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一次重要的文学创作思潮，“朦胧诗”现象在当代中国人情感、心灵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它以诗歌这样一种极为敏锐的文学体裁形式，及时地反映出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代中国人基于政治、经济领域的变革，在情感、心灵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时间过去了近四十年,“朦胧诗”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那场广泛的论争中生存了下来，种种怀疑、指责、批判随历史烟云而去。时至今日，“朦胧诗”已经成为了我们历史的一部分，成为了我们曾经历过的一段心路历程。而反思这一历程，对于全面、深入地认识当代中国人情感、心灵的发展历程和当代中国文学的内在发展脉络是很有意义的。

就其发展源流而言，“朦胧诗”现象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今天”诗派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有论者更将其历史追述到六十年代黄翔、食指、芒克他们的“地下写作”。应当认识到，作为一次文学思潮，“朦胧诗”的产生、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过程，其所涉及诗人的范围也是动态的、不断壮大的。就其客观影响而言，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有两部诗集在中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部是由阎月君等人编选、谢冕作序的《朦胧诗选》，它收集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十余位诗人的作品；另一部是作家出版社在1986年出版的《五人诗选》，收集了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五人的作品。这些诗人形成了读者对于“朦胧诗”代表性诗人的一个基本认识。

1978年底`《今天》刊物的诞生，是“朦胧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标志着一股新鲜的力量走上了诗坛。随后，北岛、芒克、多多、舒婷、江河、杨炼、顾城、林莽等人的创作逐渐在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露面，这批诗人以一种全新的艺术风格和价值取向在诗坛掀起了一阵新风，它表现出了一些与当时政治环境和文学观念相悖逆的叛逆色彩，因而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论。诗人公刘的《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章明的《令人气闷的“朦胧”》等文章都对诗歌中的思想倾向、艺术风格进行了质疑和批评。然而，在这种质疑与批判中，朦胧诗的影响却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谢冕的《在新的崛起面前》、孙绍振的《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徐敬亚的《崛起的诗群——评我国诗歌的现代倾向》这三篇文章的发表把围绕着“朦胧诗”的论争推向高潮，并从理论的高度对这次诗歌潮流的审美追求、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总结。“朦胧诗”现象由此成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一次文学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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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去寻找光明”，顾城的这两句诗高度概括出了“朦胧诗”现象产生的历史动因。“朦胧诗”是从对极左政治的怀疑与批判开始的，它一开始就充满了对现实的不满和苦难的倾诉，抒写诗人在现实中的怀疑与迷茫。谢冕先生在《朦胧诗选》序言中揭示了“朦胧诗”现象的产生的历史缘由：“一个让人猝不及防的变态时代，颠倒了由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生活秩序，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这场空前的动乱中蒙受了耻辱与灾难。在浓重的失落感中萌发出来的追求与寻找，既给这些诗篇蒙上一片迷惘与感伤的情调，又浸透着不甘湮没与泯灭的内在力的冲击与突奔”[1]。“朦胧诗”现象是基于对极左政治的不满而发生的，这种对极左政治的怀疑与批判实际上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它主要存在于一批生长于民间的地下诗人的创作中,黄翔、食指、芒克、多多等人都在自己的诗作中表现出了对极左政治的愤懑与不满。在“朦胧诗”走上地面之后，这种怀疑与愤懑逐渐成为了诗人们的一种普遍的情绪：“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争∕沉默依然是东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画上∕默默地永生∕默默地死去”（北岛《结局或开始》）,北岛以含蓄而凝炼的诗句,表现出了他对于民族的苦难现实的认识、对极左政治的强烈批判。而舒婷在《一代人的呼声》中也表现出了对那个荒诞的时代的全面否定:“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片触目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正是在对极左政治的清算中，一代诗人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开启了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5]老木编.青年诗人谈诗.[A].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2.

