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5日至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第十九届年会在南京召开。本届年会由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承办、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国防大学、南京财经大学、中央编译局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以及《经济学动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学习与探索》、新华网等新闻出版机构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学术讨论。本届年会共收到全国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应征论文100余篇，入选会议交流74篇，会议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经济全球化与对外经济关系”四个专题进行研讨，取得了较好效果。下面对入选论文和专家发言的主要学术观点进行综述。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问题

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正式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系统总结改革开放近40年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系统化、科学化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专家学者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了研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在致开幕词时指出，党的十九大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突破，提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政治经济学界的同仁需要认真学习领会。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蔡继明教授提出，必须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经济规律、资本、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基本范畴进行研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武汉大学程承坪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少需要总结中国六大实践经验，即正确处理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人民的工具价值与人民的目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之间的关系。辽宁大学于金富教授对于如何准确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生理解剖学”，是研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科学。从现实来看，应该系统研究当代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淮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段学慧教授认为，“以人民为中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基本立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其制度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徐州市委党校程言君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以人民为中心构建逻辑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健副研究员认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方式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经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对此做了尝试，但效果不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成功找到了两者的结合方式。两者的对比说明，社会主义需要计划与市场的结合，但路径选择也十分重要：先计划后市场，最后计划与市场两边不得好；计划与市场同步，两边都有收益。山东大学经济学院侯风云教授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及其变化规律的，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通常是互相决定的，谁拥有权力谁就在物质利益关系中就占优势，而谁在物质利益关系中占优势，谁就容易拥有更多的权力。长江大学马敬桂教授、韦鸿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核心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重点是中国经济发展理论和道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谢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两大目标，即“人的解放”和国家富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赵秀丽副教授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从生产力、经济制度、共同富裕、对外开放四个方面探讨共享发展的丰富内涵。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鹏副研究员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提供了诸多的有益经验参考。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后陈广亮认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实践、对资本范畴的历史递进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渐次建构分别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成提供了现实基础、核心范畴、体系结构。淮北师范大学张作云教授认为，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危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伟大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国认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人类崇高而美好的理想而奋斗。

一些专家基于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思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研究员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当前应该加强对“三大攻坚战”的研究，即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吉林大学经济学院纪玉山教授认为，揭示智能经济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对于开拓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委党校孔陆泉教授和江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邹富良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非物质商品价值及其实现，认为信息类非物质产品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和劳动凝结，及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实现，具有不同于物质商品的特点，如其交换价值的实现不依赖于产权的完全让渡，具有多重性、扩展性的特征，交换价值总量不恒等于其价值总量。但交换价值对价值的偏离并没有使价值决定价格的界限消失，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非物质商品上并没有失去效力。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卢映西副教授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做了分析，认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快速发展，人民的需要和社会生产力都在不断升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具体表现为发展质量和效益不高，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有待提升，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而民生领域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等等。大连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戴锦副教授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就是经济民主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就在于它追求经济民主，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民主应该有三个目标：不搞贫富悬殊、不养“懒汉”、不养“寄生虫”。贵州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洪名勇教授提出了一个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济学框架，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且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表现为它界定了人的行为规则、节约了决策与行为选择的时间、节省了交易成本和监督成本、减少了搭便车行为，并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复制、传承和创新机制。盐城师范学院贾后明教授探讨了经济体制改革动力的可持续性问题，认为渐进式改革是中国生产关系调整的特点，在增量利益驱动力缺乏和改革涉及存量利益的条件下，就要注重改革动力的可持续性，从试错渐进型改革向系统设计型改革转变。西南财经大学韩文龙副教授等认为，市场经济不仅是依靠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进行资源配置的经济体系，而且是依靠权利界定和保障机制进行权利配置的权利体系。陕西省委党校李银秀副教授认为，现代国家治理体系必须具备三个特征，即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东北财经大学郑尚植讲师分别从生产与消费、生产与交换、生产与分配三个方面剖析当前我国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现与现实困境，以此来探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本质。南京大学周绍东教授和田斌硕士生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进行了政治经济学分析，认为我国农地制度改革可以把构建农地集体所有权主体作为切入点，以土地股份合作制作为发展方向，着力改变目前集体所有权的“空置”状况。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宫同瑶讲师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分析了中国房地产业的暴利，认为在现行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农民、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对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实际上是对级差地租的分配，但分配比例过于悬殊；而绝对地租并未完全用以补偿农用地价格和土地前期开发费用；房地产价格泡沫并未转化为垄断地租。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与会代表围绕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深入探讨。南开大学段文斌教授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有新动力也有摩擦力，要减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减税、均等化公共产品和服务、反垄断、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以开放促改革等。中财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卢现祥教授认为，需要从四个方面探讨我国产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即产业发展资金，是政府出资为主还是民间出资为主；产业发展导向，是政府为主还是市场为主；产业发展的市场结构，是竞争还是垄断；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是政策为主还是制度为主？我国产业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过多的参与和干预，使产业规律难以发挥作用。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发展体制可以把产业做大，而只有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产业发展体制才能把产业做强。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政府主导的产业发展体制转向市场主导的产业发展体制。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侯为民研究员认为，分析我国产能过剩问题有三个视角：一是产能过剩是相对于需求不足的生产过剩，是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失衡，这是由所有制结构决定并强化的分配差距的结果；二是产能过剩是一种结构性过剩，是资本在不同部门间的投资比例失衡的结果；三是产能过剩是以资本闲置和资本贬值形式存在的资本过剩，是一种资本积累过剩。侯为民研究员认为，化解中国产能过剩要从四方面入手：一是立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分类对待过剩产能；二是做强做大做优国有企业；三是既要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也要发挥好政府调控和产业政策引导作用；四是“去产能”不仅要立足于资本修复，更要立足于劳动修复。

