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Party)是西方近代政治的产物，最早可追溯到17世纪末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发展，政党也成为各国现代政治中的“标配”。然而无论是内生型政党还是外生型政党，均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特殊性，因此呈现出不同的组织样态，随之其政党制度也是千差万别。“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存在着6200多个政党。这些历史背景不同、意识形态各异、价值理念多元的政党通过不同形式执掌政权和参与政治，形成了不同的政党制度，既有非竞争性的一党制，也有竞争性的两(多)党制，这正是人类政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1]著名的政治学家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将非竞争性政党体制细分为党国体制和霸权党制，将竞争性政党体制细分为主导党体制、两党制、温和多党制、极化多党制以及碎片化多党制[2]182。比较来看，西方政党政治表现为多党竞争，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党通过争夺选票来谋求政权机构的职位以及影响公共决策制定。而中国政党政治则表现为党国体制，即中国共产党在法律上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政党属于参政型政党，共产党将自身的意志贯彻到国家各个组织中，实现党对国家的统一领导和治理。那么，中西方政党政治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进一步的问题是，两种模式是否具有价值上的高低呢？本文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试图对这些问题予以回答。

如果能通过改变成此类排水管及管件的材质减小或消除这种噪声，并且减少工程造价，对日常生活的舒适性和节约施工成本有着重大意义。

一 研究方法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Abadie（2005）的研究，用于估计倾向得分的协变量既应影响地区的入境旅游水平，同时也应影响地区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以降低样本自选择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影响。为此，本文将上述控制变量作为倾向得分匹配法的协变量进行匹配。

二 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逻辑

综上，中国的党国体制是内外交困背景下精英分化的产物，他们以各自的组织方式和意识形态动员原有的社会资源，进行国家建构与民主革命。然而，不断增加的内外困难使得国家建构与民主革命这两个任务变得异常艰难，也正因为如此，各政党在长久的革命中均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至抗日战争结束，国共两党均拥有足够的政权与领地、明确的阶级基础、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成规模的组织体系、以党治国的建国方略，更重要的是两支各自指挥的军队，这成为后来国共建国和谈产生分歧的关键点以及再民主失败的重要原因[8]。所以，从政党政治与国家建构的发生次序上说，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不仅是如任剑涛教授所说的“后发外生”于外来文明[9]，而且后发外生于政党组织，当两党发展到都有能力主导国家建构议程时，政党便不再是在统一的秩序下相互竞争，而变成政党去竞争秩序本身。此外，从理论上讲，近代中国基于集权的民族—国家建设与基于自由的民主—国家建设之间充满了制度建构的张力[10]。以此观点，无序的中国必须首先用一种非民主的方式寻求秩序，然后才是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而非民主的方式即为党国体制，这是中国政党政治发展的历史理性路径。中国的党国体制模式正好印证了萨托利的假设：“也许政体必须首先存在，也许国家统一必须在政党‘分裂’之前，也许这就是使政党相容于统一而不是一个有害于统一的条件。大多数发展中社会努力构建国家身份和一体化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国家很快诉诸一党制或军人统治，而在这两种情况下都禁止有组织的意见分歧，即反对派。”[2]37著名政治学家胡安·林茨(Juan J. Linz)也声称：“现代国家是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事实上，关于国家性的共识，在逻辑上优先于民主制度的创建”[11]。

综上，西方政党政治是在初始的两个并发关键历史事件的合力作用下，由社会分化和冲突衍生出来的新的政治组织，组织内部认同度、集体感、向心力变强，而组织间分歧性、疏离感、排斥力也在上升，议会吸纳并缓解了上述矛盾，成为多党和平共存的场域。随着选举权的普及，各个政党均试图在选举制度的激励下完成选民的动员、政权的获得以及利益的政策化等，直到下一次大选时被潜在的竞争型政党所取代。其中，历史发展中的各个要素都为形塑西方政党政治发挥了相应的作用。民族国家为政党政治提供了秩序环境，工业革命为政党政治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分化为政党政治提供了直接动力，原有的议会制度为其提供了结构保障，普选权为政党竞争提供了激励机制。政党政治一经产生，便开启了国家、社会、政党的循环，其自我运行的成本较小，而改变的成本较大，即所谓的路径依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政党政治不会改变，其取决于历史变迁过程中国家、社会、政党三者的互动以及各自力量的消涨，一旦发生结构性的失衡，便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如法西斯政党的上台就是极端政党垄断了国家权力，将社会同质化，并把国家内部冲突转嫁到其他民族国家，从而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比较历史分析是比较政治学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其旨在通过对小样本(包括单个案例)的历史进行比较分析，来发现和揭示重大社会问题的因果机制[3]。该方法有三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强调因果路径的多元解释。比较历史分析摒弃了单因解释的范式，认为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虽然存在结构性的因果关系，但具备多重实现机制。第二，主张因果机制的历史视角。“比较历史分析的第二个构成要素就是历史”[4]，它不仅要求论据源于真实的历史材料，而且要求论证方式也应是历史性的，包括历史关节点、事件发生次序、变量互动过程等。第三，倡导因果关系的比较方法。比较历史分析要么在“最具相似性系统”(most similar system)中追寻差异性的自变量与异质结果的关系，要么在“最具差异性系统”(most different system)中探求相似自变量与同质结果的关系[5]。综上，比较历史分析对于解释由不同历史演化而来的重大政治现象——政党政治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因此，下文将采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呈现中西方各自的政党、社会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从而揭示出中西方政党政治的形成逻辑。

