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是中国当代知名作家余华继《兄弟》之后，时隔七年再次创作的长篇小说。《第七天》秉承了余华先锋时期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试图创造同时存在又相互对立的生死两界，让主人公杨飞的亡灵游离在生死之间，以死观生，从而让人类世界像水中倒影一样清晰地呈现出来。小说颠覆了以往人们对灵界的认知，创造了一个安静祥和的“死无葬身之地”，与此同时又描述了一个冷漠暴力的人类世界，完成了一次场景倒置。在生与死的多重叙述中，塑造了一群麻木行走于其间的亡灵。作者试图通过描述悲剧性的亡灵命运来唤醒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思。在“死无葬身之地”的构建中，寄予了作者对于人间正义、人性美好的呼唤。

一、暴力与温情：生与死的场景倒置

《第七天》小说情节是由意外去世的主人公杨飞的经历和回忆串联起来的。余华在杨飞行走于灵界的七天里，向读者展开了他对于死亡的全新想象。在这里，作者将荒诞和真实的更迭变换成生与死的交替，掺杂其间的是令人恐惧的暴力与冷漠。

《第七天》中的亡灵世界分为两部分：焚烧肉身的殡仪馆、收留没有墓地的亡灵的“死无葬身之地”。杨飞死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殡仪馆，因为逝去的人需要来到殡仪馆火化，然后前往自己的墓地安息。作为阴阳两界的交点，殡仪馆尚未脱离人类世界的界限：候烧大厅里泾渭分明——平民、资本家、当权者被分门别类地隔离开来。平民坐在塑料椅子上窃窃私语，资本家坐在贵宾沙发区高谈阔论，当权者有能力让一个城市包括殡仪馆因为悼念他停止工作。与他们形成对比的是，孑然一身的杨飞因为没有墓地而无法入土为安，只能离开候烧大厅，在亡灵世界游荡。

死后的魂灵无法再接近人间，所以亡灵会不断向后来者打探身后事。小说中的人类世界就这样不断地重现在杨飞的回忆里。在他的叙述里，人类世界的小女孩坐在废墟上迎着寒风写作业，全然不知父母正掩埋在她身下；单位的同事之间相互猜忌，每时每刻都想抓住彼此的错漏之处肆无忌惮地传播嘲笑；杨飞父母的三居室挤满了人，每天吵闹得不可开交；人们在政府门口静坐抗议强拆，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挑拨；27具婴儿的尸体被医院当成医疗垃圾处理，随意地抛弃在河道里等等。

后来杨飞在鼠妹的引导下，来到了专门收留无法安息的亡灵的“死无葬身之地”。在这个虚幻的境域里，没有政府官员盘剥，谭家菜馆可以重操旧业，不再担心生计；没有血缘亲疏，葬身火场的38具骨骼变成了亲密无间的一家人；没有仇恨憎恶，生前不共戴天的警察和李姓男子成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棋友。余华这样形容“死无葬身之地”：

余华曾表示：“我所有的创作都是为了接近真实。”[4]这里的“真实”当然不是生活真实，而是他一直致力于用各种艺术手段去揭露掩藏在人类社会褶皱处的人性真实。与以往《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不同的是，这一次余华选择了直面现实：他将大量的新闻事件作为内容直接植入小说当中，如此一来，作品批判现实的力度大幅度提升，然而却受到了“杂文汇编”“新闻串烧”等批评。尽管余华对于某些新闻事件的处理过于直白突兀,但绝非批评者所言的“基本停留在浮光掠影的记录上，没有深入到人性和社会阶层肌理的内部”[5]。毫无疑问《第七天》的叙述是直指当下社会问题的，通过新闻事件来对当下社会进行发声无疑是最接近真实的手段。运用新闻事件进行写作并不是这部小说故意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而是余华近乎零距离地贴近现实生活的途径。

小说的主人公杨飞，就像他那个庸常的名字一样，除了略带传奇色彩的出生经历，一切都平凡得如同现实中千千万万失败的中年男人：丧父、离异、失业、无家可归、孤身一人，就算是离世之后亡灵也依然无目的地四处游荡。除了杨飞之外，这些人物中最让人为之心痛的当是鼠妹刘梅和她的男朋友伍超。他们俩在洗头店工作，住在防空洞里，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们长期处于城市生活的边缘，对于人生缺少正确的认识和规划，甚至将拥有一台Iphone视作人生理想。人类世界对他们是冷漠的，当鼠妹将准备自杀的消息在网上公布的时候，不但没有人劝解，反倒有一群人煞有介事、有理有据地给鼠妹出主意，教她如何才能舒服地死去。在她跳楼的地方聚集了大片的围观群众，更有甚者看中商机趁机叫卖，旁观者的冷漠甚至幸灾乐祸的表现消解了一个年轻人因为价值观的不成熟而轻生的悲剧。更为讽刺的是资本家可以轻松拥有依山而建、面朝大海的海景豪墓，而伍超却需要出卖自己的肾脏来换取金钱，为心爱的女人购置一方小小的墓地。除了伍超，还有不计其数的买肾者躺在黑中介那里，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出卖自己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权力。

