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武，清末民国时期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翻译家及诗人。从1940年马先生去世至今近80年，国内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着马君武研究。他们或是从其革命家身份入手，考察其在国民革命与民国建设中的政治活动、改革思想，以展现其在国家改革与经济建设过程中的杰出贡献；或是从其教育家身份入手，关注其在任多所大学校长时的治学理念、管理措施，以厘清其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或是从其翻译家身份入手，介绍其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的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以研究其翻译实践对中国近代科技翻译与文学翻译的重大影响；或是从其诗人身份入手，解读其数百首诗歌的主题思想、艺术特色，以探讨其在中国古典诗歌向现代诗歌转变过程中的历史地位。目前较少有学者关注马君武的戏剧活动，有关注者亦多从事其戏剧翻译的研究，而对其桂剧改革实践的研究关注较少。

其实马君武在桂剧改革上贡献巨大、影响深远，就连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也在《马君武先生与戏剧改进会》等文章中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仅把马君武称为桂剧改革之“创业者”[1]79，还指出当时桂剧改革之成就“不能忘却马先生的好意与努力”[1]78。 同时马君武好友、戏剧界名人孙仁林也认为“桂剧当日之发达与进步，先生(马君武)之功为多”，他“对于社会教育上之贡献尤大”[2]64。由此足见马君武的桂剧改革意义重大。如以“马君武桂剧改革”为研究对象，不仅有一定的学术意义，还有不少研究空间。本文拟从马君武的桂剧改革实践活动入手，就其改革思路的独特性作一点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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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君武桂剧改革思路的独特性

从清乾隆嘉庆年间的产生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发展，桂剧已经经历了近两百年的历史。就艺术形式发展的自然规律而言，它应正处于需要被全面梳理与整改的阶段。加之正值中国外有强敌侵略、内有国民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急需符合时代要求的戏剧的产生，所以桂剧改革成为必然。清末民国时期，桂剧改革大致经历了三次高潮。马君武桂剧改革只是第二次高潮，其之前有唐景崧领导的第一次改革高潮，之后有欧阳予倩指导的第三次改革高潮。马君武处于二人之间，自有不同于二人之处。其桂剧改革思路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马君武桂剧改革使改革桂剧第一次有了思想上的指导。在马君武桂剧改革之前，“国防戏剧”的口号已引起桂林各界的关注，再加上当时桂剧大有陨落之势，于是马君武决定改革桂剧，并把改革目标定位于保存桂剧传统地位，发挥其“教育社会之作用”[2]62。这一改革思想的确立使马君武改革明显不同于其之前唐景崧的第一次桂剧改革。唐景崧是以一个受挫文人和失败政客的身份来进行桂剧改革的。他位居高官时就沉迷于戏剧，落马潜居桂林后，更是把全部身心投入其中。他在私邸搭戏台、组建自家戏班、进行桂剧改良，其所做的与桂剧有关的一切，既是为了满足自己对桂剧的喜爱，又是为排解其不得志的苦闷心情，所以他所谓的“改革”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思想，更多只是凭借个人喜好而已。而之后的欧阳予倩，虽然更注重桂剧自身内部的改革，但是由于其改革前期与马君武改革关系密切，所以欧阳予倩改革在大方向上也一直坚持马君武的这一指导思想，也要求桂剧表演符合时代精神、表现积极向上的主题等。所以仅从这一点上看，马君武桂剧改革相较于唐、欧二人似乎更重视思想层面的建设，其改革立意自然要比二人高远得多。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党和国家不断进行着自我完善的实践活动。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没有思想的解放作为前提，没有观念的转变作为契机，就不可能拥有行动上的实际力量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目标不断发展。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实践都需要在一定的目标取向中去完成，而这种目标取向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们对于历史以及未来的自我认知及合理预期。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始终坚持着在反思问题与变革现实、增长目标与实现预期有机统一的维度上进行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

