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早期的王朝是以军事征服为基础的政治统治结构。在竞争机制下，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王朝边界也随之发生变化。对南北朝来说，东汉和西晋极具声望且合乎情理的大一统先例，使得南北军事上的不稳定进一步恶化。尽管不同时期的政治情形有细微的差别(比如东晋时期在政治操纵下的桓温北伐)，但王朝统一始终是中世纪早期君主的梦想。

至于灌区内部、城镇内部的水权分配采用何种方式，可以交由各地自行探索、自主选择。或许可以采用灌区用水协会集体所有的形式，也可能在灌区内部采用进一步分解到农户的形式。在城镇内部，水权或许可以属于城镇政府，而委托给供水公司和自供水单位使用。

总的说来，北朝当时有能力保持对黄河北岸和大部分西北地区的控制。北魏王朝的统治在公元469年拓展到淮河北岸。从北魏孝文帝开始直至其后的继承者(从公元495年到公元530年)都在开拓疆土，北魏的军队驻地再一次拓展到淮河南岸的一部分区域，并且把淮南区域变成边境军事活跃地带。公元498年，北魏占领南阳；公元500年，占领寿春；公元505年，占领汉中。但总的来说，南朝在此时期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略地位。公元507年，由梁军发起的钟离之战可被证明是制止北魏在淮南区域进一步拓展的战略性胜利。

一、 朝廷政治

皇位继承是朝廷政治领域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一直以来，从指定一个继承人开始，皇位继承者是否拥有掌控王朝延续的能力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一个王朝是继续存在，还是因内战而导致四分五裂。继承的派系政治较为复杂，涉及的具体类别包括皇室宗亲、姻亲关系和当朝精英及其自己的派系，就像多维博弈的棋局。在北魏政权的派系斗争中，种族地位和世系血统的植入使得继承政治变得更为复杂。由继承引发的派系斗争经常在御林军和都城驻军间发生，这同样会导致军事结构的破裂。

另一个关键的政治因素是被称为“中世纪国内政治”的朝中人事结构。在现代国家，“国内政策”一词是指大量的社会福利政策、商业法规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中世纪朝代，除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外，朝廷局势曾是国内政治的焦点。在之后的各朝中，朝局涉及的人数从几千人到两万人不等(虽然这些人的家属也被视为朝局相关人员)。朝廷是有多项职能的机构，包括朝政、相关仪式和宗教信仰以及娱乐和艺术职能。朝廷的物质性构造代代相承，包括宫墙、塔楼、庭院、连廊以及御林军在宫中的驻扎，不仅是朝廷权力与宫廷美感的象征，更给人以一种仪式性的政治中心的感觉。

官班的分类结构如下：在十八班系统中，十八是最高的类别，一是最低的类别。在每一种官班类别中，有分层的指定官职的子分类，这些指定官职保持他们原有九品官员等级划分。在一个给定的官班类别中，排名在最底端的职位的晋升状态不如排名在列表最上面的职位，但是这种晋升等级排名并不一定完全符合九品官制等级排名。其他所有的官班制度都采用同样的构建方式。对于在中正二品门阀，有专门的十八班制度。对于那些中正三品至九品寒门，有一个七班的制度。两个不同的官职体制中，三品蕴位、勋位是由地位较低的寒门以及经验丰富、等级非常高的庶民(胥吏)担任的官职。有三类班分别针对州、郡、县级官职。*杨恩玉：《萧梁官班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后三类班似乎反映了中世纪早期区分中央朝廷服务和朝外服务的共同趋势。北魏在这方面是相似的。*Eisenberg, Andrew.“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Court, 500-528.” 唐研究 12 (2014): 63-106.往往等级较低的官员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在朝外政府。对于军事官员，同样有详尽的官班制度：中正二品有二十四班，中正三品至九品对应八班。对于外国首领和进贡者有另一个二十四班制度。

