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计时工具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古代已有漏刻，主表等计时器。京汉张衡创造了浑天仪，后经唐代张遂、梁令瓒和宋代张思训等人进一步发展，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钟。至明清，民间即有了手工造钟的萌作。明末江宁制钟名匠吉坦然，能制造插屏钟和精美的工艺品计时钟。十八世纪清代在广州、南京、苏州等地出现一些造钟的作坊。乾隆酷爱钟表，在宫廷特设造办处，征用手工名匠，专事制造畸形异状的皇宫用钟供奉陈饰。但是，作为机械造钟工业，还是以1915年在山东烟台创办的德顺兴造钟厂为第一家，其时产品行销全国各地及南洋各国，在国内外已享盛名。继之，把造钟工业的种子播及沈阳、天津、北京、上海、青岛等各大城市。

两个外行人，成了造钟创业家

20世纪30年代初，一位写过烟台历史的外国人说，德顺兴是中国钟表工业的首创，“它具有一种诱惑人的历史”，“其创始人是一位有智慧和远见的人物”。应当说，记述德顺兴“诱惑人的历史”首先必须介绍两位“有智慧和远见的人物”。但是，他们原来皆非造钟工业的行家。

其一，叫李树桐，字东山，山东威海市人，约生于清光绪初年，死于1946年10月。此人自幼家贫，未曾入学读书，稍长即以肩挑小贩为生。早年他独身到烟台，经堂兄保荐，在烟台最大的丝行恒兴德当了一名小伙计。后来他受不了行规的约束，自愿退出，仍去从事小贩生涯。在贩卖的市利中，他逐渐积起一点资本;又据传闻他在买进海关拍卖查禁的私货中，发了一笔意外之财，于是突然显富起来。

俗云，长袖善舞，多财善贾。李树桐有了资本以后，于1892年(光绪十八年)，首先就在烟台北大街与太平街南首交会处，开办了一爿名为德顺兴的五金行，独资6万元，主要经营小五金和兼营百货商品。从此，李树桐的事业发达起来，这个五金行就成为他创办造钟厂和其他事业的母本公司。继五金行之后，他在烟台还开办了同志玻璃厂、瑞兴制伞厂，在威海开办了新花炮厂(后迁烟台)、同庆顺镶锡店。这些厂店，在当时的烟台、威海一带也属首创。李树桐很善于钻营擘划，他有一句自奉的格言：凡人有之我不为，人无有之我要干。可见他经创事业的特点是专门独营其缺。

后来，由于德顺兴五金行经销日货马球牌座钟及其零件，使李树桐意识到，造钟工业是空缺，于是就于1915年7月，以德顺兴五金行为资本，在烟台市朝阳街东巷，创办第一家造钟厂。厂名初为“宝时”，到了30年代改为“德顺兴”。

从1928年到1931年间，德顺兴逐渐达到鼎盛时期，共获利十余万元，职工人数增至500余人，年产座、挂钟55000多台。这时的德顺兴，可谓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开厂伊始，仅有工人20多名，大小压力机15台、两马力电滚1个、3尺车床一台，设备简陋，许多工序是手工操作。随着生产的发展，到1918年时，职工人数由20多名增加到50多名，增设了铣床，设备逐步有所增添。但生产基本仍以手工操作为主，产量很低，年产座钟仅一二千只，销路亦只在胶东和东北一带。时至1930年，为逃避军阀政府按户头摊捐纳税，李树桐将“宝时”造钟厂改为“德顺兴造钟厂”，名义上与五金行合二为一。

办厂之初，为解决技术、设备等问题。李树桐不畏艰难，数次亲赴日本大阪马球牌钟厂观摩，引取，并购进一部分机械设备，对于一些重要技术，不惜重金收买。唐志成则废寝忘食，以进口的成品为图纸样本，反复拆卸、装配，苦心琢磨、钻研进行模拟试制，历经数年，第一批国产座钟，终于在1918年制成问世。

另一位创业的关键人物叫唐志成。他可以称为第一位造钟技师，但他原来也不是造钟的行家。唐志成是掖县人，只读过几年私垫，即浪迹烟台，为商户帮过账，当过小工匠，自营汽灯、钟表修理小店。因为经常到德顺兴五金行购买修钟零件，便结识了李树桐。在筹谋创办造钟厂时，李树桐首先是从唐志成身上立意的。他俩均有创业之好，实干、苦干之锐，所以二人协商，一拍即成，李任经理，唐任厂长兼技师，热心合力，相得益彰。