  

图1 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逻辑

三 中国党国体制产生的历史逻辑

与欧美各国不同，中国的政党政治属于典型的党国体制。萨托利将党国体制视为“一元系统(a system of unitarism)”，在这一系统中，“政党和国家——面对普通的民众——是两个相互维持且相互强化的组织。”[2]70-72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说法只是一种基于历史的概括和对党国关系的描述，无关价值预设。中国党国体制的运行与西方多党竞争模式具有很大的差别，这与中国近代独特的历史进程有关，尤其是四个关键事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华行为、满清政府的腐朽专制、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到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便一直围绕救亡图存和宪政民主进行奋斗。社会精英起初分为两派，一是激进的共和革命派，二是保守的改良守旧派。前者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力量，后者代表原有体制的改革力量。共和革命派一直致力于革命、战争、建国，改良守旧派受几千年“专制惯性”的影响，不断失败、复辟帝制甚至军阀混战。在两派社会精英无法挽救中国危亡的时刻，俄国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中国提供了一种亟需的经验，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以革命型政党——共产党为主要领导组织，调动了在中国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由此，政党与社会形成了最强大的联盟，这对于当时落后的农业中国来说是一种理性的耦合。中国共产党利用土地革命与根据地建设来探索建国模式和建设模式，而国民党虽已建立中华民国，但由于其薄弱的社会基础而无法将国家与社会整合在一起。两个政党的优势和劣势在日本侵华战争这个关键事件中得到了验证，共产党建立了中国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壮大了队伍，赢得了民心；而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消极抵抗，损耗了自身，失去了民心。虽然日本投降后，中华民族完全实现了对外独立，但由于两党之间政治分歧较大，导致不得不依靠武力来解决纷争，最终隔岸分治，分别践行着自己的党国治理模式。中国党国体制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用图2来表示。

关于西方政党政治发生学的研究，社会学家李普赛特和罗坎做了开创性的贡献[6]。他们认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西欧出现的政党政治形态源于社会群体的分化和相关利益的冲突，而这与两个关键的历史事件有关：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工业革命的发展。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当时西方国家的精英阶层需要完成两项任务，其一是中央权力的集中化，其二是民族文化的统一化。然而这一单向的建构过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不同地区和群体的抵抗，前者导致央地冲突加剧，后者导致政教冲突加剧。在工业革命发展方面，急剧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城镇化，也加剧着生产方式的资本化，前者导致乡村与城市的冲突上升，后者导致资本所有者和工人阶层的冲突上升。在上述四种冲突中，央地冲突、政教冲突和城乡冲突逐渐被原有的议会制度所缓解，其中政党作为部分群体利益的代表者成为议会中最活跃的参与者，他们试图调动最大的资源来影响国家的政策，这就是多党政治形成的原因。而劳资冲突最终是由选举权的普及来缓解的，选票数量成为政党获得国家政权的唯一合法标准，于是政党的理性选择就变成了以更加组织化和联盟化的方式去实现最大化的选民支持和最优化竞争形势，这就导致了政党竞争的出现。虽然西方国家都属于多党竞争的政治生态，但是在具体表现方式上却各不相同，这与特定国家的历史情境有关。比如，在大多数天主教国家，或者天主教徒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宗教冲突非常严重；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几无此冲突，其社会冲突主要表现为城乡冲突；比利时和荷兰则聚焦于央地冲突。同时，不同的冲突程度造成了不同的政党取向。此外，这种差异还与不同国家政治精英(和反精英)结盟的顺序有关。“在英国，地主所有者、国教会和保守党一起与自由党对峙，后者代表的是城市利益与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在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出现了支持天主教的政党和反对天主教的政党，这两类政党都以不同形式牵涉到城乡之间的矛盾。那些位于新教和天主教交界的国家(如德国、荷兰、瑞士)则连接了两个世界，每个政党的支持者都会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7]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逻辑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2 中国党国体制产生的历史逻辑

