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区域产业合作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够促进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先富地区带动后发地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各省在区域合作中，将产业合作作为合作的重点，出台各种政策措施促进跨区域产业合作。本文分析跨区域合作的动因和方式，并利用引力模型分析跨区域产业转移的领域选择，以便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1 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动因

跨区域产业合作的动因包括突破地方经济发展瓶颈和中央政府持续推动两方面。

第一，突破地方经济发展瓶颈。由于区位及资源禀赋等差异，不同地区间客观存在着互利合作的需求。随着各个区域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不断凸显，瓶颈因素对发展的制约程度越来越严重，各省产业合作的动力逐渐上升。

一直以来，我国都被划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表现为经济总量、人均收入和产业结构[1]，在区域创新能力方面差距也很大[2-3]，而且差距呈现持续扩大的趋势[4]。同时，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各自有自身的资源和禀赋优势，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科技和人力资源聚集，中西部地区人口众多，发展空间大。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也都有各自的发展短板，东部地区表现为劳动力和用地成本上升，早在2009年，约75%的企业自称没有招满所需的劳动者[5]，迫切需要在其它地区找到拓展空间。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和资源禀赋因素，缺乏创新资源，靠自身积累短期内很难快速突破，但是又有就业、经济发展等诸多问题需要解决，迫切需要从外部引入资源发展经济。

在相邻区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京津冀地区。北京中心城区功能集中，集中了国际化、经济、政治、科教、商务服务、总部经济等多种功能，加重了城区的拥堵，使北京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金钱成本和时间成本快速上升。北京要想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将一些产业功能向外扩散，通过与其他区域的合作来实现共同发展、多方共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北京的集聚效应，大量的资源向北京集中，而北京周边地区创新和产业发展滞后，进而导致各种交通、电力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发展滞后，在北京周边地区形成了一个环京贫困带。环京区域迫切需要北京的辐射带动作用，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的面貌。

使用SPSS23.0软件，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描述，以双侧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计量资料根据资料方差的齐性，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χ2检验。若P<0.05则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分析其对预后的影响，作查尔森合并症指数以及其他与术后5年生存率相关因素的受试者工作曲线(ROC曲线)。

常用的有金双歧、培菲康、妈咪爱，菌种不同，其中首选含双歧杆菌的金双歧和培菲康。培菲康、妈咪爱中的肠球菌是条件致病菌，并且具有抗生素耐药质粒的携带性，所以世卫组织WHO不推荐肠球菌作为益生菌的组成，但一般来说使用也是没啥问题，鉴于这一点，益生菌首选还是金双歧。

在这样的情况下，跨区域产业合作，能够促进知识的溢出效应，促进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提高合作区域的生产效率[6-7]。在微观领域，区域之间的合作会加深企业之间的联系，整合产业链条，促进企业之间的专业分工与协作，显著的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8]。

2.进一步优化网络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模式。结合实际需求调整网络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方案，创建科学的网上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团队，认真执行市场监管职责，由网络食品安全监管处担任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职责，在网上或实际的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中切实落实好各项工作。不断优化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模式，通过培训提升管理人员的自身素质，深入了解网络餐饮业食品安全信息，实时监控网络餐饮平台的各项工作，并认真评估各项工作完成情况，从而有效提升网络餐饮业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

第二，中央政府持续推动。为了加快区域协调、均衡发展，中央政府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东部率先发展等战略。近年来主要是推动产业转移和城市群建设。

城市群建设对于跨省合作与全国整体发展都有重要作用，通过城市群之间的联动发展，能实现大城市和中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减少产业同构，减少无谓的恶性竞争，取得新的发展机遇[9]。《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中规划了七大国家级城市群，东部地区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以及成渝、中原、长江中游、哈长四大城市群，相关的规划相继出台，见表1。

2010年9月6日，中央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各个区域的实际情况，利用多项政策措施促进东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随后皖江城市带、湖南湘南、广西桂东、重庆沿江、湖北荆州、四川广安、晋陕豫黄河金三角、甘肃兰白、宁夏银川等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获得批复，产业转移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产业转移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重大战略和政策热点。同时，地方政府之间诸如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对口帮扶、共建园区等经济合作现象日益增加。

where Tc(hkl) is the texture coefficient of the (hkl) plane,I(hkl) is the measured intensity from the (hkl) plane, I0(hkl) is JCPDS standard intensity of the (hkl) plane, and N is the number of diffraction peaks.

