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考试是唐代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分为制举、常科两大类。制举由天子自诏，不定期举行；常科每年按定制举行，由秀才、明经、进士、明法、书、算等科目组成，考试科目虽多，但以明经、进士二科为重。无论是明经科还是进士科，在“三项试”考试制度中，帖经都是必试的科目。因此本文拟从帖经的起源入手，通过分析不同时期明经、进士二科帖经的制度、方法及标准等的发展变化，揭示帖经在科举考试科目中的地位，以增加对唐代帖经状况的认识，并进一步解读唐代科举制度和研究唐代科举与文学。

一、帖经起源及原因

在阐述帖经之前，应对唐朝的经籍划分有所了解，《唐六典》云：“凡正经有九：‘《礼记》、《左氏春秋》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春秋》、《谷梁春秋》为小经。’通二经者，一大一小，若两中经。通三经者，大、小、中各一。通五经者，大经并通。其《孝经》、《论语》、《老子》并须兼习。”[1]109经，主要是指儒家经典，唐初根据经书字数的多少将其划分为大经中经小经，除了研习大中小经以外，还要兼习《孝经》、《论语》、《老子》等。

那么，何为帖经？“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为通。”[2]卷第十五帖经即是将经书左右两边遮住，只开中间一行，再用纸遮盖三字，考生根据前后经文补充句子，将所缺的三个字写出来即可。一般每条帖三字，也可根据需要增减字数。由此可见，帖经主要考察举子对经文的熟悉程度。类似于今天的填空题。

帖经作为唐代科举考试中重要的一环，在唐科举考试创立初期是不帖经的。据杜佑《通典》记载：“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其初止试策，贞观八年，诏加进士试读经史一部。”[2]卷第十五唐初作为科举考试代表的明经、进士二科只试策，不帖经。明经试墨策，进士试时务策。史载帖经最早见于何时：

至调露二年（680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始奏二科并加帖经。其后，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2]卷第十五

刘思立的谏言受到统治者的重视，永隆二年（681年），唐统治者颁布《严考明经进士诏》，诏令规定：

要之，由于唐代举子“不读正经、抄撮义条”，统治者企图利用“经”的政治教化目的没有实现，因此于永隆二年明经进士二科始帖经，并分别于永隆二年和开元二十五年形成定制，并以诏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于刘思立谏言加试帖经的原因，帖经成为科举考试科目以后，诸如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的弊病也暴露出来。天宝年间，科举取士以诗赋最为重要，帖经的地位也跌入低谷，甚至出现了“赎帖”的现象。究其原因，不仅与长期以来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以致无法利用经义服务社会生活有关，同时还受到科举取士重诗赋、官员选拔重进士出身而轻明经出身的影响。

自今已後，考功试人，明经试帖，取十帖得六已上者；进士试杂文两首，识文律者：然后并令试策。[3]161

可见，永隆二年，是帖经作为科举考试试项的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此后，明经科始试贴，考试场次由此前的第一场试墨策变为第二场，即第一场试帖经、第二场试墨策；进士科先试杂文，再试时务策。诏令中虽未言及进士帖经试项，但自永隆二年以后，进士科确有实行帖小经的考试试例。据《唐语林》记载：“开耀元年（681年），员外郎刘思立以进士惟试时务策，恐复伤肤浅，请加试杂文两道，并帖小经。”[4]卷八《唐六典》也记载了进士帖经的试例：“其进士帖一小经及《老子》。(皆经、注兼帖。)”[1]45虽然关于进士帖经的记载不多，但可以肯定的是，永隆二年（681年）以后的进士考试场次由此前的第一场试时务策变为第三场，即第一场试帖经、第二场试杂文，第三场试时务策。此时进士科目中的帖经还未受到重视，究其原因，陈飞先生认为此阶段的进士帖经“大都是‘加试’性的，可能实行得并不正规，也不严格，所帖之‘经’也多为一小经或《老子》、《孝敬》、《论语》以及前代史之类，其地位仅为‘小经’甚至不及小经之重要。”[5]127虽是实行“三项试”，实际上此阶段进士考试仍以试杂文及时务策为主，直至开元二十五年朝廷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诏令规定：“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3]344进士帖经的地位才得以重视，因此学界也多把开元二十五年看作是“唐代进士科‘三项试’制度的真正确立。”[5]129

