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被西方宗教界称为“基督教扩展的伟大纪元”。美国基督教会史专家赖得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认为：“无论是宗教思想还是世俗思想，从来没有得到如此广泛的宣传，也从未有上千万的人自愿捐款支持如此众多的大专业机构参与这项宣传。”① 转引自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24页。美国学者雪莱（Bruce Shelley）写道：“19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海外传教产生兴趣成为不列颠教会的一个普遍现象。这部分要归功于福音派信徒成功地影响了英格兰和苏格兰社会。他们的价值观：英国人作为一个基督教民族对海外地区负有基督徒责任，这样的思想已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

1807年，以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为标志，新教开始传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大批英国传教士进入中国，1890年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一半来自英国。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英国国力的衰退，英国在华传教的主角地位让位于美国教会。本文以英国五大海外布道会之一的伦敦会为中心，着重介绍其组织特点，在华传教事迹，以供研究。

一、英国海外传教运动的兴起

16世纪西欧正值宗教改革，新教教会的主要精力用在与罗马的教义纷争，同时也受困于内部各宗派的矛盾，无暇对外派遣传教士。17世纪新教开始向海外传播，大多是神职人员或平信徒，以零散方式在殖民地进行传教活动。18世纪，德国的虔敬主义思潮（Pietism）兴起，莫拉维（Morivans）兄弟会成立，他们主张对外传播“福音”，开展传教运动。他们的传教活动已遍布亚非拉，被视为“新教大规模全球传教运动兴起的前奏”。① 王美秀：《基督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5页。英国的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和乔治·怀特菲尔德（George Whitefield）受莫拉维亚兄弟会的影响，先后在英国和北美积极从事基督教布道运动。人们把18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的“虔敬派运动”、英格兰的“卫斯理运动”（Wesley Movement）和美国的“大觉醒运动”（Great Awakening），通称为“福音复兴运动”（Evangelical Movement）。福音派教会声称他们以《圣经》为唯一信仰基础，强调宣传耶稣基督福音，重视个人悔改得救，试图打破教会长期传承下来的宗派、教区、圣职阶层等限制，以唤起普通民众对基督信仰的激情。他们强调道德生活，严守律法，因此也被称为“循道派”（Methodists）。

卫斯理等布道者活动在中下层民众间，采取“巡回布道”的方式，超越了传统布道模式，注重建立布道组织，将信徒组成小组，称为“会社”。卫斯理运动对18—19世纪的英国教会产生巨大影响。1785年，英国国教教士中有300名福音派；1830年福音派教士增至3 000名；1850年多达6 000名。② 清泉：《基督教簡史（七）——復興時期》，http://www.pcchong.com/mydictionary1/Special/historyofchristianity7.htm, 2017年12月1日.福音复兴运动绵延百余年，对新教海外传教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跨教派”合作成为传播“福音”的主要方式。基督教新教强调《圣经》的绝对权威，人人皆有解读《圣经》的权力。基于对《圣经》不同的诠释和理解，很多宗派应然而生，并且成为现代新教的表现形式。各宗派由于所持教义不同，纷争不断。但福音主义鼓励信徒为“传播福音”的共同目标而联合，因此，福音复兴运动倡导加强教会、宗派间的合作，搁置教义冲突，进行福音传播，从而促进“跨教派”合作。

伦敦会成立之初即倡导跨教派联合进行布道。他们强调组织不分宗派，传教不揭示宗派的特点和教义，而注重传播各主要宗派共同承认的基督教基本教义。伦敦会在“成立章程”中提出这样的基本原则：作为不同教派信徒的联合体，在履行这一神圣工作时，最为合适的目标，如果可能，即是防止今后可能出现的纷争。所以，我们的基本原则并非是传播长老会、独立派、主教派，或任何其他教会决议，而是把伟大的上帝的福音带给异教区，上帝所召集的子民们应该承担教会组织的责任，这是最符合“圣道”的。②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3.因此，伦敦会在选择传教士时并不拘泥于他们所属的宗派，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等派别的传教士都可以跻身伦敦会的传教事业。有专家指出：“伦敦会的支持主要来源于公理会，但它从未把申请传教人所持宗派偏向作为接纳问题；无论在何地，它也从未强迫皈依者接受任何一种严格的教会秩序。”③ C. S. Horne, The 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4, p. 17.法国学者帕奎特（J. Paquette）分析：“在建立伦敦会的过程中，福音派人士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即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传教运动在成员中呈现一种多样化。在传教队伍里面不乏英国的各种教派，他们都浸润在福音主义中。”④ J. Paquette, An Uncompromising Land: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1807-1860, U. M. I. PHD thesis,1987, p. 11.赖得烈也认为：“伦敦会乐意，甚至是渴望与基督教其他宗派进行合作，以寻求走向基督教联合的途径。”⑤ K. S. Latourette, “Foreword”, in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以“会社”为组织单位进行传教，为其后海外传教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约翰·卫斯理在布道中以“会社”为单位，接纳会员，又将会员组成“班级”，每班20人左右，定期聚会，由班长向会员征收会费。他组织信徒进行布道，发展基督徒，并吸引大量平民参加。随着会员的增加，他还创立了“年会制”（Annual Conference），由会员中的代表制定政策和教理。这种组织模式“使自己和百姓合二为一，给每个人分派一些事去做，让每个人都体贴并寻求开导自己的邻人，激发各人的潜力并应用在某些方面，让人人参与，永远参与。”③ 莱尔：《英国复兴领袖传》，梁曙东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第62页。平信徒虽未受过严格的神学训练，但充满传教热情，这为19世纪英国众多平民投身海外传教事业树立了榜样。