 

表1 国务院批准城市群规划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从表7可以看出，浙江也有很多的产业可以向外转移，临近的安徽、沿着长江的湖北、江西等地是适宜承接地。

2 跨区域产业合作的方式

跨区域产业合作主要通过区域经济一体化、产业转移和共建产业园区的方式实现。在合作不断推进的情况下，各类创新要素和创新活动的空间溢出效应逐渐增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前发展[10]。

第一，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一体化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世界上的大型城市群是区域一体化的典型，包括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等[11]。改革开放后，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逐步加深[12-13]，在我国东部地区已经初步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和环渤海经济区。这些地区的区域一体化程度走在全国的前列，这些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发展，得益于这些相邻的区域有着天然的联系，包括地域相连、人缘相亲、文化相融和经济相通[14]，这些经济区域的形成主要靠产业间的联系，是企业通过资金链、产业链等形式建立起来的关系。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向纵深推进，行政区经济已越来越不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因此打破行政区划界线，构造以具有强辐射力的中心城市为依托、以专业化经济为特色、以协调互补的城市带为框架的经济区经济，有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产业链的价值整合[15]。在城市和经济发展中存在“中心外围”模式[16]，在中心地，聚集了大量了产业创新资源，包括科研院所、大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各种创新活动活跃，产业发达，而在外围地，各种创新资源相对较少，需要靠中心地的辐射来取得发展。

珠江三角洲地区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走在前列。2004 年正式启动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包括珠江流域的“9+2”省区，省区间经济梯度差异明显，产业互补性强，通过区域合作促进要素流动、产业转移与区域分工协作。“9+2”省区政府在经贸洽谈、交通、能源、环保、基础设施与劳动力合作等领域签订了一系列框架协议，对促进“泛珠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制度保障基础。

京津冀城市圈的规划提了很久，但很长一段时间合作推进一直比较慢，主要原因是地方GDP考核在作怪，导致实质性的区域合作较难向前推进。京津冀存在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缺乏权威统筹部门；区域一体化效率低，缺乏基础条件建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明显，产业对接难度大；竞合关系不清，产业重叠现象严重；生态环境状况严峻，对一体化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因此要加强区域合作，发挥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产业之间的联系[17-18]。近年来京津冀区域合作得到了政府的强势推进，取得了较大进展。随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将优化城市功能配置，带动产业创新、产业升级和产业合理分工[19]。

首先，推进利率市场化。银行业高利润为有序推进利率市场化创造了良好机遇。当前，应鼓励银行多向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完善银行贷款利率的风险定价机制，以实现我国经济产业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的不断优化。

第二，产业转移。产业需要在全国进行合理布局，才能得到最大的效率和效果。区域之间的分工主要由区域产业优势来决定，区域产业优势包括区域要素禀赋和区域产业基础，区域要素禀赋状况决定区域优势产业培育的难易程度，区域产业基础条件决定区域产业长期竞争能力[20]。东南沿海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空间狭小、资源短缺、土地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使得一些传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或正在失去比较优势。中、西部基础设施正在不断完善，幅员广阔，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在能源、土地、矿产资源等方面的自然资源禀赋具有独特优势，一些产业和产品生产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具备或正在获得比较优势。东部与西部这种资源的互补特征，决定了东西部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21]。

此外，对于延伸组分除只按碳数进行归类外(处理方式1)，一般还将苯、甲苯、环己烷、甲基环己烷等组分进行单独定量分析(处理方式2)，两个实际天然气样品按照数据处理方式2获得的结果见表2。

第三，共建产业园区。共建产业园区也称为“飞地经济”，是指在行政上互不隶属的两个地区，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为合作指向，实行跨区域的管理和经济开发，最终实现发展利益共享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26]。目前共建产业园区主要有援建模式、托管模式、股份合作模式、产业招商模式、以及异地生产、统一经营模式等。

从表5可以看出，上海向外转出产业适宜承接地以紧邻的安徽为主，其次是中部地区，然后是西部比较发达的陕西和重庆。

3 跨区域产业转移的领域选择

Aij为i和j两地某产业的引力，Gi和Gj分别为i地和j地该产业的规模，Li和Lj分别为i地和j地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Rij为i地和j地之间的距离，Kij为加权系数。

