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来，我国农民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增长迅猛，截至2017年5月底，在国家工商总局登记注册的合作社已达190多万家。但在合作社数量增长迅猛的同时，合作社利益分配向核心成员倾斜的普遍现象也引发了学界的担忧。合作社存在内部人控制[1]，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凤毛麟角[2]，农户“被参与”现象屡见不鲜[3]等问题。而在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也专门提到“加强农民合作社规范化建设”。在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过程中，梳理好成员之间的权责关系十分必要。风险分担作为权责关系的纽带，在利益分配中起关键作用，合作社的所有成员只有风险共担才能利益共享。当前，找出影响农户参与合作社风险共担的因素，是解决合作社不能真正成为利益共享合作组织的关键，也是合作社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前提。因此，研究农民合作社农户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表明，社员农户（以下简称农户）风险共担不足导致合作社的负担过重，风险共担对于合作社的发展至关重要。在风险研究领域，风险共担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4]。风险认知是风险承担策略建立的前提[5]，由于我国小规模农户风险共担认知不够、风险承受能力不足，加入合作社成为小农户应对现代市场挑战的重要选择[6]，合作社成为农户转移风险的平台[7]。近年来，合作社集体行动困境和农户“搭便车”的行为引起学者们的重视[8]，农户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合作社不仅承受一般市场主体的经营风险还要承担农户的转移风险[9]，造成合作社负担过重，使得它在与其他营利企业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10]。农户这种不承担风险又享受合作社利好的“机会主义行为”[11]造成合作社的风险主要由少数社员承担[12]。但是，合作社成功的关键是成员之间形成风险共担的共同体[13]。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分别对合作社集体行动困境和农户“搭便车”行为进行了细致分析，并揭示了成员异质性导致合作社风险分担不均的现象，为本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但现有研究仍需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对农户没有或很少与合作社风险共担的原因缺少相关分析。基于此，本文从认知和行为两个维度判断农户风险共担不足是认知不够还是行为缺失。并在此判断的基础上，利用湖北和山东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相关性分析和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找出影响农户风险共担行为的因素，探讨农户风险共担不足的原因，为促进建立合作社风险共担共同体提供相关建议。

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连贯组患者的疾病知晓程度为(91.10±2.17)分,明显较高于对照组的(63.46±7.35)分,经t值检验两组间的对比差异,显示有统计学意义(P<0.05)。

1 关于农户风险共担的分析框架

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本文对风险共担认知概念进行界定，并选取资本风险共担行为作为风险共担行为，以农户自身特征、合作社制度安排、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态度作为风险共担的分析框架。根据行为经济学理论，经济活动中，人在决策时受到环境和自身认知能力的约束，行为表现为有限理性[14]，并且人的决策受直觉系统和推理系统这两个认知系统的支配[15]。Slovic [16]认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大多数人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件的方法是直觉判断即风险认知。根据Yates和Stones [17]关于风险的定义，风险是各类损失的和，而风险认知是主体感知、识别自身面临或可能面临的风险[18]。在此基础上，农户的风险共担认知可以解释为，农户对与合作社一起承担合作社面临或可能面临各类损失的主观感知。鉴于农户对资本风险和交易风险的分担不足是合作社中风险分担不均的主要表现[12]，而交易风险又难以量化，且成员对合作社出资是提高合作社的组织稳定性和抵御风险的重要来源[19]，因此本文用农户的资本风险共担情况代表其风险共担行为。本研究关于影响农户风险共担的因素解释如下：

1）农户自身特征。农户自身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风险偏好、家庭经营规模、家庭年收入、合作社中身份和合作社中占股。Simon [14]提出农户的风险认知受自身有限理性的影响。放在合作社背景下，影响农户对风险共担认知的自身因素包括受教育水平[5]、自身风险偏好[5]、家庭经营规模、家庭年收入、合作社中身份、合作社中占股。其中，收入水平对风险承担决策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20]。合作社中身份的不同，即普通成员和核心成员由于资源禀赋的差异导致所承担的风险不同[12]。

合作社是否设有成员账户直接影响农户的风险共担行为。相较合作社的其他制度安排，成员账户能够更加直观反映农户的成本收益，农户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个体，只有清楚地了解成本收益后，才会愿意付出资本与合作社风险共担。并且，由于在市场竞争中不占优势，农户长期处于利益被挤压的劣势地位，对于风险共担会更加谨慎，成员账户的缺失会直接导致农户不采取风险共担行为。