自永隆二年刘思立上奏加试杂文以后，便逐渐形成重诗赋的取士制度。清人徐松《登科记考》云：“按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季。”[11]徐松认为开元年间取士以诗赋最为重要，但进士试诗赋并非始于天宝之季。据吴夏平先生推论得出：“进士科试诗赋的较早时间当在垂拱二年。”[12]那么，自垂拱二年之后诗赋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到开元天宝之季形成了高潮，其地位远超帖经、时务策两项试制。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八云：“唐试士重诗赋者，以策论惟剿旧文，帖经只抄义条，不若诗赋可以尽才。又世俗偷薄，上下交疑，此则按某声病，可塞有司之责。”[13]唐人认为帖经、策论不如诗赋尽才，帖经主要是记诵之功，策论也有规律可循，而诗赋，非博学之士不可作。诗歌不仅题材广泛，讲求平仄、韵律、对偶等规则，还要求体用浑融、自然天成。就才情而言，试诗赋远非帖经所能比拟，只有试诗赋才能选拔真正的人才，遂逐渐形成科举重诗赋的取士现象。当然也能解释帖经考试中的“赎帖”现象，只要诗赋作得好，便可以诗赋抵试贴之不工。另外，天宝年间改变进士科目考试的顺序，由原来的先帖经，次杂文，最后试时务策，变为先试杂文，次帖经，最后试时务策的考试顺序，进一步提高了诗赋在选士中的地位，也使得帖经的地位降到谷底。

[7]（北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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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帖经的标准及发展

如前所述，永隆二年以后，明经科帖经已成为定制，只有通过第一场的帖经考试，才有资格继续接下来的第二场试制，因此帖经考试就变得极为重要。那么，明经是如何帖经的？其通过的标准又是什么？

1.帖经的标准

《唐六典》云：“旧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孝经》二帖、《论语》八帖、《老子》兼注五帖，每帖三言，通六已上，然后试策十条，通七，即为高第。开元二十五敕：诸明经先帖经，通五已上，然后口试，每经通问大义十条，遍六已上，并答时务策三道。”[1]109根据此条令，此处旧制当指永隆二年之后、开元二十五年之前的明经试制。“诸明经试每经十帖”，根据唐朝对大经中经小经的划分以及通二经、三经、五经的标准，此处的“每经十帖”应指大中小三经每经试十帖，而非九部正经分别每部试十帖。调露二年刘思立的奏请中虽提到“又加老子、孝经，使兼通之”，但并未言及帖经方式及标准。据此条令中记载：“《孝经》二帖”、“《论语》八帖”，《孝经》、《论语》二者总计十帖，《老子》不仅试五帖，并且兼注五帖，共计十帖。“每帖三言”，皆“通六已上”即为通过，可以继续第二场试墨策。以上可算是永隆二年后至开元二十五年前明经帖经的方式和通过标准。自此以后的明经帖经基本遵循此制，虽有调整，但变化也不大。帖经本来是以儒家经典为主，但《老子》并不属于儒家经典，却也被纳入帖经的范围，这与统治者的偏爱有关。“上元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后上表曰：‘伏以圣绪，出自元元，五千之文，实惟圣教。望请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习老子《道德经》。其明经咸令习读。一准《孝经》、《论语》。所司临时策试，请施行之。’至二年正月十四日明经咸试老子策二条。”[6]卷七十五早在上元元年，武则天就谏言让百官研习《道德经》，在明经帖经试中可抵《孝经》、《论语》二部儒家经典，大有将《老子》提高到与儒家经典同等地位的趋势。这一行为不是个人的偏爱，“玄宗开元五年……及注《老子道德经》成，诏天下家藏其书，贡举人灭《尚书》、《论语》策，而加试《老子》。”[7]723可见唐对《老子》的偏爱并非局限于某个帝王，而是整个大唐王朝，这就不难解释非儒学经典的《老子》也成为帖经的对象。