人道主义是“朦胧诗”现象的一个基本方面，它表现为对人的现世生存、人的世俗生活的肯定，强调人的主体性和生命本身的意义。在“朦胧诗”之前，诗歌创作领域被政治颂歌、英雄赞歌所统治，个人的情感、生命被挤压到一个无足轻重、甚至被排斥的地位。“五四”确立起来的新文学传统被打断了，这种倾向使文学偏离了自身的发展道路：“我们过去的文艺、诗，一直在宣传另一种非我的‘我’，即自我取消、自我毁灭的‘我’。如:‘我’在什么什么面前，是一粒砂子、一个铺路石子、一个齿轮、一个螺丝钉。总之，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会思考、怀疑、有七情六欲的人。”[3]顾城道出了诗人们对过去二十余年中国文学状况的认识，他们对新的历史时期文学发展的诉求,也带来了我国诗歌创作领域的一次巨大变革，诗人们的目光从曾经流行的那种高昂而肤浅的赞歌、昂扬而廉价的激情转向了“人”本身，转向了人的情感和生命。这成为了诗人们的一种普遍选择，“我愿意尽可能地用诗为表现我对‘人'的一种关切”[4]，对于“人”的关注成为了“朦胧诗”的精神内核，这种对于人的情感、内心世界、生命体验的关注也形成了“朦胧诗”特有的艺术风格，它确立起了“人”在文学中的主体地位，文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人学”，也就回归到了自身正常的发展轨道。

诗人们的这种选择代表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一种历史性的要求,孙绍振在《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中很明确地支持诗人们的这种选择，他指出：围绕着“朦胧诗”的论争的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他认为“朦胧诗”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他们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和我们50年代的颂歌传统和60年代的战歌传统有所不同，不是直接去赞美生活，而是追求生活溶解在心灵中的秘密”。[7]关注人的情感、关注人的生命本身，这不仅是诗人们的个人创作倾向，它更代表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之后中国人的社会文化心理氛围，标志着一种全新的美学原则的到来。如果说新时期文学的意义在于重新恢复了文学对于“人”的关注，那么这个巨大的转折是从“朦胧诗”开始的。

1977年，我在小镇文化馆读剧本《于无声处》，读小说《伤痕》，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读得心潮澎湃。加上结婚生子，手头拮据，我一头扎进小说写作。这之前，我做了好几年的新闻报道，多少有了一些文字的操练，有一两篇通讯还被报纸当做“报告文学”甚至“短篇小说”发表出来。但一旦来写正经小说，就满不是那回事了。写了，寄了，退了，又写，又寄，又退，屡写屡退，屡退屡写，退稿信同样都是铅印的，抬头上作者的名字没有填写。

这种回归不是一帆风顺的，如舒婷的《往事二三》发表后就曾遭到批评家们的诘难，“一只打翻的酒盅∕石路在月光下浮动∕青草压倒的地方∕遗落一只映山红∕桉树林旋转起来∕繁星拼成了万花筒∕生锈的铁锚上∕眼睛倒映出晕眩的天空∕以竖起的书本挡住烛光∕手指轻轻衔在口中∕在脆薄的寂静里∕做半明半昧的梦”，“晦涩难解”是一些批评家们对这首诗的指责，但这种“晦涩难解”本身就是“朦胧诗”区别于以往诗歌的一个基本特点，这种形式方面的特点实际上是基于诗人们对于文学的价值功能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不同于人们习惯了的明快嘹亮的赞歌、颂歌，诗人是以跳跃性、暗示性的意象表现诗人独特的情感经历、内心体验，它更加贴近了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也就更加贴近了“人”本身，文学也因此变得更加厚重，这也正是“朦胧诗”独特的艺术价值之所在。

