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学科交叉趋势的加强，体育史在研究路径、方法和选题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体育史以叙述体育实践活动为主，现在注重阐释体育观念、功能和作用；体育史研究融合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体育与社会、体育与文化等已成为新的选题方向，从社会文化角度阐释体育运动的发展变化已成为当下研究的主流。① Dilwyn Porter, “Sports History and Modern British History”, Sport in History, Vol. 31, No. 2 (June, 2011),pp. 180-196.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实际发展中，存在分层化、多样化和复杂化等特征。不同群体缘于不同的经济地位、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文化品味，所喜好的运动项目有很大差别。在近代英国，贵族热衷于打网球、打猎、架鹰、赛马、击剑等，而平民则喜好踢足球、打板球、打曲棍球及观看斗熊等，分层化特征极为突出。② 陈凯鹏：《论近代早期英国体育活动的特点》，《体育文化导刊》2016年第1期。对贵族来说，体育运动不仅具有强身健体、磨练意志等功能，还在素质修养、人际交往、等级维护、官职晋升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作为“关键性游戏活动”，体育运动承载着贵族诸多信息，对该群体生存发展意义重大。③ David R. Starkey ed., Rivals in Power: Lives and Letters of the Great Tudor Dynasties, London: Macmillan,1990, p. 98.鉴于国内学界对此研究不多，本文试以近代早期英国贵族的体育运动为题进行粗浅探讨，以加深认识体育在近代早期社会关系中的作用。

一、贵族体育发展的社会背景

近代早期是英国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时期，运动的主体、形式、地位及功能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俗君主和贵族精英是体育运动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ILS模块实现方法及状态转换如图4所示。其中,RES_INIT为来自重同步模块的状态指示信号;mf_cnt为多帧计数器,用于定位初始通道同步序列中的4个多帧;qb_cnt为四字节时钟计数器,用于跟踪ILAS状态已接收到的四字节数;mf_qb_num为每个多帧中包含的四字节个数。

体育在西方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就达到高度发达的境界。但需要指出的是，该时期的体育运动，精英色彩较为浓厚，能够参加赛跑、标枪、击剑、摔跤等项目的往往是特定人群，即具有城邦公民身份的成年男性，奴隶、外邦人及广大妇女则被排斥在外。这些人把参与体育运动看成是参与城邦公共事务，是公民身份的标志。当然，体育在强身健体的同时，也磨练人的意志，塑造着公民的美德。为加强内部凝聚力，城邦间常举办各种体育竞技比赛，使体育成为提升公民道德的核心途径和公民表达政治理想与精神追求的重要形式；体育被认为是诠释理性精神的最好方式。① 刘欣然等：《古希腊城邦体育运动的文化探析》，《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3)如果将线段PQ保持铅垂方向，沿着圆柱的侧面转动，PQ与圆C1、C2所在平面是否依然垂直？旋转过程中，线段PQ的长度是否改变？

进入中世纪，受基督教神学的影响，西方体育由盛转衰，长期处于低迷之中。基督教会把持着思想文化的话语权，从宗教二元论出发，对任何有助肉体快乐的活动都大加鞭挞。在教会看来，击剑、赛跑、摔跤等运动项目多为异教遗俗，充满暴力和欺诈，严重影响信徒的灵魂救赎，因此予以排斥和压制。② 彭昆：《中世纪基督教的灵肉观及其对体育的影响》，《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15年第2期。在14世纪前，基督教教士对贵族为提高军事技能而举行的比武大会，同样持否定态度，不断地予以抨击和谴责。如，神学家雅克·德·威崔将比武斥之为恶意的攻击、可耻的行为，使战败者蒙受伤害和羞辱，而使胜利者滋生贪念，引发嫉妒和冲突。他认为，比武严重违背上帝的博爱精神，容易助长邪恶品行。③ 倪世光：《西欧中世纪骑士的生活》，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4—205页。更重要的是，西欧经济自9世纪以来才慢慢复苏，14世纪又遇黑死病的沉重打击，不利于体育事业的发展。

