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是伴随城镇化过程产生的群体，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2009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明确提出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此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各级关于城镇化工作的文件、会议中多次出现，并已经成为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的核心任务。这一称谓关注的重点在于农业人口从农村向城镇转移，进而逐步成为城镇居民的过程，比“农民工”“流动人口”等词汇更加中立。从人口构成来看，农业转移人口主要是城乡户籍二元分割造成的，表现为户籍人口城镇化速度慢于常住人口城镇化。*黄祖辉、顾益康、徐加：《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民市民化》，载于《经济研究》1989年第3期，第60～63页； 安虎森、皮亚彬：《半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研究》，载于《经济与管理评论》2013年第3期，第5～10页。由于数据来源的限制和农业转移人口的结构性特征，本研究涉及的农业转移人口分布分析主要指户籍仍在农村，但已经从农村迁移到城镇工作生活或在农村与城镇之间流动的农业人口，他们是造成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也是非户籍人口的主要来源。由于非户籍人口数据主要来源于人口普查，因此本研究主要基于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简称“五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简称“六普”)数据的分析。

预计到2030年前，全国约有3.9亿农业转移人口需要实现市民化，其中存量约1.9亿，增量超过2亿。*李倩、张蓉：《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困境》，载于《农村经济》2013年第11期，第3～7页。这一阶段山西省同样存在大量农业转移人口，从全省人口分布情况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的数量逐渐增加，但其占城镇人口比重在下降；中等城市、小城市、小城镇所吸纳的城镇人口比重在上升，中小城市(镇)在吸纳人口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一核一圈三群”城镇体系建设的迅速发展使得人口向此区域转移的趋势加强。在推进农业人口向城镇集中的同时，如何实现这一部分人口的市民化是山西省城镇化战略中的一大任务。本研究认为，市民化的过程不仅仅是户籍的转变，更主要的是涉及生活方式、就业行为的转变，以及接受公共服务和社会权力均等化的过程。

二、山西省农业转移人口总量及构成

从城镇人口构成来看，生活、工作在城镇的人口不仅包括具有城镇户籍的人口，还有大量的农业人口，他们虽然户籍没有入城，但是长期在城市工作生活，这部分人口是造成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数量差异的主要原因。对山西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进行对比，结果如表1所示。由于2015年开始取消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统计，因此仅分析2000～2014年的变动情况。2000～2014年，山西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35.88%增长到53.79%，年均增长率为2.9%，年均增长1.28个百分点；同期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由26.54%增长到32.70%，年均增长率为1.5%，年均增长0.44个百分点；两者的差值由9.34个百分点扩大为21.09个百分点，扩大了2.26倍。可见户籍城镇化率大大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其实质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滞后。就山西省目前的城镇化率水平来看，在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方面还面临较大挑战，关键是要解决大量非户籍人口，特别是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问题。

 

表1 2000～2015年山西省城镇化率变动情况

  

年份总人口(万人)非农业人口(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值(个百分点)20003247 80861 8426 541165 3135 889 3420013271 63889 6327 191148 0135 097 9020023293 71923 5828 041254 5738 0910 0520033314 29951 4428 711286 2838 8110 1020043335 07978 6929 351321 6939 6310 2820053355 211010 4630 121412 8142 1111 9920063374 551047 1531 031451 3943 0111 9820073392 581078 6531 791493 7544 0312 2320083410 641103 5032 351528 5844 8212 4620093427 361124 1632 801576 0945 9913 1920103574 111144 4532 021717 4348 0516 0320113593 281162 4432 351785 3149 6817 33

 

续表

  

年份总人口(万人)非农业人口(万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城镇人口(万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值(个百分点)20123610 831171 9932 461851 0851 2618 8020133629 801189 5132 771907 9252 5619 7920143647 961192 7232 701962 3253 7921 0920153664 12——2016 3755 03—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山西省统计年鉴》数据整理。

基于对“五普”“六普”数据的解读，2010年山西省非户籍人口总量(按照“户籍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为标准)为517.59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14.48%，本省各县(市、区)的非户籍人口构成情况如图1所示。从“五普”到“六普”，户籍在本省县(市、区)的人口增长了91%，户籍在本省其他县(市、区)人口增加了214%，户籍在省外的人口增加了84%；但从构成结构来看，户籍在本省县(市、区)和在省外的人口分别降低了12%和15%，同时，户籍在本省其他县(市、区)的人口增加了44%，说明非户籍人口在省内的流动性增强，且距离衰减的转移特征明显，以本省县(市、区)内的转移为主。

  

