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在原有的九品官人法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勋品授官的现象，有部分官职出现了“用三品勋位”等字眼。针对这种现象，阎步克先生认为，勋位的实质，应为此前和此期三品以下的中正品第，是中正乡品三品以下的变体① 阎步克：《南朝“勋位”考》，《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而张旭华先生认为，勋品应是勋位一品的称呼，“但不说一品勋位而称勋品，恐与当时的习惯说法有关，也可能是制度本身的规定就是如此。推究其意，盖在强调‘勋品’为勋位等级序列中的极品，即是一品勋位的简称与尊称，借以与其他各品明确区分而已”② 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21页。 。日本学者对于南朝勋品也作了颇多研究，如越智重明等人提出所谓“甲族”“次门”“后门”和“三五门”的“族门制”概念，其中就涉及到有关勋品阶层的划分，认为“后门”层当为乡品六、七、八、九品士人。这些后门层群体通常都是做些寒官，往往是从勋位开始升迁，最高官阶则止于二品勋位官。③ 关于日本学者对于“族门制”以及勋品相关研究，见越智重明：《魏晋南朝の贵族制》，研文出版1982年版；野田俊昭：《南朝の“寒士”》，《东方学》第九十七辑；野田俊昭：《南朝の官位と家格をめぐる诸问题》；安田二郎：《六朝政治史の研究》，京都大学学术出版社2003年版。日本学者认为南朝时期存在着“家格制”亦或称“族门制”，野田俊昭等人认为“族门制”是以甲族为顶点，以下依次为次门、后门和三五门的家格制度，其中的后门就是乡品六、七、八、九品之人从流外起家，最高做到二品勋位的官职。而二品勋位，大致相当于原来的七品官。

阎、张之说虽然在对于勋品的定位和解释上有所出入，但就勋品所涵盖的对象而言却基本一致，即勋品是针对当时不断上升的寒人阶层，为区别于原本的中正乡品所赋予的另外一种形式的中正品第。本文即在其研究基础上对勋品的含义再作辨析，并参证日本学者的研究，以厘清勋品与乡品的关系及其作用和意义。

一、 “勋品”的定义与授予对象

从相关记载看，勋品既然大多数情况下都被授予获得军功者，那么实际它也就和原本的中正品第有了区别。在九品官人法中，乡品是授予士族的。“我们可以说九品论人并非人人有参与被品的权利，获得了品第，纵使是卑品也有做卑官的身份，与绝大多数人民不同。”④ 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0页。 所以尽管之后出现了“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以还，遂成卑庶”⑤ 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的现象，但真正获得中正乡品的人依然很少，大多数人都没有资格获得乡品。在宋、齐之世，由于寒人的崛起，这些无法获得乡品的寒人，也就只能以其功勋作为升迁的资历。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在许多官职的后面，都加注了“用三品勋位”的字样，以确定这些获得勋品的寒人所能担任的官职。到了梁武帝天监年间，这种做法还被确立为一项制度，也就是梁武帝改制中出现的“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

因此，勋品的定义当有两种：一是宫崎市定所说勋品可能是勋位二品的便称或者简称，与直接称呼中正二品为二品是一个道理*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61、164页。；二是勋品二字应拆分为“勋”“品”，勋指以战功勋绩作为发家而任官，与之相对应的乡品则称之为“勋品”。勋品是作为区分士人乡品而存在的类似于乡品的身份定义，所对应的勋位，授予的也都是寒官或者浊官*汪征鲁先生认为，寒官的主要对象为军人、吏人和寒人。详见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4页。。以下主要讨论勋品作为寒人乡品时的意义和作用。

