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4—1921），字又陵（也作右陵），又字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中国近代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家。严复在政治上无大建树，还留下不少为后人诟病的污点。然而，在中国翻译史和中国教育史上，他却有着重要的地位。他一生翻译西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逻辑学等著作11部，其中最重要的当数公认的“八大名著”：《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在教育上，他不但在福州船政学校、烟台海军学校、天津北京水师学堂等诸多学校任过教，而且还任上海复旦公学、京师大学堂（后改北京大学）校长，安庆高等学校监督。

复旦公学是严复实现其教育救国理想的重要平台，1905年夏，严复被马相伯聘为复旦公学校董，协助马氏创建复旦公学，1906年11月接任马相伯辞去的校长，1908年4月去职。

严复的主要贡献自然是在翻译方面，他的翻译理论、尤其是翻译修辞理论都是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形成或是对自己翻译实践的总结。

对严氏译著，先人多有褒赞，吴汝纶称《天演论》“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1]梁启超赞《原富》“其精美更待何言”，[2]蔡元培赞其“雅驯”，[3]黄遵宪美之“隽永渊雅”[4]就连提倡白话反对文言的胡适之也赞不绝口：“严复的英文与古中文的程度都很高，他又很用心，不肯苟且，故虽用一种死文字，还能勉强做到一个‘达’字。他对于译书的用心与郑重，真可佩服，真可做我们的模范。”[5]

总之，田子坊内挪移了国外多国和国内多地的民俗文化。这里以本地，包括吴越文化圈内的各种民俗(如油纸伞或丝绸，或旧时的化妆品)为底色，增添了一些突兀的外地如苗族和藏族文化元素，以及全国各地已经旅游商品化了的特色小吃。而符合当下中国人心理，能够代表时尚前沿和奇风异俗的外国民俗，也充斥其中。这种文化往往充当一种对异文化的体验而被接受。如前述各国特色风味餐厅和小饰品或玩偶，对于国人，尤其是当下已经广泛接触西方文化而具有开放包容心态的年轻人来说，会在产生新鲜感和好奇心之后进行消费。

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看，因严复推崇汉以前字法句法，特别崇尚“以瑰词达奥旨”的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修辞原则，所以在翻译时精雕细琢，以古雅之文笔，述高深之知识，从而形成严氏独有的翻译风格：中国化了的西方新知——古雅。又因为严氏所译著作横跨多个学科，多个时代，多个作者，故而他的翻译语言又因文而宜，因人而异。如《天演论》重在述生物进化律，故在翻译时单句译复句、联合变主从、自称改他称，顺序转逆序，重在意合，不求形似，借史家之笔法，增天演之厚重；而《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等，因是经济与社会之学，故严氏在翻译时虽也摹仿先秦文体，但译笔较为严谨，少颠倒附益，多注释按语。如此等等，都与严复的修辞思想、尤其是翻译修辞思想紧密相关。因为翻译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修辞问题，而翻译理论也往往就是修辞理论。统观严复的译著和论述，严复的翻译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一、人之本与语言功用

严复不仅所译西学较为广泛，而且在翻译过程中自觉接受原著之观点，并进而指导其翻译及其他行为。特别是他把语言修辞作为人的区别性特征，进而指导其语言工作。在《西学门径功用》中他转述并引申了中、西方哲人的观点：“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此即教学二事之起点。当未有文字时，只用口传。故中文旧训十口相传为‘古’，而各国最古之书，多系韵语，以其易于传记也。孔子言：‘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有文无文，亦谓其成章可传诵否。究之语言文字之事，皆根心而生。杨雄言：‘言，心声也；书，心画也。’最为谛当。”[6]166严氏认为，人因言立，言不但由心生，而且可积智。这是说，语言是人的标志，而“有文”之言（修辞性言说）更是人类文明的主要途径。

关于语言的重要作用，严复多次作过重要论述，首先是认识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在《与梁启超书》中说：“窃以为言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7]516然虽然语言有其人类共同的特点，但由于族姓不同，文化各异，所以其语言形态也自有不同，其运思载物自然也有差异。这就要求人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既要了解其共性，也要了解其个性，进而提高表达和理解的准确性。在《英文汉诂·叙》中，严氏明确指出：“文法有二：有大同者焉，为一切语言文字之所公；有专国者焉，为一种之民独用。而是二者，皆察于成迹。”[8]171严氏特别对中西两种语言的差异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他在未完成的《英文汉解》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论述：