其三，马君武桂剧改革首次从经济基础入手，解决演员的演出积极性不高等问题。在马君武之前，戏院戏班相对较少，大多是像唐景崧那样自掏腰包组建的家庭戏班，或是由赌场妓院等供养的依附戏班，所以戏班里的演员都是按雇主的要求和喜好来表演，而且演出报酬低，生活不稳定，所以演员既没有表演思想，也没有演出积极性，甚至有些不能温饱的演员还改投了他行。马君武意识到了演员的经济稳定对桂剧改革的重要性，于是“他主动为这些低薪水的艺人提高薪水”[5]，把戏剧改进会下属戏班表演的收入除去运营需要与改革开支之外，其余全部用作演员的工资，甚至“提出一部分作为他们的股”[1]77，这样就解决了演员的收入问题，改善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从根本上调动起了演员演出的积极性。马君武首次从经济基础入手解决桂剧改革中的根本问题，这是唐景崧从未考虑过，甚至意想不到的。而且在马君武之后，演员的经济问题再也不是问题，这也是后来欧阳予倩改革没有这方面顾虑的原因。

其四，马君武桂剧改革首次关注到演员自身的学识问题与意识问题。在马君武之前，包括唐景崧时期的桂剧演员大多都是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对桂剧的演出多由导演或有文化的先生进行戏文解说后，再按要求表演，所以其表演大多都较为刻板、缺少神韵。于是马君武认为桂剧改革应首先从演员自身开始。他先是从教育演员入手，组织演员进行知识补习。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后，“演员们都能看唱本、读报纸，素质有了提高”[6]，演员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更有利于桂剧的排演了。然后，马君武又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约束演员，帮助部分演员改掉在赌场妓院演出时沾染的懒散怠懈的演出作风，使他们的行为和演出有规矩可循，这样既提高了演员的演出积极性，改变了唐景崧时期演员被动怠懈的局面，也加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和规则意识，更利于桂剧改革举措的实施。而后欧阳予倩也紧跟着马君武的改革路线，他对演员的学识教育与意识加强也都十分重视。

其二，马君武桂剧改革使改革桂剧第一次有了组织上的领导。为了响应国民党中央“改良戏剧，使戏剧党化”[3]的号召，其实早在1931年国民党桂林党部就已建立了“戏剧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查禁淫秽色情、思想不良的剧目，并对“违背中国国民党党义及反革命之意义者予以取缔”[4]。但是这个“戏剧审查委员会”也只是起到了审批的作用，更多是为国民党党义思想的宣传服务的，所以对桂剧向有利方向发展并没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所以为了建立组织以领导桂剧进行有序的改革，1937年底马君武与白经天、陈俊卿等组建了广西戏剧改进会，并由马君武任会长，其宗旨在于“将要被遗弃的东西，拾起来加以爱护，并付之以新的生命，使之健全而获得新的地位；被人轻视的人们，扶植起来，使社会对他渐加重视”[1]78。广西戏剧改进会的成立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它使桂剧改革第一次成为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戏剧改革活动，并明显不同于之前唐景崧的无意识、无组织的改革，而且这一组织也指引着后来欧阳予倩的桂剧改革。

其五，马君武桂剧改革极大地扩充了桂剧剧目，不仅重整了戏院，还组建了全新的桂剧班。桂剧改革一开始，马君武就领头“搜集各种剧本，以备整理，计得数百种”[2]64，这较之唐景崧时期编创的四十多部要多得多 。其实马君武那时的桂剧剧本经过唐景崧时期的编修改进，无论是在主题思想、题材内容，还是在音韵唱调、演出模式上都较之以前有了相当的突破，但剧本仍有不少“渗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和猥亵淫荡的内容，有些则是无剧本的‘搭桥’戏，更多荒诞神怪的故事，还存在一些文词粗俗鄙陋、文字不通顺等”[7]121。所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马君武不仅主张删除剧本中淫秽艳俗、封建迷信的情节以及粗俗不雅的文辞和音律不协的曲部，还倡导编剧要根据自己的想法和时代要求来改编剧本。比如他就曾把《世隆抢伞》这一传统陈旧的婚姻爱情剧改编为鞭笞战争给民众带来苦难的励志新剧[2]64。同时，为重整当时因经营不善而半死不活的南华戏院，马君武不仅建立了一系列的管理规章制度，还成立了南华戏院桂剧班。更重要的是，他还四处筹款，购买土地，准备新建大剧院。他的这些举措在唐景崧时期是从未有过的，而在欧阳予倩时期却是沿着这个模式不断加深并扩大化。

