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和建设一支能够坚定地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素质领导队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曾经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526。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要健全干部的选举、招考、任免、弹劾、轮换制度，随后一系列文件的颁布与实施进一步促进了领导干部管理机制的规范化、系统化。总体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官员领导代际更迭可以分为革命运动型官员——技术专家型官员——公共管理型官员三部曲[2]36-46。而在整个党的干部体制中，省级党委常委作为联结地方与中央的纽带，是中共中央管辖的高级干部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考察和梳理历届省级党委常委尤其是“减副”之后的省级党委常委的学历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了解领导干部的知识化和专业化程度，而领导干部学历指数和专业结构的变化又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加速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领导干部提升执政能力和中央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努力。

一 研究样本的确定

在2006年至2007年的地方党委换届中，中央开始明确规定“减副”目标，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其余地方均设置了除兼任政府首长之外的专职副书记岗位，明确了省级党委常委的数量。同时，考虑到在非换届选举年各省级党委常委人员调配变动的数量差别较大，不具对比的可能性，因此，本研究只观察2006至2007、2011至2012、2016至2017三届省级党委常委的学历变化情况。其中，由于2006至2007、2011至2012换届选举当年各省份均安排有戎装常委，而2016至2017年换届选举不再保留戎装常委，同时，由于戎装常委的简历公开程度不够、学历普遍较低等原因，本文为了统一和同一就没有考察戎装常委。如是，三次换届选举当年基本上产生了12人左右的省级党委常委班子，这就为我们对比观察省级党委常委保持了一致与稳定。

在此基础上，本文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随机抽取了上海、广东、河南、天津、陕西、重庆、辽宁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为样本分析对象，以中共中央明确规定“减副”后的2006至2007、2011至2012、2016至2017三届换届选举当年为时间节点，以专科、本科、硕士、博士为学历依据，并依据获得学历的时间和方式酌情对省级党委常委的学历进行赋分得出该省该届常委学历的算术平均数，即“学历指数”，综合考察三届换届选举的省级党委常委的学历变化。具体而言，学历指数是指所有常委所获得学位所需的学制与方式所累积得到的分值的总和除以总人数而得到的算术平均数。本文对学历指数的赋分方式为：将专科赋3分，学士赋4分，硕士赋4分，博士赋6分；同时考虑全日制与在职的差异，我们将在职获得的学位分数减半；考虑到党校学历的特殊性，我们将党校的学历在原有基础分之上减一分，以此计算出每位常委所获的学历指数。虽然这种赋分方式尚有不当之处，但基于同一分值的考量，相对而言具有比较的意义。

二 三届七省、直辖市党委常委的学历统计分析

(一) 三届七省、自治区、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指数变化分析

图1显示的是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指数变化趋势图。从该图中，我们可以看出，除极个别省份外，样本省份换届所产生的三届省级常委的学历指数总体上处于上升状态，且2016至2017年换届当年选举产生的省级常委的学历指数明显高于前两届。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样本省份换届产生的省级常委的学历是不断提升的。

  

图1 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指数变化趋势图

(二)部分省市区党委常委的学历结构分析

  

图2 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结构变化趋势图

图2显示了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以最高学历为准)结构变化趋势图。从图中可以看出，自2006至2007换届以来的这三届换届后的省级党委常委更加突出了高学历的特征，硕士以上学位均占到了80%以上，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干部知识化的特征和趋势。从这三届的省级党委常委换届来看，高学历成为了官员得以晋升的重要标准。虽然我们并不能唯学历，然而，随着治国理政的推进，随着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推进，现代公共管理型的干部愈加突出，而这种能力的塑造不仅是在实践中，而且来自于理论知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选人用人方面视野更加开阔，渠道更加宽畅，尤其重视从高校、科研院所选拔领导干部。这进一步提升了省级党委常委们的学历指数，优化了学历结构，使得省级党委常委逐步实现了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接受过良好教育的60后、70后干部逐渐成为政坛主角，干部知识化的趋势只会更加彰显。

