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多年的《资本论》传播过程，是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并对其进行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在《资本论》出版、传播以及《资本论》被创造性地运用于人类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特别是在100多年前，列宁创造性地将《资本论》运用于俄国并诞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有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事业蓬勃发展的繁荣昌盛的景象——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在地球上占领土面积四分之一和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还多的国家里建立起来了并获得迅速发展;也有西风压倒东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旗易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悲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社会主义，在世界局势惊涛骇浪的剧烈变化中仍然巍然屹立，并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取得了历史性的建设成就，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不可否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存在着诸多的矛盾和困难。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还需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而敌对势力却用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失败的反面典型，借题发挥出各种错误理论用于摧毁我们的自信。苏东国家的社会主义没能冲破“早产儿”必然夭折的魔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能否最后冲破这种魔咒呢？换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才能真正走稳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战胜各种困难、继续前行并取得最终胜利，还必须要在理论上证明社会生产力处于较低水平的东方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可能性、现实性和正义性。本文试图从《资本论》俄国化和中国化的视角来证明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从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科学社会主义新跃进。

蓝墨云课堂是基于智能手机的APP类型的课堂教学管理系统，由于目前市面上智能手机主要是安卓系统和IOS系统，APP系统的开发不能跨平台，所以分为安卓和IOS两种APP系统。基于微信平台的公众号的功能受限于微信平台，而单独开发的APP系统功能上就比公众号强大，更能满足功能复杂的用户需求，不过APP的开发成本高，开发周期长。

国家教育部的改革方向已经明确：国家普通高等院校1200所学校中，将有600多所转向职业教育，转型的大学本科院校正好占高校总数的50%。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邢广陆认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更注重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未来的核心问题还是课程改革。英网资讯股份有限公司、HR伴侣董事长初殿松表示，普通高等学校转型职业教育，这是回归教育的本质，将终结人才培养与市场不对接的扭曲格局，让高等教育尽到本来的职责，毕竟研究性人才只是一少部分需求，更多的是技术技能型的应用型人才。[3]

一、《资本论》俄国化：马克思亲自指导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运用于俄国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发展

19世纪60年代，俄国一部分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围绕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前途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理论观点。据马克思的考证，俄国文学家赫尔岑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奥·哈克斯特豪森的《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中了解到俄国农村公社的。赫尔岑认为，俄国可以在公社的基础上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而自由派经济学家则主张俄国只能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的道路，即“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格勒出版，《资本论》提升了俄国理论界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水平，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俄国各派学者之间关于如何运用《资本论》的理论解决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严重认识分歧。俄国思想理论界的争论引发了马克思对东方社会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理论思考和阐述。

1.马克思1877年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

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尼·康·米海洛夫斯基在《祖国纪事》杂志第10期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在尤·茹科夫斯基的法庭上》一文，针对茹科夫斯基等人的批评(即批评马克思把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强制推广应用到俄国)，而为马克思辩护。但是，米海洛夫斯基的辩护在马克思看来却暴露了他对《资本论》误读。为了纠正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有关内容的误读，特别是为了回应茹科夫斯基的批评意见，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下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

从上述两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认为，俄国这个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国家存在着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道路的另外一条发展道路。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两位亲密战友在跨越理论上的不同之处。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进一步耐心细致地向俄国读者解释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本意。首先，马克思强调《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所揭示的剥夺农民，然后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仅限于解释西欧资本主义的产生，不适合用于解释俄国公社未来发展道路。其次，马克思又进一步强调：如果硬要把“原始积累”一章拿来解释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那么，它能够应用到俄国的东西是很有限的。这种有限的东西就是，“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1]145换言之，马克思这里仅仅是说，如果俄国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俄国必须解体农业公社。但是，马克思强调，俄国公社并非只有一条私有化进而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为了阐述这一道理，马克思分析了古罗马土地所有制解体而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例子。古代罗马平民起初拥有自己小块土地，后来他们被剥夺了，不仅被剥夺了生产资料，而且还被剥夺了生活资料。这一被剥夺的过程，不仅蕴含着大地产形成的过程，而且还蕴含着大货币资本形成的过程。这些被剥夺的人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而且为了利用这种劳动，又出现了占有所创造出的全部财富的人。这一剥夺过程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剥夺过程很相似，但是，罗马并没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罗马走上了奴隶制社会的道路。从这个例子中，马克思得出结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2]131