其六，马君武桂剧改革还首次想到了募捐筹款、邀请名家等多方面借助外力的改革办法。和曾经位居高官、作过台湾“大总统”的唐景崧不同，马君武改革不可能有唐景崧的财力和实力，所以自然不可能像唐景崧那样自掏腰包进行桂剧改革。马君武改革的经费有小部分是来自于戏剧改进会下属戏班演出的收入，但大部分是马君武通过自己的政要、富商朋友募捐筹凑而来。一开始马君武自己并不太懂桂剧，所以他也不可能像精通戏剧的唐景崧那样仅凭一人之力组织并领导桂剧改革。尽管后来经过他的不断努力学习，对桂剧也有了较深的认识。但他仍经常和国内戏剧界的名家交流，甚至还邀请像焦菊隐、欧阳予倩等这样的知名专家来参与桂剧改革[5]。马君武的这一思路不仅改变了以前唐景崧自掏腰包、一人主持改革的局面，也直接为欧阳予倩改革高潮的到来创造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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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马君武桂剧改革思路独特的原因

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出现，一定是历史必然性与个体偶然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桂剧改革自然也不例外。马君武桂剧改革思路表现出不同于其前后二人的独特性，一方面是由于作为必然因素的历史条件上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作为偶然因素的马君武个人自身的独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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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马君武桂剧改革是为适应抗战需要而发生的。1931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桂林由于其特殊的政治地位与军事地位，人口剧增，瓦市发达，商贾为求暴利，迎合大众口味，广开赌局妓院。社会动乱，世风日下，人们也沉浸在花红酒绿、纸醉金迷之中。但此时战火纷飞，国家救亡、民族振兴，急需凝聚人心、团结民众。所以，为做好思想上的宣传鼓动，力促戏剧适应抗战需要的桂剧改革应运而生。

首先，马君武桂剧改革是在戏剧改良运动的感召下酝酿的。随着革新浪潮的高涨，1904年中国第一个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问世，发起人陈去病、汪笑侬等高举“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之目的”[8]的大旗，柳亚子在其发刊词中也呼吁“建独立之阁，撞自由之钟，以演光复旧物推倒虏朝之壮剧快剧”[9]，至此戏剧改良运动蓬勃开展。戏剧改良运动一直持续了几十年，起初是从京剧开始，而后波及到其他地方剧种，桂剧改革自然是受到历史发展的召唤，继十九世纪末唐景崧第一次桂剧改革之后，马君武即将领导的第二次桂剧改革一直在这样的情绪中酝酿着。

另一方面，马君武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引领桂剧改革的重要人物，还在于他自身的特殊性。

一方面，马君武桂剧改革思路的独特性首先取决于历史必然条件。马君武桂剧改革的发生是历史背景、时代要求和自身发展三大因素共同决定的。

马君武桂剧改革与唐景崧时期以及欧阳予倩时期桂剧改革在历史背景上都大为不同。唐景崧桂剧改革之时正是清末内忧外患之日，那时因受到新学的影响，人们已开始有了对自由、民主的诉求，但清廷的腐败无能与对外战争的接连失败又使人们因看不到国家未来而深感迷茫，所以这个时期的唐景崧改革，尽管带有一些民主思想和女性意识(这在当时确实是具有一定先进性的)[11]，但他在改革思想方面还不够自觉，仍带有历史过渡性痕迹，这就注定了唐景崧改革决然不可能有像马君武这样的政治觉悟。欧阳予倩的改革紧随马君武之后，那时中国抗战情势已渐扭转，不久新中国成立，所以其桂剧改革局势大好，加之他一直在指导思想上坚持马君武改革的方针，所以哪怕日后他更注重桂剧本身内部的改革，也不可能在思想上迷失方向。

再次，马君武桂剧改革是桂剧本身发展到瓶颈阶段自需变革的迫切要求。当时桂林境内赌场、妓院生意昌隆，赌头老鸨为招揽顾客，便把桂剧班请入赌场妓院搭台演戏。由于连日接演，桂剧中“搭桥戏”“连台本戏”随之而生，凶杀艳俗、淫秽色情的剧目如《双钉记》《大劈棺》《二嫂进城》等也开始充斥桂剧舞台，而且戏班演员还沾染了很多不良习气，这些都使桂剧艺术遭受极大的摧残。当时的桂剧表演大多已脱离时代要求，而且剧目低俗、内容陈腐、表演拙劣、前途迷茫，不少有识之士对之表示不满，甚至还断言“桂剧之前途，终不免充满无限之阴影”[10]等，此时急需有改革者出现。而马君武大倡桂剧改革，其目的显而易见：一为保桂剧之地方特色与传统地位，二为唤起民众的团结抗战之心。

