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伊始，革命的起源问题就已经成为争论的主题。现在已无人相信米什莱（Michelet）所说的革命从根本上是一场“对苦难的反抗”、是长久以来正义精神的实现；也没人相信阿比·巴鲁（abbé Barruel）关于革命是哲学阴谋或詹森主义（Jansenist）谋反的论调。① 详见 J. 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5 vols. Paris: Chamerot, 1847-1853.事实上，成千上万的蒙昧群众并未因启蒙学者们的煽动而投入到反抗和革命中去。希波立特·泰纳（Hippolyte Taine）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之后，部分是由于文盲普遍、教育有限、书籍昂贵等原因导致了革命的发生。而革命也不是阿尔夫斯·奥莱德（Alphonse Aulard）所解释的那样，是民主共和思想的兴起所致。② 详见 François-Alphonse Aular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olitical History, 1789-1804, London: Unwin, 1910.这些观点至今仍在小说和电视节目中反复出现。早期的一条解释革命的主线长久存续，即：法国大革命是由渴望政治权力而又被旧的特权体制排斥在外的崛起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先驱者们引起的。19世纪中叶以来，关于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观点被广为接受，马克思赋予它更为明确的资本主义含义，后来让·饶勒斯（Jean Jaurès）又使其有了社会主义指向。在阿尔伯特·马迪厄（Albert Mathiez）看来，1917年的俄国革命似乎证实了这一点。① 详见 Albert Mathiez, 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Armand Colin, 1922.这种认知逐渐在学术著述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而被称为正统观点，并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但是，该观点也不断遭到抨击。本文将考察这种观点的含义，及其是如何被两代研究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思想史、政治史的学者所解构的。

Causes of High Temperature Damage of Stern Bearing on a 64 000 Tons Bulk Carrier……………WANG Shubao(1·23)

一、关于大革命起源的研究及其正统观点

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首先思考，探究法国大革命这样剧烈的国家与社会变革的起源有何意义。大多数关于大革命起源的史学讨论始终遵循着一个程式：从对革命的界定，推导1789年大革命的起因及其可能成功的原因，然而对革命的界定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其次，认为大革命的发生常是一些特定群体的意志行为，这同样是有争议的。因为蓄意革命的概念如果适用于后来的革命，也应适用于1789年及以后各类集会构建新国家和社会的过程，那么，旧政权在革命中瓦解的进程就不能清晰地体现出同样的意向。因为，旧政权瓦解了，由该危机引发的革命发展了，但旧政权的瓦解与革命的发生，根源并不相同。② 详见Peter R. Campb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Basingstoke & NY: Palgrave, 2006.旧政权的瓦解应被视为社会撕裂中的一个进程，③ 详见Monique Cubells, Les Horizons de la liberté: La naissance de la Révolution en Provence, 1787-1789, Aixen-Provence:Édisud, 1987.它使更多的群体参与到公共领域，当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为卷入者提供了选择的时机。实际上那些参与革命的人很晚才做出抉择，大部分是在1789年初夏或仲夏。没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说明，资产阶级是在1787年或1788年秋季以前参与的大革命，而很少有人否认1789年法国王权的崩溃为资产阶级参与新政治开辟了道路。大多数历史学家围绕这一选择或指向问题进行了阐释，他们认为，从蓄意性革命、革命目标来说，国家权威和地方机构的瓦解仅仅是其结果，而革命的目标则缘起于如社会紧张、经济转型、文化变迁等非个人因素。简言之，对于革命他们强调的是超越个人与偶然性的长时段进程。

在这种解释中，革命参与者受到他们无意识的历史力量的裹挟，但也仅此而已。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写于1856年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他将革命界定为自路易十四以来法国集权化进程的更高阶段（译者注：在革命来临之前，政府已开始进行改革，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同样，在被视为阶级斗争的大革命中，还要提及资产阶级或手工业者的作用。这种解释路径仍然主导着历史分析，因为“历史”一直是有意义的归纳、发现的模式，是知往鉴今。“历史”的真正本质是挑战与应战的辩证关系。但是我们需要谨慎，特别是在谈及动机的时候。一方面，我们构想的革命是关于当时人们所认为的革命，并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历史学家构建的一套与之非常不同的革命，这表现了更多更广泛的参与者部分或大部分未认知的革命进程。现在看来，后一种解释路径，例如经济发展的趋向与状态、文化的发展，在大革命之前的几十年以及大革命进程中的社会与政治的转型过程中已经被概念化了。但同时对个人在革命中的作用也有了认识上的回归，如他们的政治活动、行动计划和情感等。我们如何把个人的作用和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结合起来？探究起源问题从来都不是那么简单。

“我倒了什么霉，总是这么不顺！”最近她时常说这句话。酱油滴在衣服上，走路时踉跄了下，手机打着打着没信号了……她的火气在小事堆积成的“不顺”中越升越高。

要理解第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革命，必然面临极大的困难。迄今为止，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或真正的“起源”）尚无公认的解释，正如对大革命本身的定义亦无公认的界定。大革命的各个方面均有其不同的起源。从某种维度、向度及多样化角度对大革命的解释，往往会导致过度简单化或技术化（特别是对思想史而言），而全方位的解释则导致过度繁杂。像这样一篇短文不可能评判近年来所有历史学家的优秀论著，也不可能指出所有的不足。

大革命的分歧性，意味着第一代传记作家和早期的历史学家会采用不同的观点。大约自1840年代开始，“历史”发展成为一种基于档案资料的学科，但在今天看来，19世纪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档案通常仅限于回忆录、信件、小册子和报纸，这些材料主要提供了事件的政治、思想视角。但是，由于大革命是如此充满分歧，以至于各种被提出来的高度政治化的观点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这些观点又为其他学者所批判和评价。然而，作为整体的革命问题，与对其性质的辩争相比，革命的起源问题只居于次要地位。事实上，直到1980年代也仅有少数著作涉及大革命的起源问题，大多数观点出现在关于大革命的著作的起始章节中。虽然没有明确的以“起源探讨”为题的研究领域，但是关于大革命性质的讨论占有重要的位置，并由性质推断起源。例如，朱利斯·米什莱（Jules Michelet）、路易·布兰克（Louis Blanc）、奥莱德以及饶勒斯都以这种方式提出了有影响力的观点。在1950年代以前的一个世纪里，只有马克思、托克维尔、泰纳和乔治·勒费弗尔（Georges Lefebvre）真正关注过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从1920年代至1950年代，流行的观点是法国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

