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自信。”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 而实现文化自信，最好的路径就是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中华文明“走出去”。“文化输出”与文化“走出去”，可以增强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潮的海外影响，是中国当代学术思潮建构和发展的内在价值要求。在“走出去”战略的影响下，一批批海外中国思想中心逐步建立，有助于输出中国价值和扩大中国思想的世界影响力。

纵观历史与现实，伟大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传播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现象级传播，它作为中华优秀教育文化的先进代表，经历了不同文化中的传播与流布，体现了中国教育思想的一次成功的海外“文化输出”，昭示着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永恒魅力。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极强的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尤其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土现代性”② 杨冰：《文化自觉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土现代性”》，《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8期，第227页。 特征，是其绵延不绝、持续发展、继往开来的内在动因。中国当代教育思想需要“走出去”，也需要从陶行知教育思想海内外传播的成功个案中汲取营养，为中国当代教育思想走出去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思路和实践路径。

一、 教育史上的现象级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

20世纪世界文化的突出特征是东西方文化对话和交流的空前进步。陶行知教育思想在这场东西方文明的交相辉映中，占有一席之地。从1917年陶行知教育活动在中国大地的正式开启，到1927年生活教育思想的全面确立，再到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全面实践探索，陶行知教育思想以燎原之势遍布中华大地，进而流传至海内外。

(一) 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成功的、公认的、轰动的”现象级传播

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经历了本土传播和跨文化传播。仔细审视陶行知在中华大地的传播情况，我们可以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一次“成功的、公认的、轰动的”“现象级”传播③ 杨冰：《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史(1917—1949)》，河海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页。 。

模型中，压力容器的材料为16MnR，车体及相关附件的材料为45钢，表1列出了相关材料的机械性能[2]。

首先，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传播过程持续不断、绵延不绝，达到了非凡的成就。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开端，生活教育运动绵延几十年，产生的教育硕果无数；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旗帜，平民教育的大幕开启，提升了国民的素质和文明层次；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武器，一场场教育实践、教育改革有序展开；以陶行知教育思想为工具，普及教育、乡村教育、民主教育、国难教育中均有“陶行知”的身影，这身影或许是陶行知他自己，或许是陶行知思想本身，不管如何，这些痕迹都镌刻着一个共同的名字或符号——“陶行知”。这场声势浩大的教育传播现象堪称现象级。

“陶行知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诚然，作为一名蜚声海外的教育家，陶行知及其倡导的生活教育理论赢得了世界许多国家学者的瞩目。近现代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主要集中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并伴随着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传播而传播。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情况，我们会追问，谁在传播？传播了什么？产生了什么效果？据此，我们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和传播效果三方面总结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特征。

再次，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的社会认可度较高，并切实地进行了教育思想的实践探索。这一方面是因为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缔造者——陶行知的伟大魅力和人格感召，一方面则是陶行知教育思想本身的深刻的内涵和辐射价值。此外，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将陶行知教育思想视为一种信仰，坚持到底、贯彻始终。全国上下从南到北，都在学习并践行着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从“国统区”到“苏区”，从中国本土到海内外，从中国文化到异域文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在不同区域和异质文化的传播中，凸显了强大的生命力，获得广泛的认可和肯定。

(二) 旷日持久的海外传播历程

2. “跨文化传播”的文化冲突与调试

陶行知因其强大的人格魅力、诗意的人生观和教育观、爱满天下的师者情怀，时至今日，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思想、学说拥趸者众，成为当代“显学”；陶行知教育思想因其显著的特色——“本土现代性”，而表现出极具价值的前瞻性和预判性，即使它是产生于20世纪的理论体系，但传播之广，受众之多，所产生的社会反响之深远，以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成为近现代以来人类文化史上的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现象。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多是以陶行知学术研究为载体。这一方面是由于陶行知教育思想还未像在中国大陆地区那样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在中华大地，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本身不仅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而且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也成为一种指导实践的教育理论，切实地针对中国的教育实际而进行着一定的教育实践与教育变革，不论是“国统区”还是“苏区”，都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陶行知教育思想这种针对中国实际，根植中国教育实践的中国本土教育思想，在海外的异域文化中，其教育思想还要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与调试，在一定环境中适应、融合和合理改造之后，才能被逐步接受，继而成为指导教育实践的理论工具。也就是说，陶行知教育思想需要在与不同文化进行博弈之后，才可能真正为不同文化所接受，实现中国本土文化的真正意义上的逆袭和海外输出。

