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出“推进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改革科研项目和资金管理，建立符合科研规律、高效规范的管理制度”。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在此背景下，国家科研资助体系作为科研工作的重要财政支撑手段和科技体制改革关键问题，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研究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我国科研资助体系的现存问题[1-3]，二是通过研究国外科研资助体系为我国提供经验借鉴，但研究对象大多聚焦于欧美国家[4-6]。

日本作为后崛起的亚洲科技强国，截至2017年共有26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3名外籍日裔获得者)。在21世纪后，日本科学家更成为获奖名单的“常客”。区别于欧美国家的“市场主导型”或“研究机构推进型”，日本的科研管理模式主要是“政府推动型”，与我国相似度很高，这使得对日本科研资助体系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本文将从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产学合作政策两方面对中日两国科研资助体系进行对比，分析我国科研资助体系存在的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电路采用的超声波换能器中心频率为200 kHz左右,所以根据采样定理采样频率应大于400 kHz,为了保证系统台阶识别的准确性实际应用中AD采样频率大于1 MHz即可实现台阶信号采集,不需要采用较高的频率采集回波信号波形以获取各个波峰幅值。

1 二元结构资助体系

日本实行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并重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竞争性科研经费有20多种，据2017年文部科学省调查，竞争性科研经费预算达4 279亿日元；非竞争性科研经费主要指为保障科研人员基本经费需求的一般性经费和研究所经费[7]。而我国政府早期对大学和科研院所的资助以非竞争性财政拨款为主，但随着财政负担过重、竞争缺失等问题日益严重，竞争性科研经费成为我国主要拨款方式，科研人员主要通过申请课题来获取经费支持。

环保清淤处理技术在施工过程中对于水体浊度的控制较好，近年来在中小型河道的清淤工作中取得较好的成绩，特别是在抑制污染物扩散、泄漏等方面。该技术的淤泥清除效果超过95% 以上，清淤效果较好。缺点是成本较高，实际运用较少。

1.1 非竞争性科研经费

我国产学研合作的进程不断加快，企业对科研人员的资助越来越多，但仍低于政府拨款。如图4，企业对高校、科研机构的资助经费都低于政府拨款，尤其是与研究机构的合作经费很少，只占研究机构全部经费来源的3.4%左右。

  

图1 2010-2017年竞争性科研经费总额

  

图2 2007-2017年国立大学法人运营费支付金预算额

日本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民间资助，据《2007科学技术白书》统计，政府资助占全部科研经费的19%，而民间资助占80.7%，成为日本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其中，产学合作是最主要的民间资助方式。如图3，2010-2015年,日本高校与民间企业共同研究的科研经费逐年增加，均值高达17 757亿日元。

家长群的本质是一种教学和家校沟通工具的延伸，但因为群是半开放的空间，而且具有天然的社交属性，所以常常会变味儿，很多家长群事实上已成为信息过载的“负担群”。怎样在这样一个虚拟的“小社会”里构建合理的秩序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复杂的话题。而我希望，不管是家长还是老师都能在群里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至少不要一言不合就把人家给踢了出去。

日本政府的竞争性科研经费有20多种，出资部门以文部科学省为主，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经济产业省、农林水产省、总务省、内阁府和环境省为辅。其中，科学研究费辅助金(科研费)是日本政府拨款金额最大、涵盖范围最广的竞争性科研经费，占所有竞争性科研经费预算的53.36%，由文部科学省拨款、学术振兴会管理。

不同于日本，我国人口规模巨大，高校和科研机构数量很多，科研水平层次不齐且差距明显，财政无法负担巨额的基本性经费。在我国特殊国情下，无法完全复制日本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并重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但是，适当增加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构建合理的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比例，得到了很多学者的呼吁[12-14]。

