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整体观的方法论认识和评估风险

描画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未来的走势，一个关键词是风险，另一个是潜在增长率，两者互为因果，不是单向的线性关系，不是潜在增长率下降风险就会扩大，风险的扩大也会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因此，全球经济的增长到底是因为风险引发了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还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进一步扩大了风险的问题就非常复杂，这其中可能是相互都在强化。

从全球整体的经济状况来看，有复苏的苗头，但是，风险可能还在扩大和增加，所以能持续多久是不确定的。风险是党的十九大之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强调的一个概念，而且在十九大报告里多处提到，并对全国各级干部提出了一个特别的要求，就是要增强驾驭风险的本领。这就需要认识风险，只有在此基础上才可能驾驭风险。

(6)与现有尾矿库初期坝筑坝方式结合紧密，施工方便，减少了同期交叉施工，避免了因地形复杂而进行的大量山体爆破等施工难题，减少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工期及投资费用可控。

我们需要从整体观的方法论去认识和评估风险。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生态环境风险等风险来自不同空间、不同地方、不同国别，他们相互影响并构成系统性风险，而不是一个个独立的、孤立的风险事件。从整体上考虑、把握风险，超出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区域，才能真正防范化解这些风险。之所以要从整体上把握，是因为风险本质上是无界的。经济风险、金融风险、社会风险、生态环境风险之间是可以转化的，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的风险都具有这些特征。从空间的角度看，一个地区和国家的风险可以传染到另一个地区和国家；从国家内部来看，一个地区的风险可以传导到另一个地区。风险本质上是无界的，但是我们在下定义的时候，可能总是会与特定的领域、空间挂起钩来，这样认识就会有很大的局限性。所以，要基于整体观来认识和评估风险。

基于整体观来认识和评估风险，“公共风险”的概念显得非常重要。比如从经济风险和金融风险中的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的区分引出的，公共风险应当由政府去承担，并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应对。私人风险是企业和个人的，应当由投资者自己去承担。这些问题的区分对防范化解风险，防止风险的穿越、转移、集聚都是必要的。更好地去分析、判断公共风险和私人风险，才能分清各自的责任，共同去应对风险。

所以，当前中国的经济风险不能仅从经济增长速度这么一个指标来判断，还要看相互关联的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金融风险可以财政化，财政风险也可以金融化，再加上中国的体制，通过大量的国有企业桥梁作用，金融风险和财政风险可以更方便地相互转化。在这种体制条件下，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控制和化解风险，比如国企和国企性质的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对国企的预算约束，也包括通过国企改革去防止这种风险很自由地、没有规则地在不同的领域之间相互穿越，单靠政策是无法彻底解决的。

在这种条件下就迫切需要跳出一个领域，从整体来分析和判断中国的经济风险。中国整体经济从高速增长时期进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如果主要靠物质资本，靠资源消耗来维持经济增速，那么可能结果很好看，但是风险会越来越大，那意味着质量并没有真正提升。从高速度增长转向高质量的增长，其实就是要从依靠物来实现增长转到要依靠人来实现增长。这就是人力资本的概念。如果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人实现增长，那也就是中央一再强调的，总书记经济思想里特别看重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就是中国的一种发展模式。我们过去的经济学里主要看到的是物，现在更多看到人，经济的增长过去是主要依靠物来实现，现在更多地依靠人来实现，要在教育、文化、科技、创新这些与人直接相关的方面多做文章。而这些问题又涉及到社会领域，涉及到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比如创新驱动要与科技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国家现有体制下科技和经济的关联性不是很强，就是说科技投入很多，但是在怎么样推动创新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方面存在着许多脱节的环节，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总之，我觉得判断中国当前的经济风险要跳出经济，从整体判断才可能真正认识到中国的经济风险究竟是什么。

经济风险形势分析不仅考虑经济增速指标，还需要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的判断。2017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超预期的6.9%，仅仅从经济增速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当前的经济风险好像是下降了的，结果是一件好事。但这个结果是经济学界各大预测机构，包括世行这样的权威预测机构事先都没预测到的，可见中国的经济还有一些隐性的因素没有被考虑，表明中国的经济确实有韧性。但是单从经济增速一个指标无法正确评估经济风险是下降还是上升，其中还有中国各方面的因素。因为经济风险与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关联在一起，甚至与社会风险、环境风险也关联在一起。这些方面的风险并不会马上体现到经济风险上来，甚至不会马上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但它什么时候会转化到经济领域、妨碍经济的增长、影响潜在增长率和劳动生产率是不确定的，因为风险本身就具有不确定性，风险如果是一个确定的事实那不叫风险，风险只是一种可能性，可能带给我们的损害。这个损害或是对不同的主体或是对整体而言的。

