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对《金瓶梅》宗教文化的研究已有不少论著。一是从小说中所描写的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宗教活动及思想，如王景琳的《金瓶梅中的佛踪道影》，较为细致地归纳出小说中佛道两教在日常生活中的渗透。二是宗教思想对小说创作所起的作用，如因果报应观念对《金瓶梅》全书结构和塑造人物性格所起的作用。三是探讨宗教作为文化因素，对阅读主体所达到的教化功能，即惩恶劝善作用[1]然而作为一部长篇写实小说，若要分析它的宗教思想，或宗教对小说创造、小说篇章修辞以及写作风格的影响，必须把它放置在当时大背景之中去考量。

上世纪80年代以来，《金瓶梅》研究已成为显学，其中的考证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对作者之谜的考证研究不但热烈，还出现诸多分歧。到目前为止，较为统一的结论是，作者处于晚明，时间锁定在嘉靖至万历年间[2]。当代学界一般认为，“晚明”就是自嘉靖后期，中经隆庆、万历、天启直至崇祯这一历史时段[3]，这与《金瓶梅》成书年代基本相吻合。且文学思潮给小说所受带来影响，从时间上来讲，应该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下面着重分析在晚明文学思潮的大背景下，宗教给《金瓶梅》带来哪些影响。

二、晚明的文学思潮

晚明文学思潮是以儒释道三教通融为形式，个性解放为内容的社会思潮下产生的。那个时期的中国思想以阳明学说及阳明后学为盛，儒释道三教成合流之势，且成为思想界的主流意识，以袁宏道、李贽为代表人物。难怪有人立论《金瓶梅》作者系李贽。晚明文人主张三教兼综，反对复古，提出性灵说，在文风上崇尚自然，反对雕琢粉饰。袁宏道曾说“一切人皆具三教”；而李贽提倡“三教归儒”。他们虽扛着革新的大旗，但他们自己大都是儒学传人。儒家群体的社会伦理观念始终在整个社会、整个人心中占有无法替代的位置。因此他们一面承袭了儒学的主要文化内涵，一面又强调主体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在文学创作上融合了佛学的哲学根源，以人的主体性为本原，以人的情感体验为特征，以想象作为联系主体与客体的中介。文学（包括小说）与佛学的共同点皆是营造人类精神栖息的家园，都是把外在的压力，如自然的、社会的压力以自我异化的方式来消解，并以想象作为到达彼岸的路径，如佛家提出生死轮回，生命将超越生死界限，并永远流动不灭，以求来世将苦难解脱。这是通过想象的虚幻图景，并将此作用于现实世界。晚明文人不愿脱离现实世界，也不愿笃守教义，那么就寻求诗意的远遁，并把这种审美的解脱方式变成文学上的禅宗意境，并深入文学内核，他们热衷谈禅悟道，追求洒脱自然。其实这也正是道家思想的精神内核。他们摒弃道家消极的人生态度，在文学思想和作品风格上，却追求恬淡自然、质朴贵真的美学风格。

三教通融既反映了晚明学者的宽容接纳精神，又折射出他们不拘一格、师心自运的文学观念。三教合势并不代表儒释道三教失去了各自的特征，而是在文学作品中三教都有体现，且相融相济。而小说作为思想的利器，难以摆脱上述三教合流的强大影响。在《金瓶梅》这部小说里，在伦理思想、篇章构架、情节内容主要关涉儒释道三种宗教，作者的思维空间主要以这三教为架构，共同支撑起小说篇章布局及内在的思想体系。

三、《金瓶梅》中的儒学影响

《金瓶梅》小说思维意识及修辞取向取决于晚明的历史文化构成，首先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历来以伦理道德为中心，并渗透于人们的感知世界，从而对民族文化心理与审美情趣起着制约作用。而小说作为儒家文化具体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审美情趣与艺术思维都以儒家文化为基本意向。晚明时期尤其注重以人为主体审美对象，仍然以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为审美目的。

