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5日，全球经济展望与经济风险形势分析研讨会在京举行。会议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和世界银行主办，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和《财政科学》杂志社承办。会议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志华主持，院党委书记、院长刘尚希，副院长白景明以及财科院的专家出席会议。来自世界银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财政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统计局、日本国驻华大使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家行政学院以及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参会。七位专家进行了发言，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飞行之余，程凤萍也没有闲着，南航湖南分公司的乘务员们都会参加公司开设的英语、俄语和其他小语种培训班，不断充电。

一、全球经济总体向好受多重因素推动

（一）全球经济跨越周期性疲软末期恢复增长

目前全球经济处于周期性疲软末期，增长可以预期且可以看到反弹的趋势。2016年经济增长2.4%，为历史最低水平，2017年增长3%，增长幅度达到了0.6%，在过去五年增长还是非常快的。美国、欧元区、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增长高于预期。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出口为主的经济体在大宗商品价格崩溃后的不利情况下实现较快增长。2016年以来全球贸易与跨国投资回暖，全球贸易预计增长速度达到4.7%，甚至更高。中国的贸易增长近几年表现最好且忧患意识很强。结束了自2011年以来的疲软和放缓的态势，恢复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世界银行预测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为3.1%，比上年高0.1%，也高于2011-2015年2.8%的平均水平。2018年发达经济体增长预测为2%左右，新兴市场与发展中经济体增长预测4%左右，均高于经济危机之后的平均水平。未来一段时间整体还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增长趋势，但不同地区差异化明显。

（二）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平台逐步向中速增长平台转换

中国经济目前的整个态势是由高速增长平台逐步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平台转换。增长原因从重要的需求侧、人口总量及结构、环境因素来考虑。房地产、煤炭、钢铁达到了历史需求的峰值或增速最高点。资源和环境污染已触底线，最明显的是中国雾霾出现。2017年是中速增长平台形成的验证期。过去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出口、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三大需求基本上触底。去产能取得很大进展，工业品出厂价格和工业企业利润涨幅较大，PPI增长由负转正。但中国经济增速难以达到7%以上的高平台，否则会大起大落，给整个中国经济带来很大的波动和影响。

（三）周期性的复苏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

201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原因是2016年下半年经济增长的推动。主要是周期性的复苏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结构性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并没有变化，仍然呈现周期性特征。2016年下半年开始，全球的生产、投资、贸易开始周期性复苏，特别是2017年呈现了超出预期的增长态势。但要防止因政策主导的去杠杆整顿地方债务导致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下降拉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周期性复苏最主要还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连续刺激的结果。企业部门的不良资产通过大规模国债购买转移到央行，企业部门逐步修复资产负债表，经济才出现的一个回升。但央行就要考虑到逐渐的缩减资产负债表并为下一轮的危机准备，未来两年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要国家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整。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根据时代条件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人口多底子薄的东方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使我们国家快速发展起来，使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起来。”［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道路、理论和制度方面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它所具有的先进思维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科学分析方法。这种方法是一个体系，可以从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来把握，但主要是以下几种。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个理论不仅适用于中国的绘画艺术理论，还与西方的绘画艺术理论有共通性。如果向更深层面进行分析，这个理论不仅仅适用于绘画艺术创作，几乎适用于所有的艺术创作活动，像文学、音乐等领域，都要通过“师造化”来表达内心的情感。由此证明，中国的艺术创作理论值得我们去探析、去继承与发展，这对人们的创作活动会起到指导性作用。

2017年中国经济有利因素是国内需求总体上能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改革的促进效应，包括国企改革、创新驱动、振兴乡村战略以及全球经济的复苏对中国经济的推动。

二、全球经济未来前景趋于疲软的多重影响因素

（一）增长潜力降低影响未来全球经济增长

短期的全球经济增长将会比较好，但是中长期因增长潜力降低经济增长会相对疲弱。次贷危机前潜在增长3.4%，危机后四年下降到2.8%，近五年又下降到2.5%，带动了全球经济增长下降。目前潜在增长低于长期平均水平的国家，新兴经济体中有50%，发达经济体中有90%，很大的比例成为极其严峻的问题，中长期的经济潜在增长的能力值得关注。潜在增长疲软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投资不足和人口结构到达供应临界点变化影响了劳动力市场，虽然南亚和非洲地区有人口的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的增长情况，但缺乏足够的教育、培训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今后十年也将持续，影响了潜在增长和全球经济增长。

