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最为普遍的形式，已然成为现代民主政治的代名词。”[1]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是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它打破了君主垄断政治权力的困局，扩展了国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作为一种制度化的组织力量，政党在推动西方政治文明进程中发挥了比以往政治主体更大的作用。然而，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与完善，尤其是选举制度的普及，政党逐渐沦为竞选的机器，“获胜”而非“善治”成为政党的理性选择。反观中国，“治世”是历代政治统治者的价值诉求，“善治”是当下政党政治的理性选择，二者一脉相承且得到发展。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实践为分析“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案例。本文拟从“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考察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的历史传统与现实进展，旨在弥补西方比较国家治理范式中存在的不足。

一 “政党中心主义”的理论贡献

自二战结束以来，西方比较政治学一直遵循行为科学的思路，秉持结构功能主义，着重研究人在政治系统里面的心理与行为，国家运行被具有“输入——输出——反馈”功能循环的政治系统[2]所取代，沦为丧失自主性的被动行为体或静态场域。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以斯考切波为代表的“国家回归”学派开始重塑国家在政治学研究中的中心地位，尤以《找回国家》[3]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性事件。然而，无论是结构功能学派，还是国家回归学派，他们都是基于西方经验的叙述方式而忽视中国这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政治发展经验。为了弥补西方比较政治学的缺憾，许多非西方学者开始基于中国经验提出了新的命题——“政党中心主义”。中国人民大学的杨光斌教授认为：“政党中心主义将是对长期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的国家中心主义、尤其是社会中心主义的挑战。”[4]著名中国研究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也提出用“政党回归”[5]来解释中国的治理经验。实际上，基于中国治理经验基础上的“政党中心主义”至少可从以下三方面对比较政治学有所贡献。

(一)政治范式补充发展

传统政治科学对政治现代化历史经验的建构，大致分为两种路径。一种是以英、美为分析对象，主张个人权利的社会中心主义；另一种是以法、德、日为分析对象，强调国家自主性的国家中心主义。显然，这两种分析范式都是将国家和社会作为先验的对立存在，仍不能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此二种分析范式都忽略了政党作为一种与国家和社会平行的结构性力量的可能性，故不能解释众多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历史，如中国共产党不仅建构了中国民族国家、重塑了社会规范，而且主导和推动着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基于中国等后发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经验，政治学研究应该补充“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

(二)政治价值转换偏重

民主是西方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然而西方国家将其视为值得推广的普世价值。长期以来，“民主—威权—极权”一直是政治学者们更为偏好的政体类型学，其中，民主被视为政权合法性的稳定来源，其他政体均会因无法避免的合法性危机而转型和变迁。显然，这种价值不中立的分析视角并没有将“政道”与“治道”区分开来，因而不可能全面、客观地评价一种政治文明。从实践上讲，“政道”与“治道”是两种独立状态；从逻辑上讲，“政道”和“治道”存在多种组合。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善治，非民主政治并不意味着乱世。西方选举体系下出现的政党非理性竞争使得治理赤字逐渐明显，而中国共产党在既有政道的基础上着力偏向治理绩效，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一定程度上，政治学的研究应从政体研究转向治理研究，从民主合法性价值转向绩效合法性价值。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从长江到黄河南岸共设有13座梯级抽水泵站，总扬程65 m。淮河及沂沭泗河流域每年有大量洪水和余水通过淮河入江水道和入海水道排入长江、黄海。东线工程的部分泵站工程可利用这些洪水和余水反向发电，这些泵站有江都三站、沙集站、刘老涧站、泗阳站、淮安站等，有的泵站年最长发电时间达9个月。泵站反向发电既取得了良好效益，也充分利用了水资源。

(三)政治实践有为有守

“不断改善政党治理的水平和强化政党的能力，将是现代国家的共同挑战。政党治理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全球性议题，而且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也会更加突出。”[14]中国共产党正在以政党治理的方式来优化国家治理，旨在实现治党与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政党治理主要有：中国共产党内部以党章为最高行为准则，这是党内治理法治化的体现；民主集中制的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制度化的体现；党中央和地方领导集体的稳定交接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有序化的体现；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常态化的体现。

二 “政党中心主义”治理的历史实践回顾

(一)国家建构

在政党与国家立法机关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价值观念、方针政策对人大制度的运行有着重大影响，但二者又各司其职，职能归类，同时都必须遵守法律约束、履行相应的义务。在中国共产党与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上，重大事务决定权由党做出，党掌握国家行政机关人事权，各级党组织在中央和地方的办公会议或常务会议发挥重要作用。在政党与国家司法机关的关系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司法机关，保证社会正义的供给。

无论是革命建国的历史过程，还是毛泽东、邓小平国家建设的政治实践，中国共产党均承担了中国现代转型的重任：毛泽东的党国模式因更具革命性而战胜蒋介石的党国模式并完成了救亡图存，邓小平的党国体制因更具实用主义而适应现代化建设。可以说，中国独特的历史经验形成了政党组织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其不同于英国—美国的商人阶层主导式现代化和法国—德国—日本的官僚体系主导式现代化”[4]。