二、基于整体观的方法论认识和评估公共风险

由于单色釉更注重釉色的自然变化，宋代的钧窑建窑都有非常特殊的窑变，哥窑也有不为人为控制的开片，天成之趣在宋瓷中表现得相当明显，符合道家中顺应自然的思想，与集山川日月精华的玉器有相同的追求。

公共风险这个概念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我们要知道哪些是公共风险，是怎么产生和形成的，这意味着政府的责任有多大，意味着政府有多少空间利用财政去为这些公共风险买单。财政空间意味着未来承担风险的能力，看得见的显性风险和看不见的风险很多，这意味着财政空间被挤压，表明公共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从这点来看，公共风险这个概念在政策制定中尤其在财政政策制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我觉得重要性应当排在首位。在制定公共政策，特别是制定财政政策时，首先要看公共风险。公共风险出来了，毫无疑问需要政府防范、承担并化解。否则，有可能就转换为财政风险，财政能承担多大的风险是个问题。比如，当经济风险扩大和金融风险扩大甚至变成经济危机时，财政的救援意味着财政风险加大了，甚至有可能演变成另一场财政危机，这样的事例在世界历史上并不少见。

控制风险一靠政策，二靠改革。政策只能去应对眼前的风险，而真正要从根本上把潜在的风险进行有效控制还依赖于良好的体制机制，这需要改革。当前中国的经济风险是与金融风险、财政风险紧密相连的，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密切相关，物质资本又与金融相连，人力资本与公共服务相关联，又与财政直接关联。比如，公共教育服务涉及到人力资本的积累，其过程也可能不公平，导致人力资本的积累存在个体之间、区域之间的不平衡，这些问题又和财政紧密地关联在一起。所以，人力资本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它还是一个公共服务的问题。良好的公共服务有助于提供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助于平等，财政要扩大这方面的支出。提供更多的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需要有财政收入，而财政收入又与经济相关，整体来说是一个循环，财政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的大循环，三者相互的因果关系不是线性的，甚至不能说是一种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在影响。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中国传统的语言学称之为‘实词虚化’。沈家煊根据各家的观点总结出了八条语法化的规律：并存原则。歧变原则。择一原则。保持原则。降类原则。频率原则。滞后原则。渐变原则。①

公共风险既是一个政策概念，也是一个学术概念。基于公共风险整体观的另一种视角，中国当前的经济风险、金融风险，财政风险以及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是紧密相连的。风险本质是无界的，公共风险、私人风险的界限也是模糊的，公共风险也是由私人风险转化而来的，不管是谁的责任，一旦变成了公共风险的事实，政府就不得不去应对。所以，不同区域的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并没有什么泾渭分明的界限，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但是我们可以在一定时空条件下分析公共风险变化的趋势，并根据其收敛、缩小还是扩散、扩大的特征采取针对性的对策，从而制定相应的宏观政策、财政政策。

三、基于整体观的方法论认识和评估经济风险

潜在增长率的问题实际上与大家对风险的态度，对风险的转移，面对风险以后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其实都是密切相关的。潜在增长率下降实际上是市场的行为、政府的行为以及不同层面的行为形成的一种综合的结果。这种结果与大家对风险的判断、对风险的态度、对未来风险的损失到底由谁来承担都是紧密关联的。所以，特别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三大攻坚任务，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到这样的政策高度，我们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估风险。

选取2017年1月～2018年1月我院收治的食管癌患者50例作为研究对象，其中，男29例，女21例，年龄36～80岁，平均年龄（51.17±6.24）岁；鳞癌49例，腺癌1例。患者均经胃镜及病理检查确诊，卡氏评分＞70分，未合并心、肝、肾等功能障碍，无放疗禁忌症。

当然，风险问题本身无法彻底解决。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面临的风险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社会学家会说人类社会进入到了风险社会时期。虽然文明程度提高了，技术水平提升了，但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风险并没有因此而缩小，反而各种各样的风险越来越大，甚至科技本身带给我们的风险也在加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风险是在扩大的。风险是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这就带来了在风险社会这个大背景下我们要怎样努力去控制风险的问题。

所以，对公共风险的判断是在我们现有对风险认识不断强化的基础上迫切需要进一步生发的问题，而要真正搞清楚公共风险，那就需要一种整体观的方法论。我们不能整天谈论风险，但不知道风险在哪里。私人风险和公共风险如果眉毛胡子一把抓，那么很可能我们是种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风险反而可能扩大了。