注重“社会服务”成为日后传教运动的起点。福音复兴运动关注社会问题并有强烈的责任感。他们帮助被忽视和受压迫者，“将不列颠社会中的社会疾患看成是忠心侍奉的召唤。”① 布鲁斯·雪莱：《基督教会史》，刘平译，第415页。例如，约翰·卫斯理打破英国国教会的成规，用平易的语言和形式深入到劳工大众之中布道。再如，由福音派教徒组成的“克拉朋教派”（Clapham Sects）致力于废除奴隶贸易。福音派通过一些慈善机构做了大量的救济贫者、孤儿、释囚和老弱病残的工作。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救世军，经常到各地进行救济工作。福音派教徒企图用“慈善性”的方法解决社会的弊端。当时兴起的“世界和平计划”（World Peace Programs）、“反酗酒运动”（Campaign Against Intemperance）、呼吁妇女平等和建立公共教育制度等主张，都与福音复兴运动有关。正如赖得烈所言，宗教复兴运动重视个人的皈依体验，并经常和乐于助人的愿望紧密相联，这种帮助不仅仅体现在引导他人开始新的精神和道德生活，而且还要在精神、肉体和物质方面全面提高他们的福祉，以助力他们摆脱社会的不公。

17世纪以来，英国开始拓展美洲殖民地，对外传播基督教日益受到上层统治者的重视，被视作“神圣的职责”。如1606年，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James I）给弗吉尼亚殖民者的特许状中写道：“要将‘福音’带给至今生活在黑暗和和对上帝茫然无知的人们。”② 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张景龙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1页。1627年，国王查理一世（Charles I）在给马萨诸塞殖民者的特许状中要求他们“争取和促使”土著人信仰基督教。这不是例行公事的套话，反映了英国政府对外传教的重视。1701年，皇家特许状核准成立“基督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这是英国最早的海外传教组织。③ 约翰·麦克曼勒斯：《牛津基督教史》，第331页。到19世纪初期，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遍及世界各地，这时英国将传播基督教视为一种职责，是英国引领潮流，“领导其他民族的进步”④ A. Porter,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 19th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2.的工作。由此，英国成为19世纪新教传教运动的先驱和主导力量。

英国的传教组织主要是布道会（Missionary Society），又称差会，是基督新教基于宗派建立的传教机构，起源于当时遍布英国的“宗教会社”， 它最重要的目标就是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布道会不完全按照宗派划分，有的宣称是跨宗派的联合。伦敦布道会以公理会信徒为主，也有其他宗派的信徒。一般布道会不以宗派的名称命名；有的宗派有很多布道会，如同一长老宗，有英、美、加等不同的传教组织。布道会的经费主要来自国内教友和信徒的捐献，国内董事会负责布道会的日常管理工作，如制定传教政策、征募和考核传教士等。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末，英国每个教会或宗派都纷纷建立海外布道会，向全球传播“福音”。据统计，19世纪初期，英国大约只有十几个布道组织，而到了1888年，传教组织已经过百。在当年春天召开的世界新教传教世纪会议（The Centenary Conference on the Protestant Missions of the World）上，英国本土就有53个组织的1 316名代表参加⑤ S. Maughan, “Mighty England Do Good: The Major English Denominations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R. A. Bickers, Missionary Encounters, London: Curzon Press, 1996, p. 14.。传教范围已经遍布非洲、亚洲、美洲等地。从18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英国先后掀起了几次传教高潮，传教士人数不断增加，英国的海外扩张给他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波特（Andrew Porter）指出：“19世纪作为英国文化活动一部分的基督教海外扩张，在规模上史无前例。据统计，到1900年为止在海外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达到1万人。”① A. Porter, “Religion, Missionary Enthusiasm, and Empire”, in A.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19th Century, p. 222.

海外布道会以教堂为根基募集资金。据统计，1899年，英国国内通过各种渠道为海外传教组织的捐赠高达160万英镑，占当年英国消费支出的0.01%，其中72%的捐款给了五个最大的传教团体② S. Maughan, “Mighty England Do Good: The Major English Denominations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R. A. Bickers, Missionary Encounters, p. 28.。从1860到1869年，英国国教给海外传教事业的经费投入高达1010万英镑，占其总收入的12%，仅次于修建教堂和慈善事业的投入③ S. Maughan,“Mighty England Do Good: The Major English Denominations and Organization for the Support of Foreign Missions in the 19th Century”, in R. A. Bickers, Missionary Encounters, p. 15.。英国的海外传教有组织又有强大的经济支撑，然而在传教初期并不顺利。世界各民族的文化观念和风俗习惯，使“传播福音”遭遇不同程度的“抵抗”。直接布道行不通，传教士们便采取间接布道方式，以教育、医疗、救济等慈善性工作吸引民众，引导他们皈依基督。英国在华传教是其海外传教活动的重点，而伦敦会在华活动集中体现了传教的所有特征。