一些专家学者探讨了供给侧结构性调整中的具体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建华副研究员运用资本三级循环理论对我国城市化三个阶段进行了分析，认为资本的扩大与膨胀是加速城市化后期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使资本从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过渡到空间本身的生产，从而使得人口与空间城市化急剧发展。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王俊讲师和王树春教授将产业集聚、创新活动和产业升级作为一个具有自演化特征的产业变迁动态系统，而城镇化与产业聚变的互动机制则是推动城镇化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之一。他们发现，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镇化与产业聚变的互动机制已经形成，通过选择可持续的城镇化路径可以实现我国城镇化与产业聚变的良性互动。台州学院教授张明龙和浙江财经大学东方学院张琼妮讲师认为，影响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因素，主要取决于生产者和消费者行为，联结供需双侧的价格机制，可以对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挥作用，因此，需要正确认识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为了解决当前供给侧结构性失衡问题，应使融入宏观调控要素后的供求机制，能够促使供给侧向技术链和价值链高端拓展。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肖潇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出发分析供给侧结构改革，认为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实质在于当前劳动力的价值补偿受到制约，致使劳动力扩大再生产无法顺利实现，从而无法充分释放劳动力要素的潜能。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程世勇副教授探讨了农地供给侧结构改革与粮食安全问题，认为宏观政策上严格的农地用途管制、以农户为核心的土地产权关系、公平竞争的粮食产业微观市场秩序、有效的区际工农业级差收益转移、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与福利保障机制，将奠定我国农业现代化与粮食安全的制度体制。郑州大学沈琼副教授利用2011～2015年中国26个产粮省市的面板数据，以农户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池函数，测算出在现有约束条件下我国粮食适度生产规模为劳均12.81至17.91公顷，户均35.88至50.16公顷。因此，创新土地流转方式、扩大融资渠道、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制定与规模挂钩的扶持政策能够扩大我国粮食生产规模。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杨玉珍教授认为，应及时纠偏传统农区政策性土地流转，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视域下，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合理确定政府介入土地流转的边界，着力建立土地流转纠纷解决机制。安阳师范学院张良悦教授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的基础和引领，产业化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核心和标志，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支撑和关键。因此，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路径是通过制度创新对农业生产要素进行重新配置，促使家庭农场内生发展，构建与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新型经营主体与产业体系，形成农业发展的新动能与新业态。河南师范大学商学院乔俊峰教授等研究了新常态减税增支压力下中原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认为在新常态减税增支压力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效率问题，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财政支出效率整体较好，但技术进步衰退阻碍了中原城市群效率的提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郭正模研究员认为，新兴产业的市场供给对创造社会新的有效需求具有重要意义，老龄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老龄产业作为一种弱质的新兴产业，其市场供给的机制运作具有许多特殊性和内生性障碍，发展的关键在于社会供给与市场供给有机结合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三、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