天下文字皆切音，独中国以四象为文字。四象者，象形、象意、象事、象声也。四象为经，而以假借、转注为纬，是谓六书。此可考之小学、字书而得之者也。…………

出于口者曰语言，笔之于篇曰文字，而通谓之辞，辞者以所达人心之意者也。故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易》曰：“修辞立其诚。”扬雄曰：“言，心声也，书以画也。”凡此皆能言语言文字之用者矣。辞者，积文字、积言语而为之。

可以看出，严复认为应对不同的著作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如果原文意繁句重，则在不违本意的前提下有所颠倒附益；如果原文言简意赅，则作对应处理。

[7]严复.与梁启超书[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二、其字之义训与其本原流变之可知。

三、其字之对待所以与句中他字相缀属而成理者。

故审一字之音声，则有一字之孤行，有数音之并合，不若中国之字皆一音也。若察之于楮墨，则所谓音者，皆表之以有定之文。音者Sounds也，文者Letters也，亦谓之曰字母。盖俗之意，以谓凡字皆以之生也，实则Letter之于文字，犹化学物质之原行而非其母也。

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的共同支持，为更好的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需要进一步加强以上三种产业的融合，例如特色农产品生产、工艺品的制作直接与当地加工企业合作，并以服务业作为产品营销平台，促进乡村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实现产销一体化，有效促进传统的乡村旅游发展实现转型升级，形成一乡村为中心的复合型产业链条，激发乡村发展潜力，提高乡村旅游产业核心竞争力。

以言其义训，则文字之于人意有各当之异用。西人类别群分，区之为八九类，不若中国之但以虚实云也。乃至本原流变，则其义愈繁，往往初义与引伸者绝异而其用于文辞也，往往有所分合而其遂殊。虚者可以为实，动者因而成静，乃至增减阴阳皆以立别，不若中国之但存读破一法而长呼短呼之也。

是译与《天演论》不同，下笔之顷，虽于全节文理，不能不融会贯通为之，然于辞义之间，无所颠倒附益。独于首部篇十一释租之后，原书旁论四百年以来银市腾跌，文多繁赘，而无关宏旨，则概括要义译之。其他如部丁篇三，首段之末，专言荷京版克，以与今制不同，而所言多当时琐节，则删置之。又部甲后有斯密及罗哲斯所附一千二百年至一千八百二十九年之伦敦麦价表，亦从删削。（《严复集》101页）

观前之说，而葛拉马之所论大可见矣。

一曰：论字母音声拼切之理，是谓Orth0graphy鄂拓古拉非。

二曰：论字之门类与其转变之法，是谓Etymology叶谛摩洛支。

三曰：论字与字所相为系属之伦脊，而为之著定例，当是谓Syntax沁忒格斯。

鄂拓古拉非依其本义可译正书，叶谛摩洛支可译字论，沁忒格斯可译造句，今应先言正书。[9]

在《穆勒名学·按语》之四中也说：

比如在进行“变压器线圈两端的电压与匝数的关系”知识探究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让学生进行实验电路图的设计，并通过不断改变变压器线圈两端的电压和匝数来进行二者关系的探究，学生根据实验测得的电压数据和接入电路中的变压器线圈匝数进行分析，结论自然而然的就生成了.这样通过探究教学让学生在实验设计和实际操作过程中，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程度.如果教师按照教材中的现成结论，学生可能知识对变压器原副线圈的匝数和电压进行猜想，而不会提出新的假设.

西字区为八类：一曰名物，二曰动作，三曰区别，四曰形况，五曰代名，六日缀句，七曰缀名，八曰嗟叹。名物如天、地、山、川是也。动作如爱、恶、歌、哭是也。区别如方、圆、美丑，所以别名物者也。形况如勃然、莞尔、颀然、黝然，凡以写动作之不同，抑区别之殊等者也。代名者，我、尔、彼、汝是已。缀句如然而，如且、如尔迺、如抑、如虽然、如第。缀名，如之、如与、如若、如及。嗟叹若呜呼、若猗欤、若唉、若叱嗟。此其大略也。而中文则宜增语助一类，焉、哉、乎、也，为西文之所无者。但西文用字母以切音成字，是以八类之字易于为别。中文以六书制字，形、意、事、声为经，假借转注为纬；字形既立，不容增损，故变之以声。在古有长短缓急之读，迨四声用而有读破之法，本缓者急之，本仄者平之，凡以为虚实异用之别而已。故西文不可为名之字，五尺之蒙有以知之；而中文则名，非名之间，非达于文理者不能辨也。能文字者，正在用虚为实，用实为虚之事；故同一字也，在此为名物，在彼为动作、为区别、为形况，在读者自得之耳。其用散见于小学诸书，无专书言文律也。(部甲页九)[10]