二、 历史回响：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特征

其次，陶行知教育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并且显露了强大的传播能力。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深深根植在人民中间提倡大众教育的教育实践者。他又是伟大的教育诗人，在人民大众间写诗，他提倡大众教育观，他力求培养在“劳心上劳力，教学做合一”的“人中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深入民心，一方面他出身乡土，深刻同情和理解人民大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了解民众疾苦，注重开启民智和民慧。一首首脍炙人口的教育小诗，一个个“觉民智、启民慧”的教育真理，或者在小先生的教育传递中，或者在人民大众的口口相传中，或者在监狱、市场、工厂、学校中传播、涌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听众可以是儿童、少年，也可以是农人、妇女、老妈子，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就这样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传递着，产生着价值，传递着精神。

(一) 传播者：多是与陶行知有过社会交往的朋友、伙伴

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者，一方面是与陶行知有过社会交往的朋友、伙伴、老师，另一方面是被陶行知教育思想深深感染的追随者。陶行知是留美学者，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留学经历，他的学风、治学态度和学养，深深影响了当时美国的教育家们，诸如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人，而这些美国学者的中国之行，也伴随着陶行知的身影。“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无疑在客观上为陶行知跻身于欧美中国学术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也为今后的发展展示了良好前景。”*周洪宇主编：《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第8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总序第7页。同时在国难教育时期，陶行知身负使命，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在对外文化交流中，陶行知民主战士的形象在海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开始被人们关注，他的教育思想在海外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如费正清、文幼章等人对陶行知持正面评价和价值认同。陶行知成了一名忧国忧民的教育家形象，折射出海外传播影响力。此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就以一种涓涓细流之势绵延承继着。

陶行知教育思想得到更为广泛认同的地区还是在亚洲地区，如日本的陶行知研究，在中国陶行知研究最为沉寂的年代却呈现出极盛状态，尤其是斋藤秋男对于陶行知的学术研究相对权威且深厚，他本人对陶行知极为推崇、满怀深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推广和传播不遗余力。

(二) 传播内容：以陶行知学术研究为主要载体

及至今日，陶行知教育思想也在这些海外异域中成为学术研究的显学。当代陶行知研究者们，试图将陶行知研究推向世界，如华中师范大学周洪宇教授团队先后编辑了《世界教育大师：陶行知》和《生活教育——陶行知英文著作精选》(中英双语本)，其中Life Education—Selected Readings of Tao Xingzhi’s English Works、Changing the World through Education: the Life of Tao Xingzhi两部书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2016年和2017年先后出版，专著《陶行知教育学说》的英文版也将在近期由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未来计划编译陶行知著作及陶行知研究的英文版，向世界各国人民介绍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的思想和实践，让中国教育思想成为人类思想宝藏的一部分，为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赢得教育上应有的话语权。

1. 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在不同文化中的境遇比较

所以，此时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海外传播，更多的是一种“小众”的教育思想的传播，因为陶行知学术研究的主体都是一些了解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专家和教授，也包括一些留学海外的中国留学生。海外对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传播还只属于学术研究的小众领域，处于教育思想传播的学术顶层，只有将这种研究向下层流动，才能产生更为广泛和实际的影响。