由此，马克思强烈反对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将《资本论》中“资本原始积累”理论公式化、教条化，并错误地运用到处于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俄国。马克思谴责他的批评家，将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尖锐地指出，这种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是超历史的”，[2]131因而也是不科学的。由此，马克思强调要对俄国公社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总的来说，马克思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的总基调，是积极支持俄国民粹派思想家为自己的祖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原始积累道路的新的发展道路。

2.马克思1881年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

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做一比较，我们发现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之处。

在1881年3月8日《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开篇就重复了他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观点。他强调《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一章内容，仅限于解释西欧的资本主义起源，而不适合于解释俄国公社的解体。关于如何认识俄国公社的生命力和发展前途，马克思首先坚持认为，“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2]268其次，马克思又郑重地声明：“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2]268在这样一段简短的文字中，马克思不仅宣布了“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而且还进一步强调俄国应该怎么做。马克思说，要使俄国公社发挥这种积极的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2]268可见，在该信中，马克思仍然坚持了他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同样的观点。只不过，马克思1881年的态度与1877年相比更加明确了，对俄国公社走正确的发展道路又给出了更加具有可操作的办法。

针对俄国自由派经济学家主张俄国必须沿着欧洲国家走过的道路，即先走发展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马克思批评道：“如果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崇拜者否认这种结合的可能性(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引者注)，那末，就请他们来证明：要在俄国使用机器，它必须先经过机器生产的孕育期。请他们给我说明：他们怎么能够可说是在几天之内就把西方需要几个世纪才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交换机构(银行、信用公司等等)在俄国建立起来呢？”[2]444从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主张俄国必须要先走完整的不折不扣的西欧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就如同我们今天在俄国使用汽车，我们还必须要不折不扣地沿着当年英国和法国的蒸汽机发明、蒸汽机由外燃机到内燃机的每一个进化过程再爬行过来一样。同样，在马克思看来，主张俄国必须要先走完整的不折不扣的欧美式的资本主义道路然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观点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就如同我们今天各国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俄国建立一个银行或者建立一个股份公司，还要像欧美国家那样要经历一二百年的时间再去重新摸索如何建立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制度一样。事实上，俄国今天生产机器，完全可以从现代科学技术出发进行生产，而不必去重复英国和法国漫长的机器发明和机器进化的探索过程。市场经济的银行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建设也完全不必亦步亦趋地爬行一二百年才能建立。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不能容忍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用《资本论》中的“原始积累”剥夺农民的逻辑，去论证如何用私有化、资本主义化的道路去解体俄国农业公社；为什么马克思积极支持俄国民粹派思想家探讨俄国社会如何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崭新道路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用到马克思在1845年写成的《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中所阐述的一个重要思想：一个民族为本民族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这个民族为全人类所做的事情。马克思说：“正象主张每个民族都必须经历法国的政治发展或德国的哲学发展一样，是荒谬的观点。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他们的全部价值仅仅在于：每个民族都为其他民族完成了人类从中经历了自己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使命(主要的方面)。因此，在英国的工业，法国的政治和德国的哲学制定出来之后，它们就是为全世界制定的了，而它们的世界历史意义，也象这些民族的世界历史意义一样，便以此而告结束。”[3]

特卡乔夫认为俄国公社实现社会革命比欧洲更容易得多。他讲俄国没有强大的无产阶级，也没有强大的资产阶级。俄国工人阶级仅仅和俄国国家政权作斗争，由此他断定俄国工人阶级更容易夺得政权。针对特卡乔夫的观点，恩格斯强调：社会主义革命不仅要有革命者——无产阶级，而且还要有被革命的对象——现代资产阶级。在俄国农村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之中，既没有现代工人阶级，也没有现代资产阶级。由此，在俄国农村原始共产主义公社中怎么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呢？恩格斯讥讽特卡乔夫不懂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常识。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思想，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成就，是属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但同时也属于那个时代全人类的，当然也可以是属于俄国的。由此我们可以断定，俄国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是同时代的东西的意义就在于，西欧资本主义的时代性使俄国公社与古希腊或者古罗马的原始公社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该复信的第二草稿中，马克思说：“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方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我顺便指出，俄国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形式是古代类型的最现代的形式，而后者又经历过系列的进化)。”[2]444在该复信的第三草稿中，马克思又进一步详细地比较了俄国农业公社与古代公社的区别于联系，强调俄国农业公社是与古代公社不同的“新型公社”。[2]448,449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得出结论：俄国公社完全不必重走西欧资本原始积累以及在原始积累基础上发展资本主义的老路，俄国公社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径直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如上所述，在正式复信中马克思强调，“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对比进行的专门研究使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1]483那么，马克思究竟进行了哪些专门研究呢？在复信的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详细论证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指出：“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俄国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生存的；同时，它也不像东印度那样，是外国征服者的猎获物。”[2]431从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这里特殊强调俄国公社和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特别强调俄国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而孤立生存的。那么，这里紧跟着的问题也就来了：为什么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它就可以实现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呢？