大长径比无缝钼合金薄壁管产品的成功研制，标志着金钼股份技术中心又一依托科研项目制备的新产品取得实质性突破，也为公司再增加一新产品种类。

参考文献：

词类之分，往往藉句而显。故严几道曰：“欲指一字部居，徒认定字无益也。譬如唱戏人，此出可为帝王，他出可为走卒；惟字之于文辞言语亦然。欲指所属之部，必审其字于一句中所居何职。”严氏之言是矣。然吾书惟于析句时以句为本位，而于分词类时犹以词为本位者，非不知活用之道也；诚以词各有其原质，亦各有其变质；知其原不知其变，固不足贵；知其变不知其原，亦岂穷究文法之道哉？吾之分词类也，以严氏之喻譬之，无异使唱戏人——现其真面目，为男为女，为老为幼，为肥为臞，皆无遁形；至于析句也，又若优孟皆已粉墨登场，男者女而女者男，老者幼而幼者老，肥者臞而臞者肥，曲尽变化之能事，吾乃一一摄其影于纸上，并能指以示人曰：“此人今在此出为某职，而实某伶之所扮演演也，”[11]

作者简介：赵敏荣，女，陕西西安人，空军工程大学理学院机械基础与化学教研室，教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工程图学。

对大多数老年人来说，在所有关节中，髋关节和膝关节是最易受伤的部位。坚持练习一套保髋操，不但能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还能保养关节。

很明显，严氏对中外语言的认识是比较清醒的，尤其看到了汉语的区别性特征。他的角色之喻，可说是既道出了汉语的轻结构形态、重组合功能的特点，也强调了汉语的因时因地因场合因组合对象而变的语用特点。正因为如此，他对语言使用的认识也就较为科学。

正是对人类、对语言有了这样的认识，所以严复主张要了解异族的文化思想，就必须掌握其语言文字。

二、译之难与修辞原则

人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对自己、对自己所从事尤其是所长之事有所拔高或重视。就严复当时在中国翻译界的成就和地位而言，可以说无有出其右者。然而他却反对翻译，却主张人们去主动地学外语读原著。这自然与他对语言的认识紧密相关。

本文综合现有输电塔的建模方法,使用有限元软件ABAQUS,建立杆梁混合单元的耐张塔有限元模型,使用悬链线法对导线和地线进行几何找形,对绝缘子和辅助零件进行合理简化;通过构建合理的耦合关系及边界条件建立了典型的500 kV交流双回路三塔四档塔-线耦合体系的有限元模型,并分别对单塔和塔-线体系的耦合振动特性进行分析.本文结果对杆塔设计、输电线路特性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

对于前者，他在《英文汉诂》卮言中说得非常明白：

吾尝思之，昔英博士约翰孙有云：“民无论古今也，但使其国有独擅之学术，有可喜之文辞，而他种之民，有求其学术，赏其文辞者，是非习其文字语言必不可。文字语言者，其学术文辞之价值也。夫入市求物，不具价者无所得也，矧文辞之精，学术之宝贵者乎？”此其言尽之矣。又使反而观之，仲尼之述作，莫大于《易》、《春秋》，今使西人欲会其微言，考其大义，则译而求之，可乎？秦汉之文辞，屈原之《离骚》，司马迁之《史记》，非绝作欤？今使西人欲知其悃款之诚，赏其吊诡之观，则译而求之，得乎？而西之与中何以异？且西学之难以译求者，不止此已。其名词标目，则未有其观念也；简号公式，则未有其演习也。