上述关于北魏讨论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它表明了军事事件和朝廷官员结构之间的直接联系，就像公元507年朝廷发布的官员晋升的告示那样。讽刺的是，我将在相关性和北魏与梁的一些比较性数据的基础上论证梁政权也面临相似的问题——如何通过适当地加速晋升过程、提高人们被朝廷任命为官员的可能性，以恰到好处地奖励所有的朝廷官员和军事将领。梁武帝的解决方案是“十八班制度”(即朝廷和军事官班制度)。汉语中“班”可以暂时解释为朝廷官员升职和官员分层“种类”的等级制度。“班”制度涵盖所有服务朝廷的精英和一些文员、功能性的阶级群体、省级服务官员、地位较高和地位较低的军事群体，以及拥有让人尊敬的军事头衔的国外将领及朝贡者。这是对于由钟离之战的胜利所产生的人员需求的一个非常系统且客观的回应。这个论证的一个特殊的间接支持是《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关于官班制度制定的目的，是为了加速和指导官员的聘用和升职的评论，他认为“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矣。”*李延寿：《南史》卷六十《徐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李延寿的说法与北魏儒家学派的批评主义，及以孝明帝为代表的守旧派对于公元519年在禁卫军暴动后实施的官员政策的评论相似。公元519年的政策旨在加速朝廷官员的升职和轮转，企图增加更多的任命，尤其是关于派遣到省级的官员。这个标准很明确——服务时间和资历的因素大大减少了对服务记录和道德行为的审查。这样看来，梁武帝的官班制度的制定目的与之相同，引发的一些来自精英的评论也大多类似。军事班制度在公元525年做了较大幅度的调整。这个时间似乎与公元524年至525年初，裴邃在淮河两岸取得军事胜利的时间相吻合。这又一次证明了重大军事发展成果与朝廷官员结构的强相关性。对班制度的最后一次重大修改是在公元529年*魏征等：《隋书》卷二十六《百官上》，中华书局1973年版。。

东亚学者常常被梁官班制度精心、详细的架构所震惊。阎步克在列出为不同级别的皇家组织工作，同时拥有相同的头衔和职能的官员之间官班的类别差异时，似乎到达了极限点：举例来说，为直系皇室亲属工作的官员与为皇室远亲或其后代工作的官员在官班类别上的差异，甚至在某些等级细节上，这些差异会加倍。*阎步克：《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版。阎步克将梁官班制度的结构看作是在等级鲜明的体系中的一次大规模、洛可可式的运用。杨恩玉对于梁朝的官班制度有更积极的评价，同时引用了阎步克对该制度详尽程度的认可。*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

朝廷的人员结构对王朝军事境遇的波动尤为敏感。纵观中国历史，人们对文官和军事人员(实际上就是武官)地位的区别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当然，这种区别在某些时候相对于其他问题似乎更为尖锐。然而在我看来，与现代国家相比，朝廷的基本结构和行为模式往往是高度军事化的。宫中侍卫几乎无处不在，都城经常会有宵禁、戒严(特别是在刘宋之前的时期)。中央朝廷和任命的地方官员工作时需要穿着“官服”。官帽式样、带有官职标志的腰带以及官袍的颜色都表明官员在朝中的等级，以及更广泛的等级类别。通常，一般官员需要穿着与更高级别的官员的官服所不同的彩色官袍。不同等级的官员在朝廷区域中见面时的鞠躬行礼的形式是强制规定的。每一次朝廷集会都需要穿着恰当的官服。不遵守上述规定的行为规范的举动被负责监察的官员发现之后，相关的官员可能会面临被弹劾的后果。上述所有的行为模式都是现代军队的典型特征，但与现代官僚政治的行为模式相比较还是有差别的。一般来说，刚上任的官员会先被指派为军事领导者的下属，之后再回到朝廷从事非军事的服务工作。中世纪朝廷与现代官僚政治不同，就朝廷官员的晋升而言，经常会从成功的军事战役，甚至可能是严重的军事失败中直接受益。这里关于朝廷政务管理和军事社交世界的相互渗透的讨论引发了我们对于钟离之战及其对于北魏朝廷影响的讨论，特别是对于它和梁政权创建十八班制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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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钟离之战