二、伦敦会的成立及其在华活动

伦敦布道会是英国19世纪的五大海外布道会之一，也是新教历史上最为悠久的海外布道会之一，其传教史被誉为“整个教会史的重要篇章”。④ K. S. Latourette, “Foreword”, in N. Goodn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2.2.3 ACS合并抑郁症组 化学药治疗组患者接受阿司匹林肠溶片+盐酸舍曲林片治疗，中成药治疗组患者接受通心络胶囊+逍遥丸治疗，用法用量同“2.2.1”“2.2.2”项。

伦敦会在成立后一周（1795年9月28日）召开的第一次理事会上，通过并颁布了《传教士审查规则》（Rules for the Examination of Missionaries），共计八条：（1）任何人成为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都必须得到审核委员会的一致认可，能够享有上帝的恩典和感召完成特殊的任务；（2）每位传教士不必都是学问高深的人，但他必须掌握完成传教任务所需要的知识；（3）对于去南太平洋、非洲和其他蒙昧地区传教的人需要掌握一些手工技能；（4）每位传教士必须预先了解此项事业的艰苦和危险，必须愿意寻求神的帮助来直面困难；（5）每位候选人必须要向秘书呈交书面报告陈述自己的愿望和动机，以便在每月例会中和理事会进行交流；（6）每位候选人必须呈交由当地教会教职人员出具的证明，以表明他在基督生活中的经历和身份；（7）理事会经充分审核后全体同意，他即被接受；理事会有2/3以上同意，他需接受进一步考核，若不足2/3，他即被淘汰；（8）一旦候选人被选中，他必须绝对服从理事会。② R. Lovette, The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795-1895, Vol. 1, London: Henry Frowde, 1899.书籍为网络下载，页码不清。

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中，20名牧师和10名平信徒当选理事会成员，南太平洋地区被确定为伦敦会开始传教的区域。一个月过后，伦敦会已经筹得3 000英镑经费，伦敦会海外传教活动开始启动。

1807年，伦敦会派遣罗伯特·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前往中国传教，随后米怜（William Milne）、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理雅各（James Legge）、杨格非（Griffith John）、赫立德（Lavinton Hart）等多名传教士先后被派往中国，他们主要在港澳、广东、上海、厦门、重庆、武汉、北京、天津、河北等地活动。

受多种外界环境的影响，中学生的消费现状中仍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对此，教师在教学中更要重视对学生消费观念的引导，通过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建立理财意识等措施，让学生的消费更加合理，切实让学生的消费起到改善自己生活水平的作用。

浸礼会（Baptist Missionary Society）。浸礼会成立于1792年，该组织最早的传教士威廉·克里被尊称为“现代传教之父”。他虽身为修鞋匠，但积极倡导并投身于基督教传教工作，并于1792年撰成《探索基督徒委身于异教徒归信之法》（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 of Christians to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这一手册，分析了人们反对前往异教区传教的一些理由，呼吁克服各种障碍去传播“福音”，并提出了具体建议，如教会必须成立组织，派遣宣教士等。在这部小册子中，他写下这样鼓动基督信徒的文字：“作为普通人，或者作为基督信徒，难道我们能够坐视我们的同类正处于无知和蒙昧中吗？”① William Carey, An Enquiry into the Obligations of Christians, to Use Means for the Conversion of the Heathens,http://www.wmcarey.edu/carey/enquiry/anenquiry.pdf.这本书在推动新教传教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1792年，在他和其他信徒的推动下，浸礼宗布道会成立。随后，克里开始了他的印度传教之旅，并致力于以当地语言从事《圣经》等基督教典籍的翻译。威廉·克里的著作和传教活动激发了很多英国人踏上了“海外传教之旅”。

随着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播音主持人在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要不断加强，充分注重言语的规范性，不容忽视。例如，对于中央电视台的中国诗词大会这样的经典节目而言，如果主持人没有宽泛的诗词功底，那么，她就不能在诗词的注释和理解上给观众一些启发，与对应的诗词专家就会不能形成交流领域，必须尊重诗词的原意，增强诗词纯粹的美感和表现力，一切描述遵循客观事实，将节目的内容深化，从而有效提升节目的影响力。

1968年，我作为知青下放回东乡县虎圩乡炉前山科村劳动。在近十年的农村生产劳动中，我看到了当时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弊端，“大锅饭”式的生产劳动体制，使大多数社员都在集体劳动中“磨洋工”“混工分”“出工不出力”。当时村里私下流传的顺口溜是“生产队田养精神，自留地里鼓干劲”“集体效益无所谓，大锅饭里有靠山”。