是不是所有的运动项目都适合贵族，都有助于贵族的健康发展呢？1563年，牛津大学神学教授劳伦斯·汉弗莱在《贵族或高贵的生活》中依据运动的内在特点，将体育划分为“优良”和“不良”两种类型。他认为，诸如旋转、跳跃、投掷、摔跤和奔跑等属于“优良”项目，使人强身健体，热血沸腾，富于激情，能够展现男子的气概，符合贵族等级的品味，应予保留；“不良”指跳舞、打猎、下棋或球类运动，这些项目容易激发人的情欲，催生贪婪念头，诱发冲动，不太适合贵族娱乐，应予以抵制。⑥ Gregory M. Colón Semenza, “Recovering the ‘Two Sorts of Sport’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Prose”, http://dx.doi.org/10.1080/01440350008586714, 2017-12-25.而在17世纪初的社会评论家詹姆斯·克兰德看来，骑马、射箭、打球和跳舞等能够展现贵族的优雅姿态和高贵气质，比较适合他们身份；斗鸡、斗熊和舞台表演等娱乐，比较低俗，易使人丧失美德，贵族要尽量避免学习。鉴于体育运动与道德品行关系密切，为确保贵族子弟身心健康，剑桥大学禁止学生在校园里饲养猎狗或猛禽、投掷骰子或玩纸牌；国王学院不允许学生携带狗、雪貂、宠物鸟、猴、狼、熊或鹿等动物入内；冈维尔学院禁止学生斗熊、斗牛、携狗或架鹰打猎；彭布罗克学院则明令禁止在马背上斜骑。① 科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陶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第255页。在校方看来，这些运动容易使他们耽于安逸，相互攀比，打架斗殴，滋生事端，影响学生身心发展。

综上所述，对于交流输入，不需要备电的场景，可采用市电直接供电的供电方式。这种方式适合服务质量要求一般，对信号源掉电不敏感的场景。

其次，人文主义思想为近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核心理论支持。作为新兴阶层的价值观念，人文主义以积极的姿态和理性的态度看待人生，在复兴古典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弘扬人性、反对神性，重视现世幸福、反对来世得救，享受现世幸福、反对禁欲苦修等主张。与封建神学思想相比，人文主义具有鲜明的世俗性、现实性和进取性等特征。人文主义的兴起，为世俗体育的飞速发展提供了思想观念的依据。人文主义所孕育的新荣誉观念，为贵族抢占体育“制高点”提供了强大动力。这种观念以个人物质享受为基础，以言谈文明、举止优雅、出手慷慨、生活奢华为特征，借此获得更多荣誉和名声，从而实现追求现世幸福的目标。意大利人文主义者阿尔贝蒂把追求荣誉看成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① L. B. Alberti, The Family in Renaissance Florence, Long Grove: Waveland Press, 2004, pp. 149-150.1685年，贵族纳撒尼尔·维克多说：“世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像荣誉令人魂牵梦绕，对人生具有重大价值，如果对此不理解，人生就毫无意义。”② Keith Thomas, The Ends of Life: Roads to Fulfilmen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 147.“荣誉”成为近代早期贵族价值观的核心③ Jerrilyn Greene Marston, “Gentry Honor and Royalism in Early Stuart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Vol. 13,Issue 1, 1973, p. 22.，麦考莱·斯玛茨把“荣誉”看作是近代早期文化系统的核心要素，“它建构了人们的行为模式和社会差异”④ Joseph P. Ward and R. Malcolm Smuts, Culture and Power in England, 1585-1685, Basingstoke: Macmillan Press,1999, p. 8.。因此，积极投身体育运动等社交活动成为贵族获取更多荣誉和名声的重要方式。

最后，贵族权力地位的变化是他们大量进入体育领域的现实驱动力，借此可以弥补因权势旁落带来的失落感。都铎王朝以来，乡绅富农阶层快速崛起，专制王权日趋强大，贵族传统等级特权遭到严重挑战与削弱。为了继续位列显赫等级，他们必须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向优雅化、朝臣化和绅士化的方向转变。⑤ 朱孝远：《近代欧洲的兴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29—134页。尤其在宗教改革后，信仰的内在化对贵族荣誉模式产生影响，它使贵族基于武力和门第的旧荣誉体系逐渐向基于内在自制的优雅荣誉体系转化。⑥ J. M. Levine, Society, Politics and Culture: Studie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319.诺伯特·埃利阿斯在《文明的进程》中，把贵族的这种文明化转向，看成是新兴民族国家与社会联手互动（规范暴力举动）的结果。通过知识界的著书立说与规范引导，社会控制逐渐被自我控制所取代，人文主义观念、服务国家的意识和加尔文荣誉观念等，成为贵族转变的主要推动力量。⑦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I,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2, p. 79.