使闻者而疑吾言乎？则试与举其浅易者以譬之。今夫读历史固莫重于其人之氏姓也，言舆地又莫切于国土之专名也。其在本文，一举其形声，则章别源流，靡弗具焉，不独易为称而便记忆也。而于译则何如？一名之转写，辄聚佶屈钩磔雅俗互有之字以为之，少者一文，多至八九，羌无文义，而其音又终不相肖。虽有至敏强识之夫，尚犹苦之。以之阅图则溢目，以之读史则吃口，唇呿舌，前后相忘；又况名不一译，字不一音，谓能融合贯通，了然心目者，欺人而己。此非天下至难而困惫学者脑气者欤？且史乘地志，西学之粗者耳，待译而治之，其扦格不操既若此，遑问其精者哉！嗟乎！南民不可与语冰者，未有其阅历也；生瞽不足以喻日者，无可为比例也；天下言西学而云可不习其文字者，惟未之学故耳。[12]

①分析医院现状，找出存在问题。通过分析发现，院宣传工作主要存在问题：宣传意识薄弱；队伍积极性不高，通讯员和临床科室的投稿相对甚少；网络媒体应用较少；舆情引导欠适当；标识管理缺失文化元素和美感等。

这是说，要知一国文化之精髓，必通其语言之功用，不然只能得其皮毛，“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授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者之矣。[13]由上可知，严氏的这一认识，深得语言之本质，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对于后者，严氏也多次论及学习外语对本族语的互参互释作用，他在《天演论》自序和《〈马氏文通要例启蒙〉序》中都引英国学者穆勒关于外语对族语的参证作用。如《天演论》自序中说：“英国名学家穆勒约翰有言：欲考一国之文字语言，而能见其理极，非谙晓数国之言语文字者不能也。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叹其说之无以易也。”[14]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对语言之间本身的差异谈的不多，而对语言所记载的思想的互释却多有涉及，即对古今、中外哲人们的“所见略同”和遥相呼应论述较多。而这些不同，又恰是由语言表现出来的，于是就关涉到修辞表达与理解的问题。

其实，严氏认为翻译之难与他的修辞思想、尤其是翻译修辞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虽然翻译会造成原文的“水土流失”，远远不如读原著能会作者之心，但在大多数国民不通外语的情况下，这个工作又是必不可少的。而要作好这个工作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提高翻译质量，其中修辞原则就成了翻译的重要依据。

严氏继承了中国传统的修辞学思想，并把这个思想作为他翻译的修辞目标和修辞原则。《天演论·译例言》开篇便说：“译事三难：信、达、雅。”“三者乃文章正轨，亦即为译事楷模。”[15]1322这其实是复述了孔子对修辞认识的三大经典命题。“信”就是“修辞立其诚”，“达”就是“辞达而已矣”，“雅”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以上三点，中国历代文人大都把它作为交往和创作的修辞原则，汉代以后，逐渐有人也分别把它们作为翻译修辞的原则。如三国时支谦在《法句经序》中提出了翻译“因顺本旨，不加文饰”[16]1107的求“达”的主张，晋释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的“五失本”、“三不易”中求“文”之失等，钱钟书在《管锥编》中所论甚详，此处不赘。

严复不但继承了儒家的修辞传统和前人的翻译原则，而且把信、达、雅三者统一起来，这是非常可贵而难能的，所以后人对这三条标准是否有矛盾、能并存一直存在争议。陈光磊、王俊衡认为，“这里的‘诚’，涵盖了立言修辞内容的真实和立言修辞态度的忠信；也就是要求修辞要出于真诚。”[17]易蒲、李金苓在《汉语修辞学史纲》中认为：“辞达说”与“辞巧说”并不矛盾，“都是孔子的修辞准则，而将这些准则统一起来的则是‘文质彬彬’说。”[18]按照上述修辞学家的认识，我们可以推定，所谓信、达、雅，就是修辞的内容真实，表达得体。而就翻译修辞而言，信就是忠于原文，达就是准确转述，雅就是在前二者基础上的增华求显。用钱钟书的话说就是“化”而不“讹”。钱氏在《林纾的翻译》中在谈到文学作品的翻译时指出：“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作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十七世纪一个英国人赞美这种造诣高的翻译，比为原作的‘转世投胎’（the transmigration of souls），躯体换了一个，而精魂依然故我。换句话说，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像译本，因为作品在原文里决不会读起来像翻译出的东西。”[19]由此可见，严、钱二氏所见大同，所不同者，钱氏所论是就别人所译文学作品而发，而严氏之言是要于自己对学术著作的翻译实践的切实体会。那么，严复所言之“信”“达”“雅”到底所指为何呢？《天演论·译例言》作了较为深刻的说明。