（二）人口结构优化和国内良好经济环境是支撑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基础

在釉质脱矿抑制的效果上，绿茶浸提液、碳酸氢钠液、多乐氟均能抑制釉质脱矿，改善釉质表面微观形态；其中绿茶浸提液抑制釉质脱矿的效果最好，碳酸氢钠液次之；多乐氟抑制釉质脱矿的能力较弱，而奥威尔牙膏和人工唾液对抑制釉质脱矿的效果则无明显差异。但奥威尔牙膏使用方便，不含氟化物，更为安全健康，且对釉质脱矿有一定治疗作用。

（三）防风险、投资增速下降与创新科技的提升决定未来经济增长

中国经济增长未来走势为中速增长平台的重心会有所下移。原因是存货在上升，总需求并没有上升。生产性投资也没有回升，其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比较OECD国家，中国虽然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经济结构相似，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两项的比重高至两倍，中国目前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占整个终端需求新增量的比重大概为50%左右，投资形成的地方债务超规模容易受防范风险控制政策措施所限制，会导致因政策调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的下降引起的经济增速的减缓。同时全球经济平稳或往上增长潜力也存在。发达国家已进入恢复期，相对稳定，因为增长潜力到了瓶颈。新兴经济体已过了高速增长期，逐步进入中速增长。而可能出现的高速增长的经济体需要满足统一的商品市场、要素市场、企业家精神、政府能力、宏观经济的稳定等一些条件。另外，强调全球经济增长还需要关注美国政府的政策和全球前沿科技、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生产可能性空间的拓展。前者包括减税和吸引制造业回归的政策，制造业很可能是一种新型的制造业，因为传统制造业重新回归没有先例。技术革命的主要技术问题都已经解决，现在处于社会适应性的阶段。与90年代美国的IC产业实际上拉动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是很可比，新技术进展对未来影响更应关注和评估，主要体现在是否能转化为一种潜在增长率的机遇问题上。虽然发达国家的技术更领先中国，但中国有庞大市场和容易推广新的商业模式优势，其机遇并不低于发达国家。

（四）经济复苏的翘尾效应不足以弥补生产要素不足和泡沫政策的抑制

全球经济的风险点也在于宏观经济政策选择、结构性，还有逆全球化的问题。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上，2017年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采取偏扩张的财政政策，如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英国及日本减税的方案或扩大减税力度。这些政策可能形成财政不可持续、经济过热、竞争性减税不良后果风险点。

有一些风险在2018年将会是更加重要的。2018年将是全球产出缺口的第一年，紧缩的压力传导至实体经济，加上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可能产生的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风险溢价、股票价格、市盈率指标达到历史高点和大箫条经济泡沫破裂之前的水平。资产水平全球范围内估值过高，突然进行风险的调整可能会导致巨大的波动性，会极大地增强风险。而货币政策主要经济体先后开启正常化进程，美国加息缩表，欧洲缩减购债的规模，英国加息，存在货币政策分化的不良影响、全球的流动性拐点出现带来泡沫的破裂以及流动差异性引发的汇率震荡。同时需要警惕资金的跨境异常流动和发达国家减税、加息推升全球的债务水平。

改革、开放，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从那时起成为印刷产业变革的主旋律。此后，中国印刷工业迈向发展的快车道，从告别铅与火，走进光与电，再到数与网。而在每个关键节点的背后，我们都能看到中国印工协的身影，典型如：1987年12月，《经济日报》率先使用的“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顺利通过国家级验收，宣告“世界上第一家采用计算机—汉字激光屏幕组版、整版输出的中文报纸”诞生；90年代中期，我国重点书刊印刷厂全部采用国产激光照排系统。

经济增速减缓是积极的，中国经济需要重质量、挤泡沫、稳定利润过程。前两项降风险，特别是地方债务风险。后一项能均衡分布利润，间接对防风险降杠杆有利。中国经济在经历调整后实际也是适当收缩了风险，进入一个高质量发展的阶段。评价中国经济质量可以采用汇率指标，反映经济增速的人均收入水平需要考虑汇率的实际影响，汇率很可能是评估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风险认识的重要指标和观察角度。