公元500年，在南齐逐渐没落的时候，北魏占领寿春对于建康继续坚守淮南缓冲区的能力是巨大的打击。北魏占领寿春后立刻抓住这个机会，直接开辟了一条向东南方向(现今的合肥区域)的行军线路，到达淮南的中心。*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8-159页。钟离位于靠近淮河南岸离寿春的东面大概200千米的地方。寿春的东面，是南部最近的主要堡垒，也是北魏进一步控制淮南区域的重要障碍。钟离同时是向东部更远处(包括盱眙和淮阴)的一系列堡垒的重要环节，也是北徐州的省会。这些加强的中心稳定了梁对于淮南东部的控制，也为日后梁的反攻奠定了基础。北魏过去曾增加占领钟离的战役，但是最齐心协力的大规模尝试发生在公元506年的农历十月至公元507年的农历三月之间。北魏这类大规模的工作导致了该政权在持久性战略上的失败。在公元507年淮河涨潮的时候，梁军释放了其河边的战舰来应对北魏的围攻，并联合之前固守的梁军步兵力量将北魏军队击退至寿春。梁政权坚守住了在淮河上的防线*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第112页。。在一个据称是10万人的北魏军队中，估计有40%到50%人阵亡。在导致北魏瓦解(公元507年)的早期事件中，梁军还重新占领了淮南中部地区在合肥附近的北魏阵地。吕思勉曾说道：“此为南北朝交战以来南朝所未有之一大捷”*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38页。。

《脊柱外科杂志》是一本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管，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主办的高级学术期刊。本刊已被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收录为统计源期刊。本刊对脊柱外科各个领域的基础与临床研究热点、研究成果、技术与进展、经验与创新等进行全方位的报道，竭诚为脊柱外科医师、学者服务。读者对象为骨科及相关学科的临床、教学和科研人员。

三、 关于萧梁

朝廷(及其附属的各省级部门)以其独特的形式成为一个服务于皇位的代表性机构，它不仅需要服从朝臣的岗位需求，也需要满足广泛群体的等级地位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中大臣(不论等级高低)都是皇帝的追随者。通常他们会享受到为他们所追随的人服务而带来的各种好处，更有甚者可以获得丰厚的奖励和礼物。皇位和朝廷的关系也反映在众多大型庆祝场合中，以及皇位拥有者为部分或全部的朝廷成员发放的日常的薪俸和奖金上(有时也会有头衔授予和升职)。杨恩玉指出，这些日常的奖励会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会在几个月后失效*杨恩玉：《两晋南朝的官阶探讨》，2017年“六朝历史与南京记忆”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那些发生在一些激动人心、有影响力的事件之后的永久性奖励十分罕见。虽然一些地位较高的门阀看不起地位一般的寒门，门阀和寒门看不起各种胥吏，但皇权依然要确保这些相互蔑视的阶级群体得到他们在朝廷的工作和社交界中应有的地位。对于所有朝廷官员甚至皇上本人来说,因为政府效率低下而设法消除阶级地位的区别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

相比较于梁的反应，在公元490年孝文帝对朝廷等级地位、岗位分配结构的制约下，北魏对于其朝廷人事制度可行性的挑战的回应是临时的，缺乏系统性，并最终导致公元519年重大禁卫军暴动。

钟离之战的战败对于北魏朝廷的影响是直接且迅速的。公元507年的农历八月，那些身居朝中要职的战败指挥官们都被撤职或降职了，其中包括一个拓拔贵族元英。当年农历九月，所有中央朝廷人员都晋升了一级。*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我把它看作是当朝天子在钟离之战后为提升士气做出的努力。这一“恩典法令”也对北魏朝廷人事晋升制度产生了长远的负面影响，需要特别的补救措施，这也加剧了当时关于朝中部分职位缺少、人多的问题。*Eisenberg, Andrew.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Court, 500-528.” 唐研究 12 (2014): 63-106.由钟离之战战败引发的政治上的持续震动的重要标志在公元508年初的时候显现出来，那时候，圣上颁布诏书，所有家中有男人在钟离之战中阵亡的家庭均能得到三年的土地税减免。*魏收：《魏书》卷八《世宗纪》。在我看来，公元508年的农历八月，冀州的领导者北魏世宗的兄弟元愉举兵，虽然不成功，但在某种程度上，钟离战败导致了皇权的政治力量降低。钟离战败加剧了北魏朝廷中派系间的紧张关系，并在元愉反抗时达到顶点。

