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20年，东晋恭帝禅位给宋公刘裕，续命于江左的司马氏政权历时一百零三年自此终祚。刘裕建立的宋朝开南朝之端，“初，高祖遗诏，令诸子次第居荆州”[1]3934。借由军功崛起的刘裕对当时东晋诸州的形胜(风水学专用术语)自然有一番独到的见解，其在临死时立此遗嘱把当时的荆州提升到了一个特殊的地位。事实上早在南朝宋建立之前，荆州便由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国家要冲，被历朝统治者所重视。

《杕杜》是一首正宗族的诗歌。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不是一味鼓吹宗族的重要性，而是讲有兄弟和宗族的人比无兄弟和宗族的人要好，并要求一般的人也象兄弟同宗一样相帮。 这就要厚重得多。

一 荆州的战略地位

自东吴始，东晋南朝的都城都位于建康，南方诸朝往往恃长江天险而能保国祚于长久。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率领北魏铁骑直抵长江北岸时却只能望江长叹，天险难渡。南朝最后一个朝代陈，在隋军大举渡江之际仍沉湎于淫逸,都官尚书孔范谓陈后主曰：“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今日虏军岂能飞渡耶！边将欲作功劳，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虏若渡江，臣定做太尉公矣！”[1]5605除了长江这一天险外，荆州对南朝政权的存亡也至关重要，“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富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2]。古荆州地理范围大致以今湖北荆州为中心向四周延伸，包含了今湖南、湖北的大部分区域。荆州境内地形多样，但以平原居多，湖泊河流密布，北部为秦岭，西部为三峡，这样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荆州对于偏安于长江中下游的南朝尤为重要，对于南朝都城建康而言，荆州毫无疑问是其西部门户。昔日，西晋灭吴正是在先占据了长江中上游的情况下才能直抵建业，而后来的蒙元灭宋也正是凭借着攻破襄城和樊城，占据长江中游地段才能顺利进行。似乎借助荆州以攻破南方诸王朝的方法并未被当时北朝诸主所注意，他们往往从江淮之间直抵长江，难怪常常无功而返*如魏文帝、前秦王苻坚和北魏太武帝都曾借由江淮之间南进，最后都无功而返。魏文帝和北魏太武帝都临江而叹，前秦王苻坚则败于淝水之战。。