三、认识风险需要有新思维

（一）从整体观的方法论认识和评估风险

尽管风险来自不同空间、不同地方、不同国别，但不是孤立事件，风险之间可以相互转化、叠加并形成系统性风险，风险本质是无界，要从整体观的方法论去认识和评估风险。系统性风险覆盖面广会引发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应由政府去承担和应对。但问题是公共风险也可能由私人风险转化形成，这就涉及到风险承担责任的划分。如果没有明确责任划分，就会产生机会主义，私人防范化解风险的动机就会弱化或根本没有，甚至会去冒险，国企金融机构和僵尸企业就是例子。政府的责任意味着政府需要利用财政去为这些公共风险买单，就有可能将公共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这在历史上并不少见。

尽管中国在防风险、促稳定、制度改革等方面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房地产调控措施虽显成效，但一线、二线等热点城市房价上涨的压力和冲动依然存在。金融风险隐患并没有完全消除。企业杠杆率居高难下，居民杠杆率上升很快，还有房地产市场的高度金融化。隐性债务风险增加，尽管中国的债务水平是总体可控的，但地方政府仍通过PPP平台、政府购买服务、融资平台等违规举债。

（二）汇率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风险的重要指标

赋Luxemburg范数下Orlicz-Bochner 空间的O-凸性 周呈花,巩万中,张道祥(6-44)

（三）采用更合理的综合指标衡量风险

在衡量风险的指标选择上采用综合指标。经济风险分析不仅要考虑经济增速指标，还要考虑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社会风险、环境风险相互关联以及相互转化的判断。正是隐性因素考虑的欠缺，中国经济超预期增长未被权威预测机构预测到。

在全面衡量经济增长指标问题上，需要增加因质量提升引起的消费者剩余增加的产品品质的维度，现行GDP的统计里对此难以反映。需要一台崭新的X光机来看待我们今天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及未来的变化。

四、风险形势依然严峻与多重形成因素

（一）跨预期的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波动性

但总需求、贸易以及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不足以支撑未来的经济增长。全球的消费需求相比前七年的5%到6%的增长下降到目前的2%左右，投资需求7%的增长下降到3%。贸易增长也有可能是全球增长带动的，是结果非动力。而且2017年全球的FDI比2016年下降了16%。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生产率，目前处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另外，股市、资产价格存在泡沫，没有上涨基础，与实体脱节很大。发达国家的股市涨幅将近20%，发展中国家30%。资产价格中的美国房地产房价指数几乎恢复到历史最高位，达到2004到2005年的水平，仅比2007年历史最高水平指数略低。美国股票的市值突破40万亿，是GDP的两倍多。根据历史经验也到了显著调整的时期，对全球的经济将会有影响。泡沫引起的通货膨胀以及政策抑制的经济影响值得关注。

中国经济风险要从中国的国情和现有的体制去分析和判断，而不能以单一思维去看待风险，需要互联思维。比如债务风险不是来自债务本身，更多来自债务使用。不能仅仅基于债务的规模、债务的占比指标去控制风险，还要基于债务风险的管理。债务的筹措就是融资，债务的使用也就是投资，筹资、融资是一个主体，在体制上是两张皮；而投资、使用又是另一个主体，主体属性的不同是债务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和控制债务风险的主要障碍。政府法定的公共责任是无条件的，政府道义的公共责任是有条件的，要防止道义上的公共责任的民意道德绑架和私人侵入公共风险绑架，政府有效地承担履行好这种公共责任前提是区分法定的责任和道义的责任，这需要深入的研究。

（二）扩张性财政政策不可持续

全球经济好转的原因是发达经济体复苏和新兴经济体好于预期的表现。发达经济体里美国、欧洲以及日本好于预期。而新兴经济体最主要的俄罗斯和巴西在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降、国内政治、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不利情况下也由前两年的衰退恢复了增长。而随着美元的贬值、全球经济的复苏以及需求的增强，大宗商品价格还会稳步上扬，未来两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处于比较好的态势。2018年可能会是个高点，明年速度可能会有所回落。国际金融危机十年以来世界经济出现了难得的喜人态势。