除了重新定义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我们还需重新评估贵族的性质和地位。主流观点认为，贵族是一个相当封闭的团体，内部分为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robe and sword），他们的权力被路易十四大大削弱。在18世纪的议会中，穿袍法官（parlementary robe magistrates）带领他们一度重新夺回权力。⑤ 详见Franklin Ford, Robe and Sword: 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ristocracy After Louis XIV.但是，这发生在经济形势有利于兴起的“资产阶级”企业家之时，因此有必要重新认识。这方面的开拓者是罗伯特·福斯特，他首先研究了图卢兹地区贵族的地产管理活动，然后考察了其他地区，同时考察了苏-塔瓦纳（Sault-Tavannes）公爵家族。① 详见Robert Forster, The Nobility of Toulous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Robert Forster, “The Provincial Noble: A Reappraisal”, AHR, Vol. 68, No. 3(Apr., 1963), pp. 681-691.他发现图卢兹及其他地区的贵族在管理地产时精打细算，努力将地产收益最大化，这种行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是资产阶级而非贵族特有的特征。

此类争论与另一启蒙运动研究的新主线有共同之处，它强调话语和文化实践而非具体观念。启蒙运动的实践改变了观念和价值认知，从而形成一套特定的社会或政治学说。期刊的利用，阅览室、图书馆、思想团体、地方学术机构的推广，促进了所谓“阅读革命”的延续；1737年以来著名的卢浮宫艺术展览，戏院的普通观众席，绘画和戏剧的评论文字，社交舞会，秘密发布的小册子，凡此种种有助于形成一个可以进行批判性讨论的公共空间。③ 详见Ju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E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Thomas E. Kaiser, “The Public Sphere”, in W Doyle,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ncien Régime, Oxford: OUP, 2011, pp. 409-431.对于詹森主义的宗教辩论也使巴黎的资产阶级产生了更多的政治意识，一些著名的司法审判为公众讨论政府和社会不公提供了机会。④ 详见David Garrioch, The Formation of the Parisian Bourgeoisi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Sarah Maza, Private Lives and Public Affairs: The Causes Célèbre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就连巴黎的手工业者也雇佣律师、开始熟悉美德和自然权利等话语。⑤ 详见Michael Sonenscher, Work and Wages: Natural Law, Politics,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French Trad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当爱国主义、公民身份观念与这些文化实践结合起来时，部分民众在1789年机会来临时做出了新的选择。启蒙运动为民主的社会性，以及革命者对参与权和知情权的追求奠定了基础。

二、资产阶级、18世纪的资本主义和贵族

如果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那么到底谁是真正的参与者与领导者？谁是第三等级的代表？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在1954年的一次讲座及其10年后出版的一本书中批判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他认为对该词的解释弹性太大、不够明确，不适宜作为一种范畴来进行分析。他认为，第三等级的代表实际上绝大多数是非贵族官员和法律人士。这一群体往往试图获得贵族身份，并未参与通常认为得益于大革命的商业和工业资本主义。他们的长期投资形式是购买土地和官职，其中一些富裕的“第三等级成员”像贵族一样拥有领主权。其后，一些关于旧制度下社会流动的研究，倾向于评价地方社会中的权贵，他们出身于凭借大规模商业活动起家的家族，但之后又放弃商业活动转而投资土地和官职（特别是司法和王室财政官职），由此过上接近贵族的生活方式。科本的统计表格显示，很少有制造业或资本主义的代表被选入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① 详见Alfred Cobban, Aspect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Paladin, 1971.1789年，大约有1/3的“资产阶级”代表是精通地方政治的地方法官。② 详见Philip Dawson, Provincial Magistrates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France, 1789-179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这一观点被后来关于第三等级的大量研究所证实，大部分“资产阶级”有从政经历，一些人还出版过小册子。③ 详见Timothy Tackett,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The Deputies of the French National Assembly and the Emergence of a Revolutionary Culture (1789-17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 P., 1996.科本曾假设这些官员阶层是力图挽救18世纪倾颓的官方价值观，但这一直遭到反驳。④ 详见William Doyle, Officers, Nobles and Revolutionaries: Essays o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95.总的来说，“革命的资产阶级”不是没有特定阶级身份的，也不是由具有进取意识的地方权贵构成的阶层，而是具有相当丰富的地方或地区行政、司法经历的群体。他们渴望过上贵族生活，如果他们在旧制度下受挫，这种愿望就会更加强烈，因为他们的社会流动会受到更多竞争进入贵族序列的人的威胁。⑤ 详见Colin Lucas, “Nobles, Bourgeoi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ast & Present, No. 60 (1973),pp. 84-126.这类人难以被贴上马克思语境下“资本主义者”的标签，事实上科本认为，他们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他们是“专卖资本主义”（proprietary capitalism）的代表，他们利用官职投资购进大革命之初被强令拍卖的教会财产和流外财产（émigré property），大获其利。谈到第三等级代表的特征（以及旧制度下的精英谁会被选入三级会议），法国第三等级的成员并非一个整体，在大革命开启之后，他们作为市政官员、地方政府官员以及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确实在政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新官员出身于商业领域或一些社会职业群体，其中有些甚至成为后来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ies）的代表。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个“中间阶层”（middle class），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一群体在其兴盛、发展背景下的经济条件与实践活动，还需关注18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流行于社会中上层中活跃的、注重社会参与的公民意识。① 详见 Colin Jones, “Bourgeois Revolution Revivified”, in Colin Lucas ed., Rewri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OUP, 1991, pp. 69-118.因此，关于资产阶级的争论似乎永远不会得出最终结论。

近来，国家和政治的概念被重新界定。如果大革命是政治性的，那么何为“政治”？旧制度下的政治与大革命开创的现代政治完全不同。此外，我们该如何定义旧制度下政治运行的国家？威廉·多伊尔（William Doyle）的著作④ 详见William Doyle,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Oxford: OUP, 1981.汇集了反驳勒费弗尔的理由，并替换了旧制度衰落的政治表述。其后，随着政治文化观念的兴起和大量有关国家性质的成果的涌现，我们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⑤ 详见James C. Collins,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France, 2nd edition, Cambridge: CUP, 2009.但是对于政治和国家起源的问题仍需重新认识。

他忽然叹了口气：“你要打听也没处打听了，秀容兵早就散了。我来这里，是想把秀容元帅的尸骨挖出来，重新找个地方安葬。”