然而看似美好的“死无葬身之地”并不是真正的伊甸园，人性的自私丑恶只不过是因为没有了寄生的土壤而暂时被隐藏起来，并非消弭化解。余华回忆道：

“死无葬身之地”剔除了人类社会的一切特征：资本、权力、阶级如同一具具骨骼上的衣物血肉一般被时间慢慢剥落，就算是性别也要依靠声音来辨别。在这里泪水是从窟窿般的眼眶里流出来的，笑声是上下颌骨互相碰撞发出的，这些略带恐怖色彩的描述却更像是人类最本初的模样。《第七天》里的人类世界失去了理性和正义，而被各色难以名状的社会潜规则包围，生存其中的人却毫无知觉，反作为笑谈。伍超卖肾感染身亡，婴儿尸体被当作垃圾抛弃，人和动物的区别被彻底抹杀，人道尊严亦随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暴力、冷漠、盘剥和卑劣。在作者看来人类世界的美好是因为人性光辉的闪耀，如果失去了人性善的光芒，人类世界就会变成真正的地狱；相反如果人性充满正义，那么象征着地狱的“死无葬身之地”亦是天堂。

我在写的时候感到现实世界的冷酷，写得也很狠，所以我需要温暖的部分，需要至善的部分，给予自己希望，也想给予读者希望。这个世界不是乌托邦，不是世外桃源，但是十分美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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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的志怪小说和民间故事里，灵界一直是鬼影幢幢的境域，黑暗阴冷得令人毛骨悚然。民间故事塑造“地狱”这一形象以警示世人，惩恶向善，而余华却把传说中无比恶毒的被诅咒之地虚构成至善净土，通过它来抵制现实社会中的冷漠暴力对于人性的腐蚀与异化。

在亡灵的视野里，人类世界是冷酷且暴力的，而人类世界的冷酷暴力又是通过亡灵群体的悲剧命运反衬出来的。亡灵世界的友善、温暖和美满，把人类世界映衬得无地自容，并由此构成强烈的反讽。《第七天》中的人类世界和亡灵世界的形象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魔幻隐喻，作者通过人类社会旨在表达对权威、资本构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反抗和嘲弄；而通过亡灵世界则表达了作者对于人性的善良、人间的真情和迟到的正义的呼喊。

二、麻木与庸常：底层人物形象群塑造

“死无葬身之地”里的每一具骨骼，都背负着一段因为人类社会荒诞生存原则而贸然降临的噩运。他们无人哀悼、无人送葬，永远不可能有自己的一方墓地静静安息，他们将在此地永远地生活下去，入土为安的梦想竟也成了生命中的不可承受之轻。悲哀的是，小说里除了一群亡灵在进食时嘲讽了一下人类世界的毒奶粉、毒馒头之外，望穿全书都不见这些亡灵对于人类世界不公正的社会规则的不满与抱怨，更谈不上反抗。经过数次感受过的事物，人们便开始用认知来接受：事物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知道它，但却对它视而不见。[3]这些生存在底层的亡灵已经从最根本上认同了他们所在社会的运行规则，丧失了对自己命运的反思能力。人生对于他们来说就如同日升月落，是早已经安排好的，所以最后他们才能在“死无葬身之地”里随遇而安,如同生存在伊甸园里一般，安然而麻木。生活的劳苦已经耗尽了他们的精力，而人类世界的冷酷和暴力却并没有因此而饶恕他们，生活在底层，处于权力中心的外围，更像是他们身上的原罪。书里的人物都是麻木而盲目的，无法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保持清醒的认知与反省，在他们的身上没有抗争性，更多的是对社会规则的认同和服从。人物的悲剧命运固然是由于人性的自私丑恶和大环境的阴冷造成的，可是生命个体的麻木与混沌也难辞其咎。然而对于这一点作者是不忍苛责的，从他创造充满了同情的“死无葬身之地”这一点就能看出来。

生活在“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每一具骨骼，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社会矛盾的牺牲者。他们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底层，身上找不到光鲜亮丽的人格力量。《第七天》里，没有见到余华以往小说里面的人物对于被异化了的、失去了人性自由和尊严的生存环境做困兽犹斗的抗争，取而代之的则是麻木——既不悲观也不绝望地默默活着，甚至默默死去。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麻木，至于走向清醒更是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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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娘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急切地说：“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好端端的衣柜，怎么早不散架，晚不散架，偏偏一抬到他周二家门口的时候就散架了哩？他周二当时也不仔细想想，他只捡了两块木板拿在手里敲了敲，木板‘空空空’地响，他当真就稀里糊涂地认定是衣柜的料不好，硬不相信那有什么不吉利的兆头。”

老道摇头晃脑地循着声音转头侧向王祥：“我观小伙子你印堂发黑，身上隐约缠绕一股阴晦之气，必是身侧有不祥之物。长此以往，必为此邪物所累，有所不测啊。”

第三，公路桥梁标志的缺乏。大多数地区为了保证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都会在公路桥梁上设置标识牌对通行的大型车辆进行限速，这样的做法可以有效延长公路桥梁的使用寿命。但是其在具体工作过程中经常会缺少必要桥梁标志的设置，导致工作开展效率较为低下[4]。