作为一次自发形成的文学潮流，朦胧诗人们的艺术主张、审美观念不尽相同，但就回复到对“人”的关注这一点而言，他们却是共同的。北岛的诗歌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批判精神，这种批判是指向极左政治对于人的情感、生命的压制方面的。他强调“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5]。他的《结局或开始》是以遇罗克烈士这样的重大政治事件为题材的，但他并没有走向宏大而轻飘飘的历史叙事，而是在诗作中表现出了诗人作为“人”的生命诉求:“我是人∕我需要爱∕我渴望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个宁静的黄昏∕在摇篮的晃动中∕等待着儿子第一声呼唤∕在草地和落叶上∕在每一道真挚的目光上∕我写下生活的诗∕这普普通通的愿望∕如今成了做人的全部代价”（北岛《结局或开始》）。隔绝了那些曾经流行一时的宏大主题，不再表现那些高浮云端的政治理念，“朦胧诗”重新回到人的个体生存方面，因此他们也遭受了沉溺于个人情感的指责，有论者指责他们是“脱离群体的、脱离社会的、无限膨胀的自我表现”，是远离群众的个人主义的“小我”。但诗人们辩解道：“我们要对得起时代,要关心人民,要有生活……但许多年来,我们把时代和人民供在遥不可及的圣殿。事实上,在城市上空参差的鱼骨天线,在乡村小路吱吱响的小扁挑,不也是这个时代的两个侧面吗?人民不也是我、你、他”？[6]关注处于一定时代政治、历史环境中的个人，这使得朦胧诗人们的创作不仅没有脱离群体、社会，相反的，对现实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关注，这使得“朦胧诗”更具有一种生命的厚度，也就具有了更强的艺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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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历史的反思和清算中，诗人们的目光逐渐指向“人”本身，他们强烈地感受到了被那个荒诞的时代所压制的青春和生命。舒婷在《一代人的呼声》中表现出了这种普遍的情绪:“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这是对十年浩劫给一代人的青春、理想和信念所带来的灾难的控诉。在对极左政治的批判与反思中，诗人们逐渐回归自我，回归到自己的情感和生命，这种回归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青年是敏感的。他们最先反叛现代迷信，他们要弥补与恢复人与人间的正常关系，召唤人的价值的复归；他们呼吁人的自尊与自爱，他们鄙薄野蛮与愚昧。他们追求美，当生活中缺少这种美时，他们走向自然、或躲进内心，而不愿同流合污。他们力图恢复自我在诗中的地位。作为对于诗中个性之毁灭的批判，他们追求人性的自由的表现。”[2]。正是在对苦难历史的反思与对专制的批判中，朦胧诗人们发现了自身的生命，因而他们更加珍视自己的青春与自由：“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这两句诗与其说是北岛作为一名诗人的呼喊，毋宁说是一代人的宣言，正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诗人们发现了被极左政治所压制了的个人生命，因此，对个人生命的关注，也就成为了朦胧诗人们对抗极左政治的一个基本立足点，成为了朦胧诗人们的共同选择。从专制和黑暗的谴责，对自由、正义的追求，走向对人的个体生命的关注，这使朦胧诗人们的创作带有一种深厚的人道主义底蕴。

这一转折是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朦胧诗”现象的历史价值并不仅仅在于它的表现形式方面，而在于它那晦涩难解的形式的背后所包含着的诗人们对于文学的价值的重新认识、他们对于“人”的价值的重新思考，文学重新回复到了“人”自身，重新回复到了人的情感和生命,文学作为“人学”的地位得到了重新恢复，中国文学由此开始了新时期的文学之旅。

文学走向了对于“人”的关注，但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朦胧诗人们所作出的理解是不同的，与具有强烈的英雄主义情结，总习惯于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审视历史中的“人”的北岛不同，舒婷更关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女性的情感与生命状态。她的诗歌中充满着对于女性的生命状态的关怀，她以一位女诗人特有的真实、细腻的笔调抒写女性的生命体验。对个人生命体验的抒写构成了舒婷诗歌的主要内容，她让读者真正感受到了女性作为一种生命的存在，她们的情感、她们的诉求。在《会唱歌的鸢尾花》中，舒婷表现出了女性独立的要求和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惠安女子》中、在《神女峰》中，她具体表达了那些被光环和传奇所遮蔽了的鲜活生命：“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人间天上，代代相传∕但是，心∕真能变成石头吗∕沿着江岸∕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正煽动新的背叛∕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上痛哭一晚”（舒婷：《神女峰》），从一名女诗人的角度关注女性的命运，强调女性的主体地位，舒婷是以这种方式走近“人”的。