贵族学习体育，从政治角度上说，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责。《廷臣论》（Book of the Courtier）的作者卡斯蒂利奥内认为，贵族必须从小接受游泳、赛跑、投掷和跳跃等训练，这样有助养成强健的体魄、修长的身材、灵活的举止、高贵的气质，从而担负起管理国家的重任。③ C. W. 凯林道夫：《人文主义教育经典文选》，任钟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11页。16世纪英国知名学者托马斯·艾利奥特爵士在《执政者》一书中，也将射箭、摔跤、跑步、游泳、打猎、骑马等列为贵族子弟的必学科目。④ 威廉·哈里森·伍德沃德：《文艺复兴时期教育研究》，赵卫平、赵花兰译，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06页。在人文主义者看来，贵族通过接受教育，“骑术优雅，比武有方，各种武器都能上手，善于射箭，枪法当不在话下；如生龙活虎般地翻跟斗，至于跑、跳、摔跤、游泳更是无所不能；舞姿优美，善于歌唱，工于乐器；驯鹰、狩猎、打网球以及其他各种娱乐消遣无所不通，并能把这些赏心悦目的玩乐与劳作结合起来，在开阔地带和阳光下进行，既为战时做准备，也作为和平时期的愉快消遣”⑤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2页。。

近代早期，作为社会精英群体，贵族积极推动体育运动的发展。17世纪初，多塞特公爵热衷各种体育比赛，整日沉迷于各种赛事。多塞特公爵夫人这样描述丈夫的生活：“这个季节我丈夫在伦敦……他经常参加斗鸡比赛，出入保龄球巷，参与赛马。五月他前往刘易斯，与沃尔特·拉雷等人进行纵犬咬熊、摔跤、打棋牌和其他运动，供他们消遣娱乐。”② A. L. Rowse, The Elizabethan Renaissance: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p. 216.围绕贵族的运动爱好，伦敦出现多家体育学校，专门教授贵族击剑决斗技巧。作为体育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根本性地扭转了体育在中世纪的地位和形象，使其进入蓬勃发展期。

二、贵族重视体育运动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中，“治理有效”占据着基础地位。只有夯实这一基础，才能确保乡村社会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保障乡村振兴整体目标顺利实现。实现“治理有效”目标的基本方针，就是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就要求农村普法教育由单一法治教育模式，向自治教育、法治教育、德治教育“三教”融合新模式转型。本文拟对这一转型的必要性和内容进行探讨，并结合河北省保定市的普法教育实践，对实现这一转型的基本路径提出一些看法。

在贵族看来，从事这些运动既能强健体魄，又可磨练意志，使人精神饱满、斗志昂扬、道德振奋，进而得到全面发展。伊丽莎白女王的家庭教师罗格·阿斯克姆（Roger Ascham，1515—1568年）说：“体育运动能考验人的道德品质；能够使整个身体充满和谐；使大人物公正无私，使穷人踊跃参与。”③ Jonathan Dewald ed., Europe 1450 to 1789: Encyclopedia of the Early Modern World, Vol. 5, London: Thomson Gale, 2004, p. 507.1671年，尼古拉斯·考克斯在《绅士娱乐》中明确指出：体育运动对贵族益处很多，对他们的身体、心理、道德及荣誉都会产生积极作用。体育在增强人体力量与速度的同时，还可使头脑保持清楚、敏捷。④ James Williams, “Sport and the Elit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port in History, Vol. 28, Issue 3, 2008, p. 408.在这些贵族爱好者眼中，体育并不是引发事端的罪恶活动，而是有助身心健康发展的正当活动。约克公爵爱德华认为打猎可使人摆脱七大罪恶，有助保持自信、勤劳，是消除懒惰的最佳良药。英王亨利八世也经常说，从事体育运动可使人勇敢、节制，做事充满理性，身心获得全面发展。⑤ James Williams, “Sport and the Elit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port in History, Vol. 28, Issue 3, 2008, p. 406.为此他常组织臣僚打猎、打网球和摔跤，并在汉普顿宫建立英国首座网球场，委派人员管理和服务。为提高球技，他不惜重金从意大利聘请私人教练指导训练。① 沃尔夫冈·贝格林：《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丁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6页。在其影响下，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也热衷体育运动。17世纪初，詹姆士一世即位后也热爱打猎、打高尔夫、赛马等运动。他曾告诉儿子查理：“打猎是最高贵的娱乐活动，应为贵族喜爱。射中猎物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猎物，而是能从中获得精神满足。”为提高贵族的举止修养，培育他们的精神气质，詹姆士一世要求贵族必须参加体育运动，以维护所在等级的荣誉。体育成为彰显精英身份的重要元素。② Heasim Sul, “The King’s Book of Sports: The Nature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17, Issue 4, 2000, p. 169.在英国王室的引导下，贵族阶层掀起了学习体育的热潮。