画卷内容深刻，绝不是一个方面可以涵括，一首题画诗会有多方面的品评。 以上六类常常交错融合，不同程度地表现在题咏上。

(三) 传播效果：世界教育改革新动向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教育变革

海外的陶行知学术研究主要是将陶行知置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以及世界教育改革的新动向中来考察。人们透过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来分析中国应对教育改革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中，陶行知等中国教育家的教育改革尝试。因为陶行知在变革中国传统教育中，注重推动中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创建，并最终在中国近代史上，和其他杰出的中国教育家一起创立了中西兼蓄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教育融入世界教育发展的主流。可以说，陶行知教育思想是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先进教育思想的代表，所以在此视角之下，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时代价值和历史定位，也一直是海外陶行知研究的重点。这种高屋建瓴式的评价和价值判断，不仅为海外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和海外陶行知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国内的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打开了视角，并提供了一种全新视野的价值解读。陶行知教育思想虽然看似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样态在海外传播与流布，但有时一旦埋下了陶行知的“种子”，就会“生根发芽”。

三、 镜鉴价值：陶行知教育思想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

水稻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作物，部分地区稻田Cd污染问题突出，给农产品安全和人体健康带来了潜在的危害（Li et al.，2008；叶长城等，2017；Yan et al.，2010）。Liu et al.（2015）对长江流域稻田土壤进行取样检测发现其 Cd含量范围在0.10~4.64 mg·kg-1，且有增加趋势。近些年来，中国南方农田重金属污染及稻米Cd超标问题日趋严重，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也成为了土壤生态、作物生长和农产品安全等研究领域的重点和热点。

2012年2月，国家七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进一步做好水利改革发展金融服务的意见》，要求金融部门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加大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全面改进和加强水利改革发展的金融支持和服务。如，鼓励和支持符合条件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通过直接、间接融资方式，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鼓励各类企业投资兴建经营性水利项目，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机构作用，加大对战略性、基础性、公益性水利建设项目的支持力度；支持大型商业银行改进对水利改革发展的金融支持，积极引导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加大水利信贷投入，进一步拓宽水利建设项目的抵(质)押物范围和还款来源，探索以水利项目收益相关的权利作为担保财产的可行性。

透过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中国地区的广泛传播，以及在海外的传播情况，我们发现，陶行知思想是一次成功的中国教育思想的“输出”，我们有必要师法陶行知教育思想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探寻陶行知教育思想有效传播的成功模式，进而促进中国教育理念的海外传播，扩大海外影响。

(一) 冲突与交融：中国教育思想“走出去”的必经历程

冲突与交融是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的内在机制，是不同文化间文化沟通、思想交流的必然规律。当代中国教育思想要“走出去”，就要了解这种冲突与交融的文化语境，只有承认文化差异，适应不同文化，进行文化调试和文化适应，才能真正融入异质文化。

建立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采取公开检查、暗访相结合的方式，加大对I站、M站等场所的执法检查力度；对伪造检验结果、出具虚假报告的检验机构，暂停网络联接和检验报告打印功能，并依照《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条款予以处罚；违反资质认定相关规定的，依据资质认定有关规定对排放检验机构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撤销其资质认定证书；对不符合规定、标准规范的维护站进行惩处，情节严重的撤销其M站认定证书；将检测站、维护站守法情况纳入企业征信系统，并将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任何思想传播都依托于传播环境，客观的传播环境决定了思想传播的内容、结构和机制。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经历了本土文化和异域文化两种迥异的传播环境。一方面我们要考察陶行知教育思想与本土传播环境的关系，另一方面也要考察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不同文化语境中，经历了怎样的传播过程和传播际遇，分析和总结差异与特质。在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中，可以具体为传播文化语境的差异，也就是说，陶行知教育思想在两种文化机制下，呈现出不同的境遇和走向。在本土文化中的传播，陶行知教育思想一方面要对传播环境具有一定的客观依赖性，一方面要与本土文化、环境等相适应，这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传播效果和实现了社会功能。陶行知教育思想对于传播环境具有一定的客观依赖性。例如，在国统区，在一定政治环境和经济的影响之下，有的生活教育实践被终止，有的生活教育迫于现实(如办学经费、教学资源等)不得不放弃，然而生活教育思想一直没有消亡，一直传承并影响着受众。在苏区，陶行知教育思想也被积极地投入到实践中，苏区各区域到处都有“陶”信息和“陶”符号，到处有着“陶行知”的身影。陶行知教育思想所到之处，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和社会价值。在本土的教育传播中，我们发现，陶行知教育思想即使是处于平寂时期，它也一直在积淀、传播中，试图对中国社会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改革提供新的滋养。