3）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态度。认知态度包括合作社是可靠的、社长是可靠的、合作社能提高经济收入、合作社能降低风险、与合作社风险共担对合作社有利、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加大自己的风险、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态度包括积极和消极认知。积极认知包含某种程度的机会，消极认知则包含某方面的威胁[23]。“机会”存在于任何一种风险概念中，避免损失也是一种机会[17]。此外，信任是在有风险的情况下对他人持有的积极态度[24]，成员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有助于合作社的成功[25]，信任能够降低人们之间合作的成本[26]。因此，本文以农户对合作社的信任和机会认知表示其积极认知，以农户对风险共担情景中的威胁认知表示其消极认知。

2 研究方法

2.1 模型选择

风险共担行为模型的因变量为有序的类别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影响农户风险共担行为的因素。有序Logistic模型的表达式为：

 

式中：Y代表模型中的因变量，X代表模型中的自变量，j表示因变量的分类，k表示自变量个数，i表示自变量编号，β0代表常数项，βi代表自变量的回归系数。

已有研究表明通过改变灾害发生的区域，构建不同的模拟试验组，来分析不同国家和地区制造业受到同样程度的破坏下，给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间接经济损失的不同[1].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全球生产链、供应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在受到相同强度的自然灾害打击时产生的全球性经济影响也不同.通过构建不同的模拟试验组，发现不同区域的制造业即使受到相同程度的直接经济损失，其所造成的全球性经济影响的产业构成情况存在差异.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对区域内部产业的依赖性不同，在遭受灾害打击后产生的跨区域影响也不同，对区域内部产业依赖性小的国家和地区遭受灾害打击往往使其他区域的部门生产受到的影响更大[2].

2.2 数据来源和样本特征

两组均无眶内损伤、鼻腔大出血、脑脊液鼻漏及鼻中隔搧动、鼻中隔穿孔、外鼻下塌畸形等并发症，术后随访第二周发现对照组2例和观察组1例中鼻甲与鼻腔外侧壁粘连，经粘连分解、明胶海绵隔离创面后恢复正常。

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是民政部直属事业单位，负责全国的福利彩票发行和组织销售工作。李立国成为分管领导后，鲍学全挖空心思讨好。据鲍学全透露，时任民政部部长临近退休年龄，李立国作为排名第一的副部长，希望更进一步。鲍学全不断炫耀自己的“高层关系”，积极为李立国奔走，最终成为李立国的心腹爱将。

 

表1 样本特征统计Table 1 Sample characteristics

  

性别 男 84 77.78女24 22.22年龄（岁）≤30 2 1.85 31～45 37 34.26 46～65 63 58.33≥66 6 5.56受教育程度文盲 13 12.04小学 34 31.48初中 39 36.11高中或中专 19 17.59大专以上 3 2.78家庭经营规模（hm2）≤0.06 3 2.78 0.06～0.20 15 13.89 0.20～0.33 36 33.33 0.33～0.66 24 22.22 0.66～1.33 12 11.11＞1.33 18 16.67家庭年收入（万元）≤1 4 3.70 1～3 17 15.74 3～5 37 34.26 5～10 29 26.85 10～20 14 12.96＞20 7 6.49加入合作社方式只与合作社交易 66 61.11土地流转给合作社 9 8.33资金入股 32 29.63其他 1 0.93合作社中身份核心成员 35 32.41普通成员 73 67.59

2.3 变量设定

以影响农户风险共担的因素作为农户风险共担行为回归模型的自变量（X），以农户对合作社的出资水平（包含土地、设备等折现）作为资本风险共担行为模型的因变量（Y）。为了更准确地采集数据，作者进行了预调研，并对问题选项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最终确定为3个维度共18个变量，其定义和取值见表2。

3 结果与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分析

农户风险共担认知水平普遍较高，普遍认同与合作社风险共担。本文以农户对风险共担的认同度来表示其风险共担认知。与预期的农户风险共担意识淡薄不同的是，持完全同意的农户数量最多，占比44.44%（表3），且有83.33%的农户认同与合作社风险共担，农户整体风险共担认知水平较高。