《金瓶梅》就是这样的小说，注重逻辑的因果性，表现为：以人物命运为纲来谋篇布局，以情节的因果链推动人物性格运动，人物性格与小说情节具有较强的因果逻辑，这种逻辑形态，通过感性的形象表述来传达某种修辞价值和文化意蕴。一旦人物的命运确定下来，小说必然围绕生活具象来组合情节，来塑造人物性格，用人物命运规范生活形象的选择，又在情节的递进发展中推动并强化人物性格。在这其中，人物性格形象塑造与情节叙述保持一定的时序性、同步性。人物形象塑造与情节构架的过程中，情节的结局宣布性格塑造的完成。

再看伦理道德的价值判断。其一是伦理本位思想，强调一个“仁”字。在个人的修养上，以恭、宽、信、敏、惠为施“仁”的具体要求。在血缘关系上以“悌”和“孝”为仁。“孝悌”是实行“仁”的根本条件，“孝”是指对父母尽心奉养并顺从；“悌”指的是敬重兄长、善事兄长，又指兄弟笃爱和睦。“孝”是上下关系，“悌”是横向关系。从篇章修辞上讲，《金瓶梅》的开篇写武松的“悌”，结尾写孝哥的“孝”，收尾呼应。小说以《水浒传》武松杀嫂衍生而来，武大郎无才无能颜值又奇差，守着一个炊饼生意勉强度日，武松作为大郎的弟弟，他的到来，给大郎带来生意上的保护、家庭的温暖和心理上的慰藉。大郎对武松也是极尽兄长的关爱和照顾，让武松住在家里，在自己有限的能力之下，试图去照顾初来乍到的弟弟。武松，在潘金莲百般引诱之下，仍不为之所动，厉声喝止，并对兄长更是呵护有加。武大被潘金莲与西门庆合谋毒死之后，武松为兄报仇，而反被流放，但流放归来还是杀嫂祭兄，可以说，这一对兄弟是“悌”道的典型代表。

一个修辞文本谋篇布局的技巧，就叫“篇章结构的修辞”。篇章结构修辞是决定修辞文本成败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中外学者都很重视篇章结构的修辞问题。传统中国的文学创作讲究“章法”“笔法”，诸如篇章的架构、起承转合、过渡衔接、伏笔，等等。刘勰《文心雕龙·总术》：“才之能通，必资晓术，非自圆鉴区域，大判条例，岂能控引情源，制胜文苑哉？是以执术驭篇，似善弈之穷数，弃术任心，如博塞（古代掷采的局戏）之邀遇（碰机会）。”这里的“术”，就是结构文本的技术、艺术。古罗马学者朗吉弩斯说：“文章要靠布局，才能达到高度的宏伟，正如人体要靠四肢五官的配合才能显得美。”

再看“孝”。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把孝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在《金瓶梅》第一百回里，孝哥儿出家，替父还债，便是一个体现。西门庆有两个儿子，一个是官哥儿，一个是孝哥儿。前者是李瓶儿之子，后者为吴月娘所生。官哥儿生在西门庆鼎盛时期，孝哥儿出生在西门庆撒手归西之时，似乎是西门庆转世投胎。官哥儿不到一岁就被潘金莲设计害死，他是短寿的，也寓意官场的不长久。孝哥儿本身就是对官哥儿的否定与转承，在作者的心目中“孝道”的意义是远远大于当官或依仗权势。给吴月娘之子命名为“孝哥儿”，这是作者对子辈的希望，也是作者的修辞寓意。在儒家的伦理观念中“以孝治百恶”，有孝心的人，也会是善人，就不会去干坏事。因此，作者安排孝哥儿出家，来偿还其父所做的恶事。在一百回里，普静和尚将孝哥儿幻化成西门庆模样，“……老师将手中禅杖，向他头上只一点，教月娘众人看。忽然翻过身来，却是西门庆，项带沉枷，腰系铁索。复用禅杖只一点，依旧是孝哥儿睡在床上。月娘见了，不觉放声大哭，原来孝哥儿即是西门庆托生。”而西门庆一生作恶多端，荒淫无度。万恶淫为首，让孝哥儿出家，法号明悟，用佛家的修行，来偿还一生的恶债，走向禁欲之路。孝哥儿既可以看做西门庆本人，也可以看做其生命的延续，而孝哥儿出家当和尚，既是西门庆淫恶文化的结束，也是善行救赎的开始。在小说里，这就是“言志”的文化意识，用孝道来教化世人，彰显其儒家教化功能。