2.1.1 长期医嘱和固定时间段临时医嘱调剂 医师开具医嘱→护士审核后生成药品请领单→药师审核确认→以两名药师为一个调剂单元，使用药品转运箱进行摆药并完成药品双人复核，同时由摄像系统拍照备案→将药品转运箱上锁，由临床支持小组完成药品由药房至病区的转运工作，并完善交接记录。

3.1 模型构建

关于跨区域的合作，主要有两种模型：一种是牵引力模型[27-29]，另一种是产业梯度模型[30-31]。本文结合牵引力模型和产业梯度模型，构建转出六省与其他省份的引力模型，用于跨省产业转移中领域的选择。

 

(1)

本部分主要研究在国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大陆地区跨省产业转移的领域选择，以便政府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更好的发挥本地优势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产业转出省份主要是北京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产业转出省份是大陆地区除了以上六省市外的省份，包括东部的河北省、天津市、山东省、海南省以及中西部、东北地区。

3.2 数据及分析结果

产业规模用工业销售产值来表示，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6》，劳动生产率用每个用工人数的工业销售产值来表示，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2016》中的数据计算而来；两地之间的距离用各省级政府办公地址之间驾车的最短距离，用百度地图实时查询而来；K取1。

在《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共列出44个产业，本文剔除掉其中的18个。剔除掉的产业主要是有资源约束或地方垄断，无法进行区域之间的转移，主要涉及采矿业、烟草业、石油加工、金属冶炼、水电气供应业。采矿业和金属冶炼业受资源约束较大，无法进行很好的转移。烟草业采取的是专卖制度，无法进行很好的转移。水电气供应业主要是地方公共服务公司提供，也无法进行很好的转移。剩下的26个产业见表2。

 

表2 分析产业选择

  

分析产业(26个)剔除产业(18个)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纺织业、纺织服装服饰业、毛皮和制鞋业、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文工体娱等用品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和塑料制品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业采矿业、水电热气供应业、电热供应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制品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酒饮料茶制造业、开采辅助活动、煤炭开采洗选业、其他采矿业、燃气生产供应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石油核燃料加工业、水生产供应业、烟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加工业

在具体产业分析中，首先计算各地本产业的GL值，然后将各地GL值排序，如果六个转出地某个产业不在前六名，则将该地删除，也就是本产业不将该地做为转出地区，如果25个转入地某个产业在前六名，则将该地删除，也就是本产业不将该地作为转入地区。具体删除的地区如表3所示。

通过计算Aij得出六个发达地区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每个地区选取前十个地区。

从表4可以看出，北京地区的工业需要向外转移的已经不多，适宜承接的地区主要是在北方，以临近的区域为主。

 

表3 各产业分析剔除区域

 

 

表4 北京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转出产业适宜承接地汽车制造业天津、河北、辽宁、河南、湖北、内蒙古、安徽、山西、陕西、重庆金属设备维修业辽宁、山西、安徽、湖北、内蒙古、陕西、吉林、甘肃、四川、黑龙江

 

表5 上海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转出产业适宜承接地通用设备制造业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天津、河北、辽宁、四川、陕西、重庆汽车制造业安徽、湖北、江西、河南、天津、河北、湖南、重庆、辽宁、广西电子设备制造业安徽、湖北、河南、江西、天津、湖南、河北、广西、山西仪器仪表制造业安徽、江西、湖北、湖南、河北、天津、陕西、重庆、辽宁、广西金属设备维修业安徽、湖北、河南、天津、江西、河北、辽宁、陕西、湖南、重庆

共建园区在全国已经全面展开。比如内蒙古和江苏两省区合作共建机制正在逐步深化，已分别成立了由省区级领导担任组长的江苏工业园区协调领导小组，并建立起由两省区经信委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合作机制。在长三角地区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四省市参与合作共建园区已逾200个。中关村已经与保定、赤峰、承德、贵阳、南阳、青岛、衢州、南京、赣州、永修、齐河等地合作共建园区。虽然共建园区数量很大，但是合作共建园区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各种合作机制、利益共享机制仍然不健全，各种合作方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在共建园区过程中，要以市场配置为主，政府进行合理的推动。合作方的相互配合是重点，而能否能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合理的权责与利益分配是能否进行良好合作的关键。