在宋、齐之世，出现勋阶或者勋官而得到官职的，基本都是寒人。例如：刘系宗“泰始中，为主书，以寒官累迁至勋品。元徽初，为奉朝请，兼中书通事舍人，员外郎”*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六《刘系宗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戴僧静“随还京师，勋阶至积射将军、羽林监”*萧子显：《南齐书》卷三〇《戴僧静传》。。特别是戴僧静，所任积射将军自“宋太宗泰始以来，多以军功得此官”*沈约：《宋书》卷四〇《百官下》。，故斩杀袁粲之前，他作为寒人还只是萧道成手下的军主从，之后才“功除前军将军，宁朔将军”，走上了升迁之路。其他以勋至某官的，也同样如此，即大多因为功勋而不是勋品才被任官。如薛渊就是一个反证：“元徽末，以勋官至辅国将军，右军将军，骁骑将军、军主，封竟陵侯。”*萧子显：《南齐书》卷三〇《薛渊传》。此处“勋官”并非是专用名词，而是以功勋任官的意思。薛渊为徐州刺史薛安都从子，不可能算作寒人。而且在刘宋时期，辅国将军属官品第四品，与刺史、御史中丞等属于同一品级，其第五品以下还有很多明显为乡品二品之人，可见辅国将军一职不可能是寒人依靠勋位获得的。檀珪向王僧虔去信求职时曾愤愤不平地说：

齐太子率更令主簿

生产率因素，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原理可得，采用合理措施确保企业生产率呈现大幅度提升，与国外消费者所要求的高质量、高品质、以及高安全度与环保度的要求相符，进入壁垒的能力将得到提升，背负出口初始沉淀成本的能力就越强。

檀珪乃“宋安南将军(檀)韶孙也”，以士族而自恃。但檀珪斥责马超与史偃为“勋荫人才”，也恰恰证明马超、史偃与檀珪不同，“国士”靠祖辈官职做官，而作为寒人或庶民，他们做官靠的是“勋”。由此既可以看出像檀珪等“次门层”已经和“后门”出身的寒人争夺官位，又可以看出勋功在宋、齐之世已经成为重要的升迁途径，许多类似马超、史偃的人都通过勋阶获得了一官半职。

在论证南朝的勋位存在三品至六品四等之后，阎步克即列举勋位官职如下：

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调整结构，从而提高供给质量和效率。供给侧改革虽然属于经济改革范畴，但给农村养老模式的升级带来了机遇，主要表现在资源供给与制度创新。

三品勋位

这事儿，我当时最清楚。张麻子说。那时侯，我和村长四细狗住邻居，老鳜鱼提着刀子，进了村长的院子，隔着竹篱笆墙，我看的一清二楚。

诸陵令(后改为二品)

综上所述，将晶状体屈光参数补充到屈光发育档案中，有效开展长期、规范的纵向队列研究，对于明确青少年儿童眼正视化过程晶状体屈光力的变化，探索与调节相关的视觉反馈机制等具有独特的意义。晶状体的屈光状态受中枢神经系统支配，也可因药物而发生改变，是眼内唯一可调节屈光力的屈光介质。如果能摸清楚晶状体屈光改变在青少年屈光发育中的作用机制，在保证晶状体透明度的同时，合理改变晶状体的发育模式，以及中央及周边形态，就有可能从晶状体角度实现近视早期干预或控制，进而实现降低近视发生率及延缓近视进展的宏伟目标。

婴幼儿喘息须要注意排除支气管异物吸入，以免延误治疗。表现为吸入异物的同时突然出现刺激性剧烈咳嗽，呼吸急速伴喘鸣，可伴随体位改变而加重或减轻，多为吸气性呼吸困难。

陈长琦先生认为：“在士族高门与寒门之间分化出一个社会等第——次门，次门的一部分来自原来意义上的寒门、寒素，而剩下的一部分寒人，才成为真正的寒门。”*陈长琦：《两晋南朝政治史稿》，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2页。这与日本学者野田俊昭、川合安等人的观点基本相同，即在甲族(乡品二品)和寒人(无法获得乡品之人)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次门层，亦即原本乡品二品以下的士人。故南朝时期虽然寒人不断冲击着固有的门阀制度，但是“贵族致力于在九品官位中，将应该由贵族担任的官位和庶族担任的官位区别开来，尽可能互不侵犯。在宋代已经可以看到出现了庶族能够充任的勋官品位，后世官员和胥吏的明确划分就是由此开始的，这可以视为君权对贵族的让步”*宫崎市定著，韩昇、刘建英译：《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第17页。。