(二)党国建设

沉箱内块石回填料采用伸缩臂挖掘机进行清挖，伸缩臂挖掘机停靠在码头外侧进行施工，清出的块石采用小型泥驳装载运走；沉箱段开挖作业面有限，拟先抓斗船清挖，再安排抽砂和块石清挖，作业面较宽时可采取错位同时施工。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十年内乱至此结束，邓小平重新回到了中共权力中心。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号召全党全国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此后，在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的推动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并不断完善。邓小平还主导了党国体制下的政治改革，主要体现在1980年8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提到：“从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11]从此，“一党限任制”便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党国模式，即在一党领导的前提下，最高领导人只允许任期两届的政治模式。芝加哥制度经济研究中心创办人方绍伟认为，这种模式经过近40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演变成了所谓的“限任共和制”，即把西方法治传统中的限任制、西方古典共和传统中的集体领导、现代政党的法人永久性、前苏联列宁式的先锋党以及中国传统的尊长制度，巧妙结合在一起，这种模式是既不同于西方民主共和制，又区别于传统独裁共和制的全新政治制度[7]393。

作为共享近代革命成果的两个政治势力，共产党和国民党均采用了所谓的“党国体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模式是适应中国历史转型需要的。笔者认为，党国模式是中国在复杂的国内外情境下所产生的一种依靠组织化力量来进行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发展模式，是一种政党中心主义的现代化模式，它成功地实现了对外的回应与对内的超越。对外而言，第一，不同于西方和平环境中相互博弈的政党政治，中国的政党一开始就是马克思所谓的“以夺取政权为目标”的政党；第二，中国要建立的是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这是中国“天下体系”的历史遗存，它超越了西方的“国家”范围。对内而言，第一，它改变了中国古代关于“党”——“尚黑”(如党同伐异、结党营私、朋党等)——这个政治贬义词的看法(近代的政党是从日文移译过来的)。梁启超将现代政党与传统“朋党”加以区别，指出政党乃是以国家之目的结合，而“朋党”则是以个人目的而结合[9]；第二，它是一种现代化的组织力量。政党领袖不同于古代领导起义或政变的领袖，政党成分以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阶层各有选择，更重要的是其指导思想、组织结构、权力运作、治理体系完全不同于以往。可以说，相比较于古代起义和政变的领导力量，革命时期的政党更具理性化色彩。

三 “政党中心主义”治理的现实功能发挥

复旦大学杜艳华教授曾鲜明地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以来 60 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党的一个突出优势就是实现了治党与治国的有机统一。”[12]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向前发展，实现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开始步入新时代。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13]。 一定程度上，新时代的中国国家治理依旧带有鲜明的政党中心主义色彩，“在这个时代，国家治理的主体实际上已经变成以政党为组织线索的基本格局。”[13]主要体现在：

(一)中国共产党的内部治理

西方政治实践基于自由主义的理念而倾向于消极无为，集中表现为自治、法治、分权与制衡。某种程度上，无论哪一政党派别上台执政，国家运行都不会有很大改变。这固然与西方政治社会的成熟程度有关，然而一旦遇到危机，这种消极无为便会损害西方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尤其是非理性的政党竞争更是将治理危机锁定在一个无解的阶段上。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认为美国的极化政治已经演变成一种否决政体，“随着组织完备的精英利用否决制维护他们的利益，美国的政治体制就出现了衰败。”[6] 因此，无论是国家发展，还是危机治理，都需要权力主体能够积极有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秩序维护、法律供给和认同凝聚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也积极嵌入到国家治理的维度之中，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领域处于领导的地位，但并非全能式的治理，而是一种基于协商的共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能为其他国家提供一种积极有为的政党中心治理范式。

(二)党际之间的治理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孙关宏教授直接将我国的政党体制视为非竞争政党体制中的一种具体类型，即一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典型代表[15]。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主要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职能。这些都是中国历史形成的党际治理的模式，其不同于西方选举制度中竞争导向的政党政治。