两次鸦片战争后，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传教士获得在华传教、居住等特权，伦敦会由此开始拓展在华事业，其中心从马六甲一带转向中国本土，英华学院迁入香港。随后伦敦会又向北拓展到福建、上海、天津、北京、内蒙古一带，进而深入到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在华伦敦会总部设在上海。他们的传教士不仅布道传教，还积极参与兴办学堂、出版书籍、开办医院、从事慈善等世俗活动。1895年，有68名伦敦会传教士在华从事各类活动③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2.。伦敦会将中国划分为六个传教区：北京（包括北京、天津、池州）；香港（包括香港、广东等）；上海；汉口（包括汉口、武昌、孝感等）；厦门（包括厦门、漳州和惠安）；重庆。

1896—1945年，中国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英美等国也遭受经济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从19世纪末开始，英国国力逐渐衰退，影响了传教组织的发展。公理会信徒主要来自于英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是伦敦会的主导力量。伦敦会在19世纪受惠于繁荣的英国经济，得到了充裕的经费支持；英国国内经济不景气和两次世界大战，同样也给伦敦会带来不利影响。尽管战乱频仍，伦敦会始终坚持工作，培养传教士，兴建教堂，积极从事教育、医疗、出版等活动；①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2.活动区域主要集中在香港、厦门、上海、汉口、天津、北京、广东等地。至1905年，伦敦会在华传教士已达131名，数目是1895年的两倍②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2.。虽然伦敦会在华传教士少于其他布道会，但其所雇佣的全职中国教职人员的数量增长较快；在1926至1938年间，伦敦会的中国工作人员数量，下降不如其他布道会显著③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2.。如30年代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新教在华传教士从1926年的27 000名减少到1938年的12 000名，而中国的教职人员也减少了一半，但是伦敦会人数下降不足20%，低于新教传教士人数整体下降水平。④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3.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伦敦会与在华其他布道会有了联合的意向。“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民族主义日益高涨，摆脱国外教会影响的“本色化教会”运动兴起。伦敦会顺应这一形势，开始进行基督组织本土化的尝试。1907年，伦敦会理事会来华访问，理事代表经过讨论提出“传教活动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伦敦会的管理能力，超越了其人员的承受力了”，而“各地区委员会（District Committee）制定的政策过于自私，他们都注重自身利益而不考虑其他地区的工作。”⑤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6.因此，为了确保各地工作的协调和合作，1910年由中国各传教区代表组成的传教士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f Missionaries）成立；1912年，另一由华人组织的平行组织——华人咨询委员会成立。两个委员会各自独立，但合作讨论双方感兴趣的议题，这是伦敦会迈出本土化的重要一步。1913年两个委员会作出共同决议：（1）伦敦会不仅是一个教会组织，而且是在全世界推动建立基督王国的组织；（2）源于布道会的工作而在世界各民族和国家形成的各教会应该保持其民族和国家的特色，应该转向实现建立中国教会的理想；（3）中国教会应该和世界各地的教会发展兄弟般的关系，以丰富共同的基督教义内涵；（4）因布道会而诞生的各教会应该和布道会保持最友爱的关系，并且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持它的全球事业。这些决议表明中国本土化的教会在组织上开始逐步摆脱伦敦会的控制，伦敦会支持中国基督教会本土化。1927年，伦敦会联合在中国传教的长老会、公理会等成立中华基督教全国总会，由伦敦会牧师诚静怡担任会长。以后，英国伦敦会再派传教士来北京，就在中华基督教会的名义下工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西方传教士或撤走，或被日本人集中到山东潍坊。之后伦敦会淡出中国地区① 王毓华：《早期传入北京的基督教各宗派——伦敦布道会》，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网站，http://www.bjcctspm.org/html/huigu/2012/0724/2647.html.。1977年，伦敦会与英联邦传道会（Commonwealth Missionary Society）及英国长老会差传委员会（Foreign Missions Committee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合并为世界传道会（Council for World Mission），总部位于英国伦敦。

马礼逊入华之时，正适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对基督教采取严厉的“禁教”政策，活动被严格限制在广东、澳门一带，马礼逊仅能从事翻译《圣经》和编撰中英文字典等工作。1813年，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提出“恒河外方传教计划”，在马六甲一带建立传教站，创办英华学院和印刷所，以培养神职人员，传播基督教知识。至马礼逊去世，伦敦会在中国只发展了10名信徒。② K. S. Latourette, “Foreword”, in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 p. 213.直到鸦片战争之前，伦敦会在中国都没有打开局面。

三、伦敦会的组织特点和在华传教方式

与此同时，学校还对不同级别的辅导员进行分类培训，初级辅导员的培训以学生事务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心理咨询技巧、就业指导技巧以及工作理念、工作态度和专业规范培训为主；中级辅导员培训以沟通协调能力、职业创造能力、战略思维能力以及职业认同度培训为主；高级辅导员的培训则重在加强其价值引领能力、分析评价能力、科学研究能力以及职业忠诚度，这种阶梯式培训模式可以让各个级别的辅导员明确自己的地位，迅速掌握本级别需要的技能，以期实现从事务型辅导员向研究型辅导员、管理型辅导员向教育型辅导员的转型。