南朝荆州治所在江陵*关于荆州治所的演变可参见《宋书》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17-1118页。，下辖区域在宋朝初年有三十一郡，后来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划出去了二十郡。宋文帝时期，政府在荆州新设立宋安左郡，不久后又废除，先前划出的汶阳郡后又复属于荆州。故有宋一朝，荆州大体维持在十二个郡。它们是南郡、南平郡、天门、宜都、巴东郡、汶阳、南义阳、新兴、南河东、建平、永宁、武宁。据《宋史》载荆州户籍人口共有二十六万五千零五十一人(这当中缺少天门郡的人口记载，史书载其户三千一百九十五)，而当时另一重镇扬州，户籍人口有一百四十五万五千六百八十五人。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里，人口数量的多寡无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单就人口而言荆州根本无法和扬州相比较。然而史书却常常将荆州与扬州相提并论，“江左大镇，莫过荆扬”[3]，显然在经济方面荆州在南朝宋的地位并不是十分突出，朝廷亦时常有减免荆州租税之举，“己酉，减荆、湘二州今年租布之半”[4]73。荆州地位之突出无疑是侧重其地理位置。南朝之际，荆州又有“分陕”之称。作为建康的西边门户，荆州扼守上游，“初，高祖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4]1798。诸葛亮在隆中对刘备言：“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5]，又“盖江陵之得失，南北之分合判焉，东西之强弱系焉，此有识者所必争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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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处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上游地带，对于建康政权而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东晋和南朝偏安江左的历史现状下，荆州长吏对政府的态度必定会对南朝的政局影响深远。纵观史书，但凡荆州长吏作乱，对建康都造成了实质性的危害。东晋后期的桓玄叛乱，便是以荆州为大本营，桓玄率领军队顺江东下，攻破石头城，以成后来篡位之实。在刘宋一朝据荆州叛乱的刺史有宋文帝时期的谢晦、孝武帝时期的刘义宣、明帝时期的临海王子頊以及顺帝时期的沈攸之。谢晦作为刘裕指定的辅政大臣之一，在和徐羡之、傅亮等人废除少帝之后便迎立了刘裕的第三子荆州刺史刘义隆为帝。宋文帝继位之初对三人礼遇有加，徐羡之和傅亮曾多次上表归政于文帝，文帝却依然听其继续辅政。谢晦在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时还十分忧虑文帝是否同意其出镇荆州，文帝即位后并没有改变对其出镇荆州的任命，以至谢晦在出镇荆州时喜言“今得脱矣”[4]1348。宋文帝在实力日益稳固之后，着手剪除其父遗留下来的功臣宿将。徐羡之虽有拥立之功，然其诛杀少帝和长久把持朝政的现实行为早已成为文帝心中的一块疙瘩。元嘉三年徐羡之被逼自刎而亡，唇亡齿寒，身处荆州的谢晦为了自身的政治前途和身家性命开始反叛，对谢晦的叛乱宋文帝是不敢轻视的，在任命一系列大将出征之后，他自己也做出了亲征的决定，并大赦天下以巩固民心。谢晦的军队在到达江口后便不能继续前进，随后在到彦之和檀道济的合攻下，谢晦之乱遂平。事实上谢晦之所以被任命为荆州刺史，正是徐羡之等人在拥立文帝后的一种政治上的算计，“少帝既废，司空徐羡之録诏命，以晦行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抚军将军、领护南蛮校尉、荆州刺史，欲令居外为援”[4]1348，徐羡之等在拥立文帝之前便把荆州托付于谢晦，一方面是由于谢晦和徐羡之等辅政大臣拥有共同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的辅政大臣对荆州的重视。徐羡之等人希望谢晦占据上游从而对文帝形成制衡。虽然谢晦把持着荆州但在当时中央政权稳定、皇帝有作为的情况下也难有所为，但这并不影响荆州在南朝宋的特殊地位。刘义宣因为在世祖平讨刘邵之乱中有功而骄傲自恃。借宋孝武帝与其诸女淫乱为借口，在臧质等人拥簇下，义宣于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春据江陵反。同时，豫州刺史鲁爽、江州刺史臧质和兖州刺史徐遗宝等也起兵呼应南郡王义宣。荆州、江州、豫州和兖州的联合行动对于刚刚执政的孝武帝而言无疑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刘义宣等人的联军一度顺江东下直达芜湖，对建康构成了直接的威胁。孝建元年二月刘义宣叛乱，三月癸亥，朝廷便“内外戒严”[4]114，直到五月，王玄谟在梁山战败刘义宣主力军之后，朝廷才解严。孝武帝依靠王玄谟和柳元景等文帝时期的北伐大将的支持，成功而又迅速地平定了刘义宣等人的叛乱行动。义宣之乱平定之后，刘宋朝廷便“分荆、湘、江、豫州立郢州” [4]115，南宋朝廷通过分割荆州从而进一步削弱其实力，以降低荆州叛乱对政府造成的危害。临海王子頊于明帝泰始元年(465年)举兵为乱，这场战争源自于叔侄间对皇位的争夺，一个十一岁的孩子在军府幕僚(荆州长史孔道存)的操作下最终兵败身亡。沈攸之于顺帝昇明元年(477年)举兵谋反，沈攸之的谋反其实是经过长期准备的，当时宋廷幼主在位，权臣当政，沈攸之渐有不轨之心。其为郢州刺史时，史书便载“自至夏口，便有异图”[4]1931。起兵叛乱的时候，“至是战士十万，铁马两千”[4]1933。由于久攻郢城不下，气势衰竭，最后被王师平定。宋廷在平定这场叛乱的过程中实力被严重消耗，荆州也因这次战役而实力益衰，萧道成也因此才能行篡位之举[7]。

刘裕既然立下遗嘱要求以宗室子弟次第居荆州，那么宋室诸帝在对荆州刺史的任命上就显得颇为小心谨慎。除了需要考虑遵循遗嘱之外还需要从政权的稳定出发。那么有宋一朝，荆州刺史的人事任命是如何的呢？笔者依据史料整理出下表。