2、帖经的发展

明经帖经在发挥改革风气、督促举子阅读经典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据《通典》载：“后举人积多，故其法益难，务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谓之‘倒拔’。既甚难矣，而举人则有驱联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则难者悉详矣。其于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2]卷第十五帖经考试本是为了督促考生阅读正经，了解经文大义。只需考生有一定的记诵能力，熟读经书释义即可应付，这种考试方法相对简单。但也容易造成“举人积多”、难于取舍的弊病。故考官不得不提高考试难度，多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等孤绝困难、容易混淆的题目。更有甚者，考官会出一些“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的难题、怪题。相较于“中间开唯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的出题方式，这种“倒拔”的出题方式难度大大增加。虽然解决了人才取舍的难题，但举子为了通过考试，想尽一切办法去收集历年考试的难题怪题，并把孤绝幽隐的经文编成易于习诵的诗赋，也即是时人所谓的“帖括”。[7]725此种风气日益滋长，最终积弊成俗。据《旧唐书》记载：“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8]卷一百二十三由此可见，帖“孤章绝句”不仅没有选出真正通晓经典的人才，反而造成世人不读经史，经典被束之高阁，对经文大义，却不甚了解。这无疑又回到了“不读正经、抄撮义条”的老路去了。针对这种弊病，开元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窃见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曲求其文句之难，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且今之明经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臣望请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8]卷一百一十九《唐会要》亦记载了这一事件:“十六年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玚奏。今之举明经者。主司不详其述作之意。每至帖试。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自今已后。考试者尽帖平文。以存大典。”[6]卷七十五但杨玚的上奏并未立即引起朝廷的重视，虽然在开元二十五年的改革中，统治者注意到了“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3]344，但针对帖经必取“年头日月”、“孤经绝句”的弊病，要求“尽帖平文”的改革则是天宝十一年的事了。

对于科举取士暴露出的弊端，唐玄宗在开元二十五年颁布《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进行改革，诏云：

“致理兴化，必在得贤，强识博闻，可以从政。且今之明经进士，则古之孝廉秀才，近日以来，殊乖本意。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其明经自今已后，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仍案问大义十条，取通六已上，免试经策十条，令答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其进士宜停小经，准明经例，帖大经十帖，取通四已上，然后准例试杂文及策，考通与及第。其明经中有明五经以上，试无不通者，进士中兼有精通一史，能试策十条，得六已上者，委所司奏听进止。其应试进士等唱第讫，具所试杂文及策，送中书门下详覆。其所问明经大义日，仍须对同举人考试，庶能否共知，取舍无愧。有功者达，可不勉与。”[3]344-355

该诏令针对“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安得为敦本复古，经明行修？以此登科，非选士取贤之道也”的取士弊病，[3]344对明经、进士二科帖经进行改革，其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明经“每经宜帖十，取通五已上，免旧试一帖”。这与永隆二年的诏令要求每经十帖、通六以上即为合格的帖经相比较，难度有所下降，这也算是从帖经标准上对上文“孤绝幽隐”的难题、怪题的一种回应，但未进行彻底的变革。对于“帖诵为功，罕穷旨趣”的帖经问题，则通过停墨策、改为口试问大义，此处的大义当指正经经文大义，可见是为了弥补帖经“帖诵为功”的不足，欲通过口试问大义促使考生通晓经义，取通六已上。并增加第三场考试，试时务策三首，“取粗有文性者与及第”。二是进士帖经得到重视，并以诏令的形式确立下来，真正意义上确立了进士科“三项试”的考试制度。在永隆二年至开元二十五年之间，有关进士帖经的记载较少，但也可获知一二，据《唐六典》进士帖经注中记载：“旧例帖一小经并注，通六已上；帖《老子》兼注，通三已上，然后试杂文两道、时务策五条。”[1]109旧制以帖小经为主，兼习《老子》，难度相较明经帖经来说简单得多。开元二十五年的诏令要求停小经，“帖大经十帖”，通四以上即可进行第二三场的考试。这里不难发现，进士帖经的地位虽然有所提高，但是通过较为容易，地位始终不如杂文及时务策。