中世纪曾被轻视的体育运动，在近代早期得到重视，这是观念上的伟大转变。王室、贵族和民众都积极参与体育运动，体育项目明显增多。整个社会对体育的功能和作用的认识逐步加深，体育逐渐成为人们休闲娱乐、聚会消遣、联络情感的主要途径。人文主义者是引导贵族走向廷臣化和文明化的导师。⑧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依据古典教育理念和政治蓝图，围绕贵族精英管理国家事宜出版很多富有教诲色彩的书籍，如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卡斯蒂利奥内的《廷臣论》、埃利奥特的《统治者之书》、约翰·海伍德的《绅士和贵族》、詹姆士·克莱兰德的《年轻贵族培养教育》、杜瑞的《关于贵族和绅士的教育》等。其中相当数量是由英国人文主义者撰写的。包括贵族在内的精英阶层，依据古典教育理念和自身感官经验，对体育运动作出积极评价。在他们眼中，体育不再是充满暴力的邪恶活动，而是具有诸多积极功能的社会活动。它在增强人们身体素质的同时，也能磨炼人的意志，提升人们的道德修养。昔日教会眼中的“邪恶游戏”现在变为世俗生活的“新宠”，体育运动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观。

模块是模块化设计的基本元素,是一种实体的概念,如把模块定义为一组同时具有相同功能和相同结合要素,具有不同性能或用途甚至不同结构特征,但能互换的单元[2-5].模块化一般是指使用模块的概念对设备或系统进行规划设计、生产组织.设备的模块化设计是在对一定范围内的不同功能或相同功能不同性能、不同规格的设备进行功能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划分并设计出一系列模块,通过模块的选择和组合可以构成不同的设备,以满足发射场不同需求的设计方法.

回去路上，各怀心事，什么风景也不成风景了。路过那株枫树时，一杭下意识地看了看河心。鹅卵石还是鹅卵石，河水也还潺潺流动，但那片红色的枫叶，却不见了。原来树叶陷落的地方，甚至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一杭的心，便越发沉重起来。也不再刻意照顾雪萤的情绪了。

14世纪以后，西欧经济充满活力，同时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观念上为西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创造了社会氛围。首先是世俗力量的壮大与教会势力的衰落，扫清了体育发展的外部障碍。自新航路开辟以来，西欧国内需求和殖民贸易激增，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孕育出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社会结构逐渐发生根本性变化。人们的利益诉求、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日益多元化。与此同时，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冲击下，基督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也被打破。教会的权威影响急剧下降，在新教国家它甚至转变为专制王权的忠实臣仆。总之，制约体育发展的观念枷锁被打碎，人们开始以理性、世俗的眼光，选择适合自身发展的娱乐模式，为体育运动的发展创造条件。