萧衍(梁武帝)的登基从其在长江中游的襄阳基地到建康的投降，整个过程抓住了合适的政治时机，具有精心组织、逻辑合理的特点。他是一个智力超群的人，制定计划相当谨慎。他在掌权初期就对建立朝廷人员聘任、等级、升职制度等有持续的关注。公元502年初，梁武帝在建康接受南齐和帝禅让的政权前，更新了之前的朝廷人事制度。*李延寿：《南史》卷六《梁本纪上》。公元502年的农历四月，梁武帝即位，他让吏部重新拟定九品官员等级制度，其中附加了关于不同等级官职的薪俸，他提出以石为单位的粮食来表示薪俸的多少。*魏征等：《隋书》卷二十六《百官上》。梁武帝对于朝廷人事结构的关注在公元508年初，徐勉领导编制的“十八班制度”的颁布后到达顶峰。我认为从官班制度的详尽程度可以看出该计划早在几个月前就开始起草了。在这点上，公元507年，徐勉的职位从之前的五兵尚书变更为吏部尚书。*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中》，中华书局1973年版。这与北魏惩罚失败的军事指挥官以及发布朝中升职加速的法令的那段时间很接近。在十八班制度颁布后，另一旨在重新振兴九品官员中正制的法令被颁布，其中提出制定州、郡、县中正。*姚思廉：《梁书》卷二《武帝本纪中》。这再次表现了梁武帝对人事问题的谨慎、系统化的方式和态度，这也是他对待政治和军事事务的典型方式。

四、 “班”制度的基本解释

现代学者普遍认为，九品制度在当时继续发挥作用。一般说来，九品制度与官班制度相互联系。更确切地说，在官班的分类中，更高的官班等级对应着更高的品，然而这并非是一一对应的，因为在某个指定的班或是两个相邻的官班之间，一个高品官职的排名可能在某个排名较低的官职之后。在关于官班制度的具体目的上，中国学者存在一些异议。以我对所得数据和当前辩论的理解，我认为官班制度的制定是为了覆盖所有的朝廷等级群体以对合适的官员入职岗位以及最优的后续晋升渠道给出指导。*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例如，就随时间优先晋升而言，为了在今后的日子里能更迅速地晋升，在职业生涯的某一点选择一个级别较低的官职是较为明智的，这是由于较低等级的职位在某些方面会提供宝贵的经历，或者是公众对于其地位的尊重，而这些并不能完全在简单的官职品级制度中反映出来。官班制度的制定旨在反映这些想法。

一个大致且较为含蓄、与官职等级相关的朝廷官员晋升路线的理念可以追溯到汉代。事实上，在我看来，任何持久的朝廷结构(或任何等级分明的结构组织)会发展这样的职业生涯的概念。明确使用汉字“班”来表达这种理解可以追溯到曹魏政权。*杨恩玉：《萧梁官班制渊源考辨》。梁政权在明确表达这种等级晋升制度和将九品中正制与九品官职相融合的思想上是独一无二的。

朝中人员都根据个人地位(九品中正的品级划分)严格划分了等级，包括官职等级(身份特权和官职职责合并为官职“清”“浊”的区别)及称号(文官和武官等)。属于门阀、寒门还是胥吏，这些只是大体划分、边界模糊的等级群体决定了个人职业生涯轨迹。仆人、奴隶及罪犯同样是朝廷有重大影响的参与者。朝廷的一个重要职能是维持当前等级制度的生命力，以及确保它能适应与满足所有年龄层和等级层的官员以及其后辈的需要。皇帝及其亲信必须掌控这个问题。此外，皇帝还需要吸收原先没有代表性或代表人数不够的个体或群体进入朝廷结构的自由来解决地缘政治问题，或是满足皇权中派系政治需要的结果。通常，人们通过进入禁卫军队伍或是皇室随行人员队伍的方式进入官场。

张旭华和孙险峰认为梁的官班制提供了一个比由孝文帝创建、其继承者完善的北魏体制更加层次分明的最优官员晋升机会。*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孙险峰：《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创立原因及性质考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杨恩玉提出北魏的九品制度将地位很高的门阀和寒门集中在一起同等对待，然后试图以某些特定的方式区分相应品等级的群体并给予相应的任命。*杨恩玉：《萧梁官班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北魏的制度中针对某些官职设置了“三清”。然而这种制度似乎依然存在歧义，并且明亮和北魏世宗亲历了由该歧义引发的争议，明亮不愿接受皇上授予的由清文官尊敬称号升为一个两可的武官尊敬称号，而皇上不认为有区别*魏收：《魏书》卷八十八《明亮传》。。北魏制度与梁的官班制度的一个差别很大的特点是北魏的七品制度，实际上集中在朝中胥吏上。梁的三品勋位和蕴位看上去包含了低品级的寒门和高等级的中央朝廷胥吏，却没有像北魏制度中一样明确指向九品中正之外的群体。总的来说，北魏朝廷在合适的官员任命及晋升标准和机制的应用上不断遇到问题。这在不断增加的朝廷任命的短缺下日益加剧，并在公元519年天子脚下的群体性暴乱中达到极点。与梁朝不同的是，北魏朝廷在作为鲜卑、拓跋和代族的社会福利部门的部分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梁政权并不需要承担这种激烈的种族/地域人口的压力。总体而言，对于朝中主要群体，梁朝的制度明确分离出合适的官职等级与职业发展轨迹。一般认为在中世纪朝廷等级制度中，基于等级的职业发展轨迹将始终受官员的起点以及职业无形的限制所约束。