在该复信的草稿(包括初稿、第二稿和第三稿)中，马克思还较详细地论述了俄国公社所具有的二重性，即兼有公有制社会和私有制社会的二重特征。俄国农村公社的这种二重性，一方面可以使它具有强大生命力，跨越资本主义而走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它逐渐解体，逐步私有化而走向资本主义。究竟哪一方面能够成为主流，完全取决于当时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

马克思特别强调要注意消除俄国社会使其瓦解的因素。马克思说：“把一切多少带有理论性的问题撇开不谈，那也用不着向您说明，目前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存的危险来自一致反对它的那些强有力的利害关系者。某种在国家帮助下靠牺牲农民哺育起来的资本主义是同公社对立的；它所关心的是公社的毁灭。并且为了地主的利益，创造出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农民组成的农村中等阶级，而把贫苦农民即农民大众变为普通的雇佣工人，也就是说，要保证自己获得廉价的劳动。公社受国家勒索的压制、商人的劫掠、地主的剥削和高利贷者从内部的破坏，那它怎么能够抵抗得住呢！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2]446马克思在这里清晰地指出，从利益关系上来看，威胁俄国公社安全的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国家压迫和新生资产阶级的剥削。

数据处理采用MassLynx V4.2软件，数据分析采用Excel软件计算均值()、标准偏差(S)和相对标准偏差(RSD%)，数据结果采用(±s)表示，日内、日间精密度用RSD%进行评价。

马克思不仅坚信俄国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而且还指出了跨越的方向。马克思说：“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土地公有制赋予它以集体占有的自然基础，而它的历史环境(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又给予它以实现大规模组织起来的合作劳动的现成物质条件。因此，它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它可以借使用机器而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又非常适合于使用机器。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2]451马克思在这里说得很清楚：第一，俄国公社集体占有土地的自然基础；第二，俄国公社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的历史环境；第三，俄国土地天然地势。这三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总路径是，使用机器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目前面临的任务是，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

总结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四份草稿和一份正式稿，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马克思充分肯定俄国公社存在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第二，马克思明确指出了俄国公社能够跨越的条件及其如何创造条件以实现跨越；第三，马克思指明了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具体方向是，使用机器逐步以联合耕种代替小土地耕种。

二、《资本论》俄国化：恩格斯的错误以及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纠正

1.恩格斯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发展道路的理论

恩格斯于1874年5月至1875年4月为《人民国家报》写了一组文章，其总题目为“流亡者文献”。这组文章讨论了欧洲民主运动、工人运动和俄国问题。其中讨论俄国问题的第三篇文章在《人民国家报》发表以后，彼得·特卡乔夫写了一篇《致1874年度〈人民国家报〉第117和118号所载〈流亡者文献〉一文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并发表于苏黎世德《哨兵报》。马克思看到这本小册子之后在书皮上写了一段话转给了恩格斯：“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这愚蠢透了，甚至连巴古宁也能插一手。彼得·特卡乔夫首先想向读者表明，你对待他就像对待自己的敌人一样，因此他臆造出各式各样不存在的争论点来。”[4]825在马克思的这一建议下，恩格斯写出了“流亡者文献”中的第四篇和第五篇文章。第五篇文章后来又以《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出版了单行本。