《第七天》中作者几欲将所有见诸新闻的热点囊括于笔下，化用而来的新闻事件展露出了诸多的社会矛盾：官员腐败、贫富阶层分化、警察暴力执法、道德价值混乱、食品安全隐患等等。余华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通过这些新闻来批判显而易见的社会矛盾，而是试图通过新闻事件塑造出一群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物：因为病重不愿拖累儿子而离家出走孤独去世的养父、做高官情妇事情败露割腕自杀的前妻李青、被男朋友欺骗收到山寨Iphone(苹果手机)而跳楼的鼠妹、惨遭莫名车祸去世的李月珍和27具被当做医疗垃圾处理的婴儿尸体，以及为了给鼠妹买墓地卖肾感染身亡的伍超等。除此之外，还有遭强拆致死的夫妇、丧生于煤气爆炸的谭家菜馆一家人、因家人被威胁收买而被除名的38具火场丧生者、因暴力执法和暴力复仇双双去世的警察和李姓男子、被屈打成招执行死刑的自我悼念者等等。

三、魔幻与真实：人文关怀的悲剧性演绎

我对他说，走过去吧，那里树叶会向你招手，石头会向你微笑，河水会向你问候。那里没有贫穷也没有富贵，没有悲伤也没有疼痛，没有仇也没有恨……那里人人死而平等[1]。

当一个时代的魔幻程度远远超越了文学家的想象，那么文学应当如何正确地反映现实？如何处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之间的关系？余华通过自身的写作实践进行了一次尝试。文学对现实的反映是具有滞后性的，所以《第七天》中所描写的事件在我们看来已经不能称之为新闻，在小说里，作者也不止一次地提到过，轰动一时的新闻不到两三天就被淹没在其他更热闹的事件里，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每一段现实中早已见怪不怪甚至懒于一瞥的社会新闻背后都掩盖着一个甚至一群活生生的受害者。每天有各种超越想象的正负面热点新闻冲击着人们的认知，这些似乎称得上是习以为常的东西早已无法吸引人们一丝一毫的注意力，连同这些事件背后悲惨的主人公，都难以在看客们鉴赏式的目光中被多咂味几天。快节奏的时代让人们的情感变得吝啬，人们不得不变得健忘，把他人的苦难热议过后就迅速抛诸脑后。当批评家们质疑新闻事件可不可以被纳入文本，应当以什么样的艺术手段化为文学作品时，却忽略了作者运用新闻事件写作的真实意图，也不曾关注其背后可悲又可怜的人物形象，这和书中人类世界对于“死无葬身之地”中亡灵的冷漠，亡灵对于自身状况的麻木是具有同构性质的。《第七天》中接踵而来的新闻事件的确夺人眼球，但是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余华通过一系列新闻事件塑造出来的底层人物群像，是余华倾注在这些人物身上的同情与呐喊。黑格尔说：

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的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不去管它了。[6]

高职院校市场营销社团在创业教育中的路径探索 …………………………………………………………………… 陈小秀（5/72）

余华正是试图通过亲手制造的残酷，进而把一个被通常意识所遮蔽、所忽略的世界裸露出来，让更多人看清世界的本原。

余华这次全新又大胆的尝试，显示出了魔幻与真实不过一线之隔。新闻事件并没有拖累他对于人性的洞察与表达,几乎与现实一比一复制出来的内容在小说中由于拉开了叙述距离反而像一个接着一个的充溢着悲剧色彩的寓言，揭开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无法言说的疼痛。 商业化时代人的精神危机使文学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又多了一个堂吉诃德式的任务：通过文学对人进行拯救，通过拯救人，对文学丧失的人文关怀进行修复。[7]无怪乎余华称《第七天》是“迄今为止最为满意的作品”。可以看到，这些底层人物群体作为一定社会历史环境下的牺牲者在当下的文学作品中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庆幸的是依然有余华这样的作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替被高速发展的社会抛下的流离者发声，企图恢复被不公正的社会秩序所践踏的人的价值和尊严，企图唤醒人们对于当下社会的反思与认知。尽管余华对于新闻

事件的运用过于频繁甚至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是诚如弗兰纳里·奥康纳(Mary Flannery O’Connor)所说：“对于耳背的人,你要大声疾呼；对于视力不清的人,你不得不画出大而惊人的人物。”[8]

[参考文献]

[1] 余华.第七天[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3：225.

[2] 张清华，张新颖，等.余华长篇小说《第七天》学术研讨会纪要[J].当代作家评论,2013(6):92-114.

[3] 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选[M].方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7.

[4] 王刚.余华 我写的是现实的倒影[J].时代人物,2013(8):95-97.

[5] 杨庆祥.小处精彩，大处失败——评余华第七天[N].新京报,2013-06-22(C04).

[6]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0.

[7] 邢建昌，鲁文忠.先锋浪潮中的余华[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167.

[8] 苏珊·巴莱.弗兰纳里·奥康纳：南方文学的先知[M].秋海,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