“共享发展”是“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但目前我国收入和财产差距明显，如何缩小收入差距，构筑共享社会的坚实基础，是与会代表非常关心的。南开大学周云波教授和贺坤博士关注进城务工群体与城镇居民的多维贫困，他们采用Alkire-Foster贫困测度方法对2013年CHIP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数据进行贫困测度和分解，并与城镇居民进行横向比较，得出农民工在收入之外的所有维度上都比城镇居民面临更加严重的贫困状况，农民工的贫困是多维贫困而不仅是收入贫困，单纯收入维度的改善对农民工多维贫困状况影响微弱。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邹薇教授和袁飞兰博士关注收入分配变化的总需求效应和供给效应(生产率效应)，她们构建了一个融合收入分配的总需求效应和生产率效应的经济增长模型，利用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展开实证研究。中国经济要稳步朝工资拉动型增长转型。复旦大学赵达、谭之博、张军利用不同收入阶层消费支出结构的差异，基于中国城镇住户调查的消费支出数据，重新测度了1993～2010年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程度及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中国城镇地区消费不平等在18年间上升了67%。浙江农林大学许建明教授认为，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把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放在第一位”的要求，精准扶贫的关键点是搞劳动参与率。而只有具备自生能力的企业，才能衍生出比较长久的劳动力需求，贫困户的劳动参与概率才能得以提高。随着2020年的到来，中国反贫困的目标将从以绝对贫困为重点转移到以相对贫困为重点，新一轮反贫困将更加艰巨，关键点将相应变为权利—能力建设，要充分塑造“有效市场”的法权体系，减少资源错配机制，不仅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劳动参与率，更要提升他们的人力资本。江西财经大学肖文海教授对资源环境产权与价格制度不合理所导致的农村贫困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资源富集地区农村收入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禀赋和努力，还取决于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公平会缩小收入差距，制度环境不公平会扩大收入差距。

四、经济全球化与对外经济关系

十九大报告提出，主动参与和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会代表对经济全球化新发展和新情况、十八以来对外开放新格局进行了讨论。吉林大学刘洋副教授分析了近两年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认为当前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已处于全球化进程的十字路口。全球化利益分配不均引发“受益群体”与“受损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西方发达国家在现有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下出现的产业空心化与高失业率问题，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上的战略收缩，是导致保守主义、孤立主义与民粹主义盛行下全球化进程出现逆转的主要原因。“逆全球化”浪潮只能破坏全球自由贸易与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侵蚀人类社会合作共赢的成果，给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带来新的问题与挑战。在推动“新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需要更好地贡献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规则等公共产品来创造新的全球化净收益，这是中国从“逆全球化”到“新全球化”的战略选择。郑州大学王海杰教授分析了新时代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认为应该根据区域产业状况来构建区域价值链(RVC)、国家价值链(NVC)和重构全球价值链(GVC)，并依次将RVC、NVC和GVC作为制造业不同行业及不同发展阶段地位提升的空间载体，构建“三重价值链”体系。清华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王浩认为，中国传统的比较优势战略在经济起飞的前导发展进程中很有效，但很难适应经济格局的变化和中国自身发展阶段的变化。中国需要跳出传统优势框架的桎梏，迈向“集优创新”模式。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焦方义教授和魏枫副教授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仪是打破“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实践，他们分析了作为“丝路经济带”重要节点国家的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以及如何推动中哈两国的发展战略相互协调。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陈臣对中国的技术进步对中美两国贸易利益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的技术进步会使中美两国共同受益；如果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只能使自身的利益受到更大伤害，而伴随着中国相关领域持续的技术进步所发生的中美两国比较优势的逆转，新的自由贸易模式会使两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再度提高。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院周文教授和四川社会科学院方茜研究员对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从单一视角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不够的，应该从当代资本主义三大变化，即经济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金融化来系统展开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经济全球化、自由化和金融化在满足了资本主义剥削和逐利的同时，三者效应叠加，导致资本主义危机的升级，也导致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多样化、复杂化和系统化。

4）采用计算机机房的多媒体广播教学方式指导同学采用写字板对表达谱数据进行预处理：将临床数据和基因表达数据拆分出两个文件。

家里一个吊扇正哐当哐当地转着，叶之容在吊扇下的躺椅上打盹。她轻手轻脚顺着梯子爬到了阁楼上，可吱吱呀呀的阁楼楼板的响声还是惊醒了叶之容，他在下面喊了声：“开空调！别舍不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