首先，马君武本人有着深厚的爱国爱民思想，这成为其后来桂剧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君武生于清末。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各省均废除科举制度，大兴西式学堂。那时马君武就读于桂林体用学堂，也开始接受新学教育(该学堂由唐景崧创办，马是唐的第一批学生)。不久马君武又两次留学日本和两次留学德国，那时日德已基本完成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改革，经济发达、教育繁荣、文化开明。日德成功的改革经验让马君武深受触动，也激起了他的爱国爱民之心，他意识到国家要变革、要富强，首先应在思想上武装国人。这也是他后来要改革桂剧，以从思想上教育人民、团结大众的最初动源所在。

其次，马君武留学期间接触了不少外国戏剧，外国戏剧中的爱国主题激起了马君武要改革家乡戏的念头。为了宣扬革新思想，马君武积极响应当时“戏剧改良”“用中国戏演外国事”[12]的呼声，他翻译了德国作家席勒的戏剧《威廉·退尔》。《威廉·退尔》写的是瑞士英雄领导人民英勇反抗外敌侵略的故事，表现了瑞士人民坚强不屈的精神。马君武翻译此剧是试图以此唤起国民反对外敌侵略、力争民主自由的爱国精神，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确实，这一戏剧译介到中国后，不仅“在鼓舞中国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13]，也让马君武本人意识到戏剧对广大民众具有巨大的教育作用，这也是他在后来一定要做桂剧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物的革新总是要经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中，往往需要数代人的共同努力和艰辛付出。清末民国时期的桂剧改革就印证了这一点。作为桂剧改革者，马君武不是盘古开天第一人，也不是总概全局之后来者。他处于唐、欧二人之间，其改革不仅有承前启后之作用，还表现出改革思路之独特性。马之改革不仅创造了好几个首次或是全新，也在政治觉悟与思想高度上远胜于唐、欧二者。

再次，作为偶然因素的改革者，马君武与唐、欧二人在自身个体性上自然大不相同。唐景崧原是战功赫赫的台湾巡抚。清末日军入侵，朝廷弃台，唐景崧自立总统并领导军民抗日。后日军攻台，唐潜逃内渡，故遭民众斥责。唐为高官时就极爱戏剧，潜居桂林时更是沉迷其中。他对桂剧的改革即是发生在这种不得入世而又不甘出世的无奈心态之下。所以其桂剧改革自然不可能有马君武那样的思想高度，最多只是出于对桂剧的喜爱和对苦闷心情的疏解。而马君武之后的欧阳予倩，出身书香门第，一直从事戏曲改革与表演工作。他与马君武一样，也曾留过洋，到国外考察过戏剧。但是与马君武留学时面对外夷崛起而产生强烈的爱国思想不同，欧阳予倩作为戏剧家和表演家，他关注和看到的首先是外国戏剧的发展，所以他对桂剧的改革也首先是站在戏剧家的立场上，最先考虑到的是桂剧本身的改革而非其他。与以上二人不同，马君武一生经历丰富，并且贯穿其一生的所有文学活动都与其爱国爱民之心息息相关。他改革桂剧也只不过是他“爱民救国”思想的表现乃至承担起一代学人的社会责任而已。作为唐景崧的学生，马君武改革多少在思想上受唐影响，比如其“组织桂剧班子、亲校剧本等，无不以其‘恩师’为楷模”[7]117。但他又毕竟学贯中西，有着良好的文学素养，不仅对外国戏剧有所了解，还对国内其他剧种做过调查研究，所以他在设想与实践桂剧改革上，自然与他的老师不同，他所站的改革高度也是唐景崧无法比拟的。作为教育家，马君武的桂剧改革更多是一种教育策略，是一种把普及能力极强的地方剧种当作宣传其教育思想与革命精神的武器。基于这样的理念，马君武对桂剧改革的思路与方案，自然就不同于将其视为一种地方文化象征和形象代表的戏剧家的改革方式。所以马君武所希望的桂剧改革只是“改良改良一下，把桂剧改得漂亮一点，就原有的剧本去芜存著，去俗存雅”[14]，这也是他不同于欧阳予倩重视桂剧内部改革的重要原因。当然，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马君武“以教育家从事于戏剧改进运动，是毫不奇怪的事”[1]77。