太祝令

廪牲署令

太子门下通事守舍人

食官令

太宗即位，论功行赏，寿寂之封应城县侯，食邑千户；姜产之汝南县侯，佃夫建城县侯，食邑八百户。王道隆吴平县侯，淳于文祖阳城县侯，食邑各五百户。李道儿新涂县侯，缪方盛刘阳县侯，周登之曲陵县侯，食邑各四百户。富灵符惠怀县子，聂庆建阳县子，田嗣将乐县子，王敬则重安县子，俞道龙茶陵县子，宋逵之零陵县子，食邑各三百户。*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传·阮佃夫》。

去冬乞豫章丞，为马超所争；今春蒙敕南昌县，为史偃所夺。二子勋荫人才，有何见胜。若以贫富相夺，则分受不如。身虽孤微，百世国士，姻媾位宦，亦不后物。*萧子显：《南齐书》卷三三《王僧虔传》。

齐太子仆主簿

齐太子家令主簿

五品勋位

齐太子内直兵局、内直兵史

六品勋位

1.2.2 由一名经验丰富的康复治疗师首先完成上述6个动作，作为标准动作，充分暴露执行上述动作的上肢并使用同一把通用型角度尺进行测量，此康复治疗师演示上述6个动作的屈曲、伸展角度不计算在统计样本量内。

中书令史

秘书令史

他推论这些勋位的性质“很可能就是中正品第，是对中正品第三品以下诸等的一种称谓，或中正品第的一种‘变体’”，之后又引用《宋书·邓琬传》，认为“当时存在着乡品明确规定为五品、四品和三品的官职”*阎步克：《南朝“勋位”考》，《阎步克自选集》，第97、100-102页。。事实似乎不然。此处的“品”更可能指向于勋品。《通典》所载梁武帝天监改制中属于勋位官的就有三品蕴位和三品勋位，例如“著作正令史”“中书正令史”等。这些官职在宋、齐时代为勋位官，至萧梁时代才正式纳入到官职体系之中。据《宋书·礼志》记载：“江左凡令史无朝服。”*沈约：《宋书》卷一八《礼志》。令史的地位如此低下，怎么可能会是中正品第三品至五品呢？即使溯源东晋，令史的地位也比较低下：“中书郎、秘书丞郎、著作郎、尚书丞郎、太子洗马舍人、六百石以下至于令史、门郎、小史，并冠一梁。”*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五《舆服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这从东晋孝武帝时期许荣的上疏中也可以得到证实：

今台府局吏、直卫武官及仆隶婢儿取母之姓者，本臧获之徒，无乡邑品第，皆得命议，用为郡守县令，并带职在内，委事于小吏手中。*房玄龄等：《晋书》卷六四《司马道子传》。

可见这些“台府局吏”是没有资格得到“乡邑品第”的。当然，由于部分令史职务的重要性，某些令史的品级也被逐渐提高，由寒人担任的勋位官而提升到了由士人担任。《隋书·百官志》便明确记载：“尚书五都，职参政要，非但总领众局，亦乃方轨二丞。顷虽求才，未臻妙简，可革用士流，每尽时彦，庶同持领，秉此群目。……以都令史视奉朝请。”*魏征等：《隋书》卷二六《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

尚衣局奉御(后改为二品)

总的来说，南朝时期的勋品应该只授予寒人，即那些无法获得乡品之人。而在寒人与乡品二品之间，还存在着次门，来安置那些“位不登二品者”；乡品二品以下实际也没有消失，只是被概括为“次门”阶层。这与勋品有关联的“后门”阶层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二、 勋品与寒人升迁渠道