其二，儒学把“美善相济”作为最传统、最核心的思维模式[5]。善是基于儒学的本体思维意识，春秋时期，便把善列为道德评判的基本标准，而到了唐宋时期，把“寓褒贬、别善恶”纳入主体思维中，并把这种思维列入审美层次，因为审美是主观的，这种主体的主观性、以伦理道德规范为核心的价值观强烈而长期地影响着小说的思维方式，因此形成了“美从善属”的集体思维模式。那个时期，在小说思维的发展过程中，尽管以儒学为基础的文化价值观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同时又面临着佛教、道教等多元文化的影响和冲击，晚明文人追求个性解放，因此在小说思维中产生了“未尽善”的思维图式流变。由于当时资本经济的萌芽、土地经营方式的变革，小说家从生产和交换经济关系中吸取了自己对儒家学说的批判态度，对固有的尽善文化思维产生了蜕变，即由“尽善”转变为“泛恶”以“颂美”转变为“暴丑”，但最终还是脱离不了“美从善属”的审美判断。在《金瓶梅》这部巨著里，没有崇高，没有诗意，没有理想。作家笔下的主要人物，像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应伯爵、春梅、陈经济等，大都是庸俗、卑琐的角色；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像偷情通奸、谋财娶妇、妻妾合气、溜须奉承、嫖妓宿娼、行贿买官、纵妇争锋，等等，无不充满着鲜活的生活气息，让读者处处感觉着市井生活中的庸俗、卑鄙、下贱，以至丑恶。要言之，《金瓶梅》是小说艺苑的一朵“恶之花”。正如《金瓶梅词话》前言所说的那样，它在描绘丑时，不是为丑而丑，作者也不是以丑为美，而是从美的观念、美的情感、美的理想上来评价丑，否定丑的。《金瓶梅》表现了对丑的否定，就间接地肯定了美。描绘了生活的丑，却创造了艺术美。

本研究通过对比冠心病患者与健康者血清胆红素、尿酸水平情况可知,冠心病患者血清胆红素水平显著低于健康者,尿酸水平显著高于健康者,故而该良乡镇指标能够有效检验冠心病情况。

四、《金瓶梅》借佛道两教以谋篇、叙事

在“悌”道家庭伦理关系的描摹上，《金瓶梅》采取了映衬的艺术，对比了武韩两家的兄弟关系、叔嫂关系，使之相互成为镜像，彰显了兄弟手足之情的伦理意蕴。兄弟关系对比是指武大、武松兄弟关系与韩道国、韩二捣鬼兄弟关系的对比；叔嫂关系的映衬，是指武松、潘金莲叔嫂关系与韩二捣鬼、王六儿叔嫂关系的对比。小说中，武松与潘金莲，在对待叔嫂的伦理关系上，冰炭不相容，一严拒一勾引，一贞节一淫邪，结局是武大郎死后，武松历经波折，终于手刃潘金莲，善恶报应在这里得到印证。韩二捣鬼是西门庆开设的绒线铺上的伙计韩道国的兄弟，“是个耍手的捣子”。他与嫂子王六儿旧有奸情，“要便赶韩道国不在家，铺中上宿，他便时常走来与妇人吃酒，到晚夕刮涎，就不去了”。在罔顾人伦、满足欲望方面，他们叔嫂二人取得了一致，恰似干柴烈火，男盗女娼。从儒家伦理角度来看，武家兄弟是无瑕疵的，而韩家兄弟则是丧失基本道德的、鲜廉寡耻的。从武韩两家“悌”道映衬中，凸显武家兄弟的仁义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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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体构架上，《金瓶梅》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用佛道两教来谋篇布局。开篇写玉皇庙热结十兄弟，结尾写永福寺孝哥出家。玉皇庙是道家处所，永福寺是佛家静地。中间章节有许多佛宗道影，将小说的故事情节向前推动。如，道家诸多的法术仪式，包括回背、打醮、拜斗以及巫医治病和占卜等活动。那些详细的描写，不但再现了晚明时期道家在市井生活的植入情况，而且那些道教活动推动了情节向纵深发展。同时，《金瓶梅》借佛家的因果报应来立意谋篇、塑造人物，这已为学术界所共识。