图1 山西省非户籍人口构成

三、山西省农业转移人口的结构变动

通过对“六普”数据的分析，山西省各县(市、区)的非户籍人口占比情况总体来看，晋西北、晋中地区的比重较高，晋南地区比重较低，整体呈现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资源型城市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地级市中，朔州市、太原市、晋城市比重最大，均为区域性中心城市、城镇群的核心城市，朔州市和晋城市也是资源型城市，其他的地级市占比水平均位于23%～40%。各县级行政单位中，保德县、右玉县、大同县、河曲县、左权县为比重最高的县，主要原因是位于省界处且总人口规模偏小，因此人口流动机会较多且较少的非户籍人口也可达到较高的比例。洪洞县、方山县、襄汾县、夏县均为农业地区，因此转移人口的比重较少。

根据“五普”“六普”数据的分析，2000～2010年，山西省各县(市、区)的农业转移人口结构变动总体来看，来源于本县(市、区)的非户籍人口逐步向空间均衡方向发展，区域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来源于本省其他县(市、区)和省外的非户籍人口呈现向人口规模大、城市等级高的地区集聚的特征。

11个地级市的非户籍人口虽然总量增加，但是由于人口总数的增长更为快速，所以非户籍人口占比下降。从非户籍人口结构的变动情况来看，来自本省县(市、区)的比重整体呈现下降趋势，平均降低13.46个百分点，其中太原市下降的幅度最大，为30.71个百分点。来自本省其他县(市、区)的比重均呈现增长态势，平均增长14.44个百分点，其中太原市增长幅度最大，为29.02个百分点，其次为阳泉市、运城市、大同市。来自外省的比重平均降低了0.98个百分点，但是晋中市、太原市、忻州市、长治市、大同市有所增长，均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说明“五普”到“六普”期间，地级市的非户籍人口来源虽然以本省县(市、区)的为主，但其比例下降，本省内的人口转移更加活跃，来自省外的人口变动不大。

利用微波消解－火焰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荸荠土壤中锌、铜和铬的含量，方法中锌、铜和铬的检出限分别为 0.004 4、0.005 4 和 0.023 0 mg／L，回收率分别 为 98.0% ～109.0% 、92.0% ～103.0% 和 95.0% ～107.2%， 相对标准偏差分别为 4.3%、1.2%和 1.4%，表明该方法检出限、准确度和精密度较好，满足试验要求。

家庭劳动力情况。对调查对象所在家庭的劳动力状况进行分析，无劳动力的家庭仅占2%；有1个劳动力的家庭占到19%；2个劳动力和3个劳动力及以上的家庭分别占到39%和40%，劳动力保有状况较好。

进城生活的第一个主要动因是子女教育的占到相当明显的比重，达到35%；第二个主要因素就是有利于个人的就业创业，占18%；第三个是有利于个人发展和看病方便，分别占14%和15%；第四个是为了提升生活品质，这一部分占11%。由于社会福利条件改善而产生的进城意愿相对较少，说明此方面城乡的差异已有大幅度的缩小，城市的吸引力逐渐降低。以教育资源为代表的各种公共资源成为吸引转移的主要因素(见图2)。

在此基础上，分类对断路器、隔离开关、接地开关、主变压器及各侧断路器等设备的典型五防控制规则进行分析，并由此建立典型五防控制规则库。再根据一次设备主接线图建立的节点支路模型，结合图论知识以及确定的原则自动生成一体化五防系统的详细五防控制规则。

四、山西省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愿分析

(一)研究方法和样本基本情况

利用来自农村的居民习惯于在邻近乡镇驻地赶集的特点，调查在乡镇赶集的日子进行，涉及20个乡镇，采用实地考察、问卷调查和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农业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城镇化意向及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分析，明确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主要障碍和亟待解决的主要问题。

收入来源情况。务工成为城镇居民收入的最主要来源，占到收入来源的35%；其次就是务农和经商，分别占到收入来源的25%和24%；此外，还有1%依靠房屋出租，15%以其他方式获得收入。通过访谈也了解到大部分人务工的地点都是非本乡镇的区域，通过几个月的务工积攒财富，定期返乡休整。调查中还有一位受访者在南美务工。

2.2 地塞米松组和对照组术后角膜水肿程度比较 地塞米松组术后1 d角膜水肿程度和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两组术后1周角膜水肿程度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2统计学软件，分割效果组间资料比较采用χ2检验；典型病灶的体积、SUV最大值、SUV平均值、SUV阈值、SUV峰值、TLG组间比较采用两独立样本t检验。检验水准(α)为0.05。

这一点在孟子对舜与象的关系建构中也能够得到印证[注]①与“瞽叟杀人”的“亲亲相隐”问题不同，此处的“受害者”为舜本人。因而此处的首要问题是对于暴力的认识，而非血缘亲情与法律的冲突。：“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4](P305)孟子与万章师生此处的讨论，显然是以承认“象至不仁”“日以杀舜为事”这一事实为前提的，然而即使面对杀身之祸，孟子仍勉力于维护舜至善而全能的形象，“仁人之于弟也……亲爱之而已矣”，而与基本人性本能、孟子自身强调的“舍生取义”等相冲突而显得十分生硬、无奈。