 

表2 变量的定义Table 2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受教育程度 X1 连续变量风险偏好 X2农户自身特征设置两个虚拟变量，中等风险偏好=0或1，高风险偏好=0或1家庭经营规模（hm2） X3 连续变量家庭年收入（万元） X4 连续变量合作社中身份 X5 普通成员=0，核心成员=1合作社中占股（%） X6 连续变量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否有成员账户 X7 否=0，是=1社员大会的作用 X8 没有用=0，有作用=1理事会产生方式 X9 非社员选举=0，社员选举=1是否有奖惩机制 X10 否=0，是=1是否有监督机制 X11 否=0，是=1农户对合作社的积极、消极认知合作社是可靠的 X12 不同意=0，同意=1社长是可靠的 X13 不同意=0，同意=1合作社能提高经济收入 X14 不同意=0，同意=1合作社能降低风险 X15 不同意=0，同意=1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对合作社有利 X16 不同意=0，同意=1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加大自己的风险 X17 不同意=0，同意=1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 X18 不同意=0，同意=1风险共担行为 对合作社的出资（万元）（土地、设备等折现） Y 0.0=1，0.0～0.3=2，0.3～0.5=3，0.5～1.0=4，1.0～10.0=5，＞10.0=6

 

表3 农户对风险共担认知水平的统计结果Table 3 Description of farmers’ cognition of risk sharing

  

完全不同意54.63不太同意 13 12.04一般同意 11 10.19比较同意 31 28.70完全同意 48 44.44

其次，合作社要注重财务管理的规范，为每个成员建立成员账户，使得每个农户能够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成本收益。只有这样，农户才会更愿意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从而促进风险共担共同体的形成，推进合作社的规范化建设。

大多数农户认为合作社的风险主要由核心社员承担。为进一步考察合作社的风险共担情况，我们对合作社的风险共担主体进行测量与分析，有81.49%的农户认为合作社的风险承担主体是核心社员，揭示了核心社员承担更多风险的现象[12]。

3.2 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因子相关性分析

 

表4 农户风险共担行为的统计结果Table 4 Description of farmers’ behaviors of risk sharing

  

对合作社出资（万元）总体比例（%）0 48 65.75 0 0.00 48 44.44 0～0.3 9 12.33 1 2.86 10 9.26 0.3～0.5 1 1.37 0 0.00 1 0.93 0.5～1.0 7 9.59 3 8.57 10 9.26 1.0～10.0 7 9.59 10 28.57 17 15.74＞10.0 1 1.37 21 60.00 22 20.37普通成员样本数普通成员比例（%）核心成员样本数核心成员比例（%）总体样本数

为检验风险共担与哪些因素存在相关性，本文选择了9个关键自变量，分别与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做列联表分析，结果见表5。

风险共担认知与行为不显著相关，说明风险共担认知与行为不存在一致性，可能有其他因素导致即便农户风险共担认知水平较高但仍然没有采取风险共担行为；家庭年收入、合作社中身份和风险共担认知不显著相关，但是和行为显著相关，说明无论是收入高的核心成员还是收入低的普通成员对于风险共担的认知水平都较高，认知与这两个特征无关，但行为与这两个变量存在显著的相关性。

 

表5 关键变量与风险共担认知、行为的相关性分析Table 5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key variables and cognition/behaviors of risk sharing

  

注：*、**和***表示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受教育程度 0.224** 0.020 0.578*** 0.000家庭年收入 -0.020 0.840 0.448*** 0.000合作社中身份 0.077 0.220 0.781*** 0.000合作社中占股 0.388*** 0.000 0.949*** 0.000是否有成员账户 0.516*** 0.000 0.519*** 0.000是否有奖惩机制 0.232** 0.015 0.365*** 0.000是否有监督机制 0.259*** 0.007 0.390*** 0.000合作社是可靠的 0.356*** 0.000 0.593*** 0.000社长是可靠的 0.334*** 0.000 0.555*** 0.000风险共担认知 - - 0.139 0.645

9个关键自变量均与风险共担行为显著相关，说明农户采取风险共担行为与自身特征、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和认知态度3个方面密切相关，自身资源越多、合作社制度越健全、对合作社的信任程度越高，农户越有可能与合作社风险共担；受教育程度、合作社中占股、是否有成员账户、是否有奖惩机制、是否有监督机制、合作社是可靠的和社长是可靠的7个自变量与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均显著相关，表明这7个自变量分别与农户的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存在很强的一致性。

