的攻击。在西格尔看来，符号有助于个体修通由于客体的丧失而产生的哀悼过程。符号就像是为哀悼客体的丧失而产生的析出物(precipitate)*Segal H， Dream, Phantasy and Art， p.31.。西格尔举了这样的一个案例。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患者，她的母亲因严重的精神病而自杀。她的生活呆板且相当偏执，她能具体地幻想到她的母亲和整个家庭是毁坏的、破碎的且对她的身体实施着攻击。在经过分析治疗之后，她的情况有所好转，并做了如下的梦：她正在玩一种益智的拼板玩具，其所完成的拼板代表这样一幅景象，一个花园里有一座房子，在草地上还有一个成员完整的家庭。由此可以看出，该患者之前具体象征化的特点一定发生了改变，她便使用了由她自己创造出的、可以被她自由使用的符号；同时，她在内部完成了修复性的工作，修复了内部的家庭并接受了死去的母亲。

 

表1 象征性等式与象征性表征对比

  

象征性等式象征性表征(即真正的符号)产生通过投射性认同在偏执—分裂样心态中产生。当投射性认同在抑郁性心态中撤回时，符号形成，它们是哀悼的析出物(precipitate)。特征符号本身的特征没有被意识到。它们被当成原始的客体。符号不被感觉为客体，而是代表客体。它们自身的特征被承认和尊重。功能象征性等式被用来否认客体的丧失。符号不被用来否认而是克服客体的丧失。意义象征性等式是症状和付诸行动(actingout)的基础。象征是升华的基础，并控制着外部和内部的交流。

三、 象征的作用

(一) 象征在交流中的作用

西格尔发现，象征的两种形式与交流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她指出，象征形成控制着交流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符号实现的*Segal H, Notes on Symbol Formation, pp.391-397.，这里的交流既包括个体与外部的交流，也包括个体在自身内部进行的交流。

随着婴儿自我的发展以及自我与客体关系的变化，早期的象征形式(即象征性等式)会逐渐地变为狭义上的、真正的符号(即象征性表征)。西格尔认为，这种象征机能上的变化发生在由偏执-分裂样心态到抑郁性心态的转变时期。在抑郁性心态中，婴儿客体关系的主要特点是客体被感知为了一个整体。与此相联系的是，婴儿会更容易地意识到并区分出自我和客体。同时，由于客体被感知为一个整体，婴儿会出现更强烈的矛盾心理，因此自我与客体的关系就会包含更复杂的心理活动，如内疚、丧失、对丧失的恐惧和哀悼(mourning)的真实体验以及重建、修理(repair)、修复(restore)客体的努力。在正常的发展中，如果婴儿能够重复体验到客体的丧失、恢复和重建，那么好的客体就会在自我中安全建立。随着矛盾心理的增强、投射强度的减弱以及自我和客体不断的区分，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感也都会增强。婴儿将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早期阶段的特征即全能感会逐步让位于更现实的想法，最初的驱力目标也会有所修正。进一步说，驱力的目标最初是完全拥有好的客体并完全消灭坏的客体，但在抑郁性心态中，婴儿意识到好的和坏的客体是同一个事物，因而会修改驱力的目标。自我会越来越多地保存客体以免于受到攻击和占有，这表明攻击和力比多的本能目标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当精神分裂症样的障碍在客体关系中出现时，交流的能力会受损。这首先是因为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变得模糊，其次是因为交流手段的缺失，其原因是符号以具体的形式被感知而不能用于交流。事实上，在对精神病患者的分析中不断遇到的困难就是他们不能交流，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患者的话语，都被感觉为客体或行动，而不能用于交流。西格尔在后期使用拜昂的容纳者模型提出了一个获得言语表达能力的模型。她指出，言语表达可以从容纳者与被容纳者之间的关系这个角度进行审视。与象征的其他形式不同，讲话的能力必须要由学习才能获得。当婴儿有了某种经验，母亲会提供单词或短语来限制这种经验。这个单词或短语包含并表达这种经验的意思，并为之提供了一个容器。之后，婴儿将这个单词或短语内化，这样就能逐步说出有意义的语言。