《金瓶梅》人物命运、情节安排上是受到佛家因果逻辑思维的影响。小说中，诸多的貌似琐细而反复的情节，如各种场景、生活事件、人物行为通过某种内在的聚合作用，连缀成在人物之间、人物性格与命运之间、事件之间隐含的叙事走向，形成一种联想，构成一个因果链。那些感性的、形象的因素，诸如场景、人物关系、人物话语、情节，最后用直接或间接的叙述方法，逐渐呈现出一种抽象的因果逻辑关系，这是以佛文化因果论为认知基础和前提的。缘起论是佛教的理论基础之一，诸法因缘生，世界并不是神创造的，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缘、条件聚合而成。事件的结果也不是偶然的，取决于事物和现象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和条件。正所谓“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而灭”，因果的相继与相联是缘起论的核心，即万物与现象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佛教自引入中国而来，至隋唐时期，已经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由于僧人或佛学传播者的努力，到晚明时期，佛教经典及佛学思想更是透渗到文学思维里。佛学经典往往注重因果序列，这为中国文学拓宽了篇章布局上的视野。小说家开始从广度和深度上描摹社会生活，从生动入微的生活细节中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用小说艺术传达对生活的存在实感。

首先看《金瓶梅》以人为主体的审美对象转向。在《金瓶梅》之前，中国古典小说以志怪小说为主，以记叙神异鬼怪故事传说为主体内容。汉代以后，儒教、道教和佛教逐渐盛行，鬼神迷信的说教广为流布，所以志怪小说因此流行，到魏晋南北朝时达到鼎盛。如《神异经》、《博物志》、《汉武故事》、《汉武帝内传》、《搜神记》、《列异传》、《神仙传》、《后搜神记》等。尽管中国人至古以来都相信巫术、鬼神，但志怪小说流行的重要原因就是宗教，此类小说多数来源于方士的奇谈怪论。而到了《金瓶梅》，转向写人、写实，写市井生活，而不是写鬼、写狐、写神、写怪。即便是写人，也有别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金瓶梅》不再是写远离日常生活的历史故事、英雄传奇、神魔世界，而是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它写人，写市井中人。写吃喝拉撒、写七情六欲、写三姑六婆、写妻妾争宠。通过发掘市井日常生活，来消解、抗衡历史理性叙事的宏大与严肃，视野锁定在封建家庭中完全私人化的生活。它是有异于神仙鬼怪的虚幻传说，有异于浪漫主义的理想著作。“它是力透纸背的写实、暴丑，对现实不存在任何幻想,不加任何粉饰，而是忠实大胆地在揭露现实”[4]。《金瓶梅》创作主旨不再是利用神鬼妖魔的力量达到自己的道德教化，也不再追求通过脱离现实的描摹来抒发情感，而最终得到审美上的快感，这其实是神本位到人本位的转化，是以人为本。

然而，PBL教学模式在具体运行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1）一些学生由于对传统的教育模式的依赖，自学能力差，难以适应PBL 教学模式。（2）由于PBL 教学强调的是针对问题进行学习，可能使得学生将注意力集中在解决问题上，而降低了对理论知识学习的要求，最终导致知其理论基础不扎实，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根基。（3）PBL 教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标准，教材、教师绝大多数都是各个院校自己编写和选拔的，其水平参差不齐，有些甚至制约了PBL 教学的效果[12-14]。

[1]孔繁华.《金瓶梅》与宗教.徐州师范大学学报[J].1999(3).