从建厂到养厂，自有一套章法

对工人的管理规定，入厂新徒工至少要有一家商号作保立约，徒期只白吃饭，不拿工资。如中途毁约不干，要按入厂时间算起退还伙食等费用。徒期最多十年，最少五年。对于技术好、贡献大的工人，非但可以吃股分红，还可以预支工资解救急难。

在用人委事上，他还有一条“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信条。对管理人员的择用，只要能恪职尽责，便委任不疑，量力确职，并按能力和表现，在工资之外再给予几成股份，使上自经理、厂长、技师，下至会计、作业班组长和工人都按成沾有工厂的东利。

为了取得造钟资产，李树桐采取了多营养厂和一套治厂的方法。他别开生面，在德顺兴造钟厂中又辟设了一个化装品制造部，而且所出产品在当地市场上也是独一无二，声誉颇佳。虽然这与造钟工业有些格格不入，但却又多出了一条财路。

《盗墓笔记》一书中对盗墓者有两种称谓：“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摸金的)。据记载这两种称谓来源于《三国演义》。那时，魏国都督曹操指定“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用盗墓以支援军费。“将”和“尉”是中国古代的军衔，而英国文化中没有完全等同的军衔。为了尽量保持二语的韵味，译者找出了两个英语读者熟悉的军衔，即“general(将军)”和“field officer(野战军官)”。

德顺兴造钟厂是“中国钟表工业第一家”，在三十年代初已为世人所公认。当时在北洋工业博览会上还得奖证。它的产品确实以精美、坚牢、走时准确而闻名遐迩；它对我国钟表工业技术，确也起过带头、传播作用。到1927年，首先从德顺兴分离出一部人员，另建了烟台第二家造钟厂——永康公司(后更名勾“新德造钟厂”)。1934年冯玉祥来烟台参观了这个钟厂时，还写诗称赞道：“到烟台，看钟厂，永康出口总得挽入超，装置既辉煌，机件又灵巧，谁说国货没有洋货好?”

挽回利权，与洋货竞争

德顺兴的老牌“宝”字钟一出世，首先遇到的对手就是日货“马球牌”钟。为了在市场上压倒它，一方面加强广告宣传，“请用国货，挽回利权”，“宝字钟驾于泊来品之上”；另一方面采取薄利、无利和亏本的办法推销、扩销，一个座钟的卖价由五元大减至一元多，甚至每卖一座钟外赠毛巾一条。当时由于全国各地工人、学生爱国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一个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新形势；再加德顺兴在竞争中特别注重改进技术和精算成本，出品质量确乎能驾于日货之上，价格低于日货之下，并且讲究信誉，保退保修。所以，德顺兴钟厂在短时间便击退了日货，独占了市场鳌头；继而迅速使钟价回升，每座钟提升到五六元；销路顺利向东北、华北各大城市开拓，产品声誉也与日俱增。当时，哈尔滨的裕昌表店，设专柜经销德顺兴的“宝”字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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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开花，播种四方

德顺兴钟厂还实行星期日公休制，每星期日让工人休假一天，但实际只能休半天，另半天得清理工厂积存的废物拉圾。这在20世纪初期的烟台各厂商中，是唯一实行革新制度的一家。但是，对工人也有严酷的厂规，名曰“三不管”，即新工人入厂除立保外，还规定在徒期死了不管，伤残不管，病了不管。这就造成了工人的生活、生命没有根本的保障。

继永康之后，1929年在烟台又开了第三家造钟厂——“盛利”(后改名为“胜利”)造钟厂，也系从德顺兴出来的工人担任厂长兼技师。1931年又开出了一家“永业”造钟厂。该厂到1933年职工人数达到270多人，年产座、挂钟17000多台，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后来永业的技师又出来自办了一家“岐鸣”造钟厂。当时，烟台红十字会还主办了一家“慈业”造钟厂。

总之，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烟台这座胶东半岛的海滨小城，造钟业之花开遍全市，厂家多至七处并存，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钟表工业阵容。1933年是解放前烟台钟表工业发展的顶峰时期，全市钟表工人共有一千多人，年产座、挂钟达16万台之多，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占据重要地位，可谓饮誉中外。

不仅如此，由于钟厂的技工到外地办厂增多，德顺兴的造钟技艺也传遍全国各地：天津的北洋造钟厂、华威造钟厂，沈阳的新明造钟厂，丹东的大陆造钟厂，青岛的福祥造钟厂，上海的忠众造钟厂，时民造钟厂。