这八条规则对传教士的资格和考核等作了较详细的规定。传教士候选人一旦通过理事会的审核，还必须经过严格的培训才能被派遣出去。伦敦会理事会聘请教师对传教士进行专门培训，如语言和基督教知识的训练、如何应对在传教地可能遭遇的困难等。随着传教士规模的扩大，英格兰南部的戈斯波特学院（Gaspot College）被伦敦会指定为传教士培训机构，可见伦敦会对于传教士培训的重视。

知名度对于一个旅游景点来说是很重要的。像石门桂花村这类乡村旅游景点开发晚、起步迟，没有一个特色品牌，在宣传上也不是很到位。与石门桂花村相比，近邻华庄农业生态园是国家级农业旅游示范点，另外还有稻香人家、红杉邨等也是石门桂花村旅游强有力的竞争者。

由于物体具体滑落没有固定时间，难以据其进行精确整定。但是，对于过流保护而言，考虑到保护整定时间0.5 s、断路器分闸时间0.13 s、合闸时间0.2 s，当重合闸整定时间由2 s增加至2.5 s时，允许滑落性故障的延时，将从2.83 s增加至3.33 s，这时对于滑落性延时故障来说，重合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1794年，布里斯托市（Bristol）的教职人员罗伊德（Dr. Ryland）、戈斯波特（Gasport）的大卫·博格（David Bogue）以及苏格兰的斯蒂芬（Steven），收到在印度传教的克里（William Carey）的首封来信，信中描述了在印度传教六周的情况，使三位牧师深受鼓舞，他们即刻商谈如何激发更多的信徒参与传教事业。之后，博格在《福音杂志》（Evangelical Magazine）发表了一篇演讲稿，他用充满煽动性的“圣经词汇”呼吁人们团结起来去从事传教，激起巨大反响，也为伦敦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这篇文章被视为伦敦会历史上的标志性文件。两个月后，各宗派的教职人员在艾德门街召开了第一次正式会议，讨论博格的建议，探讨如何建立大规模、广泛的传教组织，以“传递福音”。1795年，另一教会人士拉夫（Love）又在《福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讲演稿，再次激发了人们对传教事业的兴趣和激情。同年1月15日，更多的教友们参加了布道会成立的预备会议，32位牧师、平信徒、圣公会、长老会、循道会和独立派的教徒签署了宣言，宣告他们要“团结起来，成立向异教地区传播福音的组织”。1795年9月22日，200多名来自英国基督教不同宗派的教职人员聚集在伦敦，讨论通过了伦敦会的组织章程，就伦敦会的成员资格、管理、年度会议、财政资助等做了详尽的规范，主要有以下七点：（1）组织正式名称为布道会；（2）目的是向异教地区和其他蒙昧民族传播上帝的福音；（3）成员资格为每年捐献一个金币（guinea），赞助人需捐献10镑，遗产继承需捐献50镑以上，牧师或者其他会议代表需每年捐献或者筹集资金50英镑；（4）每年5月份的第二个星期三在伦敦召开年会，选举司库、理事、秘书和资金募集人，接受报告，审核账目，研讨布道会如何进一步开展工作；（5）从布道会成员中选举理事会，首次会议选举25名理事，并成立各专门委员会，要求理事会3/4成员居住在伦敦附近，以确保每月例会召开。各委员会负责管理资金、处理书信、撰写报告、检查传教士，以及引导传教任务的执行，但是其任何活动都需在月会中讨论；（6）捐款、遗产、募捐款等均由司库负责管理；（7）秘书可以领取工资，但理事不得领取任何报酬。① J. D. D. Morrison, The Fathers and Founders of the LMS—A Jubilee Memorial, London: Fisher, Son & Co., 1844,pp. xxii-xxiii.

伦敦会管理较为严密。它的组织章程基本规定了伦敦会的目的、委员和成员资格、资金的筹集途径和管理方法，也构建了传教活动的基本框架，即以英国本土为基地，募集资金和传教士，然后派遣到世界各地活动，而传教士在外传教活动必须接受国内布道会总部的领导，并要定期汇报情况（包括书面报告等形式），以接受布道会董事会的定期检查。这份章程成为日后伦敦会海外布道活动的指导性纲领。为了加强各方面管理，伦敦会下设五个专门委员会：基金委员会（Fund）；信函委员会（Correspondence）；报告委员会（Reports）；审核委员会（Examination）；供养委员会（Provision and Conveyance）。其后欧美的很多传教组织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这一组织管理模式。因此，有学者称这份成立章程是其后20年海外传教组织的“蓝图”（Blueprint），即“在本国组织传教任务，在异教区进行传教活动，给福音运动注入了新的活力。”① M. A. Rubinstein, The Origins of the Anglo-American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1807-1840, Lanham:Scarecrow Press, 1996, p. 56.