3.3 风险共担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6 资本风险共担行为的有序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不含截距项）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behavior of risk sharing within the Orderly Logistic model (intercept items excluded)

  

注：*、**和***表示分别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因为该参数为冗余的，所以将其置为0a；-表示自变量方差太小，无法估计。

 

是否有监督机制 0.543 0.447 0.504合作社是可靠的 13.926 0.000 0.994社长是可靠的 -1.355 - -合作社能提高经济收入 0a - -合作社能降低风险 -14.176 - -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对合作社有利 13.371 - -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加大自己的风险 0.671 0.822 0.365与合作社风险共担会造成自己的损失 -0.678 0.749 0.387农户对合作社的积极、消极认知

为了进一步分析农户风险共担认知水平较高，而采取风险共担行为的普通社员农户比例并不高的原因，本文以资本风险共担行为作为因变量进行有序Logistic回归。由表6可知，从模型的拟合优度的检验结果看，Cox and Snell值为0.760，拟合优度卡方值为154.113，卡方检验概率为0.000，-2log似然估计值为161.154，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合作社中身份和是否有成员账户在1%的水平上显著影响风险共担行为，说明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身份对于农户采取风险共担行为有显著作用，并且合作社是否有成员账户侧面反映合作社的财务管理状况和社员的收益状况，有成员账户的合作社财务管理较为规范，社员收益清楚，农户更放心与合作社风险共担。

家庭年收入和合作社中占股在5%水平上显著影响风险共担行为，说明农户是否采取风险共担行为很大程度受自身收入水平限制，收入水平高的农户更有能力与合作社风险共担，并且农户在合作社中占股的多少反映农户与合作社利益联结的紧密程度，占股越多，与合作社的利益关系越紧密，越有可能与合作社风险共担。

合作社制度安排的其他变量均不显著，说明相对成员账户，农户对其他制度安排的反映不明显，对于农户来说，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成员账户，而社员大会的作用、理事会产生方式、是否有奖惩机制和是否有监督机制对于农户的影响是间接的，需要通过长期作用来影响农户。

农户对合作社的认知态度均不显著影响农户与合作社风险共担，调查中合作社中的社员农户对于合作社和理事长的信任程度都较高，也普遍认为合作社能够带来经济收入的增长，并且这两个方面也是农户加入合作社的主要原因。但是农户认知态度普遍积极导致模型运行不显著，甚至出现方差太小无法进行计量分析的情况，也说明农户的认知态度对于农户参与风险共担的影响较小。

统计结果表明，农户的风险共担认知水平较高，认同与合作社风险共担的农户占83.33%，但与出资比例高且出资水平高的核心成员相比，普通成员真正与合作社资本风险共担的比例较低为34.25%，并且81.49%的农户认为合作社风险承担的主体是核心成员。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风险共担认知与行为不显著相关，认知与收入、身份不相关，行为与收入、身份相关。有序Logistic的分析结果表明：1）农户自身特征中的身份、占股和收入显著影响风险共担行为，且样本特征中也表明农户收入水平普遍偏低；2）合作社制度安排中只有是否有成员账户显著影响风险共担行为，说明合作社是否有成员账户在合作社的制度安排中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能够直观地影响农户的风险共担行为，但在调研中有42.59%的合作社没有建立成员账户。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研究表明，农户风险共担认知和行为不显著相关，认同与合作社风险共担的农户占83.33%，但有65.75%的普通社员农户没有采取资本风险共担行为，合作社的风险主要由核心社员承担。农户风险共担不足不是认知不到位，而是受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

农户自身资源有限是农户采取风险共担行为的主要障碍。农户在合作社中的身份、占股以及家庭收入很大程度决定了农户是否采取风险共担行为。与核心成员相比，社员农户收入低、占股少，从而自动成为合作社的边缘成员，其在合作社中的存在感较低。因此，无论从自身资源方面考虑还是从合作社中存在感的角度出发，农户都极有可能选择不承担合作社的风险。