“所谓‘勋品’，则是自南朝刘宋始建的一种旨在区别寒官流品及其等级的用人制度。勋品的品级称为勋位，且有三等。其中，勋位一品直称勋品，以下依次为勋位二品、勋位三品。”*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第317-318页。另，张旭华在《九品中正制研究》中又将这种说法改为“‘勋品’就是流外官的最高品，也就是事实上的一品”，其实性质一样。见氏著《九品中正制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44页。这里勋品与勋位的关系也值得探讨。如果说勋品的品级称为勋位，那么在文献中经常出现的“用三品勋位”即应是指代用勋品第三的人。这与乡品与官品的关系有点类似，即勋品类似于寒人的乡品，而勋位则类似于寒人的官品。如《唐六典》记载：“奉御二人，从五品上……宋氏用三品勋位，明帝改用二品，准南台御史。”*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一《殿中省》，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26页。阎步克认为，其中“二品”应为中正二品，因为“准”字即指“资品上的相当”。

“听、说、读、写”是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在新时期提高核心素养是新时期教学发展过程中培养学生的重点任务之一，尤其是在阅读教学中，要充分利用阅读教学的多样性，对学生的核心素养进行全面的培养。同时要对教学现状进行全面分析，找到其中存在的问题，在实践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措施，从而提高学生核心素养，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

众所周知“南台”指御史台，而据《通典》卷三十七《宋官品》，治书侍御史、侍御史在官品第六；据梁十八班制，南台侍御史在流内第一班。无论从哪方面看，侍御史所对应的中正品第都应推定在中正二品之内。*阎步克：《南朝“勋位”考》，《阎步克自选集》，第99页。

在公社办公室，队长像个被告人，被我们控诉以权谋私（全家都干轻快活、吃高工分）、占着茅坑不拉屎，不贯彻中央包工到作业组的政策，又无法调动山科村社员生产劳动积极性。社员强烈要求分长年包工作业组，不吃“大锅饭”，各尽所能、多劳多得。队长被数落得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公社办公室主任曾来龙表示，中央文件规定可以分长年作业组，回去商量好怎样分好，要搞好团结把早谷晒完进仓。

此说甚是。它一方面说明担任奉御一职的人的身份已发生变化，从原本寒人变成了士人的职务；另一方面也表明勋品第三与中正品第二的差距没有多大，在某种程度上勋品第三的官职已接近士人所担任的官职了。

1）链路的稳定性评估.考虑到道路的宽度是可以忽略的，所以拓扑的变化很多时候是由于速度以及方向的变化所引起的，严重影响了链路的稳定性.本文利用相对位移的变化量来衡量节点间链路的稳定性.节点周期性的广播信标数据包，使得节点间的距离很容易利用以下公式得到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希望通过教学模式改革和多种临床教学手段的运用加以改进，从而全面提高学生在临床检验工作中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

勋品是寒人的中正品第，官员的升迁也当然注重“资”，即如果要升迁到某个官职，之前必须担任过某个特定官职。一般来说，这种按资升迁的习惯当在秦汉时期形成。据里耶简8-269记载，在秦代地方官的履历中便出现了“阀阅”一词*陈伟主编：《里耶秦简牍校释》(第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25页。。清人赵翼也概括说：“汉制，察举孝廉、茂才等归尚书，及光禄勋选用者，多循资格。”*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校证》卷五《召用不论资格》，中华书局2013年版。及至南朝，在铨选任用官员的时候，论资更是非常普遍的事情。如齐高帝“欲用为中书郎，使吏部尚书何戢喻旨”。何戢却对刘说：“上意欲以凤池相处，恨君资轻，可且就前除。少日当转国子博士，便即所授。”*李延寿：《南史》卷五〇《刘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可见要担任中书郎的职务，必须有担任国子博士的资历。当然，寒人的升迁也并非都靠“勋”即军功才能够得到。除了军功之外，寒人实际还可以由文学、孝行等其他特殊才能和品性得到升迁。史载“施文庆，不知何许人也。家本吏门，至文庆好学，颇涉书史。陈后主之在东宫，文庆事焉。及即位，擢为中书舍人”*李延寿：《南史》卷七七《施文庆传》。，就是一例。