精神分析师Robert Caper指出，提出这样一个模型是西格尔非常具有原创性的一个贡献*Bell D, Reason and Passion: A Celebration of the Work of Hanna Segal, London: Karnac Books, 2004,p.44.，因为这不仅是一个获得有意义言语(meaningful speech)的模型，也是精神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模型，分析师的工作是要找到能够包含和表达患者潜意识经验之意义的词语。弗洛伊德坚信，使潜意识变为意识的唯一方法就是通过言语。时至今日，分析师似乎不再如弗洛伊德那样强调言语表达和言语的符号。一旦分析师用一个词语限制了患者的经验，患者就能内化这个词语或包含这种经验的解释。这不仅意味着分析师的解释一定要恰当地包含潜意识的经验，也意味着患者要能体验到解释的价值以便他想要将之内化。

2. 象征在内部交流中的作用

不仅在与外部的交流中需要符号，在与内部的交流中同样也需要符号，这是指当人们对他们的感受有所察觉时，他们就在通过符号与内部世界进行交流，因为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符号实现的。当我们说某些人与自我的联结很好时，不仅仅指他们对自己的冲动和情感有一些觉察，也指他们能在符号的帮助下与其潜意识有实际的交流。在西格尔看来，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困难不仅在于他们不能与我们交流，而更多地在于他们不能与自己交流，因为他们自我的各部分之间没有交流。

在外人眼里，老伴是个贤妻良母，在我看来，老伴仍然是个良母，可不是一个贤妻。年轻的时候，我们是同学，走到一起顺理成章，感情基础非常好。后来，有了孩子，生活的琐碎也没有影响我们的感情，小日子越过越滋润。没想到，到了晚年，因为忙碌小孙子的事，我们少了交流，遇到事情就会争吵，而且越吵越远。

用言语表达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象征形式。西格尔认为，运用符号与自己交流的能力是言语思维的基础——言语思维是以单词的形式与自己交流的能力。不是所有的内部交流都是言语思维，但是所有的言语思维都是以符号即单词的形式进行交流的。内部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象征将早期的愿望、焦虑和幻想整合进后来的发展阶段。类似地，在抑郁性心态中，自我的任务不仅是要解决抑郁性焦虑，也要解决早期遗留的冲突，而这要归功于象征。这是抑郁性心态的一个新的成就，即为了解决早期遗留的冲突，个体就会把冲突象征化。在抑郁性心态及之后，符号不仅包括受损的和重建的整个客体，而且包括分裂的客体即完全好的和完全坏的客体，换句话说，符号的组成不仅包括整个客体也包括部分客体。

(二) 象征在修通哀悼中的作用

西格尔从产生、特征、功能和意义这四个方面总结了象征性等式与象征性表征之间的差异，如表1所示*Segal H，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112.：

西格尔进一步得出结论，象征的能力与修通哀悼过程的能力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有人将死去的人感觉为具体的死尸，那么他就不可能产生正常的哀悼；要成功地修通哀悼，内部的修复过程是必需的，而只有当逝者在生者的心中被象征地代表时，象征性的内部修复才能实现。在病理性的哀悼中存在着象征性等式，符号没有与客体充分地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如果哀悼过程能被修通，个体就能创造出符号；这里，符号代表客体，它是个体的创造因此可被自由地使用。在这个意义上，象征又有了新的意义：符号可以用来升华并让自我更容易成长。

(三) 象征在艺术创造中的作用

弗洛伊德认为，艺术是升华的结果，而升华又是成功地抛弃了本能目标的结果。西格尔同意这种观点，并进一步指出成功地抛弃本能目标只发生在哀悼的过程中。她认为，抛弃本能目标或客体是一种对婴儿时期放弃乳房的再现。若想成功地抛弃本能目标，自我先要同化这个即将放弃的客体，而这一过程是通过丧失和内部的修复来实现的；同时，同化了的客体会变成自我内部的一种符号。西格尔断言：“创造出符号，即对某主题象征性的阐述，正是艺术的本质。”*Segal H, A psycho-analytical approach to aesthetic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3),1952，pp.196-207.