2）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合作社的制度安排包括是否有成员账户、社员大会作用、理事会产生方式、是否有奖惩机制和是否有监督机制。Jacoby和Kaplan [21]认为自身和外界环境因素是制约风险认知的两个方面。合作社的制度安排是社员达成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制度，是一个社会或组织中促进人们之间行为协调的规则[22]。影响合作社中农户风险共担的外界环境因素主要是制度安排，本文主要研究民主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以理事会选举方式、社员大会作用来判断民主管理制度的实施状况，并把是否有成员账户纳入管理制度的研究中。此外，加强对合作社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是保证合作社持续运行的关键[11]，包括监督机制和奖惩机制。

样本基本信息见表1，其中调研对象男性居多，年龄在46～65岁占58.33%，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小学和初中。家庭经营规模在0.20～0.33 hm2范围的占多数，家庭年收入低于5万的占53.70%，可以看出农户的经营规模和家庭收入水平普遍较低。农户加入合作社的方式中只与合作社交易的占61.11%，由此说明农户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关联程度普遍较低。调研中核心成员35人，占32.41%。

4.2 建议

合作社要真正建立利益共同体，落实“民有、民管、民受益”的原则，从而逐步实现规范化建设。

首先，合作社成员之间要实现风险共担，根据权责利统一的原则，农户不承担风险就难以享受到合作社的利益。所以合作社在吸收社员时，应注重其资本的参与，避免农户被边缘化的倾向。合作社既要尊重成员异质性存在的现实意义，又要尽力平衡成员之间的利益权责关系，逐渐实现成员平等、民主管理。

普通社员农户出资比例和水平较低，核心社员农户的出资比例和水平较高。以农户出资与否和出资多少反映其资本风险共担行为。普通社员农户不对合作社出资的人占比为65.75%，且平均出资水平较低在0.3万元以内，核心成员出资10万元以上占比60.00%，且平均出资水平较高在10万元左右（表4）。虽然农户对合作社风险共担的认知水平相对较高，但相较核心社员，真正出资的普通社员农户比例不高，且出资水平普遍较低。

参考文献：

[1] 崔宝玉, 刘峰, 杨模荣. 内部人控制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现实图景、政府规制与制度选择[J]. 经济学家,2012(6): 85-92.Cui B Y, Liu F, Yang M R. Governance of peasant specialized cooperatives under internal control—Reality picture, government regulation and institution selection[J]. Economist, 2012(6): 85-92.

本文所采用数据来源于课题组成员于2017年4月在湖北和山东对蔬菜合作社的实地调查。综合考虑合作社的规模和类型对于农户管理的区别，调查时选择合作社成立时间在2年以上，规模不低于50人的蔬菜种植合作社。调查对象包括合作社核心成员（生产大户、运销大户）和普通成员（一般农户）[12]在内的农户，共回收问卷110份，有效问卷108份，有效率达98.18%。

[2] 邓衡山, 徐志刚, 应瑞瑶, 等. 真正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何在中国难寻? ——一个框架性解释与经验事实[J]. 中国农村观察, 2016(4): 72-83, 96-97.Deng H S, Xu Z G, Ying R Y, et al. Why is it difficult to find “real”famers’ cooperatives in China? —An explanatory framework and the evidence[J]. China Rural Survey, 2016(4): 72-83, 96-97.

Clouds cover whole sky in winter-morning, snow will fall on the same day.

[3] 罗玉峰, 邓衡山, 陈菲菲, 等.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户参与:自选择还是被参与[J]. 农业现代化研究, 2017, 38(1): 103-110.Luo Y F, Deng H S, Chen F F, et al. Farmers’ participation in cooperatives: Voluntary or compulsory[J]. Research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2017, 38(1): 103-110.

表面复合离子处理是将两种或多种表面技术加以组合来制备复合涂层、膜层、复合改性涂层的表面处理工艺。包含离子注入与镀膜技术复合、激光或电子束与气相沉积技术复合、等离子喷涂与激光技术复合等。在离子束辅助沉积过程中，离子轰击提高了薄膜的致密度，消除或减轻了膜层的本征应力，改善了膜层的性能，通过离子轰击可得到较宽的膜原子与基体原子的界面过渡区，这对提高膜/基结合力极为有利，图2为几种离子束辅助沉积合成硬质薄膜性能。

[4] 王宏州, 黄季焜. 农民的风险和共担风险偏好研究[J]. 农业经济问题, 2016, 37(11): 86-94, 112.Wang H Z, Huang J K. Famers’ risk and pooling risk preferenc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6, 37(11): 86-94, 112.