严氏所谓“信”，主要是指忠于原著作者原著文本。而要忠于原文，就必须深入其作者、深入其文本，深入其学科，深入其时代文化，这样才能避免“浅尝”、“偏至”和“辨之者少”三个缺陷。然而，这个“忠于”并不是两种语言的词语简单替代转换，而是在整体把握原文后的切题与达旨。“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15]1321

严氏所谓“达”，主要是指通于译著读者译著文本。在严氏看来，“信”就是不误读、更不谬解原著，然而，正确解读只有在准确翻译后才算完成，而“准确翻译”是根据特定接受对象对原著根本意义的语码转换，“不斤斤于字比句次”，因为这里有一个两难困境，如果仿原著语言形态而译，则难以通达；如果削足适履，则又会出现意义流失。于是，严氏提出了求达的策略：“译者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则下笔抒词，自然互备。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15]1321这种整体把握，局部灵活，前后引衬的经营方略，都是严氏所说的“达”。可以看出，严氏认为“信”和“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求信就必然求达，“为达即所以为信也。”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1)上世纪九十年代前，主要矿业国家的矿业资产评估一般依据公司法和相关会计准则来评估，没有专门的针对矿业资产评估的标准和指导。

严氏所谓“雅”，主要是指显于通古之士博学之人。严译《天演论》出版，好评如潮，但同时也有不少人对其深奥古雅的翻译语言表示异议，如梁启超在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介绍严译新书《原富》，褒赞之余，对其古奥的文笔提出了批评：“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摹效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20]对此，严复颇为抵触，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辩解说：“仆之于文，非务渊雅也，务其是耳。”“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夫著译之业，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第其为之也，功侯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也。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所不必也。苟然为之，言庞意纤，使其文之行于时，若蜉蝣旦暮之已化。此报馆之文章，亦大雅之所讳也。故曰：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势不可耳。”[6]267-268由此可知，严复的“雅”，很接近孔子的“文质彬彬”，是针对特定对象而译的文字。可以说，作为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报业宣传家的梁启超，要求严复的翻译文字贴近大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作为翻译“学理邃赜之书”的严复，则觉得译著与报馆之文章雅俗不同，目的各异，“不可混而一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认为严氏的认识和作法无可厚非，这也符合他一贯的翻译修辞原则。

严氏认为，一族有一族之语言，一国有一国之学术，他考世界治学致知之通例，引国外巨儒之伟论，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欲通别国之学术文化，必先通其语言；甚至欲通本国之文辞奥秘，也必兼通别国之语言。

三、辞之宜与翻译技巧

上文指出，严复所坚守的翻译修辞原则是信、达、雅，可以说，这也是他对所有修辞行为的总认识，而这个认识落实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上就是修辞的各有所宜。这个“宜”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辞之得体，二是辞之分科，三是辞之通人。

辞之得体指狭义的符合语体要求。翻译之事，在解读原作后，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语体选择问题。对此，严复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即修辞须遵守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在《救亡决论》中他明确指出：“若夫词章一道，本与经济殊科，词意不妨放达，故虽极蜃楼海市，惝怳迷离，皆足移情遣意。一及事功，则淫遁诐邪，生于其心，害于其政矣；苟且粉饰，出于其政者，害于其事矣。”[8]70-71这既是在说明文学与政治殊途，又是在说明文学与政论异体，更重要的是指出在表述时必须因“体”施言。严氏认为，因为中国语言文字长期分家的特殊性，故翻译时选择文字（书面语——文言）还是语言（口语——白话）就显得十分重要。严复当然认为用文言较好，而且用先秦的表述方式最为高雅。因为“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可以说这个认识是较具辩证意味的。这一认识，钱钟书曾有一段非常形象的阐释：“夫洋洋雄杰之词不宜‘咏’以糜糜涤滥之声，而度以桑、濮之音者，其诗必情词佚荡，方相得而益彰。不然，合之两伤，如武夫上阵而施粉黛，新妇入厨而披甲胄，物乖攸宜，用违其器。”[16]60在这一点上，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上文提到，梁启超曾对严译的过于“渊雅”有异议，对此，严氏反问：“执事既知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矣，而其论中国学术也，又谓战国隋唐为达于全盛而放大光明之世矣，则宜用之文体，舍二代其又谁属焉？”[7]516与此相关的是一向为人们批评的另一段文字，即严氏对陈独秀、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的批评：