伦敦会的创立者公理派信徒很多来自知识阶层，这是该宗派的特色之一。这些新教徒受加尔文学说的影响，特别重视教育。因此，公理会有注重教育的传统，在英国国内也积极从事教育事业，如创办大量走读学校（Day School），积极致力于英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③ R. W. Dale, History of English Congregationalism, UAciCd, 2006, p. 646.海外传教者也致力于兴教办学活动，美国几所最古老的大学，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就是由公理宗教徒创建的。以公理会信徒为主体的伦敦会继承了这一传统，相信教育的作用和力量，认为这是福音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传教的成功至关重要。④ A. T. S. James,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LMS: 1895-1920, London: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923, pp. 46-47.赖得烈指出：“公理宗有独特的学术特质，这可以从该宗信徒在18世纪创办的学校和学院中略见一斑，这些教育机构往往比那些死气沉沉的古典大学更富有创造力和活力。”⑤ K. S. Latourette, “Foreword”, in N. Goodall, A History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1895-1945.伦敦会在海外传教地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印度和中国，办学层次不断提升，教育布道逐渐成为伦敦会重要的传教方式和策略之一。

为在华传教，伦敦会于1817年在马六甲创办英华学院。鸦片战争后，伦敦会传教士在港澳、博罗、广州、厦门、漳州、惠安、及汀州、上海、汉口、武昌、孝感、湖南、重庆、沧州、南冀州、北京、东安等地，积极开展办学活动。据统计，1895年伦敦会在华共有68名传教士，其各类学校招收的学生有2 124名，而同时英国在华最大的差会中华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共有366名传教士，招收的学生却仅有182名。①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1901—1920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34—837页。伦敦会对教育的重视远超其他布道会。1905年，伦敦会共派遣99名传教士来华活动，创办了19所主日学校（Sunday School，又名星期日学校，即星期日为贫民开办的初等教育机构。）有1 247名信徒；还创办了122所男童学校和38所女童学校，共有3 600多名学生。② D. MacGillivrary, A Centu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807-1907),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1979, p. 30.

 

表1 伦敦会在华创办或者参与创办的各层次学校

  

学校 地点 成立时间 创建者马六甲英华书院 马六甲 1818 马礼逊（R. Morrison）、米怜（W. Miline）博学书院 武汉 1885 杨格非（G. John）新学书院 天津 1902 赫立德（S. L. Hart）麦伦书院 上海 1898 包克斯（Rev. E. Box）天津医学堂 天津 1881 马根济（J. K Mackenzie）香港西医书院 香港 湛约翰（Dr. Chalmers）、何启等大同医科学校 武汉 1902 纪立生（T. Gillison）北京协和医学堂 北京 1906 库龄（Thomas Cochrane）华北协和大学（与美国公理会合作创办） 北京 1889 伦敦会传教士比金（T. Biggin）参与创立燕京大学（与美以美会、美国长老会、美国公理会等合作创办）北京 1919伦敦会传教士伍英贞（M. Myfanwy Wood）、巴尔博（G. B. Barbour）、戴乐仁（J. B. Tayler）参与学校神学系、地理系和经济系等学科的创立及相关课程教学等华中大学（与英国循道会、美国复初会、雅礼会和圣公会等合作创办）武汉 1929帕 特 森（J. L. H. Paterson）、纪 立 生（T.Gillison）、厄普华德（B. Upward）、安德森（D. F. Anderson）、安德兰（Mrs. D. F.Anderson）、雷美佳（M. Bleakley）等参与学校创建和英语系、数学系科建设

伦敦会十分注重医学传道，在传教各地兴办了大量医院和医学教学、培训机构，以改善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据统计，到1920年，该会在华创办了54家医院，住院病人18 889名，门诊病人289 052名。有些传教士还把医学布道和教育布道相结合，在各地创办一批医学学校，专门培养医护人员。③ A. T. S. James, Twenty-Five Years of the LMS: 1895-1920, p. 82.据统计，到1929年，在伦敦会111名在华传教士中，只有22名从事布道工作，39名从事医学工作，23名从事教育工作，18名从事妇女工作。① D. Cui, 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s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British-American Cooperation 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20s,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8, p. 20.这种充满“社会关怀”的传道方式，提高了伦敦会的社会声誉，也促进了其传教事业的发展。

19世纪的英国海外布道会，在传教士派遣和培训模式上更为成熟，传教士的素质也有很大提升。伦敦会为培训传教士设置了很多学术课程，因此他们的传教士著作丰硕。据保守统计，伦敦会从1796初创时期到1900年，共计派遣1 120名传教士， 其中至少有146名使用英语或者当地语言撰写过著作；如果剔除《圣经》或者其他相关以基督教为主的译著，至少也有超过10%的传教士，即将近115人撰写过原创著作。同一时期，有151名传教士持有大学学历，66名是非医学学位，85名为医学学位。115名传教士中22名撰写了语言学著作，或编写了字典、语法等书籍，其中有初级水准，也有学术水准较高的著述。9名传教士（其中4位包含在此前所提到的22名传教士中）编写的是英文著作，学术水准不一，其中理雅各对中国古代经典的译介是其中成就最高的。另有55名传教士编写了描述性的、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或者文学方面的著作，只有11名传教士撰写了比较宗教研究的专著，4名传教士研究了政治等当代问题，42名传教士编写了青少年读物等，还有18名传教士撰写了回忆录等，5名医学和科学传教士撰写了关于热带疾病，如中国的麻风病等，另有大约12名传教士撰写过神学著作。来华传教士包括其中学术水准较高者。② A. F. Walls, The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ristian History: Studies in the Transmission of Faith, New York: Orbis Books, 1996.他们不仅向中国人介绍基督教和西方国家历史文化，同时也非常注重了解中国社会，为西方读者撰写了大量介绍中国概况的著作，翻译了中国的重要典籍，创办反映中国社会状况的期刊等，开创了英国传教会研究中国的先河，也奠定了伦敦会后期汉学研究的基础。伦敦会出现了多位在英国汉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传教士学者，如麦都思、基德、理雅各、艾约瑟等。他们先后成为英国伦敦大学、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等校汉学教授或者名誉博士，他们的研究著作成为西方了解近代中国的重要资料。