其三，从对跨越含义的理解来看，恩格斯与马克思也有较大的不同。关于跨越的含义，恩格斯对问题的表述：“不仅可能而且无庸置疑的是，当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那些刚刚踏上资本主义生产道路而仍然保全了氏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残余的国家，可以利用这些公社所有制的残余和与之相适应的人民风尚作为强大的手段，来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6]502，503在这里恩格斯把俄国公社跨越发展的时间起点定位在，“西欧人民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和生产资料转归公有之后”。这就是说，恩格斯只承认前资本主义国家可以有“大大缩短自己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过程，并可以避免我们在西欧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大部分苦难和斗争”。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避免的灾难到底是什么？是开辟资本主义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和斗争，还是西欧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常情况下也要经历的痛苦与斗争？如上所述，马克思一直主张跨越整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俄国公社既不需要经受资本主义由于其发展经验的不足而走曲折道路所带来的苦难，也不需要经受资本主义正常发展而不可避免的痛苦。而恩格斯则只强调，俄国公社可以避免“西欧资本主义开开辟道路时”所不得不经历的痛苦。因此，恩格斯对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认识，限于减轻资本主义发展由于经验不足而带来的痛苦。恩格斯不是明确主张俄国公社跨越资本主义正常发展阶段。事实上，马克思是强调前资本主义国家直接走向作为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前途和趋势的那个社会主义：“总之，在俄国公社面前，资本主义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的回复到‘古代'类型的公有制而告终，这种形式的所有制，或者像一位美国作家(这位作家是不可能有革命倾向的嫌疑的，他的研究工作曾得到华盛顿政府的支持)所说的，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1]458,459这里，马克思显然是主张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径直走向资本主义所趋向的那种社会形态，也就是走向共产主义社会或者走向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在马克思看来，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在英法工业革命之后，俄国生产机器可以直接继承英法工业革命的成就，而没有必要使俄国再重新经历一次独立的俄国工业革命。在哲学领域，在德国古典哲学诞生之后，俄国的哲学也可以直接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成就，而没有必要再重新孕育产生一个俄国的黑格尔和俄国的费尔巴哈。

特卡乔夫否认俄国国家与封建地主阶级及新生资产阶级的内在联系。对此，恩格斯给予了严厉的批评和否定。恩格斯承认俄国面临社会革命，但是恩格斯极力否认这种社会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内在联系。恩格斯写道：“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种社会形式——而且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只是零星出现并且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社会状态下来实现！”[5]393恩格斯用讥讽的语调写道：“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俄国人可以说是社会主义的选民，而且他们还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社所有制”[5]393这里恩格斯的意思是，在俄国不能有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社会主义革命。

俄国人是“社会主义的选民”，恩格斯的贬义是不言自明的。对于特卡乔夫所谓的俄国人有劳动组合和土地公有制更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观点，恩格斯又逐一进行了反驳。恩格斯强调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消失了的和正在消失的原始共产主义劳动组合没有任何区别。对于俄国农业公社，恩格斯认为它的命运只能是，在不断地被瓦解的过程中先是走上私有化，然后再走上资本主义化的道路。恩格斯写道：“俄国的公社所有制早已度过了它的繁荣时代，看样子正在趋于解体。但是也不可否认有可能使这一社会形式转变为高级形式，只要它能够保留到这样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只要它能够发展到农民已不再是个别而是集体从事耕作的程度；并且应该使俄国农民不经过资产阶级的小块土地所有制的中间阶段，而实现这种向高级形式的过渡。然而这种过渡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即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4]62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第一，恩格斯相信俄国公社的正常发展道路是“趋于解体”；第二，恩格斯为了严谨，才提到不排除俄国公社有一条跨越发展的道路，但是其条件是，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第三，西欧无产阶级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这就是恩格斯研究俄国农村公社所有制未来发展前途所得出的基本结论。

在1894年撰写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时，恩格斯又重复了这一研究结论。恩格斯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6]510在这里，恩格斯虽然也提到“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但是，恩格斯更强调的是，“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就是说，恩格斯更强调的是西欧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持与援助。

（4）志愿者得不到理解和尊重，地位不高。这一困境是由志愿者本身及社会环境内外两个因素共同造成的。内在因素是志愿者本身存在以上三种伦理问题。外在因素是社会大众的认识及文化的影响。包括部分地方政府、相关企业单位对高校青年志愿服务活动缺乏认同和理解，把志愿服务理解为一种必须配合完成的“政治任务”，学生在服务过程中得不到真正的锻炼，导致同学们参与志愿服务的动力不足。同时，受中国传统伦理和社会结构的影响，当个体面临困难时，倾向于找到为自己负责的关系，而非求助于社会的公益事业，这种关系存在亲疏远近，对没有“关系”的人不信任，我们的青年志愿者往往被当作“陌生人”被排除在这种“关系”之外。