由于买卖亨通，工厂有了盈利，自1934年到1935年间，先后投资兴建了二层厂房一处。同时，产品也有了改进和增新，1936年试制成功了单铃和双铃两种闹钟。这在我国也属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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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难当头，几遭绝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北。德顺兴在东北市场的销路，即遭到破坏，致使产品滞销、积压座、挂钟5万多台，资金周转受限，企业经营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为了摆脱这一困境，工厂决定一方面裁减工人，另一方面派出人员到广州、汕头、上海、杭州、开封、郑州、武汉、重庆等各大商埠，采取先货后款的办法赊售推销。苦争至1933年以后，终于闯通了南方市场，经营又有了新的转机。当时德顺兴的钟表不但行销沪、宁、穗、渝，而且销向香港和国外新加坡南洋群岛等地，广大华侨为了与祖国的爱国斗争相呼应，在国外积极宣传购用、推销国货。时有新加坡华侨经营的华兴公司，自愿承销德顺兴的钟表，并向南洋群岛各埠转销。仅1933年，出口钟表就有一万多台，销路大为开扩。

试点期间，规划了总面积840亩（15 亩=1 hm2，下同），总投资 3 140 万元的杨溪生态湿地工程。2013年8月，完成投资1 040万元的一期240亩生态湿地工程并开展运行，通过湿地后的入库水质达到Ⅱ类标准；二期工程占地600亩，投资2 096万元，其中200亩已列入政府2014年度投资项目计划，在外永商对该项目捐款423万元，并已开工建设。同时，完成杨溪库区产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9 120亩；成立了杨溪警务室，配备了6名警员及相关设备，开展日常巡查管理工作。

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频年战乱、地区分割，人民生活无着，这些繁衍出的新厂与德顺兴老厂同历过艰难崎岖之路。但是，它们毕竟是我国钟表工业第一批种子，为我国钟表工业的振兴、民族工业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犯我国。同年的八九月间，国民党的烟台特区专员张奎文闻风携眷逃跑：1938年2月烟台陷落，人民沦于水深火热之中。

社会服务能力是指教师在学校以外的环境中服务社会，满足社会需求，进行社会活动的能力。作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师，在工作之外，还应具备利用专业知识为社会服务的能力，但目前这方面能力被许多教师所忽视。

烟台沦陷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要挟德顺兴与其合营，阴谋进一步攫为己有。德顺兴创办人李树桐曾有言自约：民不与官家交。日本侵略者先是要给他一个伪商会的席位，被他坚决回绝了；接着又提出与他合营，也被他拒绝。于是，一场大祸随即降临了。日本侵略者以李树桐曾经开过花炮厂为由，强诬他所用原料硝磺私通八路军抗日，即把他的儿子李殿章抓到宪兵队，施以重刑，羁押数月。后经托人花重金，才得赎回。

蒙元时期，各民族互相影响，在人们的名字方面就是如此。有的汉人受蒙古人的影响，取名具有蒙古人的习惯和色彩，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元时汉人多有作蒙古名者。”反之，有的蒙古人或其他民族受汉人的影响，也取汉人的姓名。在游牧文化中，牲畜并不低贱，这与汉文化恰恰相反，他们常常以牲畜或动物作为名字，以寄托长辈的某种期许。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蒙古语》:

从此，在敌伪的统治、摧残下，到1939年，德顺兴的经营每况愈下，原料奇缺，销路阻塞，且物价上涨，货币贬值，职工因生活没有保障纷纷离去，工厂资金十分拮据，生产基本停顿。其时的德顺兴造钟厂仅存空名，捱时度日。

迎来解放，荣获新生

1945年8月24日，烟台首次解放，德顺兴可谓绝处逢生。解放后，由于人民政府正确贯彻执行党关于城市民族工商业政策，及时给予贷款、增修设备，帮助寻找销路，大力扶持，使其迅速恢复了生产，离厂工人纷纷返厂，使仅存一息的德顺兴，重获新生。

但是，好景不长，厄运又至，国民党于1947年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同年十月侵占了烟台，民族工商业再次遭劫。刚得一息的德顺兴面临着的是：原料匮乏，捐税繁重，通货膨胀；更加不堪经受的是一些国民党军痞的任意敲诈，寻衅勒索。

1948年10月，烟台又重新回到人民的手中。当时，德顺兴的职工只剩下不足百人，因经营不支只得停工。由于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迅速复工回生，到1949年春，就革新制造出了柔丝钟。从此在旧中国挣扎苦营了数十年的德顺兴，踏上社会主义的大道，越走越宽广，真正兴旺发达起来。而且从1949年后，烟台已渐渐发展成“钟表之城”。

闽东乃福建开发最迟的地方，但因为“银事”，其频繁出现在明代历朝官修的编年体史书 《明实录》之中，地偏一隅的闽东，却因“银事”而数度面圣，可见影响。现胪列部分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