三、贵族体育运动的特点

作为贵族生活的“关键性的游戏活动”，体育运动不仅是精英教育的核心内容，而且是他们与外界交往的重要文化名片和资本，借此展现其显赫的等级身份和高雅的生活方式。依靠雄厚的经济实力与慷慨奢华的投入，贵族长期掌控某些高雅运动的消费特权，重新树立对休闲生活的主导权。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在继承传统运动的基础上，发展出网球、高尔夫、赛马等新的运动项目。为了规范和实施这些项目，更好地进行运动，他们修建豪华场地，购买各种昂贵的比赛用具，并制定出相关的比赛规程。为了推广这些项目，让更多的人了解规则、参加运动，他们编写了很多体育休闲书籍，其中《完美游戏者》《娱乐潮流：贵族指南》《狩猎的高贵艺术》和《狩猎规则简编》等是较有代表性的。① Graeme Kristofer Hefner,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Sports and Games as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Atlanta: Georgia State University, 2007, pp. 22-30.这些书依据各项运动的特征，详细叙述了活动方式和注意事项。如《娱乐潮流》提醒贵族狩猎时如何提前选择场地、猎狗、猎物和马匹，如何侦察、射杀、追击猎物等；在《狩猎的高贵艺术》中，多塞特郡贵族乔治·特贝维尔（George Turberville，1575）结合自身感受，谈论狩猎给他带来的好处。他把狩猎说成是一项适合贵族消遣的高贵运动，“能够让人毫不懈怠，双唇紧闭、两腿蹬直、二目圆睁，随时捕捉周围声音”。② A. L. Rowse, The Elizabethan Renaissance: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Chicago: Ivan R. Dee, 1971, pp. 204-205.

作为精英群体，贵族青睐的体育运动项目具有明显的高消费性，这是它们与大众体育运动区别的根本点。就爱好而言，英国多数贵族喜好狩猎、架鹰、打网球、打高尔夫球、击剑、赛马等运动。从经济花费和健身娱乐的角度看，这些项目属于高投入的炫耀性休闲消费活动。以16世纪末流行的赛马运动为例，参与的首要前提条件是必须拥有优良马种；其次要有宽敞的训练场地和充裕的训练时间，才能掌握赛马的基本要领和规则；要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还要聘请有经验的人员指导。满足以上条件，总体花费至少在3 000镑以上。尽管价格高昂，但出于社交和荣誉的考虑，很多贵族依然不惜重金从西班牙、意大利、德意志、土耳其等地选购优良马种，并聘请意大利知名驯马师指导。17世纪初，有些贵族为了训练甚至斥资租借场地。尽管花费很大，但在这些人看来很有必要。③ James Williams, “Sport and the Elit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port in History, Vol. 28, Issue 3, 2008, p. 411.作为传统休闲项目，狩猎素为英国王室和贵族喜爱，但要组织一场狩猎，花费甚为浩大。主办者除需拥有广阔的猎场和各种肥硕的猎物外，还必须有优良马种、灵敏猎犬和猎鹰。在当时一只好猎鹰的价格为10先令～1英镑，如再加上每天喂养的肉食，花费就更大了，非常人所能负担。④ Ian Mortimer, The Time Traveler’s Guide to Medieval England: A Handbook for Visitor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New York-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08, p. 259.为使狩猎充满趣味性和娱乐性，主办者需准备多种猎犬，协助追击和抓捕猎物。按照哈里森的描述，英国良犬不下十几种，如苏格兰牧羊犬、灰狗（greyhounds）、獒（mastiffs）、西班牙猎犬（spaniels）、雪达犬（setters）等。这些猎犬在狩猎中有不同的分工，如“哈里”犬（harriers）主要用于追逐野兔、狐狸、獾、水獭等小动物；“特里尔”犬（terriers）主要为抓捕钻进洞穴的兔子、狐狸、獾等野物；灰狗用来围攻大型猎物；西班牙猎犬和侦查猎犬凭借敏锐的嗅觉追寻猎物，按照猎物足迹指引方向。购买、训练这些猎犬花费也相当惊人。① William Harrison, The Description of England: The Classic Contemporary Account of Tudor Social Life, 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s, 1994, pp. 339-344.据文献记载，英王爱德华三世仅猎犬就多达50～80条，一般贵族家中也有十几条。为豢养猎犬，亨利八世专门在格林威治宫修建长230码、宽60码的狗舍，并派专人负责管理，每天给它们喂食鹿、狐狸、水獭和野兔等上好的肉食，花费不计其数。狩猎、赛马、打网球等体育运动因花费高昂，只能为贵族垄断，普通大众被拒之门外，英国体育就此呈现分层化的特征。