《条制考试明经进士诏》虽针对帖经弊病提出了整改措施，对纠正科举考试之弊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帖经试重“年头月尾，孤经绝句”的怪、难现状仍未解决，反而愈演愈烈，种种难题、怪题让考生大为头疼，以致出现“进士以帖经为大厄”的现象，很多声名较高的人才因为帖落而无法继续第二三场考试。为了补救因帖经而错失人才的弊端，考官们想出了以诗“赎帖”的救赎方法。据《唐语林》记载：“自是举司帖经，多有聱牙、孤绝、例拔、筑注之目。文士多于经不精，至有白首举场者，故进士以帖经为大厄。天宝初，达奚珣、李岩相次知贡举。进士声名高而帖落者，时或试诗放过，谓之‘赎帖’。”[4]卷八。考生帖经不过，只需写诗一首便可抵帖经之失。“唐崔曙举进士，作《明堂火珠诗》赎帖。”[9]卷第一百四十三诗云：“正位开重屋，凌空出火珠。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天净光难灭，云生望欲无。遥知太平代，国宝在名都。”[10]“夜来双月满，曙后一星孤”一联，后世以为警句。再如《太平广记·贡举二》记载了阎济美参加科考，因不工帖书，主司曰：“可不知礼闱故事。亦许诗赎。”[9]卷第一百七十九遂作《天津桥望洛阳城残雪诗》赎帖，诗云：“新霁洛城端，千家积雪寒，未收清禁色，偏向上阳残。”[9]卷第一百七十九有关方面不仅允许以诗赋“赎帖”，而且还对考试顺序作了调整。天宝十一年，“杨国忠初知选事，进士孙季卿会谒国忠，言礼部帖经之弊：‘举人有实材者，帖经既落，不得试文；若先试杂文，然后帖经，则无遗才矣。’国忠然之。无何，有敕进士先试帖，然仍前后开一行，是岁收人有倍常岁。”[4]卷八进士科考试由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杂文，第三场试实务策调整为第一场试杂文，第二场帖经，第三场试实务策。这样就避免因帖经不工而遗失人才之弊。可见这一时期进士科帖经考试地位之低，远不如杂文及时务策，亦不如明经科目中的帖经试制。

随着帖经考试试题弊端日益突出，统治者意识到必须进行改革，天宝十一载十二月遂敕：“礼部举人，比来试人，颇非允当。帖经首尾，不出前后，复取者也之乎，颇相类之处下帖。为弊已久，须有厘革。礼部请每帖前后，各出一行，相类之处，并不须帖。”[6]卷七十五十二载，礼部又奏：“以贡举人帖经，既前后出一行，加至帖通六与过。”[6]卷七十五根据此条敕令，帖经考试不再出“年头月日”、“孤经绝句”之难题、怪题，试贴之处亦由“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变为开三行。这无疑是降低了帖经的难度，使帖经考试回到了最初的标准上来。细看此条令，其针对的弊病正是国子祭酒杨玚在开元十六年上奏的问题，虽然对其分别作了整改，但还是无法改变帖经在科举考试中的地位。此后明经、进士二科帖经方法以及标准变化不大，虽有局部变革，也基本遵循前例。期间也曾出现中辍，如宝应年间礼部侍郎杨绾以“其明经比试帖经，殊非古义，皆诵帖括，冀图侥幸”[8]卷一百一十九为由请停明经、进士二科帖经，但并未持久。太和七年实行改革：“其所试诗赋并停者，伏请帖大小经各十帖，通五通六为及格。”[6]卷七十五亦未出开元时期帖经之例，无须赘述。

三、帖经地位不高的原因

唐代科举考试中的帖经试项作为“三项试”之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地位何以不高？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因素：

1.帖经无法“通经致用”