2.恩格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上的错误以及马克思对他的纠正

一般读者会疑惑：为什么你们非要将恩格斯与马克思的跨越理论进行对比？为什么你们非要这样残酷地在两位伟人的理论观点之间进行取舍和选择？其实，我们选择做这样的工作，绝不是我们个人一时的心血来潮。恩格斯的跨越条件理论，是与东方落后国家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事实相矛盾的。这种理论矛盾，在苏东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向前发展的时候，人们也许还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是，当苏东国家社会主义事业失败以后，人们必须要清楚地回答苏东社会主义事业失败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社会主义一直受到国际垄断资本和国际反动势力的“颜色革命”的颠覆威胁。目前，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人都以苏联、中国等国家的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为借口否定这些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今天中国的理论界，还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理论有空想成分；还有人跟在第二国际理论界的身后，讲所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革命胜利后苏联社会主义是“早产儿”；还有人认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搞早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搞急了；甚至有人公开以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先胜的条件论未能满足，来否定苏联曾经建成了社会主义，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成社会主义的可能性。[7]在这些学者看来，苏联东欧国家，也包括中国是在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条件的情况下共产党蛮干的结果。因此，这样建立起来的社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或者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夭折，或者是尽快改弦更张，走变相的资本主义道路。近年来我们看到吴敬琏等人又跟在自由主义的鼻祖哈耶克后面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许诺建立地上天堂，到头来却是落到了建立人间地狱的结果。[8][9]这些人进行“理论论证”就是为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看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唤起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仰，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是没有困难的。这种困难就在于，中国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仍然低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共产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吗？国内外一批又一批的专家学者、政界人士对这个问题做了否定回答。他们所依据都是恩格斯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要事先胜利的条件论。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继续向前发展，在理论上我们就必须对于恩格斯的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先行胜利的条件论做出取舍。理论的坚定性来源于理论的彻底性，“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10]

(1)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的比较

《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写完以后，马克思考虑到当时俄国局势不利于发表此文，并没有把它寄给《祖国纪事》杂志。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遗物时发现了这封信，恩格斯又把它寄给了查苏利奇，一直到1885年才在彼得堡出版。因此，自1872年《资本论》俄文版出版，截止到1885年，俄国理论界并不知道马克思对于《资本论》，特别是对“原始积累”一章内容在俄国运用的这种否定态度。当然了，我们也无法断定：如果马克思的这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在当时的俄国能够及时面世，俄国还能不能有“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的这一理论为瓦解俄国农业公社进行辩护？无论如何，在1872年以后的俄国，还有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运用《资本论》中“原始积累”理论为瓦解俄国农业公社进行鼓动。出于对这部分“马克思主义者”的怀疑，查苏利奇于1881年2月16日给马克思写信，向马克思求教有关理论问题。她希望马克思能够就《资本论》在俄国的运用和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前途问题，给出一个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解答。为答复查苏利奇来信所提出的问题，马克思写了四个草稿和一份正式稿的复信。

甘薯淀粉与魔芋胶按比例混合（质量比 10：0，9.5：0.5，9.0：1.0，8.5：1.5，8.0：2.0）得到淀粉、魔芋胶的混合粉，按照以下制作工艺制备粉条。

我们先来谈两位经典作家在跨越理论上的相同之处。第一，恩格斯1875年出版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是在马克思的建议下完成的。因此，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许多观点的阐述，一定的意义上是体现了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例如，澄清特卡乔夫对恩格斯的一些无端的指摘，批判特卡乔夫的巴古宁主义倾向等等。第二，1882年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这篇序言写道：“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狂热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和刚开始形成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末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所有制形式，是能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形式呢？或者，它还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解体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11]由于这个序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共同署名的，当然可以认为这里的观点是马克思所认同的。