四 总结与启示

本文利用比较历史分析的方法归纳出了中西方政党政治产生的历史逻辑，它取决于特定历史情境下政党、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西方多党竞争形态的产生遵循民族国家→社会分化→议会精英分化与联合→多党竞争的历史逻辑；而中国党国体制形态的产生遵循内忧外患→精英分化→社会动员→以党建国→党治国家的历史逻辑。不难看出，有无外在压力决定着中西政党的初始目标和意识形态，国家与政党的发生次序是中西方政党政治呈现差异性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而政党对特定社会资源的组合方式决定了该政党在今后国家政党政治中的力量大小。一旦政党和政党制度形成，那么历史将按着既定的轨迹前进，并形成历史的惯性。所以，初始条件的不同，导致了如今看到的中西政党政治的差异。这些结论对于我们认识和评价当代中西方政党政治以及新时代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在认识和评价当代中西方政党政治方面，我们应持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第一，我们应认识到中国党国体制的形成更多的是历史的产物而非政治建构的产物。如果不明白这一点，西方学者就会误认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就是执政党的政治选择。因为西方对政党政治的分析中有众多主流的假设，其中之一就是把政党政治先验地放置在民族国家的背景下进行研究。在形成政党政治的过程中，民族国家顺其自然地成为了首要的组织机构背景。政党组织的形成和公众意愿的产生相一致，因此，关键性的概念像公民身份，以及其派生的具体概念如投票权和民主代议，都在民族国家这个相同的背景中被定义。一旦民族国家这个背景不存在，很多可供讨论的可能性就消失了。因此，西方的多党竞争总是与民主价值相联系，如果抽离了民族国家这个历史先决条件，就导致他们无法理解无国家的政党首要的问题不是民主，而是秩序。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的政党是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治组织，而中国共产党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超政党组织。这个超政党组织不仅为国家建构和民主革命这些政治任务而生，也承担着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正如政治学者王绍光所言，“党国体制为中国解决了治国能力问题。”[12]第二，我们应认识到西方发展过程中历时性的问题，到后发国家却是共时性问题。比如西方经历了民族国家到工业革命再到民主政治的渐进发展，而到中国变成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的解决；又如中国着手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时候，却遇到了西方和俄国以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反资本主义力量；再如中国改革开放重启现代化征程之时，却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不期而遇，等等。面对这些棘手的选项，中国的命运决定于现有的可用资源以及精英的选择策略，而策略一旦付诸实施，就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我的逻辑轨道，其改变的成本将越来越大。这就是特定历史时期迅速解决共时性问题，而非历时性问题的理性策略。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只看到党国体制的集权性，更应该看到它背后艰巨的历史使命。

在新时代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我们应吸取历史的教训，直面现实的问题，建构未来的新政治。党国体制的确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工具理性层面，即党国体制为国家建构提供了最有效的手段。但很明显的是，中国的民族国家已经成型，党国体制最初的任务已经完成，而且台湾地区的党国体制已经转变为政党政治，这都使得民主政治应该提上中国大陆的政治议程当中，其最重要的是实现政党、社会与国家的良性互动。林尚立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变化环境的挑战中，面临的最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确立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13]王邦佐提出，“党、国家与社会的权力结构关系的调整，总的趋势是进行党与国家(政府)、党与社会以及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合理分离。”[14]笔者认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应该着重于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实现党内民主化。美国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傅士卓(Joseph Fewsmith)认为党内民主对于尚未民主化的中国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强调完善党内民主的重点应放在干部选拔的制度化上[15]。此外，党内民主还应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增加党内选举的公开性和竞争性，加强领导集体交接的制度化与稳定性。第二，推动党间的民主化。提高民主党派的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充分发挥民主党派的监督制约功能，扩展民主党派的社会利益代表功能，加强各党派之间的平等交往，强化政协的制度建设，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第三，实现社会的民主化。扩大基层选举的范围，增加选举的竞争性要素，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职能、监督职能、法律制定职能、预算审核职能，加强对人民代表的权力制约、绩效考核以及问责机制的建设，增强媒体的监督制约功能，增强民间组织的规模与独立性。第四，建构国家层面的民主化。全面实行依法治国，依法治党，实现党政关系的法治化。诸如郭定平教授提出的尽早制定中国的“政党法”，以明确规定党的政策如何变成国家意志，党组织如何向人大推荐重要干部，执政党组织与人大发生分歧时如何协调，执政党在人大如何合法开展活动，各级人大中执政党党员所占比例等问题[16]。只有这样，才能从原有的工具主义的党国体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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