通常意义上，因为快速发展的技术和全新的发展模式等多个因素的综合作用，我国的诸多企业在新时期的发展过程中都不断朝着科学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而随着全世界的智能化水平的提升与完善，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开始更加关注智能化，这对于我国的电力行业的现实发展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极大程度上促进了我国智能变电站系统的整体发展趋于稳定化。与此同时，应用智能变电站顺控操作逻辑编制也在较大程度上促进了整个智能变电站系统的完善和正常运行环节都提升了效率，并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促进相关的企业能够在竞争压力巨大的环境中实现更加顺利的发展。

[5] 叶明华, 汪荣明, 吴苹. 风险认知、保险意识与农户的风险承担能力——基于苏、皖、川3省1554户农户的问卷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 2014(6): 37-48, 95.Ye M H, Wang R M, Wu P. Risk perception, insurance awareness and crop producers’ ability of risk taking—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554 questionnaire from crop producers in Anhui, Jiangsu and Sichuan provinces[J]. China Rural Survey, 2014(6): 37-48, 95.

高一之后，我们搬到了西三环，那边的房租比香山贵很多，房间也相对小，还被分成了上下两层，底下是卫生间、一张桌子和一个长板凳，上面是一张床，我坐在床上的时候，头会磕到天花板。

[6] 黄季焜, 邓衡山, 徐志刚.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服务功能及其影响因素[J]. 管理世界, 2010(5): 75-81.Huang J K, Deng H S, Xu Z G. The service function of famers’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 in China, an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thereof[J]. Management World, 2010(5): 75-81.

在这一背景下，本研究着手对理工类院校ESP课程需求进行调查分析，以为下一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提供实证支撑。本研究的开展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认识：首先是理工类学生的专业性强，其专业英语与EGP教学内容差别更大，因而他们的ESP需求更具代表性；其次是根据需求理论，需求分析是系统化的教学课程改革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其重要性包含课程改革的所有方面，而国内目前的需求分析主要着眼于高职院校学生的ESP需求分析，对普通高校，尤其是理工类院校学生的ESP需求调查则严重缺乏。

[8] 谭智心, 孔祥智. 不完全契约、内部监督与合作社中小社员激励——合作社内部“搭便车”行为分析及其政策含义[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7): 17-28.Tan Z X, Kong X Z. Imperfect contract, internal supervision and incentives to medium and small members of famers’cooperatives[J]. Chinese Rural Economy, 2012(7): 17-28.

[7] 徐美芳. 合作社农户风险管理策略比较分析[J]. 上海经济研究,2012, 24(2): 85-93.Xu M F. The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of the peasant households?Risk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 cooperative[J]. Shanghai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2, 24(2): 85-93.

[9] 于欣慧, 任大鹏. 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间风险责任关系研究[J].农村经济, 2015(12): 111-115.Yu X H, Ren D P. Research on risk responsibility among members of the far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J]. Rural Economy,2015(12): 111-115.

[10] 苑鹏.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财政扶持政策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2009(41): 3-11.Yuan P. Research on the fiscal support policy of farmers’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J]. Review of Economic Research,2009(41): 3-11.

[11] 王军. 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机制分析[J]. 中国农村观察, 2011(5): 25-32, 95.Wang J. Study on the constraint mechanism of farmer specialized cooperative member’s opportunistic behavior in China[J]. China Rural Survey, 2011(5): 25-32, 95.

[12] 黄胜忠, 伏红勇. 成员异质性、风险分担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盈余分配[J]. 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8): 57-64, 111.Huang S Z, Fu H Y. Membership heterogeneity, risk sharing and surplus distribution of famers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 35(8): 57-64, 111.

[13] 苑鹏. 合作社民主管理制度的意义和面临的挑战[J]. 中国农民合作社, 2010(6): 16-17.Yuan P. The significance and challenges of the democratic management system of cooperatives[J]. China Farmers’Cooperatives, 2010(6): 16-17.

[14] Simon H A. A behavior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5, 69(1): 99-118.