乡村振兴特别是文化振兴，一方面，为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搭建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多渠道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提供了路径。乡村是民族传统体育得以良性发展的最优场域，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发展离不开乡村，而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动力也必然直接来源于主体自身即乡村。民族传统体育产生于我国古老的农业文明，文化底蕴深厚，如体育“非遗”传承人、爱好者、参与者等最大的参与群体已成为民族传统体育保护、传承和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力量。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将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道路问题归结为：“俄国应当向他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1]143马克思明确表示自己和许多俄国民粹派学者一样，赞成俄国选择后面的这条道路。与民粹派学者不一样,马克思的结论是基于自己的认真学习和研究工作而得出的结论。马克思说：“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们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做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我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1]143

其一，在跨越理论文献中，马克思形成于1875年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之后的著作中，没有引证和肯定恩格斯这篇文章的观点。如前所述，当时是马克思向恩格斯建议：“你写点东西出来，不过要用讥讽的笔调”，于是恩格斯写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批判特卡乔夫。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于1875年完成《论俄国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于1877年写作《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马克思明确知道此前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对有关俄国公社发展道路问题有过研究。但是，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并没有援引恩格斯的观点予以肯定。另外，1881年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各个草稿中，也仍然没有在很具体的理论层面上肯定恩格斯的上述成果。这绝不是马克思的疏忽！马克思对待科学的严肃认真态度、以及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伟大友谊，没有那一方面能够允许马克思埋没恩格斯的研究成果。上述这些事实就足以使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马克思是不是不赞成恩格斯1875年完成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主要观点？

40年来，我国农药工业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产业由小到大健康发展。中国农药工业协会提供的数据表明，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农药工业较为薄弱，年产量约为53万吨，品种较少且以高毒农药为主，很多农药品种需要依赖进口。经过40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农药生产国，能生产500多种原药、几十种剂型，且环境友好型农药成为主流。2017年累计生产农药294.1万吨，农药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3080亿元、利润总额260亿元。

其二，从跨越结论和实现跨越的条件方面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原则上差别。马克思明确表明了自己对俄国民粹派和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支持，即支持他们为俄国公社探索走一条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全新道路。这是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全新的道路，即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又继承资本主义时代的一切成就，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坚信在19世纪70年代的俄国公社面前，存在着这样一条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发展道路。马克思还具体分析了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主要障碍：主要是新兴资本力量的影响。根据这些分析马克思给出了实现跨越的办法和路径：首先，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最后，公社将走向大规模采用机器进行生产的集体化道路。然而，从恩格斯《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及其《序言》和《跋》来看，对于俄国公社的未来发展道路，恩格斯与马克思的判断有很大的不同。首先，恩格斯是相信俄国公社趋向解体；其次，虽然在理论上仍然还承认俄国公社存在着跨越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但是恩格斯却又从给出俄国公社跨越条件的角度排除了这种可能性。如上所述，恩格斯给出的条件是，“西欧在这种公社所有制彻底解体以前就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而这个革命会给俄国农民提供实现这种过渡的必要条件，其中也为他们提供在整个农业制度中实行必然与其相联系的变革所必需的物资。”[4]620要知道，西欧“胜利地完成无产阶级革命”这个条件是相当苛刻的。不仅在19世纪70年代俄国不具备这个条件，就是20世纪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东欧国家社会主义胜利、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辉煌成就的今天，在上述国家也仍然不具备这个条件。

从恩格斯“流亡者文献”中这两篇关于俄国问题的论文内容来看，在第四篇文章中，恩格斯似乎已经完成了马克思交给他的任务。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基本上澄清了特卡乔夫对自己所进行的人身攻击和污蔑，也否定了特卡乔夫为巴古宁主义者对待俄国态度的辩护。而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似乎要谈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2)恩格斯的理论错误以及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

如2015年《胶东半岛上的特色民居——海草房》的第1、2题，2016年《抗生素滥用是所有人的事》的第1、3题，2017年《研究发现鱼类也拥有意识情感》（节选）的第1、2题。

上述分析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理论上的重大差别还是客观存在的。不仅如此，马克思在恩格斯的著作出版以后，还默默地试图对恩格斯理论错误进行纠正。这是一个应该引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给予重视，而事实上并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足够重视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没有及时而有效地加以澄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思想混乱以至于造成灾难性后果，因此今天我们在这里必须要对其予以澄清。