1.2 竞争性科研经费

我国主要采用竞争性财政拨款，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占比较少[9]，主要用于稳定支持高校自主开展的科学研究，通过“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等，将财政拨款下达高校，高校自主管理，根据自身科研需求自主选题和立项。但是，“基本科研业务费”虽然由政府稳定拨款，但高校的二次分配依然存在较高竞争性，多数高校采取评审立项方式，科研人员要获得“基本科研业务费”支持，需要参与校内竞争[10]，这虽然有助于激发科研人员的积极性，但也带来了评审不公、课题腐败等问题[11]，有些科研人员为确保足够的经费支持而追求短期效益，这种短期成果主义对科研活动将会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互联网+”特色产业扶贫农民是主体，通过举办培训班、印发宣传资料、入户宣传动员等方式，广泛宣传农业信息化技术，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让农民真正在农业信息上得到实惠，得到效益。同时，对信息员进行全面培训，提高农业信息员的整体素质，打造一支政治觉悟高、业务水平强的信息服务队伍。

本文系统梳理了中日两国主要的竞争性资助计划，并从以下5个方面进行对比，如表1所示。

2锻炼要循序渐进地进行，一开始的强度不要过大。避免振动幅度较大的动作，运动前后一定要进行热身和放松活动，尤其要注意活动韧带部位。

2 产学合作政策

日本国立大学改革后，政府拨付大额的基础性经费资助教育和科研活动，为科研人员创造相对自由的学术环境。有了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保障，科研人员可以持续开展基于兴趣的研究，不会因未获得竞争性经费而使研究中断[8]。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并重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对日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日本产学合作的形式包括共同研究、委托研究、捐助、技术咨询、聘用研究员等，其中共同研究和委托研究是最主要的两种基本形式。日本政府对产学合作给予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主要措施有①实现产学合作法制化。颁布《大学等技术转让促进法》(TLO法)，成立技术转让机构(TLO)，促使研究成果有效地向民间企业转化。出台《研究交流促进法》，鼓励国家科研人员到民间企业参与共同研究，研究设施向民间企业开放；②建立完善的产学合作制度。确立协调员制度，由政府出资为大学组织内产学合作机构选聘“协调员”，制定贡献者表彰制度和产学合作促进税制，提高企业和大学投入产学合作的积极性；③推动构建产学合作五大基地。分别为世界级区域研究开发示范基地、先端融合领域创新基地、区域研究成果商业化基地、革新创新基地和加速开放式创新的产学共创平台。

在我国，竞争性科研经费是政府资助的主要形式，多数由科技部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基金委”)管理。随着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管理逐渐完善，竞争性科研项目不断增多[15]。

近年来，日本政府增加竞争性科研经费成为基本趋势。如图1，虽然2010-2013年竞争性科研经费总额逐年减少，但在2013年以后开始回升，2017年竞争性科研经费总额比2013年提高了4.6%。2004年国立大学改革成为独立法人后，教师不再享受公务员身份，但是为了保障大学教育和科研稳定持续，日本政府设立了非竞争性的基础性经费-“国立大学法人运营费支付金”。如图2，2010-2017年“国立大学法人运营费支付金”预算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近两年一直保持10 945亿日元，不再继续减少财政预算，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未出现大幅减少。

我国产学研合作主要采取技术转让、申请企业项目、建立联合开发机构、科技园区合作、兴办科技实体等方式。政府为促进产学研合作也颁布和实施了一些政策。①法律层面。出台《科学技术进步法》和《科学成果转化法》，鼓励产学研合作，明确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权益；②资助计划。比如推进教育合作的“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地方范围内的“福建省产学合作科技重大项目”等，但涉及的合作范围较为狭窄；③构建合作平台。政府通过兴办高新科技园区，引入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以及建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搭建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技术创新合作组织，但很多政策为原则性表述，落地可操作性不高。

 

表1 中日竞争性资助计划比较

  