北京大学陈、胡诸教员主张文白合一，在京久已闻之，彼之为此，意谓西国然也。不知西国为此，乃以语言合之文字，而彼则反是，以文字合之语言。今夫文字语言之所以为优美者，以其名辞富有，著之手口，有以导达要妙精深之理想，状写奇异美丽之物态耳。如刘勰云：“情在词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梅圣俞云：“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又沈隐候云：“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今试问欲为此者，将于文言求之乎？抑于白话求之乎？诗之善述情者，无若杜子美之《北征》；能状物者，无若韩吏部之《南山》。设用白话，则高者不过《水浒》、《红楼》；下者将同戏曲中簧皮之脚本。就令以此教育，易于普及，而斡弃周鼎，宝此康匏，正无如退化何耳。须知此事，全属天演，革命时代，学说万千，然而施之人间，优者自存，劣者自败，虽千陈独秀，万胡适、钱玄同，岂能刧持其柄，则亦如春鸟秋虫，听其自鸣自止可耳。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21]

其实这一段也关系到严氏自己翻译修辞的认识。后人几乎全面否定，其实如果客观而论，至少严氏说对了一半。如从语言留下的资料来看，文言确实遗产较多，而口语毕竟比较粗糙，严氏说的这种情况确实是存在的，当然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从言文统一的角度以及逐渐完善的角度，严氏确实是错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严氏认为翻译应注意语体。即“学理邃赜之书”附“名词富有之体”。因为，“今夫名词者，译事之权舆也，而亦为之归宿。言之必有物也，术之必有涂也，非是且靡所托始焉，故曰权舆。识之其必有兆也，指之其必有橥也，否则随以亡焉，故曰归宿。”[22]客观而论，这一认识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也就是说，学术著作翻译必须用书面语体，即使当今完全用白话翻译西方学术著作，也要比一般口语“渊雅”得多。

学术著作应用书面语体，因为这和此体的语言精确性要求相一致。然而，同是书面语体，还须进行分体的选择。严氏认为，翻译学术著作，宜用科技语体，而不能用报章体。因为“报馆之文章”多为应景趋时之作，而学术翻译则“多本名数、格致及一切畴人之学”，故而所选语体必须与之相适应。这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辞之分科是得体的延伸。上文提到，翻译之始，先选择语之“大体”，即用书面语还是口语；接着在选定的书面语中再选择语之分体，即是科技体还是报章体等。

辞之通人是根据不同的原作者风格和不同读者所作的语言选择。上文论及，严氏主张并力行用典雅的文言翻译，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然而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严氏的翻译还是很注意原作者和预期的读者的。严氏所译著作，横跨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逻辑学、法学等多个学科，这自然也决定了严氏对不同学科翻译语言的不同选择；而不同的原著作者，所治不同，风格各异，所以也决定了它的译著必然与之相称。对此，严复有着自觉的认识，所以在语体确定的前提下又有小的语言变化。请看他自己的说明：

《天演论》译例言：

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到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而意义则不倍本文。（《严复集》1321页）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原书文理颇深，意繁句重，若依文作译，必至难索解人，故不得不略为颠倒，此以中文译西书定法也。西人文法，本与中国迥殊，如此书穆勒原序一篇可见。海内读吾译者，往往以不可猝解，訾其艰深，不知原书之难，且实过之。理本奥衍，与不佞文字固无涉也。（《严复集》134页）

《译斯氏〈计学〉例言》：

至字在句子相为系属，此其关于辞理尤深，达或不达，皆由于此，必有定法而后可言。

辞必有法而后能达，此天下言语之所同也；故吾人谓无法之辞为不通，不通犹不达也。英文明辞法之学曰葛拉马Grammar。葛拉马者，文辞之律令也，其事始于一字。盖察切音之字，其中恒有三者之可言。