医院要对内部控制的权限进行合理的分配，保证内部控制部门或者小组有着足够的权限落实相应的内部控制制度，而且很对内部控制制度的优化以及调整应该由内部控制部门主导，而不是由管理层主导，还有内部控制部门才是对医院内部控制管理真实状况了解的人，能够针对相关问题制定更加合理有效的制度。

首先，马克思纠正了恩格斯对于俄国公社性质的片面认识。恩格斯把俄国公社的孤立性和封闭性看得很重，把它看作是和古希腊古罗马原始共产主义公社没有区别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得出俄国农村公社不能产生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的结论。正是这种思想倾向，使恩格斯看不到俄国公社光明的前途。而马克思则对俄国公社的性质做了完全不同的分析。马克思承认：“…公社受到诅咒的是它的孤立性，公社与公社之间的生活缺乏联系，不正是这种与世隔绝的小天地使它至今不能有任何历史创举吗？”[1]479但是，如前所述，马克思更看重俄国公社是与西欧资本主义同时代的。这种时代性就足以使俄国公社能够获得新生。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的初稿、第二特别是在第三稿中，具体分析了俄国公社作为现代的农业公社与历史上的各种公社的本质区别：第一，马克思指出俄国“农业公社”是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第二，在俄国农业公社中房屋及房屋所附属的园地，是农民私有的；第三，耕地是公共财产，定期在农民中间重新轮流使用。马克思把俄国农业公社概括为二重性：兼有公有和私有的性质。[2]449,450马克思坚持俄国公社有两种前途：或者私有成分占了上风，走瓦解的道路；或者公有成分占了上风，走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道路。而恩格斯是坚持认为俄国公社只有一种前途，即瓦解的前途。

其次，对俄国人习惯的劳动组合，恩格斯否定其对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积极作用，而马克思却给予积极的肯定。特卡乔夫用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来论证俄国公社能够有新生。恩格斯对此予以彻底否定。恩格斯说：“总之，劳动组合是一种自发产生的，因而还很不发达的合作社形式，并且也不是纯俄罗斯或纯斯拉夫的合作社形式。…这种形式在俄国占有优势当然证明俄国人民有着强烈的联合愿望，但这还完全不能证明他们靠这种愿望就能够从劳动组合直接跳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要实现这种过渡，首先要劳动组合本身能够向前发展，抛弃本身那种自发的，如我们所看到的替资本家服务比替工人服务还要多的形式，并且它还必须至少提高到西欧合作社的水平。”[4]616在恩格斯的心目中，俄国劳动组合的发展水平永远也达不到西欧资本主义劳动组合的水平。总之，恩格斯否定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会有利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马克思在1881年《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第三稿中说：“俄国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这特别便于他们从小土地劳动到合作劳动，并且他们在草地的割草、以及像排积水等公社的作业中，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实行了合作劳动。…这种直到今天还在俄国公社里实行的制度，毫无疑问是和农艺学的要求矛盾的。除其他种种不便外，这种制度也造成人力和时间的浪费。可是，这种制度虽然乍看起来似乎和集体耕种相矛盾，但它的确有助于向集体耕种的过渡。”[1]479,480可见，马克思对于俄国公社的劳动组合有利于向共产主义集体生产过渡的观点是积极肯定的。

再次，对于土地公有制，马克思认为它已经经历了许多变革而顽强地保留下来了，它有利于俄国公社实现向共产主义跨越是显然的。从马克思对恩格斯的这些纠正和补充来看，恩格斯的主要错误在于，他在同特卡乔夫论战时，不知不觉地将俄国公社孤立化，使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的总联系。这样俄国公社就成了没有任何升级和希望的过时了的东西。这样恩格斯也就看不到俄国革命的新高潮与新机遇。总之，马克思坚持辩证法，恩格斯却不知不觉地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国家在进行道路施工的过程之中，所使用的沥青都是普通沥青，普通沥青由于其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不能很好的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再这样的情况下，在修建道路的时候，使用改性沥青新材料，能够最大限度的延长道路的使用寿命，提升道路的安全度，满足人们对于道路不断提升的需求。

将不同结晶时间下获得淀粉球晶称重，所得淀粉球晶的干基质量 M2与所用蜡质玉米原淀粉干基质量M1之比[16]，如式1-2所示。

(3)马克思对恩格斯错误的纠正并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恩格斯的错误影响到他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