从表6可以看出，江苏有众多的产业可以对外转移，而临近的安徽以及沿长江而上的湖北等地较适宜承接江苏的产业转移。

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是政府、企业相互作用的产物。省级政府在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1998年以来发生在我国地区间的产业转移不仅呈现一定的地理特征，还受到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企业在进行区位再选择时追求地方政府给予政策支持的动机十分强烈[22]。比如，河南省采用一系列措施加强与上海、北京和广东等沿海发达地区的合作，同时与青海、宁夏、新疆等地合作，2015年6月26日，河南与上海集中进行一系列签约和专题对接活动，活动共签订10亿元以上项目68个，共投资1 949亿元；长江经济带合作，促进产业沿着长江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西北五省区签订承接产业转移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建立五省区承接产业转移长期战略合作关系和协调机制。然而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当产业的发展、转移与要素资源的积累、迁移存在速度或结构不匹配，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要素资源的空间错配[23]，这要通过政策引导改善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第二，2004年后，也就是中部崛起战略实施后，各种污染密集型产业向中部转移的趋势越来越明显[24]。第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忽略产业链空间动态演化规律，陷入“只见企业，不见产业”的“企业转移陷阱”，无法实现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提升自我发展能力的目标[25]。

除了经国务院批准的以上5个国家级城市群外，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正在编制之中，京津冀城市群因为其特殊性，受到更多的关注和精心谋划。2014 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将京津冀协同发展提升为国家重大战略，京津冀地区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2015 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2月京津冀“十三五”规划正式印发。

1.通过激励，可以充分发挥职工自身的工作积极性。如果职工都在一种激励的工作环境中，那么就可以发挥出职工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对工作的投入，这是国有林场开展人力资源管理最佳状态。

从表8可以看出，福建适宜向外转出产业不是很多，适宜的承接地以临近的江西、安徽为主，紧接着是湖南、湖北等地。

 

表6 江苏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表7 浙江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3.3 结论与政策启示

第一，六个转出地情况差异很大。北京能向外转出的工业已经很少，这得益于北京近年来各种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很多工业基本已经转出完毕，最近正积极的向往疏解非首都功能的商业、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职能。上海能向外转出的工业次之，上海作为贸易和金融非常发达的城市，工业当前已经处于很弱的位置。再就是福建，福建虽是沿海比较发达的城市，但是在全国中没有占到十分突出的位置。能向外大规模转出产业的是浙江、江苏和广东，这三个省是工业十分发达的地区。

远程控制系统可分为：现场环境设备监控与控制系统、远距离数据传输系统、远程监测控制终端系统，各部分分工协作，共同实现对Column-Bot的远程控制.现场环境设备监控与控制系统是Column-Bot本体核心系统，由各部分测量与执行机构构成.远距离数据传输系统基于IEEE802.11b.g.n协议的无线局域网接入互联网进行传输.远程监测控制终端系统又包括Column-Bot实时状态与环境数据显示，控制指令与参数的输入.

 

表8 福建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转出产业适宜承接地纺织业江西、安徽、湖南、河北、四川、广西、内蒙古、陕西、重庆、宁夏纺织服装服饰业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广西、天津、四川、重庆、辽宁毛皮和制鞋业江西、安徽、湖南、湖北、重庆、辽宁、广西、四川、天津、贵州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河北、贵州、四川、内蒙古、陕西、辽宁造纸和纸品业湖南、湖北、安徽、河北、广西、海南、重庆、天津、四川文工体用品制造业江西、湖北、安徽、湖南、河南、陕西、河北、重庆、广西、云南化学产品制造业江西、湖南、安徽、河南、河北、四川、广西、天津、陕西、辽宁化学纤维制造业安徽、湖北、湖南、河南、河北、天津、陕西、云南、重庆、辽宁金属设备维修业江西、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河北、天津、广西、四川、重庆

 

表9 广东向外转出产业适宜的承接地

 

第二，转入承接地呈现明显的临近特征。地理临近性为转出和转入两省的联系和产业转移带来得天独厚的优势，与北京相邻的天津、河北和辽宁，与上海、江苏、浙江相邻的安徽，与广东相邻的广西和湖南，与福建相邻的江西等成为最适宜的承接地。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因为临近上海、江苏和浙江，在承接长三角这三个地区产业转移方面处于近水楼台的位置。

其它：研究生希望学校在进行入学教育时关注学生发展，在对学生需要的了解下进行，同时增加宣传力度，如果可以，组织出去游玩等。

以上分析能得出一些政策启示。

第一，不论是在临近地区或者是相距较远的两个地区的产业转移以及出台实施政策措施，有针对性的选择以上分析结果中的产业，将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取得好的政策效果。