贵族体育运动还具有高雅性特征。有别于普通百姓，除通过高额花费炫富耀名外，贵族在进行体育运动时还借助优雅的动作、有序的组织和必要的规则，以彰显其高贵身份和文化修养。社会经济学家凡勃伦指出，“有闲阶级”在形成后，常举办各种免于劳动的炫耀性消费活动，以获得更多声誉和资本。活动常以“非实物”形态表现出来，绝大多数与劳动无关，因为从事劳动是弱势的表现，本质上被归入低贱范畴内。②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李华夏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37页。贵族投身体育运动，真正目的不是为强身健体，而是通过这个新社交平台向参与者和旁观者炫富夸耀，以显示其高贵不俗的举止和身份。为使活动“不同凡响”，主办者常煞费苦心，提前对参赛人员、赛程、规则和奖品做周密考虑。他们的比赛常邀请少数精英人士参与，提前就比赛规则进行协商，使整个赛程在轻松、高雅、文明的氛围中完成。相比而言，普通百姓的娱乐比赛既没有固定场地，又缺乏严密组织，通常是为庆祝节日，临时聚集在一起进行集体性娱乐比赛。在比赛中你争我夺、吵闹推搡，场面极其混乱，经常发生冲撞、扭打以及流血事故。③ 近代早期的足球、曲棍球、板球等运动项目，发源于英国各地的节日习俗，是社区民众为庆祝节日和密切关系而形成的集体娱乐项目。由于缺乏专门场地、专门组织和详细比赛规则，比赛场面极为喧闹混乱，时常发生人身伤亡事故，屡遭精英阶层指责。见Tim Harris, Popular Culture in England, 1500-1850, Basingstoke:Macmillan Press Ltd., 1995; Steve Handle, “Custom, Festival and Protes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Little Budworth Wakes, St Peter’s Day, 1596”, Rural History, Vol. 6, No. 2, 1995, pp. 155-178.大众足球比赛曾被比喻成一群野兽搏斗，野蛮且充满暴力，时常造成人员伤亡；足球比赛“看上去不像是友好比赛或娱乐，倒像是一场战斗；血淋淋的谋杀取代了欢快的娱乐”。④ Ian Mortimer, The Time Traveler’s Guide to Medieval England: A Handbook for Visitor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p. 296.相较而言，贵族的比赛文明有序，符合贵族高贵的举止修养。罗伯特·豪莱特在《娱乐潮流：绅士指南》中，公开把网球称为“与出身显赫的贵族身份相般配的休闲运动”⑤ Graeme Kristofer Hefner, Activities of the People: Sports and Games as 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 38.；1660年罗伯特·布尔顿在《忧郁的剖析》中明确指出：“作为体育娱乐，打猎和架鹰属于高贵人士的特权，卑贱阶层不能从事。如果他们带着猎狗，拿着猎夹，就相当滑稽，因为身份等级与这种高雅活动不配。”① Heasim Sul, “The King’s Book of Sports: The nature of leisur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port, Vol. 17, Issue 4, 2000, p. 172.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英国贵族体育运动还具有排他性的特点。体育作为一种文化资本，具有催生新社会等级的重要功能。通过将体育运动与特定群体相挂钩的方式，它与经济地位、社会荣誉和政治权力等结合起来，从而使持有者在社会某方面获得优势，发展成为排他性的特权群体。自中世纪等级观念形成后，体育娱乐就开始呈现分层化特征，某些运动成为特权等级的专利，具有排他性的特征。为保护贵族的特权地位，早在1363年，英国王室就颁布公告，禁止成年男性玩手球、踢足球、打曲棍球、狩猎等，否则将被监禁，但贵族不在禁止之列，成为这些项目的专享者。② Ian Mortimer, The Time Traveler’s Guide to Medieval England: A Handbook for Visitors to the Fourteenth Century,p. 263.都铎政府为稳定等级秩序，继续加强此方面立法。1541年亨利八世下令：工匠、自耕农、学徒、劳动者、仆人、渔夫、熟练工或家仆等下层民众不得打网球、保龄球，因为他们身份卑贱；唯有年收入超过100镑的贵族方可参与这些运动，因为他们天生身份显赫，适合从事高雅运动。17世纪初期，詹姆士一世颁布《运动诏令》（The Book of Sports），继续坚持原有法律原则，宣布非经法律许可，任何人不得从事与其身份不符的娱乐运动。为维护皇家权威和财产，英国法律规定普通民众或贵族不能私自在王室森林里打猎，因为它属于皇家特权。但研究表明，1485—1640年很多贵族经常闯入王室森林中，偷猎各种野物。在这些偷猎看来，在王家森林里打猎，不光是为了美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获得某种荣耀感。③ Roger B. Manning, Hunters and Poachers: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Unlawful Hunting in England 1485-16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 134.