萨满是部落的政治和宗教领袖，新萨满的产生要遵循“灵魂转体”原则，在老萨满死后三年常会产生一位患有疯癫症并展现神迹的异人，这个人就是新萨满[5]。译文中萨满显灵的细节得到了细致的描述，如形容尼都萨满脚力惊人“walked energetically for an entire day”，描写巨石幻化成小鸟的情景“took to the air like a bird in flight”，并把尼都萨满的行为定义为“extraordinary strength”等。

以上是就原作者和原作说的，意谓翻译必须随原作的表现方式和风格而变，不能一成不变。另外，辞之通人还要标定特定的读者群。严复指出，读者“功侯有深浅，境地有等差，不可混而一之”（与梁启超书）也就是说，他的翻译，明确指出是译给那些熟读古书之人看的，故而其翻译文字“其声眇”，“其形美”，“其辞衍”，因为他本来就不是译给众人、学童、庸夫等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严氏的修辞理论还是非常科学的。

这里从语音、文字、词汇、语法各个方面谈中外语言的差异，尤其是汉语的特点：汉字的形义一体、语音有声调、语法之无形态及身兼多职等，都说得非常深刻。对此，1927年王力在由梁启超和赵元任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国古文法》中大加赞赏并引申之：

[1]吴汝纶.《天演论》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8.

[2]王栻.严复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68.

[3]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M].《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351.

[4]黄遵宪.与严复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6:1571.

[5]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M].《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212.

[6]王宪明.严复学术文化随笔[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县级异地防汛会商视频会议系统的建成，实现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门的异地视频会商，充分发挥了协同指挥和调度功能；同时，卢氏、栾川、南召等8个县的异地防汛会商视频会议系统延伸到了乡镇。异地防汛会商视频会议系统已成为各级水利部门召开视频会议、进行防汛会商的主要平台。2012年7月3日，河南省防办对山洪灾害防治非工程措施项目建设的县级防汛视频会商系统进行了应急演练，并对防汛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平顶山等市随即召开了所辖县视频会议，对迎战7月4日的强降雨进行了紧急部署；省、市、县三级防汛视频会商系统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提供了有力支撑，效果显著。

一、其字之音声。中国有四声，西国无之，其缓急、长短、清浊皆视而可识者也。

桥梁各构件表面和内部不同点位上的实际温度都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而从由自然环境因素引起的温度荷载角度讲，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①日照温度荷载，主要受太阳辐射影响，具有短时急变的时间性，作用于局部，不均匀分布，易使结构局部应力增大，是最为复杂的温度荷载；②骤然温降温度荷载，主要受强冷空气影响，具有短时变化的时间性，作用于整体，分布相对均匀，易使结构应力增大，具有一定复杂性；③年温变化荷载，主要受缓慢温变因素影响，具有长期缓慢的时间性，作用于整体，分布均匀，易使结构整体位移增大，是较简单的一种温度荷载。本次研究只考虑前两种温度荷载，年温变化荷载在工程设计中有所提及，故本次不考虑。

[8]牛仰山.天演之声——严复文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171.

[9]严复.英文汉解[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286-288。

[10]严复.《穆勒名学》按语[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029.

[11]王力.中国古文法[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4:100-101.

[12]严复.英文汉诂·卮言[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53-154.

[13]欧阳哲生.论译才之难[M].《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571.

[14]严复.天演论·自序[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1319.

[15]严复.天演论·译例言[M].《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

[16]钱钟书.管锥编[M].北京：中华书局,1996.

[17]陈光磊,王俊衡.中国修辞学通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卷[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32.

[18]易蒲,李金苓.汉语修辞学史纲[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41.

[19]钱钟书.七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79-80.

在最后的复习巩固阶段，考虑到学生的水平参差不齐，掌握程度不同，接受知识的能力也不同，笔者采用了分层次的练习方法，例如将一道练习题分成几个问题，层层深入、逐步加深，同时还增加了必做题、选做题、思考题等形式，每位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学习，学生都能在本节课的学习中体验成功、培养自信。在总结收获这一环节中，笔者请学生回顾这一节课的学习，畅谈自己的收获，或多、或少、或几点、或全面，总之人人有所得，个个有提高。这也正是新课标中所倡导的新理念——让不同的人在数学上都能得到不同的发展。

[20]梁启超.绍介新著《原富》[J].新民丛报，1902（1）.

[21]严复.与熊纯如书[M].许祖华选编.严复作品精选.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261.

[22]严复.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序[M].王宪明编.严复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246-2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