(二)家庭的人口与经济情况

11个县级市的非户籍人口结构变化不大。其中来自本省县(市、区)的比重平均增长幅度为10.69个百分点，河津市的增长幅度最大，达27.17个百分点；来自省内其他县(市、区)的比重整体下降，平均下降幅度为6.19个百分点；来自省外的比重除孝义市外也都呈减少趋势，说明2000～2010年县级市的城镇非户籍人口增加主要来源是本省县(市、区)的人口。

被调查对象中，有意愿进城生活的占到51%，没有意愿进城生活的占到49%。

问卷主要涉及个人基本情况，家庭人口与经济情况，居住环境的服务与设施满意度，进城意愿四部分。由于乡村聚落分布较分散，居民的各项公共服务设施基本从附近乡镇镇驻地获取，因此涉及此部分的调查情况都反映的是乡镇镇驻地(市区城中村则反映的是城市居委会)的情况。

家庭主要支出项目构成。生活性支出在居民消费中占有比重最高，达到32%；其次分别是教育、医疗、养老，分别占到消费比重的20%、14%和13%；其他、建房和生产分别占9%、7%和5%。由此可见，除去生活性必须的支出外，教育、医疗和养老费用给居民生活带来的压力较大。

影响增收的主要因素。资金短缺成为影响居民增收的最主要因素，占到所有因素的22%；自身文化水平低或没有专业技能与农资价格过高、农产品销售难成为影响增收的次要因素，分别占到16%和15%；技术限制、劳动力数量有限、外出打工机会少等对于增收的影响相对较弱，分别占到12%、13%、12%。

(三)对本地生活的满意度

对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方面的满意度，一方面反映本地生活情况，另一方面本地生活与城镇生活的差异也可视为是促进市民化的因素。人们都会期望高质量生活，改善当前的生活条件。结果显示有43%的人认为在本地生活方便，有35%的人认为比较方便，有22%的人认为不方便。以下是关于社会公共服务的几项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收回问卷共计258份，被调查对象中男性137人、女性121人，男女比重为53.1∶46.9。从年龄结构来看，被调查对象主要是集中在30～60岁的家庭主要劳动力，占到被调查对象总量的74%；从文化程度来看，具有初中和高中学历的调查对象比重较高，分别占到总量的44%和26%；从职业分类来看，以从事农业劳动的调查对象比重相对较高，占到31%；经商和上班的人员比重分别占到28%和26%；另有15%的人员从事其他职业，被调查对象的职业构成相对均衡。

教育满意度。满意现有教育现状的约占27%；比较满意的占到47%；不满意的占到约26%。被调查者中，反映本地无幼儿园、无小学、无初中的比重分别占到7%、2%、8%，比重相对较低，现阶段教育普及程度比较高，去临近镇驻地上学比较方便，各级各类学校配备较为完善。不满意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教学质量差、配套设施不健全及建筑老旧等方面，分别占29%、21%和10%，说明教育的软硬件环境都亟待改善。

医疗满意度。样本的42%认为本镇小病就医很方便；有43%认为比较方便；约有15%认为不方便。实地调查中医疗卫生所基本在乡镇一级都已普及，有的镇区还建有比较现代化的医院，有的则利用驻地医院或大型厂矿医院。医疗条件需要改善的方面，主要涉及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分别占36%和46%；对于医疗场所条件改善的需求相对较低，仅占8%。

为了达成进一步解决上述问题，城市不仅有建筑，还要有基础设施和地理信息，这三方通过合流，把这三者模型化叠加起来就是CIM。因此，这是智慧城市的基础。与建筑同构，城市也包括物质构成、空间构成、性能构成和文化构成。（如图2所示）

此外，对本镇文化活动现状满意度普遍较高，32%表示满意；49%表示比较满意；19%表示不满意。对本镇出行是否方便的满意度最高，48%认为方便；43%认为比较方便；9%认为不方便。对本镇环境卫生状况满意度普遍较低，32%认为满意；47%认为比较满意；21%认为不满意。说明镇区环境卫生状况仍有改善和提升的空间。镇区市政工程建设问题主要集中在污水、供热、燃气工程建设方面，分别占总需求的14%、21%、14%；另外对于给水、环卫、雨水设施的需求也较迫切，分别占9%、9%、8%。未来镇区建设应从上述方面着手，提升市政工程供给水平。