四、贵族体育运动的影响

近代早期英国贵族极大地推动了体育事业的发展。赛马、打网球、打高尔夫等新运动项目相继出现，体育运动的种类有明显增加，并带动了经济的发展。以网球为例，自16世纪从欧洲大陆传入后，很快风靡英国各大学。到17世纪，剑桥大学的13家学院几乎都有网球场地。自1475年圣体学院修建首座网球场后，到16世纪90年代，整个校园共建成10座网球场。网球运动在16世纪的英国上流社会非常普及。④ 科瑞思：《剑桥：大学与小镇800年》，第258—260页。随着体育比赛的增多，赛制规程和奖励规则逐渐形成。当首场赛马比赛出现在1540年的切斯特城后，很快就传到英国各地。在1622年比赛中，奖金数额已高达100镑，吸引很多人围观。为规范比赛，詹姆斯一世允许实行机会均等法。到17世纪晚期，伦敦新市场已成为英国的赛马中心。⑤ Anne Holland, Horse Racing in Britain and Ireland, New York: Shire Publications, 2014, p. 6.围绕贵族的体育运动，英国逐渐形成一种新的体育经济，如狩猎经济。① Roger B. Manning, Hunters and Poachers: A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Unlawful Hunting in England 1485-1640, pp. 177-183.

体育运动为贵族加强人际交往、拓展资源提供了重要纽带和平台。依靠这个平台，贵族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有助构筑更为牢靠的利益关系网。1591年和1605年，温彻斯特侯爵和南安普顿伯爵两次组织赛马比赛，吸引众多贵族参加。为增加比赛刺激性，赛事组织者允许下注赌博，使得比赛具有很大投机性。1549年，罗特兰伯爵二世在赛马中下赌金2镑；1605年，塞西尔爵士在与国王网球比赛时输掉1 000镑；1618年白金汉公爵在竞走比赛中，赢赌金3 000镑，坎普登子爵巴普蒂斯特则在比赛中输掉妻子2 000镑嫁妆。② 劳伦斯·斯通：《贵族的危机：1558—1641年》，于民、王俊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69—71页。通过体育比赛，贵族在赢得名声的同时，也巧妙地密切了相互关系。另外，通过赠送某些运动用品，贵族也巧妙地拓展了他的关系网。16世纪30年代，亨利八世的姑父亚瑟·利斯尔为加强与大贵族关系，常把圈养的猎物赠送给他们；1587年，贵族皮埃尔·勒夫曾致信塞西尔公爵：“如果你慷慨地赠予我另外一只鹰隼，那我就给予你一只会奔跑的公犬”③ A. L. Rowse, The Elizabethan Renaissance: The Life of the Society, p. 207.；17世纪30年代，米德尔塞克斯公爵莱昂内尔·克兰菲尔德在格罗斯特郡专门修建鹿苑，饲养红鹿，以供亲朋好友打猎使用，赢得很高赞誉。借助体育运动这个交际平台，贵族竭力加强精英人士间的相互关系，为他们协调彼此利益提供了必要的沟通渠道。

宫廷体育赛事就像一个政治指示器，能准确向外界传递出政坛变化的信息。研究发现，近代早期英王热衷于打猎、赛马、军事比武等活动，常邀请贵族参与。君主通过这种邀请，向贵族传递出亲密或疏远的信息。通过操控参赛名单，王权展现出在国家权力中的最高权威。伊丽莎白时期，布鲁克家族、凯里家族、塞西尔家族、诺斯家族等因多次出席宫廷赛事，在政治上获得优势。17世纪初，伯蒂家族、赫伯特家族、康普顿家族和埃芬埃姆家族，未被国王邀请经常参与宫廷娱乐，也预示了家族衰败的结局。为得到君主恩宠提拔，很多贵族投其所好，通过体育赛事接近国王，以博取加官进爵的机会。学者詹姆斯·威廉姆斯指出，体育运动在近代早期已被精英阶层高度政治化，它是君主巧妙驾驭贵族廷臣的重要手段，也是贵族跻身宫廷政治的重要纽带与渠道。④ James Williams, “Sport and the Elit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Sport in History, Vol. 28, Issue 3, 2008, p. 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