陶行知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先进中国教育思想的代表，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亚洲邻国日本开始，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海外传播史。日本、美国、德国、法国，以及其他一些东南亚邻国，都有陶行知教育思想“来过”的痕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在于它产生的深远影响力。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为一种教育文化思想，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不同文化中的不同际遇和走向，但都表明了陶行知教育思想不同凡响的生命力，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深远厚重的社会影响力。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有其权威性，也有着一定的公众认可度，在教育思想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一直未被遗忘，一直成为人们教育改革和教育创新可资借鉴的积极能量。

因此，对于重要的双语版资料，航空公司应聘请行业内专业人士进行翻译工作，或由行业内专业人士对现有资料进行重新校正，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此外，从业人员应注重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尽量阅读英文原版资料。

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本土传播相比，跨文化传播多少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冲击。因为，人们总是从自己的文化角度审视其他文化，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是最好的，是优于其他民族的，且将本民族、本群体的文化模式当作中心和标准，以此衡量和评价其他文化，从而导致敌视或怀疑自己所不熟悉的文化。“跨文化传播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交流，这意味着必然存在着不同文化间的陌生、冲击和适应的过程。”*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6页。也就是说中国教育思想初次到陌生文化环境之时会发生文化冲击、文化震惊和文化适应，面临着不同文化的考验，以及对于这种文化环境的适应与调试。中国当代教育思想要“走出去”，就要正视这种“冲突与交融”——这既是中国教育思想“跨文化传播”的文化语境，又是中国教育思想在海外传播中的必经历程。中国教育思想要在不同的文化洗礼中，逐渐适应、调试，才能最终真正地“走出去”，屹立于世界教育文化之林。

Smart 3D软件不仅可以实现三维建模，还可以将立体转化为平面，根据需求输出仪表室外图、供气图、电缆槽图等各种施工图纸。利用Drawings and Reports功能，设计人员可以根据需求创建图纸模板，完成映射逻辑定义、图框图章编辑、图面属性设置等工作。

(二) 交流与对话：中国教育思想“走出去”的理想传播模式

文化交流是有规律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第3页。。跨文化传播是拥有不同文化感知和符号系统的人们之间进行的交流，其形式有不同人种间的交流、民族间的交流和群体间的交流，既发生在国内的交往中，也发生在国际交往中。“全球范围的文化传播与互动持续增加，信息技术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的生存方式，传播全球化扩展了全球不同文化广泛的交流与分享，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互补性、关联性和依赖性的增强，使全球社会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新局面。在这个背景下，跨文化传播日益成为人类跨越文化屏障，实现认知、理解及互动的重要沟通方式，不断推进全球文化的相互认同与融合，消解着不同文化之间的疏离、隔膜乃至冲突，创造出丰富、开放的对话空间。”*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8页。可以说，更为广阔的交流背景和沟通平台向全世界人们共同打开，为人们的理想传播和有效传播提供积极的、开放的交流环境。

隧道开挖后，支护结构拉应力最大部位主要集中在边墙中部内侧和墙脚外侧以及底板中部内侧，受拉区域分布范围和拉力值较小。图3是隧道开挖结束后结构最大主应力图，墙腰最大拉应力为0.7 MPa，底板最大拉应力为1.2 MPa，在基坑没有开挖的情况下，周围地层不存在偏压力的作用，隧道支护结构受力和变形都是对称分布。表1是隧道施工结束后结构典型截面安全系数计算结果，从结构的受力情况考虑，隧道在基坑没有开挖的情况下是安全的。