(三)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权机关的治理

“皇权至上”和“郡县国家”为核心特征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它在价值取向上追求德政善治，在政治实践上表现为中央集权的顶层设计、官僚制度的中层支撑、乡土自治的基层安排并结合行政区划为技术保障。但传统的“家族继承终身制”或“亲信接班终身制”并不能克服致命的“基因悲剧”，即国家治理对“德能”的高要求与亲族集团狭小的“基因库”导致“德能”供给不足的政治遗传悲剧[7]381。因此，在根本上，中国不能摆脱治乱循环的怪圈。到了近代，中国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此后中国的最大命题就是如何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邹谠认为，“中国二十世纪所要解决的问题，至少相当于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所要解决的问题。”[8]1898年“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保皇维新派提出“以英为师”；1911年“辛亥光复”，效仿法国，开展“共和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苏维埃社会主义”成为中国仁人志士新的参照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23年，临近晚年的孙中山又一次改变自己的策略，主张“联俄联共”，学习苏联，并开展国共合作。从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的政治力量因无法应对新的国家危机而被历史淘汰，以组织化力量为代表的政党逐渐成为近代中国政治的主角，“党国政治”遂成为政党中心主义下的建国模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政党建国的目标。建国后的党国体制主要体现为四点：第一，毛泽东树立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威。柯伟林指出，毛泽东的位置可说是人民共和国政权的“背脊”[10]；第二，党国之下无社会。党的组织深入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公共领域，甚至每一项决策，社会淹没在党国之中；第三，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在中央，实行立法、行政、司法和军事合一的政府体制，并实行党组制度、党管人事制度、党内关于逮捕、审判的审批权及国家计划委员会制度等；第四，革命和运动式治理。毛泽东领导下的党国模式仍沿袭了革命时期的传统，即发动群众进行“运动式治理”，“文化大革命”是这一运动模式的最高点。赶超西方的心态和缺乏经验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上述全能式、运动式的治理方式，最终导致社会自主性压抑、治理效率低下、制度遭到破坏，国家一度陷入危机之中。

(四)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的治理

西方意义上的国家和社会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结构性力量，然而在中国政党中心主义的视角下，一个强大的政党可能塑造出“国家—社会”的双强模式。当前中国共产党在塑造社会治理形态方面主要体现为：第一，引导社会发育，培育社会组织，提高社会自治能力。第二，改造基层的政府和准政府组织，提供治理的制度空间。第三，加强国家与社会的交流，提供治理的合作平台。

(五)中国共产党与市场的治理

中央集权是中国政治史上的最大常量之一，而政党的出现使得当今的央地关系得以重构。中国存在特殊的政党—国家关系，因而央地关系相应地具有双重性质：其一方面是规范和制度意义上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关系，另一方面是政治和组织意义上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之间的关系[16]。党的领导成为央地关系调整的政治轴心，不仅维持着国家的统一，也维系着民族的认同。

(六)中国共产党与央地的治理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并创新的产物。这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国家资源都由市场配置，为保护公有财产以及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政党嵌入到市场中是必要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对国有企业进行领导，而且对非公有制企业也具有指导作用。此外，中国共产党还通过政策优惠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发挥市场的活力和效率。

总的来看，在本世纪之前，有关五年计划(规划)的相关研究从属于对计划经济的讨论，近乎所有的研究都将五年计划作为与市场调节方式相对立的政府经济工具进行分析。相关研究中，基本上都将五年计划视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科层制”对经济活动重塑的一种延伸，经济活动组织变成科层制的一个单位，官僚机构通过层层分解下达，层层监督考核的方式对经济活动实施计划管理(雅诺什·科尔奈、张安，2007)。

四 总结与展望

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既是对传统“善治”理念的继承，又是对治理结构主体的改造；既是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复兴，又是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与创新。从这一角度讲，中国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政党中心主义的治理路径和现代化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与现实可行性，同样它也为世界其他后发国家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尤其是对于那些国家和社会“双弱”的地区，具有更大的参考意义。

（1）信息的沟通应该涵盖各个单位的各个层次人员的交流。比如设计工程师、建设单位专业人员以及施工单位、监理人员与专业监理工程师的交流与沟通。信息沟通的工作可以以监理会议纪要、监理月报等形式进行。对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监理控制，是为了使全过程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依据施工中的不同环节的工作内容和特点制定不同的管理手段和措施，使各个工作能够环环相扣，这是监理工程师在对项目的全过程进行监理的重要方式。

教育者在对教育对象的认识上，往往根据教育对象的一个或少数几个品质，对其做出整体评价，出现“一美遮百丑”的现象。例如某人在某方面被标明是好的，就会被赋予一切好的品质，反之亦然。教育者容易用带有主观色彩的一面去评价教育对象，常使人犯“以偏概全”、“爱屋及乌”的错误。也正因为如此，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一定程度上往往容易忽略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品质，以教育对象的小部分缺点或优点作为全部来评价其人，达不到对教育对象的全面认识。

不过，正如国家中心主义与社会中心主义一样，政党中心主义同样具有主体性过强的缺陷。第一，从逻辑上讲，社会意味着利益的分散，而国家象征整体的利益。萨托利认为“政党是整体的部分”，“如果政党是一个不能为整体而执政(也就是考虑到普遍的利益)的部分，那么它就和宗派无异。尽管政党仅仅代表一部分，这个部分对整体则必须采取非偏私的立场。”[17]因此，中国政治实践中的党领导国家与社会就可能存在一定的紧张关系，乃至冲突。这种冲突随着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多元化而日渐明显。第二，从制度上讲，虽然中国共产党具有“三个代表”式的广泛包容性，但这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是相重叠甚至是相冲突的，一些人民代表的职能会被党自身取代，比如腐败的监督职能、联系群众的职能等。这样，政党中心主义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和人民民主之间便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要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应像十九大报告指出的那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18]。只有这样，国家、社会、政党才能形成良性互动与功能互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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