(四)进城意愿的影响因素

就业情况。从调查来看，15%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就业情况较好，有58%的人认为就业情况一般，另有27%的人认为现状就业相对较难。调查对象主要从事的职业中农业生产占31%，其次为经商占29%。

我国农业已经开始向信息化发展，但在万州区的农村地区，信息管理系统仍不完善，服务质量低，阻碍了农业现代化发展。农业市场信息传播不及时、农民思想观念落后、缺乏专业的培训教育等，使得农业信息化发展缓慢。先进的生产技术不能被高效利用和不能及时了解市场信息作出正确决策，导致了我国农业生产率和生产效益低下。

85个县的非户籍人口中来自本省县(市、区)的比重平均增长幅度为4.07个百分点，汾西县的增长幅度达30.49个百分点，屯留县的下降幅度达34.66个百分点。来自省内其他县(市、区)的比重平均减少0.19个百分点，部分县如屯留县、泽州县、襄垣县、泽州县的增长幅度却达到24个百分点以上；交城县与汾西县中来自省内其他县(市、区)的户籍人口减少幅度达到23个百分点以上，省外户籍人口也呈减少趋势；偏关县、安泽县、襄汾县、左云县、乡宁县的省外户籍人口减少幅度都超过20个百分点。总体而言，非户籍人口中来自省外的比重平均减少3.89个百分点，其中寿阳县来自省外的非户籍人口增长幅度最大，但仅增加了7.84个百分点，说明省外户籍人口减少的幅度要大于本省其他县城人口的减少幅度。但是对于县级城镇，无论是省内其他县(市、区)的人口还是来自省外的人口，其减少幅度要小于县级市的减少幅度，说明2000～2010年县级城镇人口增加的主要来源仍是来自本省县(市、区)的人口。

  

图2 进城生活的主要动因

进城生活的主要顾虑，体现在城市房价较高、城市生活成本高、担心找不到工作，这三者比重分别达到32%、23%和14%，成为限制其进城生活的主要影响因素，说明要促进农业人口转移，应当以促进就业、保障生活为抓手(见图3)。

(3)管输环境中具备生成FeCO3、Fe3 S4、FeS所需的 H 2 S、CO2以及水环境。因此，FeCO3、Fe3 S4、FeS可能来自管道自身腐蚀或是上游管道、设备的腐蚀;而S、SiO 2、Fe3 O4则可能来自上游生产流程或管道施工时的遗留物。

  

图3 进城生活的主要顾虑

(五)影响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推拉”机制

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农业转移人口进城意愿会受到两方面力量的影响。一方面，乡村地区的“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农业人口主要出于增加家庭收入、提高子女教育水平及质量、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的目的，渴望去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城镇生活居住、就业、生活等方面的顾虑，成为制约人口转移的主要因素，其中房价和生活成本高是最重要的两个因素。而目前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尚未建立，加之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致使农村资产流转不畅，转让价格偏低，从而导致大多数农业转移人口担心虽然进城落了户，但其在农村的资产难以变现，造成农村闲置资源难以得到有效利用，进而影响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的积极性。

同时，城镇承载力严重制约、阻碍着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不能满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所需要的就业岗位、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更重要的是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财政制度等。现阶段户籍制度逐步放开，尤其是中小城市户籍门槛很低，但依附于户籍上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问题并没有配套跟进，仍然是两张皮，这就要求城市自身需提高承载力，在保障机制中要考虑在公共服务资源的配置方面施行均等化的措施。

因此，在真正市民化的过程中，每一个农民将从经济理性的角度出发，全面比较、衡量自己的进城收益和进城成本，最终每个农业转移人口对待市民化以及所走的市民化路径各不相同，也就要求市民化的过程要有序推进。

五、结论及启示

第一，山西省户籍城镇化率大大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且二者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加大，这对加大户籍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严峻的要求。非户籍人口主要集聚在太原市和大同市、阳泉市等资源型城市；传统农业区，非户籍人口集聚少。农业人口在转移过程中，呈现邻近转移的特征，导致常住人口中的非户籍人口主要来自于本省县(市、区)内的农业人口转移。太原市作为山西省的省会，吸引了数量最庞大的农业转移人口。

第二，农业人口转移的市民化进程受到乡村地区的“推力”和城市“拉力”的共同作用。提高子女教育水平、找到新的就业机会、提升生活质量是三个最重要的推动性因素。在市民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障碍表现在生活成本高、自身技能难以满足城市就业需要、生活方式不适应三方面。

第三，推动农业人口转移的基本思路是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能进入、能就业、能留下，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因此，在促进市民化的实践中，应更加关注隐形因素的影响，促进融入城市、融入社区，促进转移人口有序定居城市、落户城市，实现转移人口有序市民化，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市民化，并以农业转移人口为重点加快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