(3)规划水平年(2020年、2030年)灌溉保证率50%相比75%，水资源承载能力评分较高，说明可以采用降低保证率灌溉更多耕地的方法以达到总产值的增加，提高山塘水资源的承载能力。

三 马君武桂剧改革的作用

桂剧改革实质上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封建壁垒，这自然会受到封建残余势力的阻挠，甚至一些保守主义者还会极力反对并制造事端破坏改革，所以随着桂剧改革的深入，遇到的困难亦逐渐增多，这是马君武始料未及而又无法避免的。但毕竟桂剧改革是其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也是社会时代提出的要求，故其先进性自是封建势力不可阻挡，其改革成效与影响亦是不可否认的。

首先，马君武改革中成立的广西戏剧改进会为以后的桂剧改革在组织上铺平了道路。马君武当初成立广西戏剧改进会的目的就是要领导桂剧进行一次有组织、有计划的改革，而后它实施的种种举措表明，戏剧改进会确实为改革桂剧起到了总领布局的作用。在马君武退居二线，由欧阳予倩领导桂剧改革的时候，广西戏剧改进会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欧阳予倩第二次应马君武之邀到桂林参加桂剧改革的第一件事就是接任广西戏剧改进会会长一职[15]。有了广西戏剧改进会的支持，欧阳予倩后来才能顺利有序地引入进步的戏剧理论，介绍新的舞台技术，甚至还建立了包括导演、排练、舞台管理以及剧场秩序等在内的规章制度等。戏剧改进会为欧阳予倩改革起到了保驾护航作用，马君武功不可没。

黄羊、黄鹿、桂花和巧云听到动静，慌忙跑过来，见伯父哭成这样，彼此交换了眼神，都没有上前去劝住他；直到黄石趴在地上，轻轻地咽呜，才过去扶他进屋去。桃花绞了块热毛巾，细细地给父亲擦脸和洗手。黄方永拉起黄石的手，轻轻地摇道：“爷爷，爷爷，不哭噢；我以后不骑马了。”他那奶声奶气的童音，惹得大家洇红了眼睛，黄石更是泪如雨下，一把抱起孙子，哽咽道：“宝宝呀，宝宝呀……”伯父总算清醒了，黄羊和黄鹿安排伯父躺下去后，就领着桂花和巧云回家了。

其次，马君武改革为以后的桂剧改革在指导思想上制定了风向标。马君武将桂剧视为一种革新思想的武器，并以期通过对之改革，达到教育团结大众、激起人民爱国之心的作用。马君武的改革初衷为其以后的桂剧改革，甚至今后桂剧的长期发展定下了“服务国民，服务社会”这一风向标。在欧阳予倩的第三次桂剧改革中，作为著名戏剧家和表演艺术家的欧阳予倩，其改革自然不同于马君武的把桂剧作为思想武器的改革，他关注更多的是桂剧本身内部的改革，但他在改革思想上仍一直坚持着马君武的这一指导方针。他在修改传统剧目时，仍要求桂剧尽量顺应时代要求，反映抗战精神，如他改编的《木兰从军》和《梁红玉》等就是歌颂爱国英雄、痛斥卖国汉奸的名剧。可以说，是马君武桂剧改革的指导思想在发挥风向指示的作用。