科本对封建主义内涵的重新界定表明，18世纪所谓的“封建主义”仅仅是由于非常不同的目的而存在的中世纪的残余。事实上，整套的领主税捐—服务体系（system of seigneurial dues and services）早已转变为可以交易的财产权利，地产所有者藉此获得利益，这些人包括贵族、新兴的“资产阶级”食利者，甚至还有富裕农民。在这种新体系中，地产所有者逐渐变得更为资本主义化（尽管各地区有差异）。可能他们热衷于攫取这种封建收益，但这打击的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更为贫困的农民，由此可以解释贫农对领主制度日益高涨的敌视。这一点能从越来越多的乡村暴力事件中得到证实，但是在1789年的教区报告（parish cahiers）中，这些事实可能被掩盖了，因为富裕农民主导了报告的观点。③ 详见 Jean Nicolas, La Rébellion française: Mouvements populaires et conscience sociale 1661-1789, Paris: Seuil,2002; J.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皮里·德·圣雅各布准确地描述了勃艮第乡村地区的此类现象。④ 详见 Pierre de Saint-Jacob,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 Ancien Régime.然而，系统论述领主制度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法国乡村地区间差异显著，对此难以一概而论。

勒费弗尔是位杰出的学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他具有理解复杂问题的突出优点。1939年他出版的《法国大革命的来临》一书，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他在该书中将对农民的研究，整合进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论中。农民被复原为有意识和主动性的行动者，虽未掌握自己的命运，但在面对压力时会形成一套自己的策略。此后，皮里·德·圣雅各布（Pierre de St Jacob）① 详见 Pierre de Saint-Jacob, Les paysans de la Bourgogne du nord au dernier siècle de l’Ancien Régime, Paris: LesBelles Lettres, 1960.和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② 详见J. Markoff, The Abolition of Feudalism: Peasants, Lords and Legislator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的研究又有所发展。他们认为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之相伴的是不断崛起的资产阶级，而贵族由于其文化价值观难以适应资本主义而走向衰落。尽管如此，贵族反对1787年的王室改革，还是顺应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而一个世纪以来贵族阶层的反抗诉求，被认为是由于路易十四剥夺贵族的权力所致（我们不认同这一观点① 详见 Peter R. Campbell, Louis XIV, 1661-1715, London: Pearson, 1993; William Beik, “The Absolutism of Louis XIV as Social Collaboration,” Past & Present, No.188 (Aug., 2005), pp. 195-224; Olivier Chaline, Le Règne de Louis XIV, Paris: Flammarion, 2005.）。所以1787年的贵族会议（the Assembly of Notables in 1787）似乎是贵族最后的喘息之机，在会议上贵族不仅阻挠王室的重要改革举措，而且还通过提议发挥贵族在政府中的重要作用、控制不动产来监督王室的政策，显示其在政府中的有力地位。贵族出身的地方法官在高等法院（parlements）中的反对行动，② 详见Franklin Ford, Robe and Sword: The Regrouping of the French Atistocracy After Louis XIV,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以及加紧利用乡村地区的封建制残余榨取更多的不动产税和庄园税，都被解释为是贵族反抗的一部分。然而，1788年新的代议制省议会的设立与1789年三级会议的选举，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机会。正在兴起的商业与自由职业阶层试图抢占主动权。③ 详见Jeffry Kaplow,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New York: Wiley,1965.贵族在三级会议上的毫不妥协，与第三等级中坚持启蒙、自由、平等理念的资产阶级产生了矛盾。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观念领域，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中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自由主义革命本身是资产阶级发动的，在经济极不景气的情况下，手工业者支持资产阶级的革命。勒费弗尔认为，在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同时，自治农民的革命同时发生了；革命以意志行为摧毁了封建制度，这也是大恐慌的结果。资产阶级当权后很快制定了自由平等的原则，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领主制或封建制的废止，农民革命获得部分成功；手工业者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未能获得长远利益。因此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性质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争取资本主义的革命。

对第三等级中的富裕群体和贵族的最新研究越发表明，简单的经济、社会决定论难以解释大革命的起源。因此，如果经济、社会动机确实难以琢磨，那么动因将更加复杂，是什么促使地方法官和贵族等精英在1787—1788年反对王室改革？出于何种考虑，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在1788年中后期介入了地方议会危机？是什么因素刺激了1789年三级会议的代表？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存在于启蒙运动的价值观中？对社会和经济模式革命的质疑转向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者也发展了认识论，他们认为不应简单地把意识形态或思想状态看做是社会经济环境的产物，而是一种相对自主的人类活动领域类的活动。① 详见Michel Vovelle, Ideologies and Ment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显然，大革命及其《人权宣言》、宪政代议制政府、公民自由、宗教宽容、教育改革、司法体系改革、商业自由等等，均受到18世纪思想运动的深刻影响。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古典时期的重要观念如爱国、美德的影响。历史学家们正在重新认识各种外观之下的启蒙运动，他们越来越一致认为，启蒙运动并非如以往认为得那样彻底。“人文派”（Party of Humanity）并不赞成革命，而是赞成由开明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一问题延伸到对启蒙运动的作用以及“思想根源”等问题的重新思考，还涉及到宗教动因、古典共和主义、经济思想（主要是重农主义思想），以及如美德和公民等关键性概念，这些无一例外都是“启蒙运动”的产物。② 详见Marisa Linton, The Politics of Virtue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Houndmills: Palgrave, 2001; Jay M. Smith,Nobility Reimagined: The Patriotic N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5.

关于国家的正统观点认为，一直到18世纪，君主专制国家是中央集权的官僚或行政国家。① 详见 Michel Antoine, Le dur métier de Roi, Paris: PUF, 1986.复兴的合作式君主制下的中央机构和权力，在黎塞留（Richelieu）和路易十四当政时期得以扩张和转变，到18世纪产生了“官僚君主制”（administrative monarchy）。这种观点曾被托克维尔接受，并成为“绝对主义”（absolutism）发展的核心理念。如今“绝对主义”一词因为不合时宜及其集权内涵，而被避而不谈。国家兴起并凌驾于社会之上被认为导致了地方议会的衰落、贵族权力的衰微、贵族在宏大富丽的宫廷之中被“驯化”、高等法院受到打击，因此在路易十四去世后他们予以反攻。到1988年，有充足的研究成果表明这些并不足取信。② 详见 Peter R. Campbell, The Ancien Régime in France, Oxford: Blackwell, 1988. 就革命的起源而言，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国家显然不会因战时财政的压力而瓦解。如果国家是强大的，它可以通过强行推行财政改革来解决财政问题。财政改革的历史实际上是财政权力削弱和妥协的历史。似乎无人意识到这个悖论，或许是因为革命的起源被认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国家的危机仅仅被认为是突如其来的。革命不被认为是一个危机在其中具有推动、变革作用的发展过程。革命意味着激烈的社会变革，如火山爆发、海啸，使历史学家难以进行更为透彻地分析。