[15] Kahneman D. Maps of bounded rationality: Psychology for behavioral economic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3,93(5): 1449-1475.

[16] Slovic P. Perception of risk[J]. Science, 1987, 236(277): 280-285.[17] Yates J F, Stone E R. The Risk Construct[M].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2.

近些年以来，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断增长的毕业生数量，可以说导致就业的形势非常严峻。根据世界通用的教育分类标准来看，相对于普通高等教育学术型人才以及工程型人才的培养模式而言，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必须强化“以就业为导向”，以此为基础，转变思想，提升认识，如何将学生培养成为最能够满足各种岗位需求的社会所需人才才是最为有效的发展模式。要想真正达成上述目标，就要尽快实现由专业学科本位到职业岗位和就业本位的转变，就必须要做好教育和就业之间的有效衔接。

[18] Bauer R A. Consumer behavior as risk taking[C]. Advances in 43th Conference of the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Chicago,American, 1960.

[19] 黄祖辉, 吴彬, 徐旭初. 合作社的“理想类型”及其实践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 2014, 35(10): 8-16, 110.Huang Z H, Wu B, Xu X C. On the “ideal type” and the practical of cooperatives[J]. Issues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2014, 35(10):8-16, 110.

[20] 潘小军, 蒲成毅. 嵌入保险消费的动态经济增长效应模型分析[J]. 财经科学, 2013(1): 57-64.Pan X J, Pu C Y. Analysis of dynamic economic growth effects model embedded in insurance consumption[J]. Finance &Economics, 2013(1): 57-64.

数据资料分别来源自《2010年中国学生体质与健康调研报告》[3]和《2014年中国学生体质调研报告》[4]中傈僳族7～18岁学生的原始数据。采取随机整群抽样，以云南省7～18岁傈僳族中小学生为调查对象。学生以1岁为1个年龄组， 男、女生各分为12个年龄组，共计24个年龄组，每个年龄组109～111人。2010年调查2 634人，男生1 317人(50%)，女生1 317人(50%)。2014年调查2 638人，男生1 318人(49.96%)，女生1 320人(50.04)，调查对象均为健康学生，且具有从事体育锻炼活动的能力。

[21] Jacoby J, Kaplan L B. The components of perceived risk[C].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 1972.

[22] Vernon W R, Yujiro H. Toward a theory of induce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84, 20(4): 203-223.

[23] 谢晓非, 李育辉. 风险情景中的机会和威胁认知[J]. 心理学报,2002(3): 319-326.Xie X F, Li Y H. Opportunity-threat perception in risk situation[J].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2002(3): 319-326.

[24] Cottrell C A, Neuberg S L, Li N P. What do people desire in others? A sociofunctional perspective on the importance of different valued characteristic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2): 208-231.

达尔文有一句名言：“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循序渐进地对学生进行自学、观察、操作、比较、迁移、解题、归纳、总结等方法的指导与训练，发现问题及时纠正，慢慢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发展他们在自主学习、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等方面的能力。生物学科概念繁多，容易混淆，涉及面广，有经验的教师在学完一块内容后会采取适当的手段进行处理：带领学生绘制概念图，必修一用得较多；逻辑关系强的做思维导图，比如体液调节、免疫调节；层次分明但又难记住的用列表进行比较，比如不同的育种方式；涉及随机交配和自交的遗传问题利用公式模型。首先由教师指导，之后让学生针对不同内容自己确定方法并独立完成。

[25] Ferrin D L, Bligh M C, Kohles J C. Can I trust you to trust me? A theory of trust, monitoring, and cooperation in interpersonal and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J]. Group & Organization Management,2007, 32(4):465-499.

[26] 周业安, 宋翔. 理解组织行为:一个行为经济学的视角[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07(4): 46-52.Zhou Y A, Song X. Explaining organizational behaviors:A behavioral economics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2007(4): 46-52.

据国家卫计委公布，中国的心境障碍患病率约为4.06%,而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的全球抑郁症的发病率则高达11%。众多研究发现，焦虑抑郁与心血管疾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国一项包括6 589例样本的荟萃分析显示，冠心病患者中抑郁的发生率为 34.6%～51%[4]，远高于正常人群。Vural等[5]则指出，焦虑或抑郁问卷评分每增加 5 分，冠脉造影发现血管异常或者发现冠心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5%～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