而顾城则选择了纯净、透明而有些任性的童话世界，他用星星、画笔、地平线、枫叶、紫云英、蝴蝶、椰子壳编织了一个童话世界，而省略了“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舒婷《童话诗人》），这体现着他对于人的生命意义的独特认识。在他的世界中，没有人世间的种种纷扰，没有国家、时代、社会那么沉重的话题，有的只是童心和自然。童真、童话、孩子，这些都是顾城诗歌中最常见的意象:“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楼是灰色的∕雨是灰色的∕在一片死灰之中∕走过两个孩子∕一个鲜红∕一个淡绿”（顾城《感觉》）。这首诗让我们感觉到，周围的世界都消失了，只剩下生命本身。在顾城的诗作中，我们已经看不到了我们熟悉的“国家”、“民族”、“英雄”等这些在六、七十年代诗歌中所流行的内容，而个人的情感、生命体验被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充分表现出了他的这种诗歌观念：“我是被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我希望∕每一个时刻∕都像彩色蜡笔那样美丽∕我希望∕能在心爱的白纸上画画∕画出笨拙的自由∕画下一只永远不会∕流泪的眼睛”（顾城《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这种任性、率真的态度体现出了顾城对于人的生命本身的强烈关注。

[3]顾城.请听听我们的声音.[J]，诗探索.1980（1）.

应当注意到，朦胧诗人们在对历史的清算中并未走向回避现实，他们对人的个体生存的强调并未把自己与时代、社会隔绝起来，相反的，他们一开始就充满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意识，自觉地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所强调的“自我”更多的是一定时代、民族文化传统中的“自我”。他们是自觉地把自己融入到时代、社会、民族之中的。理想主义是“朦胧诗”的一个基本方面，它表现为诗人们始终充满着对民族、社会的关注，对美好理想的憧憬。北岛诗歌中始终贯穿着一种英雄主义情结，这种情结与中国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我没有留下遗嘱∕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宁静的地平线∕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我只能选择天空∕决不跪在地上∕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好阻挡自由的风”（北岛《宣告》）。北岛的《宣告》与《结局或开始》均是为纪念遇罗克烈士而作的，其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情结。无独有偶，舒婷在温婉的笔调中也写出了她对于祖国命运深深的关切：“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惘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舒婷《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朦胧诗”现象本来就是一群年轻人基于对国家命运的高度关切而引发的对文学、人生的深刻思考，因此，诗人们并未像有的论者指责的那样逃到个人的天地之中，相反的，他们是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关注着他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以他们特有的视角关注着这个时代。正如舒婷自己所说的：“我们经历了那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因而表现为更多历史感、使命感、责任感,我们是沉重的,带有更多社会批判意识、群体意识和人道主义色彩”[8]。只不过他们已经放弃了人们所熟悉的那些产生于特定时代的轻飘飘的颂歌、那些廉价的抒情，而立足于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现实，面对中华民族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们把根深深地扎进现实的土壤，以一种更为深邃的目光面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未来，关注这一伟大的时代中的每一个生命。如同《今天》在《致读者》中写到的那样：“我们的今天，根植于过去古老的沃土里，根植于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念里。过去的已经过去，未来尚且遥远，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讲，今天，只有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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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阎月君等.朦胧诗选[M].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

考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朦胧诗人们的创作状况，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无论是北岛对国家与个人命运的历史反思、舒婷对女性生存状况的关注，还是顾城对童话世界的依恋，杨炼、江河他们对于人的生命激情的礼赞，诗歌已经全面回复到“人”的生命本身了，从“朦胧诗”开始，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从作为政治的附庸转向对人的情感、生命体验的抒写，“人”在文学中的地位重新被凸显出来。这是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这种转折具有历史性的意义，郑敏先生认为：80年代的朦胧诗实际上是40年代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新的历史阶段中的进一步发展。[9]周作人曾经把“五四”新文学的特征归结为“人的文学”，郁达夫也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历史价值在于“个人的发现'”[10]。但是，“五四”以来形成的这种人本主义文学传统在建国后由于特殊的政治环境被打断了,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文学偏离了自己的发展轨道。而“朦胧诗”站在历史变革的浪尖，上承“五四”新文学传统，带来了文学在价值领域的一次深刻革命，这一转折与其说是诗人们的个人选择，毋宁说是时代、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朦胧诗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而这种启蒙色彩是对前一阶段忽视人的个体生命价值的时代价值取向的反拨。“朦胧诗”现象的核心在于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它用个人的情感、生命体验代替了以往诗歌中主流的赞歌、颂歌内容，重新回复到人的生命本身，开启了新时期文学对于“人”的价值的重新思考历程，文学重新回到其正常发展的轨道上来，也就重新回归到了“文学的自觉”。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政治局面的形成，文学关于“人”的思考在后来的历次文学思潮中逐渐走向深入，这种开创意义正是“朦胧诗”现象的历史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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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谢冕.失去了平静之后.[J].诗刊.1980（12）.