防范化解风险的过程中，政府、企业、个人都有各自的期待，特别是企业和投资者，他们一旦出现了风险损失，就可能期待着政府出台补救的政策措施。政府是把各种风险揽过来背在自己的肩上，还是让市场中的企业和投资者承担相应的风险，需要划分责任。很显然，责任的划分首先要有一个明确的预期。如果没有这种预期就会产生逆向选择，形成道德风险。就像中国当前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如果没有明确的预期，认为已形成的隐性债务可以推给未来，或者可以由上级政府来承担，那么防范化解风险的动机就会弱化或根本没有动机，甚至会去冒险。比如国有金融机构和僵尸企业，僵尸企业其实已经意识到风险，但是觉得这个风险可以转嫁给政府，借助政府的资源去维系它。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对风险的期待，僵尸企业就不会存在。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可能早就把僵尸企业淘汰出局了，就不会变成僵尸企业。诸如此类，要对这些风险有新的认识。

具体完成结账登记、核对账目、记账凭证编制、会计明细账，完成财务主管交办的工作。会计需做到账务的处理手续完备以及数据准确、账目清楚。坚决杜绝对账目中不合规、不合法的原始凭证的编制，及时处理及化解，上报单位会计主管。

经济风险又与地方债务风险、财政风险紧密关联，如何判断债务风险、财政风险又是重要问题。国际机构对中国财政风险、债务风险也有评判，我们自己也有评判，要在中国的国情和现有的体制下去分析和判断，而不能按照常规的就债务论债务的思路去看待风险。债务风险不是来自于债务本身，更多来自于债务的使用。债务的形成是否增强了一个地方的经济增长潜力，如果有这种关联，就是一种良性的债务，意味着这种风险是在逐渐缩小。如果仅仅基于债务本身、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以及占财政收支的比重判断是无法控制债务风险的。所以，从这点来看，判断债务风险要跳出债务，不能仅仅基于债务的规模、债务的占比指标去控制风险，还要基于债务风险的管理。在现实中，债务资金的筹措就是融资，债务的使用就是投资，筹资、融资是一个主体，在体制上是两张皮；而投资、使用又是另一个主体，由此带来了怎么把两张皮变成一张皮的问题，这是债务与经济实现良性循环和控制债务风险的关键问题。

债务风险和财政风险虽有不同但有关联。债务风险只是基于政府的微观的财务的概念。有债需要偿还，没有钱就意味着出现了债务偿还的危机。但是财政风险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微观的概念，更主要的是与政府的公共责任有关。政府的公共责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府法定的公共责任，另一方面是政府道义的公共责任。法定的公共责任由法律相关的政策赋予政府，这些是无条件的。而道义的公共责任是由社会推定给政府，老百姓认为这样的风险应当由政府来承担，一个两个人当然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但是当十个人、百个人、上万人，甚至千万人都有这种想法的时候，这样的风险就变成了政府要去承担的风险。这样的一些责任，这样的一些风险可能事先法律上并没有做出规定，事实上却成了一种道义的推定给政府的风险。

公共责任既有法定的责任，也有道义的责任，有时候很难截然分开，政府承担这些道义责任的情况下就涉及到政府大量的不确定性的风险源。比如一个金融机构出了严重的问题，不管他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一旦倒下可能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哪怕是个私人机构，完全是他自己造成的，政府恐怕也得去救，因为这个时候就意味着产生了公共风险，政府要承担这个公共责任，以避免这种系统性的危机。

财政风险更多与政府的公共责任联系在一起。我们在党的领导之下，我们党所追求的就是人民群众所期待的。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老百姓的这种期待怎样转化成我们可操作的政策。比如在民生问题上，如果老百姓形成了对高福利的预期，而政府财政能力又有限，这时候就会出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风险，甚至是危机。所以，政府怎样有效地承担履行好这种公共责任，区分法定的责任和道义的责任，需要深入的研究，尤其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怎么转化为政府的一种法定责任，这也是在政策研究和决策过程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不是说老百姓提出的任何意见政府都要照办。比如，当前扶贫的过程中，如果老百姓自己不努力而只是等着政府去扶贫和脱贫，说这些都是政府的责任，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政府努力都意味着风险会变大。所以，政府这只手和市场这只手，政府的努力和全体老百姓的努力必须要形成合力才能真正防范化解风险。这表现在各个领域，我们现在对风险问题需要一种新的认识，需要从整体的角度去把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真正去完成好中央提出的攻坚任务，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