再次，马君武的桂剧改革积极提高演员收入，改善演员生活，加强演员教育，第一次从根本上解决了桂剧建设中基础的问题，也为今后的桂剧改革铲除了最大的路障。马君武作为桂剧改革者，首次意识到经济基础对于桂剧改革成败的决定作用。他认为演员表演积极性不高，不理解、不愿意配合桂剧改革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收入太低、生活水平不高。于是他想尽办法提高演员收入，甚至采用分红的方式，真正从本质上把过去演员被动应付改革的局面转化成积极主动参与改革的局面。而且那时马君武提倡的入股分红法，也成为后来剧院的经营模式之一。同时马君武改革改变了人们对演员“下贱”“没文化”的看法，使他们(尤其是女演员)的“社会地位也随之相应提高”[5]，为以后欧阳予倩改革中把桂剧当成一门学科来建设，大力提高演员学识与开设学历教育奠定了基础。接着，马君武在桂剧改革中收集编创了大量的传统剧目，不仅适应了当时抗战的需要，也为今后的桂剧向着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做好了铺垫。马君武带领一大批人共收集编创了桂剧剧目有几百种，这显然远超唐景崧时期的四十多种。可以说，马君武收集编创的剧目几乎囊括了他那一时期最为有名的桂剧剧目，并且他之后的很多桂剧本都是以其剧目为基础改编而来的。同时马君武还把传统剧本中封建迷信、不雅粗俗的部分做了删除和修改，既拔高了传统剧目的主题思想，适应了当时抗战的需要，也为后来桂剧朝着思想健康、积极向上的方向发展做好了肃清。另外，马君武桂剧改革中成立的南华戏院桂剧班以及他四处筹款购买的新建场地，为以后桂剧改革描绘了初步轮廓。马君武起初成立南华戏院桂剧班，其目的是为了检验桂剧剧本修改后的表演效果，而后欧阳予倩在这个桂剧班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大，建立了桂剧实验团，成了其桂剧改革所有成果的实践检验基地。而马君武四处筹款购买到的新场地，也为后来欧阳予倩在此地新建的广西第一座现代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做好了前期准备。同时，马君武在整顿南华戏院时制定的一系列规章制度，也为后来欧阳予倩对广西省立艺术馆的管理作好了模拟范式。可以说，从马君武之后，随意搭建的临时戏台已经过时了，真正管理有序、经营有道的现代化的大剧院时代开始了。

最后，马君武桂剧改革最为重要的一步就是邀请了欧阳予倩来桂林参加桂剧改革，他这一举措直接带来了稍后的第三次桂剧改革高潮。马君武两次邀请欧阳予倩来桂林参加桂剧改革，第一次时欧阳予倩的离开是因为二人在改革内容上的分歧，第二次时欧阳予倩又应邀而来，并开始了他那个时代有条不紊的桂剧改革。对于桂剧改革，欧阳予倩的改革经验要比马君武丰富得多。他认为只是对桂剧中不合时宜的东西做些细梢末枝的修改是绝对不够的，桂剧要想生存并发展下去，不仅要保留其地方特色，还应从其自身内部开始进行一次自上而下、全面彻底的改革。如果说马君武的改革仅仅是立足于桂剧保存的话，那么欧阳予倩的改革则是希望把它推广开来，并转化为广西的文化软实力。1940年8月马君武先生去世后，欧阳予倩还创办了“广西省戏剧改进会附属戏剧学校”，此时的欧阳予倩已经把桂剧作为一种戏剧学科来建设，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服务社会、有新文化知识的戏剧人才。可以说，欧阳予倩所作的一切桂剧改革措施，都是在马君武的基础之上，并且是马君武给了他改革实践的机会。仅从这一点来说，马君武就是伟大的。

围墙板材采用AS装配式墙板，现场装配施工。每个柱距布置3块AS装配式墙板，底部1块为宽1 000 mm墙板，上面两块为宽500 mm墙板。AS装配式围墙两面无需处理，板与板之间的缝隙、围墙板与槽口的缝隙均使用嵌缝剂做板缝处理。

马君武桂剧改革的成效是巨大的，其影响也为众公认。但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必然有其两面性，马君武桂剧改革亦然。从清末民国甚至之后的桂剧改革可以看出，马君武的改革实践只是完成了整个桂剧改革中的初始布局。作为教育家、革命家，马君武改革所站高度自是唐景崧无法比拟的。他把桂剧作为一种思想武器，以期通过对之改革达到教育民众的目的。但也正是因为他教育家、革命家的身份，又注定其改革必是立意高远而彻底性与深刻性不足的。他不可能像欧阳予倩那样能意识到桂剧自身内部改革的必要性，进而主张对其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革，更不可能把桂剧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来建设。马君武所希望的桂剧改革实质上只是对桂剧中粗俗鄙陋内容的删除和淫秽不雅情节的调整而已，他更看重的是在保存桂剧地方特色的同时，发挥其教育民众的社会功能而已。但他在桂剧改革思路上的独特性和桂剧发展上所起到的引导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尤其是在为以后的桂剧改革定下“服务国民、服务社会”这一风向标和为后来者铺平前进道路方面，马君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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