杨炼、江河也是八十年代初“朦胧诗”现象中的重要代表诗人，他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民族历史文化的深处，从历史、民族精神的高度探寻人的生命状态和心灵故乡。杨炼早期的诗歌中充满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他在八十年代创作的组诗《礼魂》、《半坡》、《敦煌》、《诺日朗》等深入到广阔的自然、历史之中，进入到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源头考察人的生命状态。他广泛运用“黄土”“陶罐”、“河流”、“高原”、“太阳”等充满历史感的意象，寄托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的理解与认知、诗人对生命的热爱和执著。“高原如猛虎∕焚烧于激流暴跳的万物的海滨∕哦，只有光∕落日浑圆地向你们泛滥∕大地悬挂在空中∕强盗的帆向手臂张开∕岩石向胸脯，苍鹰向心……∕牧羊人的孤独被无边起伏的灌木所吞噬∕经幡飞扬∕那凄厉的信仰∕悠悠凌驾于蔚蓝之上”（杨炼《诺日朗》）。这种气势磅礴的描写，不能说是纯粹的自然本身，我们同时感受到了一种喷薄而出的生命激情，它体现着杨炼对于生命热爱、他对生命的礼赞。江河则把目光指向古老的神话，在《太阳和它的反光》中，他深入到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处，在“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等神话传说中寻找人的生命价值。与舒婷、顾城着重于对来自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命体验的表现不同，杨炼与江河是在一个更为厚重、恢宏的历史、自然时空中表现他们对于人的价值、人的生命存在的认识的。但就对“人”的生命状态的关注这一点而言，他们是与其他的朦胧诗人殊途同归的。

[4]舒婷.人啊.理解我吧.青年诗人谈诗.[A].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出版，3.

这种对荒诞历史的清算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文化氛围的一个基本方面，基于政治领域的拨乱反正，人们的愤怒和不满需要倾诉，理想消失了，怀疑与迷茫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因此，“朦胧诗”的主题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它或表现为对于极左政治的控诉与批判，或表现为诗人在现实中的怀疑与迷茫。“我不相信”！北岛那石破天惊的的诗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代青年的呼声：“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回答》）。这种怀疑精神是对一个时代的否定，也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伴随着对刚过去的那个时代的控诉和批判，诗人们也表现出了他们在现实中的迷茫：“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北岛《一切》)。这种迷茫是由于被那个荒诞的时代所打乱了的生活秩序而产生的。

本次临床研究，回顾性统计分析我院在2017年12月—2018年6月期间收治确诊为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70例。本组70例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均行B超检查、实验室检查。结合病理诊断及类型分析，与实际确诊结果做进一步对比评估。本组70例甲状腺结节性病变患者，包括男性患者19例、女性患者51例；患者年龄23～74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0.2岁。本研究完全通过了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所选取的70例病患者均属于同意签署研究同意书的患者。

[6]舒婷.和读者朋友谈几句话.[J].飞天.1981（6）.

All patients were encouraged to maintain mobility,and a diet was introduced gradually as tolerated.Patients were discharged when they could tolerate a full diet without signs of sepsis and the absence of rectal bleeding.

[7]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正在崛起[J].诗刊,1981（3）

[8]舒婷.潮水已漫到了脚下[J].当代文艺探索,1987（2）.

[9]郑敏.新诗百年探索与后新诗潮.[J].文学评论.1998（4）.

[10]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A].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