 

表2 伦敦会传教士部分译、专著汇总

  

作者 英文书名 中文书名 出版年代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英译中国通行文本》1812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英华字典》1812马礼逊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汉言之法》1819 A View of China 《认识中国》1817 Chinese Miscellany; Consisting of Original Extracts from Chinese Authors《中国文选》1825

 

续表2

  

作者 英文书名 中文书名 出版年代高大卫（David Collie）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 1828麦都思（W. H.Medhurst）China: Its state and Prospect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pread of the Gospel《中国的现状与传教展望》 1828基德（Samuel Kidd）China, or, Illustrations of the Symbols,Philosophy, Antiquities, Customs, Superstitions,Laws, Government, Education and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Derived From Original Sources,and Accompanied with Drawings From Native Works《中国哲学、古迹、习俗、迷信、法律、政府、教育和文学》 1841理雅格Chinese classics 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中国经典》《中国的宗教：和基督教相比的儒教和道教》1861-1886 1880 Religion in China: Containing A Brief Account of the Three Religions of the Chinese: with Observations of the Prospects of Christian Conversion Amongst That People《中国的宗教》1859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汉语口语语法》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s《中国的汉字》1876艾约瑟（Joseph Edkins）A Catalogue of Chinese Works in the Bodleian Library《牛津伯德雷恩图书馆中国著作书目》1888 The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s Exemplifying the Origin and Growth of Human Speech《汉语的进化》1888 Banking and Prices in China 《中国的银行与货币》1905

四、英国其他海外传教会概况

英国共有五大传教会，除伦敦会之外，其他四个传教会概况如下：

基督福音传播会（Society for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ospel）。这是英国最早成立的向北美殖民地传播基督教的组织，于1701年6月获得国王威廉三世（William III）特许状而成立。特许状要求该组织派遣牧师和教师到美国，向殖民地人民提供教会制度。最早的传教士于1702年开始在北美工作，主要是以英国移民及印地安人、黑人为对象，范围包括美国、加拿大及西印度群岛。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该组织已经有将近300名传教士，随后又扩展到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西部非洲。1820年和1821年，该会派遣传教士到印度、南非；1863年和1873年派遣传教士到达中国和日本。该会得到政府较多的扶持和资助，是历史最长久的传教组织。

②目前国内发表的相关成果主要是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美国的国家认同及面临的挑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8月24日)等，其中有一定篇幅论及自由主义与美国国家认同的关系。

浸礼会于1859年进入中国，主要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从事活动，李提摩太（T. Richard）是其最著名的传教士，曾参与创办山西大学。

大英圣公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大英圣公会于1799年12月成立，主要得到克拉朋联盟的支持。这个联盟是英国国教派中倡导改革的一个团体，主要反对奴隶贸易和奴隶制度，倡导奴隶的解放。该会成立伊始确立了三大使命：废除奴隶制；社会改革；向世界传播福音。1804年，该组织的海外传教运动起步于非洲的塞拉利昂，然后扩展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和地中海地区。19世纪30年代，该会布道会的年收入达到58 655英镑② A.Porter, “Religion, Missionary Enthusiasm, and Empire”, in A.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19th Century, p. 229.，捐赠渠道十分广泛。该会布道会于1844年进入中国，开始在上海、浙江（宁波、杭州、台州等）、福建、香港、广东、广西等地活动。

卫斯理循道会（Wesleyan Methodist Missionary Society）。卫斯理循道会是循道宗在1813年成立的传教组织。约翰·卫斯理是英国福音复兴运动的发起人，他所倡导的“福音传播”理念、“巡回布道”的形式、“宗教会社”的组织方式，对基督教传教有着重要的影响。循道宗本隶属于英国国教，1795年，该派彻底脱离英国国教，成为独立宗派。从19世纪初开始，约翰·卫斯理的继任者秉承该宗派的传教传统，开始融入英国海外传教运动。他们深受伦敦布道会的传教方式和组织形式的启发，于1813年在英国北部城市利兹（Leeds）成立了布道会，开始派遣传教士前往海外传教。该会于1852年进入中国，主要在湖北、湖南、广东和广西等地活动。