（三）全球的结构性改革过于缓慢

风险点来源于全球的结构性改革，全球结构性改革过于缓慢，中长期全球经济面临劳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问题。目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已接近或明显高于潜在水平，但更应关注处于低位的或者比较低位的全球劳动生产率和潜在的产出水平。要依据2016年中国作为G20主席国在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下形成的关于全球结构性改革的一揽子举措，其中包括的九大有限领域和48个项目指导原则。并需进一步利用仪表盘跟踪监测全球经济结构改革的进程，包括效率、潜力的观察。

（四）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

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并催生新的风险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先后采取了包括提高关税、数量限制、增加清关手续等不同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尽管近两年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有所下降，但是存量还值得关注。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立场应该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优先”实际上是种纵横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战略并先后推出多条条款覆盖了不同重点领域。在国际治理方面，美国对多边机制、机构支持力度下降。尤其是削减了包括联合国等多个机构的财政支持力度，新推出了多个国际公约。增强全球保护主义的意识。而英国的公投引起的欧洲民粹主义加强也给世界经济增加不确定性。

2017年为2018年中国经济的基本走势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一是在中国政府的坚强领导下，稳增长、防风险、提质增效各方面都取得了比较明显的成效，经济触底企稳，增长比2016年回升了0.2%。二是新增就业1300多万，新增人口1700多万，其中因二孩政策新增的人口大概是900万左右，占全部新出生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些都将提升中国潜在增长率。三是价格稳定。四是对外贸易扭转了持续两年的下降势头，出现了稳定的增长。五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7.3%，比人均GDP的增速高出一个百分点，比整个GDP的增速高出0.4个百分点。在经济基本满足各种量的基础上，更多地应该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增长的环境以及安全、教育等公共服务。

另外，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突发性风险始终存在，世界并不太平。

五、全面适宜的风险控制措施

（一）政策和改革相结合

控制风险一靠政策，二靠改革。政策只能去应对眼前的风险，而真正要从根本上把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还依赖于良好的体制机制，这需要改革。政策的制定需要从整体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的经济风险并综合考虑风险的交织，当前中国的经济风险与当前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紧密相连，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物质资本又与金融相连，人力资本与公共服务相关联，又与财政直接关联。比如公共教育服务我们搞得怎么样，涉及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其过程也可能不公平，存在有的人积累了人力资本和有的人没有积累人力资本的不同区域。这些问题又和财政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人力资本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助于社会公平，财政要扩大这方面的支出。提供更多的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需要有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又与经济相关，整体来说是一个循环，财政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的大循环，三者相互的因果关系不是线性的，甚至不能说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在影响。

在现代化信息技术不断推进下，通信技术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及改进，光纤网络技术逐渐取代了传统的接入网技术，促使光纤接入网络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使人们对信息时代发展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也是使光纤机入网技术获得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大幅度推进了我国通信技术的全面发展。

（二）全球信心重构

信心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构，信心指数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达到一个最高点，说明对未来经济发展有一个比较好的预期并能够实现，全球经济增长需要这种信心重构。

（三）中国中高速经济增长平台应主动预防各领域风险交织

防范化解风险建议对策包括：第一，应继续完善和做好各种防范风险的预案，做好压力测试，注意经济下行和财政支出缺口，养老金缺口和企业债券违约的风险交织。第二，分领域分头把好各自的风险。因现在的风险相互交织和传染，应把各个领域的风险减少才能防范宏观的总体风险。第三，防止风险向未来转移，防止治标措施的未来风险隐患的叠加。最后，应高度重视风险，转危机为机遇，积极主动防范风险。

六、防控风险的政策对策

（一）强调公共风险概念的政策制定

财政政策的制定需要特别重视公共风险的概念，应根据公共风险的收敛还是扩散的特征采取针对性的对策。中国经济发展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到高质量增长是主要依靠人来实现的增长，实质是习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的一种发展模式。经济领域涉及社会领域，就需要配套的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

（二）保证增长潜力的综合策略和政策制定

在采取针对风险的政策上，主动制定具体的促进劳动力、人力资本和投资推动的综合策略和政策措施能使未来十年有较好的经济增长前景并长期执行。人力资本改善应提高每个国家的教育水平和教育程度及预期的寿命，并注重女性劳动力改革措施以弥补整个社会劳动力短缺状态，促进人类资源的改善。制定促进投资的政策以及打击腐败，促进交易效率的治理改革也能起到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