唐统治者希望借助儒学来教化风俗，因此以儒家经典作为取士内容，目的是为了督促举子研读正经，接受儒家经义的洗礼。在考核时以帖经的方式进行检测，考生只需一定的记诵能力即可通过考试，不需要任何才情技巧。考生为了通过考试只会埋头背诵，自不会去探究经文的微言大义，这样选拔出来的举子，除了能死记硬背些许经文以外，别无他才。而且，只要稍稍用功的人即可通过帖经考试，其结果必然导致录取人数众多，考官难以取舍。考官只有在形式上增加帖经试题的难度，多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考生亦有应付之法，他们通过收集历年考试的孤绝幽隐经文，将之编成易于习诵的歌谣，自可通过考试。但于正经大义，不甚了解。正如《新唐书·选举志》记载：“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岂能知迁怒、贰过之道乎？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岂能知移风易俗化天下乎？是以上失其源，下袭其流，先王之道莫能行也。”[7]724尽管后来对帖经一再进行改革，但都未能解决“帖诵为功”、“不穷旨义”的弊病。帖经重背诵而轻经义，学经而无法“通经致用”，不能利用经典指导社会生活，教化风俗，必然受到世人轻视。尽管统治者一再努力改革，还是无法提高帖经在科举试制中的地位。

2.科举取士重诗赋

本研究使用一个自行录制的实验语料库应用于四个语音识别工具包的对比分析中。为了使得本文的对英语识别结论具有较好的普遍性，因此使用阅读式语料而不是对话式的语料。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开源语音识别工具包的全面评估，为提高英语语音识别系统的口语理解能力提供参考。

3.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

[1]（唐）李林甫.唐六典[M].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目前，虽然各高校已经开始重视慕课开放教育资源的建设，但是高校教师主要是在正常课时以外的业余时间或行政命令下被动参与课程视频资源制作，课时工作量难以核算，他们只是将各类资源选择一些应用于自己的课堂教学，很难积极投入到大量的课程资源建设上去。

参考文献：

本文通过使用Materials studio软件建立起SiBCN陶瓷先驱体结构，并对其进行分子动力学模拟。在改变压力的条件下对实验结果进行了对比，为今后研究与开发新条件下的陶瓷先驱体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依据。但本文还有很多方面值得深入研究，包括：

唐科举考试帖经不受重视，还与科举考试中重进士而轻明经的风气有关。明经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所选拔的多是通晓经文大义的学者，进士取士对考生的标准更高，还要求“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宏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14]卷一加上进士录取名额有限，“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2]卷第十五，相较于“得第者十一二”[2]卷第十五的明经来说，进士及第选拔出来的人才更容易受到统治者的青睐，也趋向于重用进士出身的人才。据吾师吴夏平先生对文馆中科举出身的任职文士进行统计分析，发现“文馆任职多重进士而轻明经”[15]；吴宗国先生于《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对出身于科举的高级官员考证得出“进士科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16]的结论。由此可见，明经出身的举子仕途前景不如进士，自会受到轻视。帖经是明经科目中的重要试项，考查的也是明经科目重视的儒家经典。由于重进士轻明经的风气的影响，作为明经科目考查方法的帖经也必然受到牵连。因此，重进士轻明经亦使帖经地位的衰落。

全省跨境人民币业务发展迅速。近年来，人行昆明中支跨境办立足本币结算优势，便利企业和个人跨境结算使用，推动人民币在涉外经济中的作用和地位显著提升。对于云南跨境人民币取得的发展。截至6月末，累计结算首次突破四千亿大关，全省跨境人民币累计结算量达4347．85亿元，较好地满足了实体经济跨境结算的需要，有力的助推了云南涉外经济发展。

[2]（唐）杜佑.通典[M].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清）董诰.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北宋）王谠.语林校证（上）[M].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7.

[5]陈飞.唐代试策考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2.

[6]（北宋）王溥.唐会要[M].京都:中文出版社,1978.