(三)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获取方式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修订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规定我国高等教育所授学位分为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13个学科门类。本次样本考察，以最高学历为准，将省级党委常委所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科分为文科(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经济学、教育学、历史学、管理学)和理工科(主要包括理学、工学、农学、医学)。样本分析发现，2006至2007、2011至2012、2016至2017换届选举年历届省级党委常委中理工科出身者所占比例分别为12.04%、0.06%、15.7%。在文科专业中，多数领导干部取得的最高学历专业分别为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企业管理学、法学、文学、哲学、社会学等，其中经济学占所有学科的百分比分别为24.1%、25%、20.5%，工商管理专业占所有学科的百分比分别为20.5%、21.4%、22.9%。由此可见，领导干部的最高学历专业文科居多，且以经济学专业人数最多，其次是管理学(企业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呈现出所谓的文升工降的趋势。另外，笔者在梳理中发现，许多领导干部的第一学历为技术型专业，如机械制造、力学、农学、会计学、统计学、自动化、医学等，然后他们在二十世纪80到90年代通过在职学习的方式取得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等学位，这也反映出我国领导干部逐渐由技术型官员向管理型官员转型的趋势。

文中在研究常用的人眼瞳孔定位方法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基于边缘检测和椭圆拟合的瞳孔定位方法，该方法定位速度快，对变形瞳孔有很好适应性，但是容易受到眼睑遮挡，光斑、阴影等干扰。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种改进的适合红外条件下的基于椭圆拟合的瞳孔定位算法。实验结果表明，本文提出的瞳孔定位改进算法有效减少反射光斑及睫毛等对定位的影响，并且弥补了固定阈值分割的不足。

  

图3 三届七省、直辖市省级党委常委学历获取方式比例图(以最高学历计)

“一体两翼”式实践教学目标体系是指以应用能力为主体、以职业素质培养和职业资格证书获取为两翼的实践教学目标体系(图1)。

与此相对的是，从高校以在职方式获取学位的人数从2006至2007、2011至2012换届当年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到2016至2017换届当年达到了省级常委总人数的56.63%，这说明高校学位的含金量和认可度越来越为官员所了解，尤其是在专业选择上越来越重视学习经济、法律、历史等专业。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官员在高校获取学位的方式占比如此之多与其任职地大学是密切相关的，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学位是从其任职地大学获得的。

1.1.1 水源性污染造成水稻僵苗。水源性污染主要由污水排放造成灌溉水中的有毒性物质（酸、碱、重金属离子）累积。

三 省级党委常委学历变化现象分析

(一)从领导干部最高学历的专业类别上看，逐渐由技术型官员向管理型官员转变

干部的知识化是我们党选人用人的重要标准，然而，干部学位的获得方式是另一个值得考量的问题。纵观样本省份，如图3所示，省级党委常委以全日制方式完成学业的人数比例始终保持在20%至25%之间。而且，在我们的观察样本中，如果某官员第一学历是本科且是名校的话，其基本上不会选择攻读在职学位。在职获得学位的方式占到了近8成，分为党校在职和高校在职。其中，除了2016至2017年换届当年选举产生的省委常委之外，其余两次换届所产生的省级党委常委在党校获得学位的人数均占到了34%。这说明党校在培训、教育党的领导干部上弥补了作为国民教育序列的高校的诸多不足，尤其是党校通过集中、短期的方式有针对性地围绕中心工作进行学历教育。然而，由于党校举办的函授教育在学校设置、招生录取等方面与国家的有关要求不同，在一段时间内未纳入国民高等学历教育系列，只能“参照国民教育相应学历的有关规定”，因此，官员党校学位的获得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能体现出官员学历的提升。

(二)在职学历数量之多反映了官员寻求学历与能力的双重提升

从样本分析发现，大多数省级党委常委的最高学历是通过在职学习的方式获得的。中国50年代出生的领导干部由于各种原因，普遍未能受到高等教育，当他们走上领导岗位后，面临改革开放后更加复杂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时常常会觉得知识储备和管理能力不够。因此，受工作岗位限制的领导干部大多数选择在职学习即通过短期的、集中式的、补短板式的学习与培训以快速提升自己。这其中，以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为载体的干部培训教育系统是官员学历的重要来源[3]64-66。分析样本发现，二十世纪70至80年代的领导干部的专业大多是机电工程、力学、光电工程、高分子、物理等理工科专业，到了90年代以后他们多通过在职方式取得经济学、法学、工商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的学位，不少官员甚至读了两个在职学位。这种通过在职方式获取学历的方式反映了官员对于更高学历的追求。同时，学历变化和专业变化也反映出官员有自觉提升自己能力的意识。