三、启蒙运动与大革命

资产阶级追求贵族生活，而贵族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行为方式，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不清。对于19世纪重工业的起源，经济史的研究表明，一些上层宫廷贵族家族曾参与投资（尽管有些贵族仍然对此不甚热心）。为什么不能将此视为地产经营呢？其实这种经营的规模是很大的。② 详见 George V. Taylor,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HR, No. 79 (1964), pp. 478-497.在法国，一半的冶铁业属于贵族，正如薪柴（wood for power）和造船原料的生产主要源自地产。殖民地贸易吸引了贵族投资，例如投资波尔多葡萄酒庄。③ 详见 Jean-Pierre Poussou, Bordeaux et le sud-ouest au XVIIIe siècle: croissance économique et attraction urbaine,Paris: ÉHÉSS, 1983.事实上，贵族参与了18世纪式的资本主义（eighteenth-century style capitalism）的很多方面，尽管他们还算不上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宫廷贵族对那些仍然固守传统观念、反对贸易的家族持轻视态度，而新晋贵族和乡村贵族则担心这将有损贵族身份。尽管领主权在一些地区还很重要，但领主权并非贵族获得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主要是一种彰显其社会精英特质的受人尊敬的权利，同时也是能带来收入的“有用”权利。不论领主权是否具有多重价值，对社会流动和官员腐败的研究表明，这一精英群体远非一个受困的、封闭的、注定消亡的等级。④ 详见Michel Figeac, L’ Automne des gentilshommes: noblesse d’ Aquitaine, noblesse français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Paris: H. Champion, 2002.在12万贵族中，大约有一半人的贵族头衔不是在路易十四时期之前获得的。

不料，杨力生的父母听说杨秋香家中经济条件差，说什么也不让儿子要这个媳妇。老两口虽然都是老实人，可嫌贫爱富思想严重，并且说话也不会讲究方法。一听吴玉梅说杨秋香家里穷，杨力生的父亲便立即说：

上述观点在很多教材和一般著述中被反复提及，但该观点是否能经得起深入推敲？在法国，这种观点到1970年代一直占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左派历史学家在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中占主导地位，有些是共产党员，如勒费弗尔的后继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阿尔伯特·索布尔（Albert Soboul）教授。对这一观点发起抨击的，是英美历史学家。在1950年代中叶以后的20年里，挑战的方式是对一系列关键术语的批判性再界定。本文不是对历史编纂学进行针锋相对的解释，而是从现今的视角按主题归纳相关研究的结论，这种做法会冒将各种结论压缩到每个主题下的风险，而这些主题通常都经历了一代人的研究。“修正主义”经常被用于描述此类历史编纂学，但恰恰相反的是，“修正主义”与从内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的左派之本来含义没有关系。“修正主义”的全盛期是1970年代，自那时起，关于因果关系与历史的不同视角——如同政治文化和文化史的新研究进入新领域一样——开始了新的阐释阶段。

在1930年代出现的一个研究领域使法国大革命再次引人瞩目。丹尼尔·摩尼特对法国大革命思想起源的开创性研究是一部未被翻译的杰作，也是后来研究幸福、进步、平等观念的基石。到了1960年代中期以后，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推出了多部研究观念传播的新作。他向历史学家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启蒙思想在多大程度上保留了狭隘的精英思想？又在多大程度上渗透到处于社会下层的手工业者和农民？对观念传播的研究可以弥补对启蒙运动影响的评估，可以更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即：哪些人真正受到启蒙运动新观念、新方法、新话语及其实践的影响？对摩尼特来说，问题的答案会局限在诸如《社会契约论》《论法的精神》或《百科全书》等文本的传播，换言之，即主要是启蒙运动倡导者，如洛克、费奈隆（Fénelon）、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d’Holbach）、米拉博侯爵（the marquis de Mirabeau）、布冯（Buffon）等人的启蒙主义著作的传播。这些著作价格昂贵，主要为那些在学术机构参与优雅讨论的社会精英所用。① 详见Daniel Roche, France in the Enlighten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私人图书馆的藏书构成可以通过销售目录、库存清单、不同种类出版物的数量进行分析。② 详见 Roger Chartier, Histoire de l’ édition française, Vol. 2: Le Livre triomphant, Paris: Fayard, 1990.此外，研究发现，那些受过教育但并不富裕的读者也可以通过新的阅览室读书，并能在书店和咖啡馆参与讨论。因此，启蒙运动在受过教育的群体中产生了广泛的共鸣。然而，启蒙运动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看起来像是贵族式的。从图书馆的藏书和1789年的会议记录来看，作为一个社会等级的贵族阶层在很多方面是非常开明的。有影响的沙龙和画室，要求熟悉思想领域；他们时刻准备接受新思想，特别是在北美独立战争开始以后，连高级教士也是如此。③ 详见Antoine Lilti, The Society of Salons: Sociability and Worldliness, trans. by Lydia Cochrane, New York: OUP,2012.启蒙曾遭到反对，包罗万象的启蒙及其各种运动在精英社会造成紧张气氛，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形成一种印象，即精英群体由于得益于旧制度，因而似乎处于一种模棱两可或双重思想的境地，而新思想的确切含义尚未明朗。④ 详见Darrin. M. McMahon, Enemies of Enlightenment, The French Counter-Enlightenment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Jeffrey D. Burson, “The Catholic Enlightenment in France from the fin de siècle Crisis of Consciousness to the Revolution, 1650-1789”, in Ulrich Lehner and Michael Printy eds.,Brill Companion to Catholic Enlightenment, Leiden: Brill, 2010, pp. 63-126.这有利于改良思想而非革命思想的发展，改良派政府开始将改良思想贯彻到某些领域的政策中，特别是经济、财政和公共事务等领域。百科全书派以及经济思想家群体甚至受到牧师和宫廷的保护。⑤ 详见 Arnault Skornicki, L’ économiste, la cour et la patrie: l’ économie politique dans la France des Lumières, Paris:CNRS, 2011.另一个问题是，思想观念的影响不能完全与启蒙运动的界定相契合。波柯克在其《马基雅维利时刻》一书中认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精神显然延续到18世纪的法国。16世纪公众利益的观念似乎在18世纪得以复兴并被赋予新意，古典共和主义也具有很大的影响。人人阅读西塞罗、普鲁塔克和塔西坨的著作，正如阅读西德尼（Sidney）、洛克、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的著作一样。对詹森主义的争执也是大革命前的诸多思潮之一，因此并非所有思想的动因都是启蒙主义。⑥ 详见Dale K. Van Kley, The Religious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6.美德和祖国（patrie）这两个关键话语是这种影响的典型表现。① 详见 Marisa Linton, The Politics of Virtue in Enlightenment France; Marisa Lint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R. Campb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139-159; David A. Bell, The Cult of the Nation in Fra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eter R. Campbell, “The Language of Patriotism in France, 1750-1770”, e-France, Journal of French Studies, Vol. I (2007), pp. 1-43, http://www.rdg.ac.uk/e-France/issue.htm.