张旭华和孙险峰曾评论说梁朝的官班制度是保护和稳定门阀根深蒂固的利益的一种手段。*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孙险峰：《萧梁官班制的渊源创立原因及性质考释》。该评论是十分准确的。但是梁武帝对于推翻朝廷的等级制度并不感兴趣，相反地，他需要的是所有朝中等级群体对于皇权的最高的忠诚度和最大化的服务。十八班制度以及一些其相似的制度明确地满足了他的需要。这种理解反映在梁武帝的两面性刻画中：一面是对朝中等级划分界限极其敏感，而另一面又是出了名地希望有贤人志士协助其管理国家，而不管这些人的等级出身。*杨恩玉：《萧梁官班的形成考论以流外七班三品勋位及蕴位为中心》；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他的态度一定程度上与北魏孝文帝相反，为了稳定严格监管的朝中等级制度，孝文帝宁愿以错失一些人才为代价。像之前提到的那样，北魏皇室为了重新控制人事系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它使用与朝廷岗位需要不相符的记录，限制了之前管理宽松的拓跋远房宗属、鲜卑和代族等进入朝廷为官的机会。

结论

基于上述情况，重要门派的胜利或失败，特别是重大的军事胜利或失败直接影响到朝中的人员结构。重大军事事件对朝廷结构的影响可能是深远的。在位者经常利用战争的手段来支持朝中处于弱势的小派别的地位。*Eisenberg, Andrew. “Warfare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 Medieval North Asian Regimes.”ToungPao 83 (1997): 300-328.如果有一个重大军事事件且皇上无法满足职位、尊号等增加的需求，那么，皇上对于这些增长的需求的无能举动将会导致皇权的衰弱，并将加剧现有的派系仇恨。北魏从世宗统治(公元500年—公元515年)开始面临这个问题，在肃宗统治时期(公元515年—公元528年)问题变得更为严重*Eisenberg, Andrew. “The Political Fragmentation of the Northern Wei Court, 500-528.” 唐研究 12 (2014): 63-106.。

设计者运用全向轮手机端APP通过蓝牙与小车相连。通过遥感以及重力感应等操作方式可以实现对小车的控制。此外可以通过调试界面上对小车的PID参数，以及小车位置模式下的运动速度进行设置。

本文认为，钟离之战中萧梁获得的惊人胜利需要这样的结构。朝廷官员和军事人员必须得到适当的奖励。朝廷的人事结构必须像“橡皮泥”一样被拉伸和扩张。官班制度的建立显露出萧衍在组织上和政治上的卓越才华，使得他能够适应这些人事需求。在这一点上，令人惊讶的是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军事等级制度的扩张几乎从未在二次文献中被提到过(在官员薪资水平的决定性因素方面，阎步克注意到了军事头衔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梁在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所带来的大量战利品累积的作用。这些物资是用于资助朝廷以及军中人事制度的扩张的吗？韦叡本传详述了钟离之战胜利后，圣上立即派遣朝臣中书郎周捨，前往钟离传达皇帝对于为这场胜利作出贡献的军队和官员的赞颂之情。周捨看到了成堆的战利品，甚至将其与高耸的熊耳山相比较。*姚思廉：《梁书》卷十二《韦睿传》。周捨是一个核心的人，因为他在梁政权的早期阶段似乎与徐勉有密切合作。公元503年之后，梁武帝在国家事务上依靠徐勉和周捨的建议。*李延寿：《南史》卷三十四《周捨传》。很可能周捨也是委员会的一员，在徐勉的领导下制定了官班制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与作战指挥官商议之后，周捨很可能对被俘的财富以及军队人员的需求有直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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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梁的十八班制度对于之前由空前的战略性军事胜利引发一个赫然耸现的人事危机来说，是一个切实可行且十分必要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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