应用x2检验比较整改前后的药品基数不合理，标识不清，无标识以及摆放不合理情况。搜集比较的数例为300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国力衰退，海外布道会的实力和影响也开始下降。美国布道会开始全面崛起，成为基督教海外传教的主角。据1916年统计，全球基督教布道会收入总额为39亿美元，其中美国占46%，英国占34%① J. Cox, The British Enterprise Since 1700,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14.。另据1930年的统计，美国布道会在华资产总额超过4 190万美元，是当时英国布道会的4倍② D. Cui, The Cultural Contribution of British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and British-American Cooperation to China’s National Development During the 1920s, p. 24.，足见实力强大。同时期，伦敦会在华事业获得的经费也有所增长，1918年为44 472英镑，1921年为55 757英镑，1927年为48 182英镑；从中国获得的捐助也逐年上涨，1918年为12 711英镑，1921年为47 728英镑，1927年为71 528英镑。英国其他布道会的经费虽也在逐年增长，但远远跟不上物价和汇率的变化。

英国海外传教运动起初并未得到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虽然英国政府认可基督教扩张能够加强对殖民地的统治，但是传教活动中的宗派矛盾也影响政府的意向和利益，因此传教组织与英国政府、殖民当局之间有冲突，有联合，也有互相利用，关系较为复杂。此外，英国政府给国教会传教组织以较多的扶持，也招致其他宗派及其传教组织的不满。随着时间推移，很多政治家对各宗派的容忍度有所增加，他们认为过于注重英国国教并非明智之举，主张施行“宗教宽容”政策。总之，宗教对于稳定社会、巩固殖民统治的重要作用得到认同，对外传教能够输出英国文化和价值观，更是得到广泛认可③ A. Porter, “Religion, Missionary Enthusiasm, and Empire”, in A. Porter ed.,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19th century, p. 232.。

随着分布在全球各地的生产基地日益增多，借助先进的云技术进行全球互联已成为一项重要特征。这也为团队、管理和运营之间更广泛的协作增加了新的优势。

英国海外传教运动伴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和衰退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伦敦布道会是其中的一个缩影，其在华活动的兴衰折射出近代以来英国海外传教活动的沉浮。伦敦会在华参与教育、医疗和社会救济等活动，大部分经费来源于英国人的捐助，还支持中国基督教会本土化，有益于西方近代文明在中国的传播，其所创办的学校、医院等机构也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一定积极作用，但是毋庸置疑这些活动都是服务于伦敦会宣扬基督教思想，皈依信徒的目的，是他们整个“福音传播”运动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应该正视基督教思想在现代文明中的影响，全面考察和分析以英国海外传教会为先驱的近代以来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历史轨迹和历史影响。

本文相关资料见附表1—3。

 

附表1 近代英国主要布道会在华发展概况表

  

资料来源：《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832—838页。

 

布道会 年代 外国教职人数 中国职员人数 教会学校学生总数圣公会1889 1905 1915 1920 56 275 345 294 168 1 036 1 312 1 646 2 000 7 381 11 068 12 181华北英圣公会1889 1905 1915 1920 13 34 56 62不详74 143 187不详180 1 240 1 832浸礼会1889 1905 1915 1920 35 55 108 81 19 172 491 507 137 1 308 2 888 4 290伦敦会1889 1905 1915 1920 65 131 156 125 86 514 667 625 2 124 5 008 4 909 6 916循道会1889 1905 1915 1920 31 82 121 116 50 225 318 386 534 686 1 969 4 248英国长老会1889 1905 1915 1920 51 99 79 87 135 249 596 786 628 2 442 5 319 9 209苏格兰长老会1889 1905 1915 1920 16 35 63 79 14 181 468 350 67 458 2 790 2 936内地会1889 1905 1915 1920 366 849 976 980 92 1 287 1 994 1 931 182 2 997 11 685 11 006

 

附表2 1920年英国布道会在华办学状况一览表

  

资料来源：《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资料》，第818—819页。

 

布道会 初级小学学校数目初级小学学生数目高级小学学校数目高级小学学生数目中学数目中学学生数目圣公会 290 7 666 51 1 626 17 854华北英圣公会 62 1 350 10 319 7 227浸礼会 214 3 551 12 333 2 68伦敦会 161 4 923 30 1 396 9 482循道会 108 2 908 26 521 5 203圣道公会 157 3 783 19 459 3 195长老会 210 5 990 25 941 8 377内地会 455 10 241 70 1 152 8 127苏格兰长老会 99 2 764 12 266 6 262

 

附表3 英国在华布道会参与高等教育简况表

  

资料来源：《1901—1920年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调查资料》，第840—842页。

 

英国布道会 大学及专科学校 神学校及圣经学校 医学校圣公会 福建协和大学华西协和大学无锡天道学校福建协和道学院广州协和高等神学校保宁神道学校华西协和大学医科华北英圣公会 齐鲁大学 无锡天道学校 齐鲁大学医科浸礼会 齐鲁大学 齐鲁大学神科 齐鲁大学医科燕京大学岭南大学华中大学金陵大学女子学院伦敦会燕京大学神学科北京妇女神道学校华北协和道学院广州协和高等神学校齐鲁大学医科北京协和医学堂天津医学堂香港西医书院大同医科学校循道会 华中大学 广州协和高等神学校湖南圣经学校圣道公会 燕京大学神学科内地会 保宁神道学校苏格兰长老会 文会大学 奉天基督教神学校 奉天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