马克思是恩格斯的亲密战友和合作伙伴，当然马克思不会像对待其他论敌那样通过公开论战来解决认识分歧，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从给查苏利奇的回信中我们能够看出马克思晚年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马克思写到：“最近十年来定期发作的神经痛妨碍了我，是我不能较早地答复您2月16日的来信。承蒙您向我提出问题，但很遗憾，我却不能给您一个适合于发表的简短说明。几个月前，我曾经答应给圣彼得堡委员会就同一题目写一篇文章。可是我希望寥寥几行就足以消除您因误解所谓我的理论而产生的一切疑问。”[1]482在这种身体状况下，马克思只能默默地，而不能采取更加积极和有效的方式纠正恩格斯的错误。而马克思对恩格斯的理论错误所进行的这些纠正，并未引起理论界的重视，以至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事件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首先，恩格斯由于这种理论错误，必然会使恩格斯低估俄国的革命力量。他说：“然而单是这样一个事实：与俄国农民公社并肩存在的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正濒于崩溃的时刻，而且在这一时刻它本身已显示出一种新的生产形式，在这种新的生产形式中将有计划地使用作为社会财产的生产资料，——单单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赋予俄国公社一种能够使它把自己发展成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完成这一革命以前，公社如何能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作为社会财产和社会工具而掌握起来呢？当俄国公社已经不再在公有制的原则上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它又怎么能向世界指明如何在公有制的原则上管理大工业呢？”[6]501恩格斯继续说：“诚然，在俄国有不少人很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并且清楚地知道这条似乎走不通的死胡同的出路何在。可是，首先，明白这一点的几千人并不生活在公社里，而大俄罗斯的仍然生活在公社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整整5000万人，却对这一切一无所知。”[6]501这里，恩格斯否定俄国革命力量的存在。

其次，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形势的误判：俄国不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一文中恩格斯在批评特卡乔夫时说到：“至于俄国农民在摆脱农奴从属地位以后的处境已经不堪忍受，不可能长久这样继续下去，而仅仅由于这个原因，俄国革命正在日益迫近，——这都是显而易见的事情。问题只在于这个革命的结果可能怎样，将会怎样？特卡乔夫先生说，它将是社会革命。这纯粹是一种赘言。任何一个真正革命都是社会革命，因为它使新阶级占居统治地位并且让它有可能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其实，特卡乔夫先生是想说，这将是社会主义革命，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而且是在不论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不是到处都碰得见并且都还处在低级发展阶段上的这种社会状态下来实现！这一点所以成为可能，据说是因为俄国人具有劳动组合和公社土地所有制，可以说是天选的社会主义的人民！”[4]614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恩格斯以极其高超的论战手法对待特卡乔夫。恩格斯首先抓住特卡乔夫把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成为“社会革命”，将其否定为“这纯粹是一种赘言”。其次恩格斯推断出特卡乔夫想说的是“社会主义革命”。怕被别人误会，恩格斯还特别界定为是“它将在我们在西方还没有实现以前，就在俄国实现西欧社会主义所追求的那个社会形态”。这里，恩格斯断然否定俄国发生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

1894年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说：“我不敢判断目前这种公社是否还保存得这样完整，以致在需要的时刻，像马克思和我在1882年所希望的那样，它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是有一点是勿庸置疑的：要想从这种公社保全点什么东西下来，就必须首先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必须在俄国进行革命。俄国的革命不仅会把民族的大部分即农民从构成他们的世界、他们的宇宙的农村的隔绝状态中解脱出来，不仅会把农民引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也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处境和摆脱目前贫困的方法，——俄国的革命还会给西方的工人运动以新的推动，为它创造新的更好的斗争条件，从而加速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没有这种胜利，目前的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1]510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否定1882年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即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但是，恩格斯更加强调西欧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对俄国公社跨越的作用。恩格斯相信俄国也许会发生资产阶级革命，恩格斯甚至也相信俄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能给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以推动，但是恩格斯仍然坚信没有西欧社会主义革命的先行胜利，俄国是不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见，恩格斯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落后的俄国可以先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那么，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历史事实又如何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7.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7]赵家祥.关于“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争论[J].贵阳：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1)：23-24.

[8]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2.

[9]吴敬琏.重启改革议程——中国改革二十讲[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29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11.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