以“文化全球化”的趋势来看，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当代，陶行知教育思想无疑是一次成功的中国教育思想的海外输出。在世界范围内看，陶行知不仅是伟大的教育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教育思想因其独特的思想魅力成为海外中国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今，陶行知教育思想(尤其是生活教育学说)在不断突破文化地域和文化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这种代表着中国本土教育文化的教育思想转变为人类文化共享的资源，预示了一种相互依赖、相互沟通的文化沟通格局。

进入跨文化传播学的视阈中，文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和当代特征，呈现了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向更高、更深层次发展的基本趋势，意味着不同文化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越来越频繁的交往，越来越深入的相互吸取、相互补充。“文化全球化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机制，意味着各种文化都要通过平等交流来共同维护那些攸关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文化价值。多种文化通过冲突与对话逐步形成新的全球文化格局，不同文化在全球层面逐步实现着大规模的交流与互动，相互吸收、共同发展。”*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第245页。在跨文化博弈中，有效传播的理想模式就是“交流与对话”。“无论环境与文化有多大的差异，世界上都存在着适用于所有文化的固定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只有这样，两种文化的共同之处才能找到，认知的、情感的、交流的移情作用才能得到发挥，顺畅、有效的跨文化传播才可能发生。”*陈力丹：《传播学是什么》，第240页。通过交流与对话，找寻文化的共通之处以及适用于所有文化的普遍原则。此外，“传播可以创造人类交流的奇迹。双向沟通的内容和信息可以负担人类传播的特殊使命，弥合人与人的裂痕，使人际关系正常地存在并得以完好地联结。”*谭昆智，林炜双，杨丹丹，马璟熙编：《传播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页。陶行知教育思想传播之所以成为一次成功的教育思想传播，就是因为它建立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理想传播模式，陶行知教育思想既吸纳了中国传统教育智慧的精华，也兼容并蓄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这种对于中、西方文化的合理吸收，体现了陶行知教育思想对不同文化的倾听、对话和交流。中国当代教育思想要“走出去”，就要建立这种“交流与对话”的理想传播模式，遵循“文化全球化”的跨文化传播机制，在与不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中，实现中国本土教育思想的文化逆袭。

(三) 文化自信与教育自觉：中国教育思想“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在世界文明转型的大背景下，“中国学者应该思考如何进行文化创新，从而善于表达、传播自己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凸显中国特色。同时不断推进中国的文化从文化自卑走向平等的文化对话，从培植文化抗体到推动普遍性的文化自觉，从文化褪色到推动深远意义上的文化更新。”*姜飞：《传播与文化》，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3页。从文化自信再到教育自觉，从陶行知教育思想海外传播上汲取养分，促进中国当代教育思想的“走出去”。

建立文化自信的最好路径就是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潮的海外影响。习近平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习近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第1版。。他还指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文以化人、文以载道，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走出国门，让文化自身说话，使其成为不同语种、不同地域、不同国家和平交流沟通的媒介。”*赵银平：《文化自信——习近平提出的时代课题》，新华网2016年8月5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05/c_1119330939.htm.在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之下，陶行知教育思想代表中国的本土教育资源，是供当代教育理论不断借鉴、吸收、传承并且与时俱进的先进教育资源。这一方面是由于陶行知教育思想具有历久弥新、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当代教育理论的强烈的“本土现代性”诉求，以及文化全球化趋势中中国文化与海外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陶行知教育思想不仅实现了中国文化的输出，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一种理论“自觉”。当代教育理论者要师法陶行知创立其教育理论体系的思路和方法，以敏锐的洞察力、独具气魄的开创性，创建当代教育理论，创建“中国教育学派”。同时，也需要从陶行知教育思想中汲取营养，实现中国教育思想走出去的宏图伟业。中国教育理论界要立足于本土，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中国教育学“要提升自己的理论品质，逐渐完成理论自觉的使命，使自己的理论成为与中国社会发展、中华民族复兴息息相关，因而具有生命力的理论”，力求把中国教育学打造成真正的“世界眼光中国气派兼具”的教育学，使中国教育思想逐步走向世界的中心，发出自己的声音，成为人类文化共享的资源，与世界先进教育思想交流与对话，倾听与理解，共同促进世界教育思想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