四 省级党委常委学历变化原因分析

(一)公务员录用制度的建立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了公务员录用制度。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法定的程序，采用公开考试、严格考察、择优录取的办法，将符合条件的人员录用为公务员的制度。它实质上是参照西方的文官制度所建立起来的。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知识化和专业化，也就是要在法律规定的知识、专业、道德和才能的统一标准下，公开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任用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并且在录用后进行培训、以确保文官文化素质和专业水平。面对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中央也希望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培养和选拔建设社会主义的专门人才。在这样严格考试的要求下，对于有志于为国家为社会建功立业的国人来说，就必须重视学历教育，因为只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可能在公务员的选拔考试中最终胜出。文官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区分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一般要求的是具有宏观视野，眼界开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能够负责的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党委常委作为负有重大责任的政务官，自然就要求必须是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甚至是相关领域的专家才能担任。这样，他们学历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在Seminar教学过程中，某些关于实验设计的方法和思路，虽然能够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但由于受到现有实验条件等限制，最终也只能在理论上探讨，得不到验证。对于中医药学生的Seminar汇报，目前只在研究生新生中开展，目的是促进不同专业学生的交流讨论，扩大知识面，故对同一学生研究生期间的连续关注显得不足。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分散的小农经济状态下，政府官员的职责十分简单。各级官员最基本的职能为兴教化、倡礼仪、维持治安和催粮征税。关于行政技术的问题则更多地倚重于幕僚和胥吏，且中国古代基层社会由地方乡绅自治，极少需要国家行政权力干预，因而官员不可能也不需要具备整合、调控、管理社会的行政知识和技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由于我国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和政治挂帅，因而工农干部和复员转业干部一度是我国干部的主体。但改革开放后，面临着国际新形势和现代化建设的新任务，这些工农干部和复转干部由于缺乏专业知识，不能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要求，因而国家对于具有国际视野、懂经营会管理的干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这样的人才素质要求只可能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大学本科生乃至研究生才可能具备的。由此，学历逐渐成为评定人才的一项重要标准。再加上我国高等教育在近二十年里发展迅速，教育层次不断完善，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教育在高校普及，这也促使人才的标准逐步提高。反过来，它也倒逼着官员们不断提高自己的学历和水平，因为“学历成为影响官员晋升是社会主义新时期的重要特征”[4]17-21。尤其是进入新世纪，随着人们思想的多元化，经济运行的复杂化，社会治理的多维化，原来一些理工科专业毕业的领导干部对于公共管理不熟悉，他们到了领导岗位就面临着一种转变，就是必须努力学习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乃至法律方面的专业知识。这是一部分领导干部跨专业学习取得学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我国领导干部制度的发展促使学历成为领导干部晋升的动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中心”，自此，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年，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干部的“梯队接班”。 邓小平在1980年中共中央干部会议谈话上强调“只靠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真才实学，还是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要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5]324-325，开始着手推动干部“四化”政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在“四化”的影响下，一大批具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开始进入行政系统，甚至是领导岗位，但是当时条件下，这些干部的学历很多是中专。1983年中央组织部发出《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其中首次规定副部级以上职务的领导干部专业性条件应具有“大专文化”程度。随后在1995年2月中央办公厅发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明确“党管干部”为选拔任用领导干部的第一原则，同时，该条例进一步明确干部晋升的学历、职务经历等条件，其中在学历上“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文化，其中省部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及以上文化”。1998年6月中央组织部颁布《1998-200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除了强调领导干部的年龄梯次配置外，再次强调了领导选拔的学历条件。2014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拔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厅局级以上领导干部一般应当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经过党校、行政院校、干部学院或者组织(人事)部门认可的其他培训机构的培训，培训时间应当达到干部教育培训的有关规定要求；确因特殊情况在提任前未达到培训要求的，应当在提任后一年内完成培训。在抽样调查中发现，领导干部取得学历的时间多集中在1977至1978、1995至1996、1998至1999、2004至2005年四个时间节点前后，这也反应了我国领导干部制度的每一次发展与完善都是领导干部追求高学历的动力，这也印证了列宁所强调的“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不推举出自己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6]210

参 考 文 献

[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6.

[2] 孙珠峰，胡 伟.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研究[J].学术界，2012(3):36-46.

[3] 秦宣.官员扎堆抢占学历高地为哪般？[J].人民论坛，2016(7): 64-66.

[4] 余绪鹏.我国党政干部晋升的五种模式[J].云南社会科学，2014(5):17-21.

[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24-325.

[6] 列宁.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