从表中可见刘宋一朝在短短五十九年中共任命16人为荆州刺史，其中有5人显然不是宗室子弟。他们分别是谢晦、朱修之、蔡兴宗、沈攸之和萧嶷。其中朱修之镇守荆州更是长达八年之久，沈攸之出任荆州刺史也长达五年。从表中可以看出刘裕的遗嘱在宋孝武、宋后废帝和宋顺帝三朝并没有很好地贯彻与落实。元嘉三年(426年)，兔死狐悲的谢晦于荆州反叛，刘义隆便任命他的兄弟彭城王刘义康为荆州刺史，并着手平定荆州之乱。谢晦之乱平定后，荆州刺史的所有权便回归到了宋氏家族的手中。任命谢晦为荆州刺史是当时文帝一个无奈的选择，父亲留下来的大臣权势过盛，自己羽翼尚未丰满，谢晦又有拥立之功，所以宋文帝只能静待时机以图后举，宋文帝在位不到三年便实现了铲除元老勋臣的壮举，将宋的政权牢牢掌控在刘氏手中。宋武帝的遗嘱明确提到由宗室诸子次第为荆州刺史，宋文帝也是在诛杀顾命大臣独揽朝政后才坚定不移地贯彻了宋武帝的遗嘱，可见对遗嘱的贯彻和朝廷的政局是分不开的。宋文帝在荆州刺史的人选上颇为用心，即使是自己的兄弟也还有所顾忌与疑虑，不忘时时告诫。刘义庆履职荆州刺史之后下一任荆州刺史人选当属义宣。可是宋文帝却任命义季为荆州刺史，把义宣晾在了一边，“上以义宣人才素短，不堪居上流”[4]1798。然“会稽公主每以为言”[4]1798，宋文帝不得已于元嘉二十一年(444年)，以义宣都督荆、雍、益、梁、宁、南、北秦七州诸军事，封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文帝还特地下诏让他小心治理。和其他诸王不同的是，义宣虽然如愿以偿出镇荆州，但其只都督七州诸军事，先前诸王都是都督八州诸军事，包括湘州。义宣按资历当在元嘉十六年(439年)就该出镇荆州却硬等到元嘉二十一年，在会稽公主请求下和义季求归朝廷的背景下出镇荆州，却失去了对湘州军事力量的控制，这实际上是文帝有意为之之举，把湘州分开从而实现对荆州的制约。刘义宣之前的诸位荆州刺史中只有刘义庆未曾都督湘州军事，但他的情况和义宣有所不同。元嘉八年(431年)冬十二月，宋文帝“罢湘州还并荆州”[4]80。元嘉十六年，宋文帝又“复分荆州置湘州”[4]86。义庆出镇荆州的时候湘州已划入荆州，所以只能都督六州诸军事，而义宣出镇荆州时湘州已从荆州划出成为单独一个州。

二 刘宋一朝荆州刺史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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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刘宋王朝的几次规模较大的叛乱都是和荆州分不开的，也只有在拥据荆州之后，这些有异志的王公大臣才敢将不轨之心付诸实践，荆州特殊的战略地位深刻影响着刘宋政权的安稳，这也正是刘裕临终之时以遗嘱的形式诏令子孙荆州只能由宗室成员次第出镇的因由。

 

表1 南朝宋荆州刺史人员表(420-479年)

  

姓名任职时间在位皇帝刘义隆义煕十四年—元嘉元年(418-424年)晋安帝、晋恭帝、宋武帝谢晦元嘉元年—元嘉三年(424-426年)宋文帝刘义康元嘉三年—元嘉六年(426-429年)宋文帝刘义恭元嘉六年—元嘉九年(429-432年)宋文帝刘义庆元嘉九年—元嘉十六年(432-439年)宋文帝刘义季元嘉十六年—元嘉二十一年(439-444年)宋文帝刘义宣元嘉二十一年—孝建元年(444-454年)宋文帝、宋孝武帝朱修之孝建元年—大明六年(454-462年)宋孝武帝刘子頊大明六年—泰始二年(462-466年)宋孝武帝、宋前废帝、宋明帝刘休祐泰始二年—泰始五年(466-469年)宋明帝刘休若泰始五年—泰始七年(469-471年)宋明帝刘景素泰始七年—泰豫元年(471-472年)宋明帝蔡兴宗泰豫元年夏四月—泰豫元年闰七月(472-472年)宋后废帝沈攸之泰豫元年闰七月—昇明元年(472-477年)宋后废帝、宋顺帝刘赞昇明元年—昇明三年年(477-479年)宋顺帝萧嶷昇明三年春正月—昇明三年夏四月(479-479年)宋顺帝