由土地综合承载力方程可知，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两者的联合发展都不是土地综合承载力的Granger原因。但在10%显著性水平下，人均GDP是土地综合承载力的Granger原因。这表明土地综合承载力主要受人口承载力、资源环境承载力、经济社会承载力及科技文化承载力4个构成要素的影响，客观上来看，土地综合承载力与人均GDP之间的因果关系日趋显现。

既然象征性的再创造是一种心灵的活动，那么这就引发了一个艺术家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问题。弗洛伊德曾将艺术家比作做白日梦的人，但认为艺术家又会回到现实中去；而西格尔主张艺术家从来没有真正地脱离现实。的确，艺术家对其要表达的内部现实有着敏锐的知觉，但是对内部现实的把握总是伴随着区分“什么是内部的”与“什么是外部的”的能力，因此，他们对外部现实也有着敏锐的知觉。西格尔如此概括艺术家的品质：“艺术家一定对可能性、所使用媒介的局限性……有着出色的现实知觉。他不仅是一位梦者，也是一位至高无上的工匠(artisan)。一位工匠可能不是一位艺术家，但一位艺术家一定是一位工匠。”*Segal H, Dream, Phantasy and Art, p.74.

四、 结语

西格尔是“后克莱因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研究象征问题的先驱。她的象征理论的基础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西格尔本人的临床实践。她在第一次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治疗时就发现他们在象征形成上存在困难。如当她向一名病人解释阉割焦虑时，病人确实能感受到被阉割，显然，患者无法区分话语与现实。二是克莱因对象征等问题的研究。克莱因的论文《象征形成及其在自我发展中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symbol-form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go,1930)给予西格尔很大的启发。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它将象征作为一种有创造力的、发展的过程，并对其开展研究；其次，它表明象征的形成与自我的发展是同时进行的，而且如果不能象征，自我就不能发展*Bell D， Reason and Passion: A Celebration of the Work of Hanna Segal， p.37.。在这篇文章中，克莱因认为，象征形成是自我试图处理焦虑的一种活动。西格尔沿袭了克莱因的这一观点，并根据焦虑由自我与客体的关系所引起，又创造性地将象征形成与客体关系联系起来。她指出，区分自我与客体的障碍导致了区分符号与所象征之客体的障碍，因此导致了精神病具体思维的特征，即所谓的象征性等式。后来，克莱因又提出了投射性认同、偏执-分裂样心态以及抑郁性心态等概念，西格尔将象征的形成及其变迁与这些新的概念联系起来：投射性认同越多，具体的象征就越占主导位置(后来，她根据拜昂的容纳者模型，对此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象征形成出现障碍是由于拜昂所说的出现了病理性的投射性认同)；象征性等式向象征性表征的转变发生在偏执-分裂样心态向抑郁性心态的转变过程中。总之，西格尔综合了自己的临床实践以及克莱因对象征等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富有创新性的象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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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格尔象征理论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引发了人们对象征这一现象背后的动力学机能的关注。尽管有人曾质疑，西格尔所谈到的象征性等式与象征根本没有关系，但西格尔更强调的是“象征性等式”等这些形式或概念下潜在的机能。我们虽可用其他的词汇代替“象征性等式”，但这些词汇之间的差别难以被分析，而一旦我们理解了它们所指代的机能，对其分析就变得可能。正如Jorge Canestri所指出的那样，强调心灵的象征机能比强调符号本身更重要，因为这有利于让分析师对患者把握潜意识现象的象征性意义的能力进行评估*Quinodoz J， Listening to Hanna Sega: Her Contribution to Psychoanalysis， p.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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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贡献在于西格尔首次提出并验证那些最初无法形成象征的病人事实上是可以继续发展出形成象征的能力的。西格尔象征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具体化的符号即象征性等式是象征的最初形式，也是精神病患者具体性思维的特征，而且在偏执-分裂样心态向抑郁性心态的转变过程中伴随着象征性等式向象征性表征的转变。以此为前提，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精神病患者能够实现由偏执-分裂样心态向抑郁性心态的转变，那么他就能获得形成象征的能力。而事实上，这一点已经被西格尔在临床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因为西格尔首次成功地用严格的精神分析方法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西格尔关注患者出现的任何抑郁状态，并为患者提供一个可信赖的治疗设置，那么她就能作为一个容纳者接受、忍受和理解患者所投射出来的偏执-分裂样心态中的迫害性焦虑，就能使患者达到代表着更好的心理整合状态的抑郁性心态。因此，西格尔的象征理论和临床实践证明了让精神病患者获得形成象征的能力是可行的，这对临床实践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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