第二，除了针对具体产业的政策措施外，有些措施能消除两地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大两地产业之间的吸引力。比如，两地对口帮扶，官员之间的调动，以及两地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合作。积极的促进更大范围的区域一体化对产业转移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比如环渤海经济圈，泛长三角一体化，泛珠三角一体化等。这些将增大K系数，从而使两地的产业之间有更大的吸引力，增大转移的可能性。

第三，产业转移措施应该放到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考察。产业转移只是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一种方式，除此之外，各地还要依靠自身发展，还会有其他的发展通道，比如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对外贸易等。所有这些发展方式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将形成合力，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

参考文献

[1] 张菁, 冯笑男.区域差距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J].经营管理者,2010(22):10-11.

[2] 张艾莉,李月明.基于等级划分的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差异分析[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6, 33(10):28-33.

[3] 曾春媛,王锦,高楠,等.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及比较——基于八大经济区的实证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5,35(10):1-6.

[4] 齐亚伟.我国区域创新能力的评价及空间分布特征分析[J].工业技术经济,2015(4):84-90.

[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6] LESAGE J P,FISCHER M M.Estimates of the impact of static and dynamic knowledge spillovers on regional factor productivity[J].International Regional Science Review,2012,35(1):103-127.

[7] SCHERNGELL T,BOROWIECKI M,HU Y.Effects of knowledge capital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China:a spatial econometric perspective[J].China Economic Review,2014(29):82-94.

[8] 杨本建, 王珺. 地方政府合作能否推动产业转移 [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1):193-208.

[9] 董骁和,戴星翼.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根源剖析及协同治理对策[J].中国环境管理,2015,7(3):81-85.

[10] 潘文卿.中国的区域关联与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J].经济研究,2012(1):54-65.

[11] 郑继承.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我国城市群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我国“十二五”规划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探讨[J].经济问题探索,2013(3):73-81.

[12] 赵永亮,才国伟.市场潜力的边界效应与内外部市场一体化[J].经济研究,2009(7):119-130.

[13] 行伟波,李善同.本地偏好、边界效应与市场一体化——基于中国地区间增值税流动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2009,8(3):1455-1474.

[14] 汪后继,汪伟全,胡伟.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演进规律研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41(6):104-112.

[15] 锁利铭,马捷,李丹.“核心-边缘”视角下区域合作治理的逻辑[J].贵州社会科学,2014(1):52-57.

[16] 高锡荣,黄娜.中国主要城市自主创新梯次结构及其区域组合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31(5):50-55.

[17] 孙久文,丁鸿君.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2(7):52-58.

[18] 文魁.世界城市的地缘基础——华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视角[C]//2010城市国际化论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0.

[19] 石林.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与协同发展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15,37(5):65-69.

[20] 程李梅,庄晋财,李楚,等.产业链空间演化与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陷阱”突破[J].中国工业经济,2013(8):135-147.

[21] 唐根年,许紫岳,张杰.产业转移、空间效率改进与中国异质性大国区间“雁阵模式”[J].经济学家,2015(7):97-104.

[22] 张辽,宋尚恒.政府竞争、要素流动与产业转移——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当代财经,2014(3):21-28.

[23] 谢呈阳,周海波,胡汉辉.产业转移中要素资源的空间错配与经济效率损失：基于江苏传统企业调查数据的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12):130-142.

[24] 豆建民,沈艳兵.产业转移对中国中部地区的环境影响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4,24(11):96-102.

[25] 刘红光,刘卫东,刘志高.区域间产业转移定量测度研究——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分析 [J].中国工业经济,2011(6):79-88.

[26] 张春燕.“飞地经济”模式下环渤海区域政府合作机制探究[J].产权导刊,2014(7):36-39.

[27] 蒋天颖,华明浩.长三角区域创新空间联系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10):126-131.

[28] 罗海平.中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区域合作牵引及衰变研究[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3(5):142-150.

[29] 赵雪雁,江进德,张丽,等.皖江城市带城市经济联系与中心城市辐射范围分析[J].经济地理,2011,31(2):218-223.

[30] 陈蕊,熊必琳.基于改进产业梯度系数的中国区域产业转移战略构想 [J].中国科技论坛,2007(8):8-12.

[31] 贺曲夫,刘友金.基于产业梯度的中部六省承接东南沿海产业转移之重点研究[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35(5):7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