宋文帝元嘉三十年(453年)，宋廷迁义宣为扬州刺史，义宣还没来得及就任，宋廷中央便发生了太子刘邵弑帝的事件。义宣闻讯便在江陵就地起兵讨伐刘邵，“义宣闻之，即时起兵”[4]1799。此时刘骏也据江州起兵讨伐刘邵，义宣在讨伐刘邵的过程中虽然受到臧质等大臣谋取大位的鼓动。但是义宣却选择了拥护刘骏的立场。宋书列传第三十四载“义宣已推崇世祖，故其计不行”[4]1915。刘邵之乱平定后，宋孝武帝刘骏任命竟陵王诞为荆州刺史，但是义宣却没有遵从朝廷的调度，“南谯王义宣不肯就徵”[4]2026。无奈，朝廷只好以竟陵王诞为扬州刺史。义宣在荆州十年，兵强财富，面对朝廷的征调他却抗命不遵，其久据荆州背后所隐藏的意图让人玩味，臧质等人的鼓动也许只是加速了他图谋不轨的进程而已。义宣反叛之后，孝武帝便以雍州刺史朱修之为荆州刺史，率兵平叛。朱修之任荆州刺史期间深得民心，“西土称焉”[4]1971，而这一时期也是宋廷为数不多的又一稳定时期。宋孝武帝一改其父的做法，任命外人朱修之长期占据上游，这样的举动和当时宋廷的政局有莫大的关联。在刘骏继位之初，政权还不稳定的情况下，他的叔叔据荆州叛乱。这次叛乱行动使得他对宗室开始不放心，他明白宗室占据荆州虽然对刘家政权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自己皇权的稳定却影响深远。所以刘骏并没有考虑宋武帝的遗嘱，而是以朱修之为荆州刺史。大明六年(462年)，孝武帝征朱修之为领军将军，以其第七子临海王子頊为荆州刺史。刘骏此时为确保刘宋政权的安稳又回归到宋武帝的遗嘱以宗室子弟出镇荆州。二年后，刘骏去世。一直到宋明帝继位之初刘子頊居荆州刺史的职位是没有变动的。宋明帝即位之初，四方反叛纷至沓来，刘子頊也参加了这次叛乱。叛乱结束后，宋明帝以宗室休祐出镇荆州。宋明帝虽然贯彻了宋武帝遗嘱，任命宗室子弟出镇荆州，但宋明帝体弱多病，常常担心他的兄弟对其子嗣皇位的威胁，便开始了对宗室残忍的屠戮。休祐在荆州期间贪财好色，毫无作为，即使这样宋明帝对居于荆州的休祐还是不放心。泰始五年(469年)，调休祐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为荆州刺史。不久后又于狩猎中将休祐暗杀。泰始七年(471年)宋明帝调休若回京，后将其赐死。刘景素作为荆州刺史任期较短，史书记载不详。宋明帝去世后，朝廷任命蔡兴宗为荆州刺史，但“道隆等以兴宗强正，不欲使拥兵上流，改为中书监、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常侍如故”[4]1584。泰豫元年(472年)闰七月时，朝廷任命沈攸之为荆州刺史，宋廷对控制了荆州的沈攸之是十分担忧的，“朝廷疑惮之，累欲徵入，虑不受命，乃止”[4]1932。宋后废帝时，朝廷更有派刺客刺杀沈攸之的举动。但是在当时萧道成势力膨胀的情况下，朝廷出于制约萧道成的考虑只能让沈攸之居上游。也正是因为沈攸之居于荆州，萧道成才放缓了篡位的步伐。宋顺帝时，沈攸之反叛，刘赞以宗室身份出镇荆州，但直至沈攸之之乱平定后，刘赞才拥有荆州实权，而就在这时他也不幸离世，荆州实权开始被萧氏牢牢控制，萧嶷成为荆州刺史。

刘宋政权在荆州刺史的任命上虽有未遵从遗嘱行事的现象，但这也是从荆州对刘宋政权的重要性出发的，刘骏正是看到了宗室控制荆州后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才把荆州假手他人。刘宋政权对荆州刺史的任命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唯恐其对执政当局造成安全上的困扰。即使在中央政权衰弱，强臣出镇荆州的时候，执政当局也不曾放弃对荆州的控制，但囿于局势往往束手无策。

三 结语

刘裕立国后出于战略和政治需要一直把荆州牢牢地控制在宗室手中，死后又立有遗嘱，不让外人觊觎荆州，这道遗嘱将荆州和刘宋政权的稳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宋武帝、宋文帝两朝，宋廷中央对荆州的控制是十分稳定的，然宋文帝之后的中央对荆州的掌控明显乏力。对于偏安江左的南朝，荆州无疑决定了南朝政局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南朝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荆州稳定则刘宋稳定，荆州动乱则刘宋衰败。

参 考 文 献

[1]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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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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