通过对服务项目作业成本的明确和分析，做好各项作业成本的归集整理工作。将作业成本划分为直接成本以及间接成本两个部分，其中直接作业成本指的是现场工作人员的人工成本、直接使用设备设施的折旧及维修维护费用;直接开支的业务费用。而间接成本则是管理人员人工成本、房屋建筑物及共用设备设施折旧及维修维护费用、能源消耗、公司管理费用以及资本性利息支出等。通过对服务项目作业特点分析，作业成本的动因主要为设备的价值、员工数量以及物料的消耗量等。

本文从《金瓶梅》小说的儒家思想、借佛道活动对篇章结构、情节发展等等方面论述了小说在晚明文学思潮影响之下，儒释道三教在整个小说或显或隐的表现，这三教的影响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作用、自成一体糅合在小说之中。三教合一的文学思潮对《金瓶梅》的影响还有很多，由于篇幅原因，期待后续另论。

五、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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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金瓶梅》的逻辑因果观，不是理想主义的，而是写实的。体现为用因果观来塑造人物的时候，是立体的、多元的，而不是以脸谱的形式，以思维固定的形式来写。写坏人，就专写他做坏事，坏到极致，这种人物塑造，是理想主义的。以西门庆为例，纵观全书，西门庆十恶不赦，贪恋女色，最终导致整个家族走向破落衰亡，此为恶有恶报的因果呈现。但他作为一个自然人，作为丈夫，并不是一个恶魔般一无是处的坏人，他也有着寻常人对家庭、妻妾的爱恋，对世俗生活的热爱。李瓶儿之死，曾令他痛不欲生，他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即可说明。第六十二回，李瓶儿被潘金莲毒害，丧失爱子，因病不治身亡。西门庆惊天动地的悲号并称李瓶儿为有仁义的姐姐，“……在房里离地跳的有三尺高，大放声号哭。……西门庆在前厅手拘着胸膛，由不的抚尸大恸，哭了又哭，把声都呼哑了……”这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令人感动，此时，他是一个痴情男子。一日夫妻百日恩，只有李瓶儿给他生过一个儿子官哥儿。虽然有论者认为“有仁义”三个字是反讽，因为李瓶儿对待前夫花子虚是不仁不义的，但是李瓶儿嫁进西门庆家后，找到了情感的归宿，痴心地爱着西门庆，她与西门庆之间是琴瑟和谐的。西门庆对她的亲情，甚于其他妻妾。此时的伤痛话语，是真切的，没有一点伪饰的成分。西门庆贪恋女色，也并非都虚情假意，这种因果链接，是写实的，在人物塑造方面，让人觉得人物形象饱满立体，把西门庆寻常人的一面展现给读者，展现了现实主义艺术的魅力。

以西门庆为例，他是一个官、商、恶霸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性格特征是贪恋财富、攀附权贵、善于专营、好色贪玩。这样的性格决定了他不停地行贿钻营，结交官吏，并依财仗势，巧取豪夺，逐渐发迹而成地方一霸。他善于攀附权贵，拜当朝显要蔡京为干爹，谋得山东提刑所副千户之职，由经济上的暴发户，华丽转身为西门大官人。后来，还巴结行贿到了当朝天子那儿，官升正千户提刑官。官商两届得意，他更是利用这些来玩弄女性。以上在官场、商场以及女色方面的发达与他贪恋酒气财色有逻辑上的关系。他这性格特征一方面让是他在事业和家庭都达到了顶峰，一方面又导致西门家族从繁荣之巅走向破落衰亡。

[2]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J].复旦学报，19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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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5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caused by Bacteroides fragilis: a case report

[2]许建平.《金瓶梅》作者研究八十年[J].河北学刊，2004(1).

[3]赵强,王确.何谓“晚明”——对“晚明”概念及其相关问题的反思[J].求是学刊，2013(11).

[4]李长之.现实主义与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J]，文艺报,1957(3).

[5]吴士余.中国小说美学论稿[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