但是丹顿② 详见Robert Darnton, The Literary Underground of the Old Regim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82.认为，被启蒙运动的高级学术机构（学术机构成员、图书管理员职位）排除在外的秘密作家，提供了更激进的启蒙方式，这种方式是通过小册子、小作品，特别是低俗的政治色情作品来传播的。这些作品的市场影响甚至比发行2.5万部的《百科全书》更为广泛。丹顿对秘密文学的流行文本做了全新汇总，发现它们流行短暂，混杂色情和政治，被广泛阅读并成为传播启蒙观念的媒介，也对既有秩序具有极大的破坏性。③ 详见Robert Darnton, The Corpus of Clandestine Literature in France, 1769-1789, NY: Norton, 1995; Robert Darnton, The Forbidden Best-Sellers of Pre-Revolutionary France, NY: Norton, 1996.尽管这项研究很重要，但很难使人将毁谤、低俗性的文化与革命的爆发联系起来。

综上所述，紫杉醇+奈达铂新辅助化疗联合同期放化疗治疗中晚期鼻咽癌疗效确切，可显著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值得进行深入研究。

启蒙运动研究的沃土也产生了将哲学与思想史结合起来的新视角。这主要受到米歇尔·福柯发起的思想革命的启发。作为历史学家和语言哲学家，福柯对语言和权力感兴趣。他的思想可简化为探究“话语”（discourses）方式，即历史潮流中的语言和观念在后世的集合与重组（他的一个重大思想成就，就是界定或定义存在），创造或表现环境与问题。话语不仅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工具箱，使行动者赋予正在发生的事件以概念，而且实际上话语还塑造或创造了行动者本身。我们就是话语的集合体。因此一个特定的观念如疯癫、犯罪、性，一旦内化，就会深刻影响着历史的选择，也常常具有权力关系的功能。话语是不稳定的、即兴的，并能被边缘化或排斥“他者”。因此那些被历史学家习惯于解释的群体中的个人，如今转换为话语的载体，正如福柯在其重要论文“作者是什么？”④ 详见Michel Foucault, The Foucault Reader, ed. by Paul Rabinow,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1.中阐释的那样。吉斯·贝克很好地运用了这一视角，他认为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是新的公共空间中三种话语之间的竞争引发了大革命。他指出的三种话语是正义、理性和意志。对于大革命前的那一代人，这些话语的竞争引发了新的政治主张，也可能为1787—1789年的事件参与者限定了多种意义。⑤ 详见K. M. Baker, 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Cambridge: CUP, 1990.这些争论打破了历史学家以往秉持的因果论或社会—经济决定论模式，极大地促进了新研究。弗朗索瓦·傅勒（François Furet）⑥ 详见 François Furet, Interpre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by E. Forster, Cambridge: CUP, 1981.认为1789年的话语中的内在矛盾是大革命的重要动力，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发了1793—1794年的恐怖时期。他是主张大革命具有突发性的历史学家代表，他的作品在此不作讨论。一些经验主义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不假思索地拒绝这种哲学和思想方法，在此不讨论，因为现在的问题是观念的而非经验的。福柯式方法的兴起，开启了研究更广泛的观念的大门，如美德、公民身份、贵族、社会交往、自然法、共和主义、爱国主义，这些话语被用于实际研究。这些研究表明行动者实际上自觉地、有策略地使用这些话语，而非仅仅是受人摆布或照本宣科。福柯式方法中的问题在于“中介”。行动者如何能够在照本宣科的同时又即兴发挥呢？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是作为个人存在，或只是“象征性的”个人？而且，所用资料的类型也是一个问题，理论上的政治话语与实践中产生的政治话语是一样的吗？语境是无关紧要的吗？① 详见 Peter R. Campbell, “Old Regime Politics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1989 (33), pp. 1-20.

如今“启蒙运动”的概念太过宽泛，以至于其有失去作为解释大革命爆发模式的作用的危险。启蒙运动已经被融入新文化史。笔者认为，像启蒙运动这样的文化发展更容易与政权瓦解之后的革命选择相联系，而非与导致失败的过程相联系。这并不是说不存在联系，只是还需要更详细探寻这些联系的政治背景，将其与当下出现的大量文化现象分离开来。文化起源的见解太模糊；我们更需要知道某种具体的文化因素对某种选择的重要性，而不是说大革命是当时发生的一些文化变化的产物。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权威地总结了那个时期的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大致认为大革命是可能的，因为它是可想象的。② 详见 Roger Chartier, Histoire de l’ édition française, Vol. 2: Le Livre triomphant.尽管这种观点已经遭到挑战。

四、革命模式的再思考

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在1967年指出，大革命在“本质上是引发社会后果的政治革命，而非引发政治后果的社会革命”。③ 详见 George V. Taylor, “Non-Capitalist Wealt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AHR, Vol. 72, No. 2 (Jan.,1967), pp. 469-496.这一观点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模式可以取代正统观点。对此有很多争论，当时的社会学家对革命性质作了很多比较研究。但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相对较新的学术领域的影响，革命在本质上仍被认为是由于其社会根源。最早试图重新界定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和性质的历史学家是罗伯特·帕尔默（Robert Palmer）和雅克·戈德肖（Jacques Godechot）。④ 详见Robert Palmer, The Age of Democratic Revolutions, 2 vol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9-1964.他们考察了1770年代至1800年间欧洲、美洲的革命浪潮，认为其中的共同点是对始于美洲、对后来革命产生影响的民主观念的认知。民主理论在法国几乎被忽视，但在其他地区发挥影响，并在当今重新成为讨论的话题。⑤ 详见 Annie Jourdan, La Révolution batave: entre la France et l’ Amérique (1795-1806), Rennes: PUR, 2008.笔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18世纪公民外衣下的共同思想是爱国主义，而非民主主义。就起源问题而言，在全球化时代重提此类探讨是不妥的。这并不是说这些理论没有影响与相似的语境，而是因为西欧和殖民地的教育文化总体上是一样的，读同样的书，接受同样的古典教育，观念的传播或影响几乎是不可能孤立的。从探究这些有益且必要的内容，到找寻出严密的线索，证明观念及观念间的联系在法国大革命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在革命前就认定“革命派”存在的观点，都前进了一大步。就当前的研究状况而言，断定大革命中观念的作用当然为时过早，但是对于启蒙运动，或许在政权崩溃之后，在权力真空、市政空虚必须被填补，在做出道路选择和政策采纳以重整法国时，观念会发挥出比旧制度崩溃之时更重要的作用。在此过程中，政权内部的矛盾、危机的性质、行政管理的失败、长期的财政和制度困境对革命的爆发起到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国大革命的起源是法国独有的，但是在那个商品和观念都国际化的时代，所谓法国独有又意味着什么呢？“大西洋革命”理论是另一个争议不断的领域。