寒人的升迁一方面是因为军功，或者特殊的才能；另一方面，寒人在三品蕴位(在宋、齐时代，应该指代的是勋位官)以下官职的升迁也主要取决于上级长官。或者说，寒人的升迁，在一定程度上区别于士人的“因资升迁”以及中正和清议在士人升迁中起的作用*关于士族在仕途中受到中正和清议、乡论影响的例子和论证，参见川胜义雄著，徐谷芃、李济沧译：《六朝贵族制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张旭华：《谈谈南朝清议的发展演变》，《文史哲》1993年第3期；吴擎华：《从南朝中正的地位看中正品第与吏部铨选的关系》，《南都学坛》2006年第5期。目前研究认为，士族从入仕到升官，乡论、清议都对其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士族一旦遭受清议禁锢终身，就很可能一辈子无法做官。而寒人在一开始入仕的时候，在做三品蕴位以下官职时，很可能是不需要经过中正和乡论的，因为他们没有乡品，是依靠勋阶以勋簿作为升迁的。。寒人勋品的升迁和官职的迁转，主要还取决于以皇帝为代表的中央王朝。如“司徒建安王休仁南讨义嘉贼，屯鹊尾，遣渊诣军，选将帅以下勋阶得自专决”*萧子显：《南齐书》卷二三《褚渊传》。。一般情况下，主帅有勋簿，根据勋簿记录的军功，皇帝可进行官职升降和爵位的封授。宋初，傅亮在与沈林子的书信中说道：“班爵畴勋，历代常典，封赏之发，简自帝心”*沈约：《宋书》卷一〇〇《自序》。，则更加直接明确地把爵位、勋功的封赏都归于皇帝。

此外，在寒人依靠勋升迁的同时，还出现大量授予他们爵位的现象。“太宗以来，多因军功至大位。”*沈约：《宋书》卷八三《黄回传》。“泰始初，军功既多，爵秩无序。”*沈约：《宋书》卷九四《恩倖传·阮佃夫》。从泰始初年封爵的寒人可以看出，爵位的授予与官职的大小并无关系，而主要是皇帝授予：

四品勋位

可见勋簿就是“操干戈者”的簿状。而所谓操干戈者，其低级军士则肯定多为寒人。这种勋簿到南朝时更加普遍，例如：

勋簿晋代就有之，为封赏军士的主要凭证。虞玩之在上书中曾经说道：

自孝建以来，入勋者众，其中操干戈卫社稷者，三分殆无一焉。勋簿所领，而诈注辞籍，浮游世要，非官长所拘录，复为不少。寻苏峻平后，庾亮就温峤求勋簿，而峤不与，以为陶侃所上，多非实录。寻物之怀私，无世不有，宋末落纽，此巧尤多。*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四《虞玩之传》。

这些封爵之人全部都是寒人，而他们的升迁依靠的就是军功。

宋元徽二年以来，诸从军得官者，未悉蒙禄，可催速下访，随正即给。才堪余任者，访洗量序。若四州士庶，本乡沦陷，簿籍不存，寻校无所，可听州郡保押，从实除奏。荒远阙中正者，特许据军簿奏除。*萧子显：《南齐书》卷二《高帝下》。

自古以来，世界各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大体上都被宗教观念统治着，宗教思想的传播和发展对园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西方体现为以教堂为中心的庭院，东方则出现了寺庙园林。中国寺庙园林的大量出现是在佛教传入和道教产生以后，更早的也许跟古代的祭祀活动有关。它更注重文化内涵的营造，将宗教思想、文化精神寄予园林景观、宗教建筑群中，是一类综合了儒、道、释三家文化内涵的宗教园林。

根系活性氧(ROS)包括: 过氧化氢(H2O2)和超氧阴离子采用过氧化氢试剂盒(南京建成)测定H2O2含量；参照Achary等[17]的方法测定含量。抗氧化酶活性包括: 超氧化物歧化酶(SOD)、过氧化物酶(POD)、过氧化氢酶(CAT)和抗坏血酸过氧化物酶(APX)。采用氮蓝四唑法测定SOD活性；愈创木酚法测定POD活性；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APX和CAT活性[18]。