1.变量选取。土地综合承载力反映了城市土地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的综合承载能力，故选取土地综合承载力(LCCC)作为系统内生变量。同时，对区域经济增长、区域经济空间结构展开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要素的内涵在于增长、协调，增长包括一定阶段内的经济总量、经济发展速度等，协调包括体现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第三产业协同程度等。[21]因此，区域经济发展可分为水平和质量，水平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人均总量，选取人均GDP(Pgdp)作为系统内生变量，质量反映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构优化，选取地均第二、第三产业增加值(LIIV)做为系统内生变量。

何以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加试帖经呢?这与考生“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惟诵文策”有关。唐初的科举考试，无论进士还是明经都只试策，明经考试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这也是统治者有意而为，企图以儒家伦理教化来维护统治。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唐统治者以儒家经典作为考试内容，以督促考生阅读经典。自武德四年（621）实行科举考试以来，只试策的考端日益显露。《唐会要·帖经条例》记载：“如闻明经射策，不读正经，抄撮义条，才有数卷。进士不寻史籍，惟诵文策，铨综艺能，遂无优劣。”[6]卷七十五“正经”，当指包括《礼记》、《左氏春秋》等大中小三经在内的九经文本，“义条”应指试策中的重要经文义理，类似于明经墨策考试中的标准答案。明经试墨策，考试相对简单，只需考生熟读经文释义即可。唐王朝以墨策试举子，目的是为了让读书人熟读朝廷统一规定的经文，在巩固经学教化功能的同时，也能培养国家需要的治国人才。统治者没有想到的是，考生“不读正经”，而是将以往考试的经典义条抄录下来，加以熟记。自是能轻易通过考试，但却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违背了国家培养和选拔精通儒学的人才制度。更重要的是借助经学加强教化、移风易俗的目的没有实现。“才有数卷”说明摘抄义条的风气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实已到达整治作风改革考试的地步，考功员外郎刘思立意识到这个问题，“调露二年四月刘思立除考功员外郎。先是进士但试策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帖经及杂文,自后因以为常式。”[6]卷七十六针对这种不读经典的弊病，刘思立才以其庸浅奏请加试帖经杂文，并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认可。永隆二年朝廷颁布《严考明经进士诏》敕令明经考试始帖经，自此，帖经作为定制成为了科举考试明经科的第一场。只有第一场帖经通过，方能进行第二场的试墨策。

[8]（五代）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北宋）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3.

[10]（清）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60:1600.

[11]（清）徐松.登科记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70.

[12]吴夏平.“官学大振”与初唐诗歌演进[J].文学遗产,2013,(2):27-36.

[13]（明）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7.

你看，为了治疗一个可以自愈的普通感冒，差点搭上性命，非常不划算。而这还不只是个案，在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一年时间里，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病例报告数据库中有关喜炎平注射液的病例报告共计1476 例，涉及14 岁以下儿童患者病例报告达1048 例，占整体报告的71%。对于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如此高的中药注射液，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不”。

[14]（五代）王定保.唐摭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鸡蛋从外面打破的是食物，从里面打破的是生命。2、人生就像烙饼，得翻够了回合才能成熟。3、喝醉，从来就不是酒精的罪过，而是感情的度数太高。4、书到用时方恨少，肉遇减肥才嫌多。5、胖子的心里，要有多难瘦就有多难受。6、把漂亮当资本那是愚蠢，把漂亮当能源那是智慧。

樱桃番茄播种适期是根据当地终霜期早晚、栽培品种与目的、苗床以及分苗次数等情况来确定。一般春季露地栽培，以当地终霜期往前推算60～70天为适宜播种日期。可利用阳畦、温床、温室等设施育苗。播前应进行种子处理，多实行普通的温汤浸种，或采用药剂浸种。将浸过的种子放在25～30℃的环境下，2～3天即可出芽。选晴天上午播种，先浇底水后再播，可撒播，播种要均匀，覆土厚度不超过1厘米。利用营养钵和育苗盘育苗的，先将容器装满营养土，整齐的摆放在畦内，然后浇透水，每穴播2～3粒种子，播种后覆土，然后加盖地膜或小拱棚，以利增温和保湿。

[15]吴夏平.唐代中央文馆制度与文学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7:85.

多所大学汽车专业客座教授，五一连锁汽修技术支持，汽车性能司法鉴定与汽车仲裁专家，调频92.7交通广播与107.8私家车广播、亿连驾驶助手、喜马拉雅FM熊工大讲堂等节目特约专家，将汽车故障诊断与维修作为一生的爱好与职业，被业界誉为“汽车华佗”。

[16]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