2、亲子游戏：将软垫子铺在地上，把镜子和小玩具也放在垫子上，然后让宝宝舒服地趴在垫子上的镜子前，此时宝宝会很自然地被漂亮的小玩具和镜子里的自己的样子吸引。在好奇心驱动下，宝宝往往会非常专注地盯着镜子里自己的样子看啊看，如果看累了，他会自己爬过去拿玩具玩，如此反复；如果宝宝还不会爬，也应坚持做这样的小游戏，能够促进宝宝爬行。

在帕尔默之后，受 新兴政治文化观念和比较方法的影响，社会学家最终抛弃了社会革命观。在1979年和1991年，出现了两种颇有影响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是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提出的，她认为，三次重要的革命——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是国际介入导致国家衰败的例证，国际介入对农业社会的官僚体制产生了现代化（尽管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现代化如同全球化，是不够严谨的概念）的压力。① 详见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Cambridge: CUP, 1979.她提出的模式（在当今国家研究的新阶段，很少有历史学家认为这种解释模式是有效的）被指忽略了思想层面。而杰克·哥德斯通（Jack Goldstone）则强调人口增长以及财政体系寻求新型财政收入失败导致的多重压力。② 详见Jack A. Goldstone, Revolution and Rebellion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Berkeley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1.他们都缺少对法国特有的复杂性及其政治文化的理解——历史学家正对此进行重新定义——他们为拓宽视野做了弥补性研究。他们打破了革命的社会学模式或“内战”模式，促进了对法国大革命的比较研究。其中具有持久研究价值的是对分析“国家衰败”的尝试。近年来，社会学已恢复对早期现代国家的研究兴趣，特别是对多民族国家结构。③ 详见 Jeremy Smith, “Europe’s Atlantic Empires: Early Modern State Formation Reconsidered”,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Theory, Vol. 17, 2005, pp. 103-153.这还需要更多概念以回应那些无法抵御国际性帝国而付出代价的国家，以及那些饱受压力的多民族国家（例如1848年的奥匈帝国）。

五、重新定义国家和权力

进一步探讨18世纪的资本主义显然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第三等级革命者的革命动机即是发展资本主义，从逻辑上讲，这种资本主义应包含19世纪资本主义具有的商业和企业实践。但是，正如乔治·泰勒（George Talyor）在一些重要文章中提到的，旧制度晚期的资本主义远远不适用于这一解释模式。他区分了四种类型：商业、法庭、工业、专利，其中没有一种是按照19世纪资本主义定义的方式组织实践的。② 详见 George V. Taylor, “Types of Capitalism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EHR, No. 79 (1964), pp. 478-497.这一研究似乎可以补充科本的观点，即如果是资产阶级发动了大革命，那么这种资产阶级就不是进步的资本主义者，而是由律师和官员构成的食利者阶层（rentier class）。（有案例表明，历史的进步并非有条不紊，一个关键问题是，不论任何资本主义，甚至是专卖资本主义，都渴望在实践中清除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的障碍，大革命即是如此，但这一问题并未被讨论过。）而且，大革命前参与制造业、投资生产的贵族，并未幸免于大革命的冲击，同时专卖资本主义的胜利阻碍了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夸大贵族的现代性。一些地方贵族和宫廷贵族仍执著于传统的价值观和收入来源，而相对保守的地方贵族和更为新潮的宫廷与巴黎贵族之间，则存在差异。⑤ 详见Guy Chaussinand-Nogaret,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 by William Doyl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但是每个人都日益与消费的社会联系在一起。茶、咖啡、香料、蛋糕、镜子、瓷器、印花亚麻布等受到社会精英的追捧消费，销售网络得以发展。因此，贵族对于乡村和工业创造财富的认识比以前更加进步，也更加开明。

由热力计算理论分析可知，烟气流速变化对分隔屏及后屏的换热量影响微弱，即使两侧烟气流速偏差达到50%，A、B两侧分隔屏及后屏的受热面传热系数偏差亦不超过4%。而A、B两侧屏底温度偏差对分隔屏及后屏过热器吸热量影响较大。实际运行中由于切圆燃烧的固有特性及实际燃烧情况不同，造成炉内流场不均，炉膛上部区域的屏底温度存在差异。

对于国家和政权性质的重新界定，很多实证研究集中于17世纪，因为这是见证了一场深刻转型的时期。③ 详见 Roger Mettam, Power and Faction in Louis XIV’s France, Oxford: Blackwell, 1988; Fanny Cosandey & Robert Descimon, L’ Absolutisme en France: Histoire et historiographie, Paris: Le Seuil, 2002.笔者致力于阐明路易十四之后30年的宫廷、巴黎议会（Parlement de Paris）的权力和政治，这些工作使笔者确信，如果政权体系像红衣主教弗勒里（Cardinal Fleury）时期那样运行，那么所谓路易十四时期的转型就无法延续或根本不会发生。④ 详见Peter R. Campbell, Power and Politics in Old Regime France, 1720-1745,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6.因此主要还是在17世纪，暂时维持其主导地位。制度史学家一直倾向于强调行政结构和王室权利，但是我们应该对当时的国家慎重展现的形象持怀疑态度。其他对18世纪的研究在两个非常关键的方面作了不同的注解：高等法院（parlements）和地方议会（estates）。在官方声明之下，隐藏着政界的真实面貌，在这里政权中的种种紧张态势需要保持微妙的平衡——几乎可以视君主政体为这种合作、平衡的极致。高等法院是政府的一部分，是一个令人生厌又至关重要的司法、行政机构。⑤ 详见Julian Swann, Politics and the Parlement of Paris under Louis XV, 1754-1774, Cambridge: CUP, 1995; Olivier Chaline, Godart de Belbeuf: le parlement, le roi et les normands, Luneray: Bertout, 1996; Peter R. Campb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他们利用意识形态维护其合作地位，通过声称利益受损而参与到争论中，但是作为法官他们并不会代表贵族充当意识形态反对派的先锋。⑥ 详见Bailey Stone, The French Parlements and the Crisis of the Old Regim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而且由于他们与宫廷和牧师间的相互关系，如果高等法院能保持谨慎和团结，那么通过恩庇中央政府就会对其负责。但这个部门常常不能保持团结，并且危机丛生，尤其是在1770年，引发了如同1788年那样暴虐的激进改革。对地方议会的研究，丰富了以往对布列塔尼和朗格多克的研究，强调了地方议会在地方政府中上升而非衰落的作用。① 详见 Marie-Laure Legay, Les États provinciaux dans la construction de l’ État moderne aux XVIIe et XVIIIe siècles,Geneve: Droz, 2001.研究还证实，上层贵族虽然在宫廷中作用巨大，但是统治需要必不可少的妥协，地方贵族在当地机构中居于主导地位，并且对王室信贷体系至关重要。② 详见 Mark Potter& Jean-Laurent Rosenthal, “Politics and Public Finance in France: The Estates of Burgundy, 1660-179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27, No. 4 (Spring, 1997), pp. 577-612; Julian Swann, “Power and the Provinces: The Estates of Burgundy in the Reign of Louis XVI”, in Marie-Laure Legay & Roger Baury,eds., L’ Invention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u Septentrion, 2009, pp. 156-173.有些地区并没有议会，但在边远省份，议会却深深地制约着王权的发展。与此同时，地方行政长官（intendants）认为他们不是中央集权的代理人，而是当局与地方精英合作的中间人。③ 详见 François-Xavier Emmanuelli, Un Mythe de l’ absolutisme bourbonien: l’ intendance d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Aix-en-Provence: Université de Provence, 1981.