所以军功才能够成为某些地区士人、庶民(寒人)升迁的凭证。为了勉励将士，陈霸先提拔军功还曾特别下诏说：“‘梁时旧仕，乱离播越，始还朝廷，多未铨序。又起兵已来，军勋甚众。选曹即条文武簿及节将应九流者，量其所拟。’于是随材擢用者五十余人。”*姚思廉：《陈书》卷二《高祖下》，中华书局1972年版。

总之，在南朝时期，寒人与士人不同的是，他们无法正常获得乡品，而只能依靠皇帝的恩幸和自己的军勋或者特殊才能来获得勋品和爵位。在某些条件下，他们还可以依靠自己的“勋”获得士人的官职。所谓“三品勋位”，就是专门留给寒人的官职。

三、 勋品升迁的意义与影响

如前所述，在“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房玄龄等：《晋书》卷四五《刘毅传》。的局面下，由战功获得勋品，从勋位官一步一步升迁，成为寒人在南朝升迁的重要渠道。为了提高寒人的地位和保障皇权，皇帝往往也通过赐予寒人爵位来大量提拔有军功和有吏绩的寒人。宋武帝就是一个显例，他对寒人曾大量封赏。

每所征伐，终不言功，诸将哗争竞，道根默然而已。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鉴功之多少，吾将何事。”高祖尝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曰：“此人口不论勋。”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姚思廉：《梁书》卷一八《冯道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有学者认为：“魏、两晋及南朝都是开国时封爵多，但魏、两晋士人封爵多于武人，说明当时仍主要依靠政治力量夺权；而宋至陈则武人多于士人，说明当时已主要依靠武力夺权。”*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113页。此说不无道理。

寒人以勋升迁是依靠上级和皇权，其中并不涉及到中正。这与士人做官需要依靠清议，在做到与自己乡品不一致的官职的时候，还需要升品不同。对这种现象，以钟嵘为代表的士人曾愤懑地提出：

高家岭阵地已经成了一片焦土。山顶上已经看不到一棵树，飞机的炸弹和炮弹将泥土被翻了几遍，硝烟把泥土熏得黑黝黝的，像农民种洋芋时焚烧的火土。

永元肇乱，坐弄天爵，勋非即戎，官以贿就。挥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校，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臣愚谓军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贯，而因斯受爵，一宜削除，以惩侥竞。若吏姓寒人，听极其门品，不当因军，遂滥清级。若侨杂伧楚，应在绥附，正宜严断禄力，绝其妨正，直乞虚号而已。谨竭愚忠，不恤众口。*《梁书》卷四九《文学上·钟嵘》。

尽管他的说法多为诋毁，并过于夸张，但“骑都塞市，郎将填街。服既缨组，尚为臧获之事；职唯黄散，犹躬胥徒之役。名实淆紊，兹焉莫甚”的现象，也确实多少存在，冲击了士人平流进取的门阀士族制度。梁武帝的天监改制，就是在勋品制度不断发展并碰撞原有旧制度背景下的一种平衡。它的流内十八班、流外七班和三品蕴位、勋位的官班体系，“在形式上清楚地划分贵族制和士庶体制”*越智重明，夏日新译：《梁陈政权与梁陈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朝隋唐》，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95页。。虽然寒人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门阀士族的承认，即获得了三品蕴位及以下官职的任职权利，但却被严格限制在整个官僚金字塔的底部。“在梁代整个文武官员中，所谓庶民(后门、三五门)达者，(具体指取得应由甲族层担任的官职，如内官系统的流内第十二班以上)，只有二人而已。”*越智重明，夏日新译：《梁陈政权与梁陈贵族制》，《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六朝隋唐》，第300页。这与宋、齐时代士庶紊乱由寒人掌机要的局面已大不相同。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的勋品经过一系列的发展，从最初由军功迁任，到逐步成为无法获得乡品的寒人的主要升迁渠道，再变成皇帝抗衡门阀士族的利器，使得士人和寒人曾严重对立和冲突，也导致士人对南朝政权产生一定的离心力。因此，在梁武帝的统治基本巩固之后，为了平衡各方，便采取对士族妥协和退让的天监改革。勋品制度虽然被纳入到正式的官僚政治体系，但在士人的意愿下，也重新厘定和划分了士庶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