分类角度覆盖范围日本我国对比分析计划类别主要特点计划类别主要特点研究领域探索研究“战略性创造研究推进事业”、“未来社会创造事业”、“独创性研究开展事业”、“独创性个人研究培养制度”、科研费“挑战性萌芽研究项目”等计划肯定科研人员自由和独创思维，鼓励科研人员开展先见性探索研究，重点资助具有飞跃性发展潜力的萌芽和开拓研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重点资助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和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我国当前缺少针对具有强大探索性质的萌芽研究和预见性战略研究的资助专项“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专项支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开展创新研究重点领域文部科学省、厚生劳动省、国土交通省等8个部门设立上百种对重点领域的资助计划一方面针对经济和社会课题，包括资源、老龄化现象、自然灾害、食品安全、放射性环境、地球变动、海洋和宇宙战略等；另一方面针对未来新兴领域，如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电波技术、量子科学等原有的“973”、“863”计划整合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包括能源、材料、生物医学、海洋、气候变化、农业、纳米科技等40个年度专项与日本上百种资助计划相比，我国重点领域资助计划有待完善，尤其是在人工智能、网络安全、边域探索等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引擎作用的新兴领域的资助还显得不足。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基金委的“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包括新学科生长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学科交叉领域等特殊群体青少年群体建立特别研究员制度；设立“最先端、下一代研究开发支援计划”、“青年研究者创业推进事业”等资助计划；重点资助33岁以下的博士毕业生或博士课程已修完一半以上的博士研究生“青年英才开发计划”资助35岁以下在重点学科领域的青年拔尖人才，推动建设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我国各专项覆盖的资助群体不够全面。一方面，缺少对在读博士和博士毕业生等更为年轻的青年群体的有力关注；另一方面，由于青少年科学素养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基础[16]，我国政策当前局限于纲要规划，倾斜力度有待提高“次世代科学家培养计划”、“中高生科学研究实践活动推进计划”注重提高在校学生对科学研究的兴趣和科研素养，以培养将来有潜力担当日本科研重任基金委管理的“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对不同层次的青年群体提供专项资助女性群体建立“特别研究员-RPD”制度，文部科学省“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设立了“女性研究者支援模型培养计划”专项资金对获得博士学位、但过去5年内由于生育子女等原因中断研究活动的研究人员进行资助，期限3年基金委启动了“科学基金促进女性科学家成长发展研究”的专项课题研究；出台《关于加强女性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将女性申请“青年科学基金”的年龄放宽至40岁，允许女性因生育而延长项目结题时间，逐步增加专家评审组的女性成员我国女性科研人员所占比例较低，女性科技人才政策对于拓展科技人才资源、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17]。但目前我国政策意见大多为原则性表述，具体实施力度不够国际合作学术振兴会设立“研究成果公开促进费”专项计划支持科研成果向社会和国际公开“国际科技合作专项”资助计划重点支持政府间、立足国家重大科学问题、吸引海外科技人才来华的科技合作项目相比日本，我国的国际合作资助计划重点扶持的合作领域较少，在事关人类发展的全球性研究课题上应进一步加深科研合作“国际共同研究加速基金”、“国际科学技术共同研究推进事业”等资助计划鼓励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发展中国家在多个领域有针对性的合作，尤其是环境、防灾、感染症、热带病、生物资源等全球课题和最先端领域上基金委管理的“国际合作交流项目”支持一般国际合作研究、在华召开学术会议和留学人员短期回国工作讲学

  

图3 2010-2015年日本高校与企业共同研究的科研经费

  

图4 2007-2014年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科研经费来源

3 政策建议

对中日两国科研资助体系对比分析发现，我国科研资助体系虽然不断完善，但还尚不成熟。针对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本文提出3点政策建议：

1)优化竞争性与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二元结构资助体系。合理增加用于稳定支持的科研经费，为科研人员长期从事科学研究提供基本保障，避免“短期成果主义”。同时，进一步明确非竞争性科研经费的拨款比例、资助对象和评价体系。比如，适当加大对基础研究领域的非竞争性经费投入；建立科学的非竞争性经费评价体系，与竞争性经费在研究领域、资助方式等方面互为补充，为科研人员创造自由的学术环境。

2)延伸资助对象范围，设立更多有针对性的科研资助计划。为未来新兴领域增加科研专项，对在读博士和博士毕业生等更年轻的青年科研人员、因生育影响科研活动的女性科研人员，提供适当的基本性经费支持，并打造中长期“国家青少年培养资助计划”，注重从小培养有科研潜力的青少年学生。此外，国际合作资助计划应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扩大科技研究合作领域，尤其涉及全球性研究课题，增强我国在学术界的国际影响力。

3)增强政策对产学研合作的扶持力度，提高产学研各方参与合作的积极性。建立定期奖励制度，通过税收优惠、合理有效的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等方式引导和支持合作；进一步明确产学研合作平台的合作形式、权责分配和进入退出机制。但政府要避免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出现“越位”现象，明确好政府、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各方的角色定位，通过有效的监督管理体系，避免对经费的滥用、低效使用或不正当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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