对王室财政的研究已经揭示了相关的税收政策，包括复杂的信贷机制和资金流动。④ 详见 Richard Bonney, “What’s New About the New French Fiscal History?”, J. M. H, Vol. 70, No. 3 (September,1998), pp. 639-667; Joël Félix, Finances et politique au Siècle des Lumières: Le ministère L’ Averdy, 1763-1768, Paris:Imprimerie Nationale, 1999; Joël Félix, “The Financial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eter R. Campbell, ed.,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pp. 35-62; Marie-Laure Legay, La banqueroute de l’ Etat royal: La gestion des finances publiques de Colbert à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EHESS, 2011.君主专制政体的财政状况常常有后退到16世纪的危险，几近于路易十四时期的财政危机，后者在1715年留下一个财政负债20年的法国。所有的战争几乎都是靠贷款维持的，而战时和战后初期也会增加税收。短期的财政经费可以通过包税人群体（Farmers General）筹集，从间接农场税中的收益给了他们财富和信誉。法国王室的根本问题是如何向拥有税收豁免权的富人征税。新颁布的直接税（人头税、十一税、收入税）部分解决了这一问题。但是整个税收体系主要针对的是土地财富，而非快速增长的商业财富——如殖民贸易。因此应对耗资庞大的陆、海战争时，财政体系会面临巨大的压力。⑤ 详见James C. Riley, The Seven Years War and the Old Regime in France: the Economic and Financial Toll, Princeton,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贷款的成本在上升，而北美战争期间内克（Necker）筹措了更多贷款，而不是迫使议会和特权阶层同意征收高税。大多数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处于相似的境地，但法国是人口、国土以及海外军力投入最多的大国。法国改革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文化是基于宫廷的既得利益体系，对政府高官而言，推行剧烈的改革将对他们的权势构成威胁。一个财政部长，甚至难以控制其部门官员的开支。如果这些问题长期存在、危机频繁出现，或许历史学家所关心的就不是王室财政为何会失败，而是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社会-政治-财政体系为何延续如此之久。那么旧制度是如何运行的？

当然，答案并非是国家权力仅仅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运行。在法国，存在这样一个结构：议会、地方行政长官、高等法院、税务机关、省级议会和总督，但是它们的凝聚力是有限的，其运作受到诸多历史因素的制约。根据韦伯的分析模式，这是一个前现代的行政体系，是一个混合体，当时的法国具有特定的早期现代化国家的形式，从历史模式的角度尚未被真正认可。16世纪后期，这种国家形式形成了一定的特性和统一性，在战争和帝国的挑战中幸存至18世纪后期。① 详见 Peter R. Campbell, “Absolute Monarchy”, in W. Doyle ed., The Handbook of The Ancien Regime, Oxford:OUP, 2011, pp. 11-37.包税人群体最具官僚特色，行政变革确实在旧政权的最后二三十年中开始发挥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其道德规范不具备现代官僚体系的特征，而且官员对其职权有承袭观念。特权阶层、等级制度以及限制王室干涉的合法性的强烈意识仍然是重要的，以至于前摄性的王室行政举措会引发局势紧张，如同17世纪那样，辞藻华丽、利益代表、庇护关系（patronage and clientage）、虚张声势、谈判与妥协，至关重要。理论上的君主专制政体更像是建立在与精英妥协的基础上。② 详见 William Beik, “The Absolutism of Louis XIV as Social Collaboration”, Past &Present, No. 188 (Aug., 2005),pp. 195-224.地方行政长官在省级层面工作，在这里中央集权往往名不副实，因为这些举措往往源于地方，并得到了王室会议的肯定。③ 详见 François-Xavier Emmanuelli, Un Mythe de l’ absolutisme bourbonien: l’ intendance du milieu du XVIIe siècl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甚至可以说，省级精英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这只会增加他们对中央集权的怨恨，他们将中央集权视为“王室专制”。④ 详见 Marie-Laure Legay and Roger Baury eds., L’ invention de la Décentralisation: Noblesse Et Pouvoirs Intermédiaires en France et en Europe, Lil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Septentrion, 2009.

在改革之前，除了医院等个别行业和机构需要会计折旧计算，大多数工业系统都没有明确定义折旧问题。而不计折旧，很难确定资产配置与资产运营和维护成本之间的关系。仅在机构层面需要增量附加，并且难以进行实际操作。改革后，这种情况将彻底被打破。通过折旧和摊销，适当识别和反映单位的运营和维护成本，将有助于进行边际成本分析，并更科学合理地作出资产配置决策。

由于国家权力中根深蒂固的官僚主义观念，研究君主专制政体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长期以来都未能考虑到现在被认为是理解旧制度的三个基本方面：王室，王室决策结构，以及政治体制中的庇护关系的作用。⑤ 详见Marcello Fantoni ed., The Court in Europe, Bulzoni: Rome, 2012; Sharon Kettering, Patrons, Brokers and Clients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Oxford: OUP, 1986; Roger Mettam, Power and Faction in Louis XIV’ s France.研究表明，实际上王室是行政运作的核心，也是政治庇护网的核心，尽管政治庇护管控冲突和防止危机中潜在的危险升级的潜力对于政府的效用至关重要。因此，王室权威的行使是对不断出现的不稳定的社会和政治紧张局势进行政治管理，而政治庇护制是其中的关键。⑥ 详见Peter R. Campbell, Power and Politics in Old Regime France, 1720-1745.也许在17、18世纪旧政权的生存和潜在的政府失效的关键因素，恰恰是国王和阁僚良好的政治管理。但是，如果说王室将此作为权力的舞台和谈判的平台，那么上层贵族（他们将政治定义为在王室中保持影响力）则创造了集团和派系，如果没有它们，政府高官们将无法生存。⑦ John Hardman, French Politics, 1774-1789,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Leonhard Horowski, “‘Such a Great Advantage for My Son’: Office-Holding and Career Mechanisms at the Court of France (1661 to 1789)”, The Court Historian, No. 8, 2003, pp. 125-175.因此，任何改革只要太过冒险，那么即使是循序渐进的改革，也不可能被逐级推行，而注定要走向失败。决策要求君主积极主动，有丰富的经验，他要对政府高官中的对抗势力和王室中的派系保持有力的控制，但即便如此，决策仍然是在王权行使受到巨大的制度性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① 详见 Daniel Wick, “The Court Nobil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Vol. 13, 1980,pp. 263-284.一些实证研究表明，派系在政府中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是政治文化中的一个恒量。② 详见 Munro Price, Preserving the monarchy Monarchy: The Comte de Vergennes, 1774–1787, Cambridge: CUP,1995; V. Gruder, The Notables and the Nation: the Political Schooling of the French, 1787-1788,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John Hardman, French Politics, 1774-1789; John Hardman, Overture to Revolution:The Assembly of Notables and the Crisis of France’ s Old Regime, Oxford: OUP, 2010.如果我们改变对国家的定义，并重新思考其权力运行和操控技巧，那么就会出现关于大革命起源的新问题。例如，我们可能会探索17、18世纪旧制度下的危机类型，并将其与1780年代相比，以了解其相似和差异之处。③ 详见 Peter R. Campbell, “Crises ‘politiques’ et parlements: pour une micro-histoire des crises parlementaires auXVIIIe siècle”, Histoire, Économie, Société, (January, 2012), pp. 69-91.

六、结 语

让我们回到一开始提出的法国大革命的起源问题，但是以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式进行研究。什么是革命？革命需要经历哪些阶段？革命是由社会、经济、思想或政局的动荡产生的吗？危机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历史学家总是尝试新的解释，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就法国大革命问题作出完整的重新界定。社会学家有多种解释模式，笔者认为具有启发性的是更具历史感的“国家衰败”模式。各种因素导致了一场动态、变化的危机。这场危机在人们的意识中留下的远不止是革命的后果。这场危机引发了改革，然后将那些发现自己利益受到威胁的政治新团体牵涉其中，起初他们固守传统，并没有革命动机，因为他们并不希望旧政权倒台。大多数政治制度能够处理好传统问题，一定程度的紧张是正常的，但当新问题出现，或政治面临观念上的压力，亦或仅仅是问题太过严峻，政府现有的应对策略和技巧就变得难以胜任，失去效力。因此，这个国际竞争时代的巴洛克式国家，由于无法有效解决政治治理不善的问题，危机就像滚雪球一般影响到更多群体，如同扔进池塘的石头引起的涟漪那样。公众领域对于推动更深层次的讨论非常重要。这是1780年代的危机与以前危机的一个主要区别。在一些突发性事件中，通常在事件后期，人们逐渐意识到某些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并开始做出新的选择，以维护他们的利益。竞争越发激烈，危机蔓延，直到治理难以为继，政治土崩瓦解。进入真空阶段，新的实力群体开始考虑如何取代声名败坏的旧政权。其中一些比较激进、理想主义的群体决定重建体制，以更好地为其利益服务。所以在这种将革命视为一种过程的观点中，需要解释的是“国家衰败”。

这意味着首先要考察国家的性质、资源和政治管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以及治理精英处理危机的能力。其次，我们就要洞悉危机如何发展到瓦解信心，并给旧政权带来几乎无法克服的问题。最后，我们必须思考新群体是为何以及如何被卷入进来的，并尝试理解他们在1788—1789年期间的抉择。在此，思想、文化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抉择具有复杂的动机，而不仅仅是政治、社会或经济反应。① 详见Peter R. Campbell, Crisis and Revolution: State Fail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in preparation, Oxford: OUP, 2013.因此，以国家为中心的视角和分析叙述，实际上是恢复了政治（新的、更广泛的定义）方法，并且引入了其他方法。它不是笼统地研究，而是对危机发展带来的特殊而又不断变化形势下的动机问题的具体研究。动机和认知在危机期间发生演化，这些必须在具体的背景下予以研究。大革命不是由一般的文化、社会或经济变化引发的，而是由涉及所有这些因素的发展变化的危机引发的，因为广义上的政治包含了对群体利益的捍卫，以及对群体利益的性质的认知。在某一特定时刻，并非所有的社会或文化的关切或特质都是重要的，重要的不是那些新的，而是那些能用新的话语表述的故有观念与论争。② 详见 Rafe Blaufarb, “Noble Tax Exemption and the Long-Term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Example of Provence, 1530s to 1789”, in Jay M. Smith, ed., The French Nobili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Reassessments and New Approaches,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onique Cubells, Les Horizons de la liberté: La naissance de la Révolution en Provence, 1787-1789; Daniel Wick, “The Court Nobility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Eighteenth Century Studies, Vol. 13, 1980, pp. 263-284.因此，有技巧的术语表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同时这种表述也能使革命中的行为者重获在福柯“话语”语境下失去的话语权。我们要用不断扩展的政治学概念来开展研究，而这些概念变得较少关乎国家政策，更多的是关乎人们如何获得其所需。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去发现讨论政治局势下个体和群体的动机的新方法，然后将其与各个层次的结构机制联系起来。

目前只有两部文集专门探讨大革命的起源问题。③ 详见Peter R. Campbell ed.,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omas E. Kaiser & Dale K. Van Kley, From Deficit to Deluge: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尽管二者都对起源问题予以细致剖析，但两者甚至都没有尝试在临时性的解释之外做更多的研究，更不要说写出一篇出色的综述文章。④ 详见 Gail Bossenga, “The Origins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 History Compass, Vol. 5, Issue 45, (June, 2007),pp. 1294-1337.我们必须承认，在目前片段式的研究状态下，不可能有令人信服的新模式。另一方面，鉴于目前的研究，为提出合理的新问题，反思已有的观点或争论、审视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是非常有用的。这个旅程可能是无休止的，但不是忽视沿途不断变化的风景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