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球低通胀的背景和表现

从全球范围看，近期GDP增长率、就业等指标均显示经济复苏势头向好，产能利用率也呈回升态势，但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仍低于目标，新兴经济体的通胀率明显走低。通胀的走势与传统经济学理论中价格与经济增长、就业、工资的关系发生了明显偏离。

（一）经济增长与低通胀并存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持续扩张，经济走势同步上升，表现为GDP环比折年率于2016年后上升。然而，发达经济体通胀仍低于目标通胀率。2017年以来，虽然发达经济体的CPI有所回升，但剔除了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仍维持低位。除英国的核心CPI于2月份触及目标值2%、并于4月份后持续高于目标值以外，欧元区、美国、日本的核心CPI仍保持低位。

另一种“反高潮”的运用表现为偶然化的情节设计，张爱玲把看似偶然的沿时间先后顺序出现的事件重新组合，以此表现事件发展的意外、人物命运的无常。

欧元区通胀与经济增长的不一致表现得尤其明显。欧元区GDP于2012年后实现连续增长，但自2013年至今的通胀率均低于2%。近期，欧洲央行上调了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但对通胀依然谨慎，认为2020年通胀预测低于2%的目标值。

美国的经济复苏势头较欧元区更为强劲，通胀率也相对较高，但核心CPI仍保持在较低水平。美联储于2017年下半年上调了未来3年的实际GDP增速预测，但对通胀的预测仅上调2017年预测值0.1个百分点至1.7%，对其他年份通胀预测保持不变，核心通胀率预测也维持不变。Yellen（2017a）在重申通胀中期升至2%的同时，承认对通胀的预期存在不确定性。

近两年来，日本经济温和复苏，到2017年3季度，日本经济已连续7个季度正增长，通胀水平也有所改观。但2017年日本央行几次下调通胀预期。日本央行在2017年11月份的会议上，虽上调了2017财年GDP增速预期，但同时下调了2017-2018和2018-2019财年的核心CPI预期。日本央行认为，通胀缺乏抬升支撑，物价趋于下行，通胀预期仍弱。

可持续发展着重点放在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上，旅游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应兼顾旅游业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协调性，也要考虑生态环境对旅游业发展规模的承载力，同时对旅游业自身以及相关行业的基本情况进行系统化分析，制定一个合理的旅游发展战略，促进旅游业健康、持续的发展。

新兴经济体同样面临通胀率持续走低的挑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6年秋季的《全球经济展望》，截至2015年，纳入考量的120多个经济体中，逾85%经济体的通胀率都低于中期预期水平。2016年至今，金砖五国的CPI步入继续下降趋势，巴西、俄罗斯、印度等历史上通胀率较高的国家也出现了通胀率明显降低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7年秋季的《全球经济展望》中预计，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将提速，通胀压力正在减轻。

中国经济自2016年下半年以来企稳回升，但2017年CPI的增速却较2016年有所回落，这主要源于食品价格的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较上年明显回升，超过了2%。但核心CPI的上升受供给侧去产能、环保要求加严和医疗价格改革的影响较大，未来走势还存在不确定性。

（二）失业率已降至周期性低点，但通胀率未明显上行

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呈反向的变动关系。但近些年发达经济体的情况表明，失业率对通胀的影响明显减小，甚至变得不显著（Blanchard et al.，2015）。以美国为例，最常用的失业率U-3指标，在2017年10月份下降到4.1%，并维持该比率至12月份，已经达到周期性低点，但并未给通胀率带来明显的上行压力。有研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了。还有研究认为，菲利普斯曲线有可能是非线性的。Nalewaik（2016）、Murphy（2017）等利用美国数据验证了菲利普斯曲线的非线性在统计上显著，相关特征包括：凸性、其斜率在失业率水平较低时是失业率较高时的两倍等。

（三）劳动力市场继续走强，但工资增长乏力

发达经济体的各项指标（包括就业率、新增就业人数等）显示就业市场进一步趋紧，但就业改善未能转化为有力的名义工资上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7年秋季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名义工资增长仍明显低于2008-2009年大衰退之前的水平。工资水平的变动，通过影响消费者支出、名义需求，反映在通货膨胀水平上。若工资增长速度持续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则通胀率可能继续保持低位。

综上所述,输尿管软镜治疗肾盂旁囊肿合并肾结石护理中,实施全面综合的护理干预,有助于患者的健康恢复,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提升患者的满意度,值得推广。

需不断提高审计人员的能力，首先，加强内部审计人员的多样性，内部审计人员应掌握审计、会计、财管、法律、宏观经济等知识，熟悉计算机操作，熟悉基建预结算审核。其次，不断挖掘内部审计人员的能力，开展岗位培训，加强各审计内容的学习，进行严格的岗位培训，确保内审队伍的能力稳步向前。最后，单位审计部门要与审计机关、社会审计组织密切联系与沟通，加强对审计方法、审计经验的学习，汲取审计机关、社会审计组织优秀的方面，促进本单位审计质量的提高。

二、全球低通胀的主要原因

（一）技术变革压低了通胀率

技术变革在改进生产、提供商业服务中起到显著作用，提高了价格透明度，压缩了供应链的中间环节，加剧了行业竞争，降低了价格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如计算机科技、电子商务、智能手机应用技术、人工智能等迅猛发展），技术的相对价格也不断下降，进而降低了各行业的生产成本。国际清算银行的研究（Borio，2017a）认为，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实际因素对通胀的影响可能被低估了。而欧洲央行行长Draghi（2016）认为，技术变革（特别是电子商务）对通胀的影响可能是非永久性的，比如电子商务的影响只会持续到电子商务的扩散稳定下来。

技术对CPI的影响，可以通过相关行业的投入产出数据进行测算。通过运用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行业投入产出数据，对比包含科技因素的生产成本（PPI）和不包含科技因素的生产成本，Davis（2017）发现，科技①Davis考虑的技术相关投入包括：计算机和电子产品；广播和电信；数据处理、互联网发布和其他信息服务；以及计算机系统涉及和相关服务。对通胀的影响自2001年以来相当显著，大约拉低了年均通货膨胀率0.5个百分点；相关效应对技术密集型产业最为明显，如信息和通信、专业服务及制造业等，而其通过连锁反应对医疗保健、教育、零售贸易等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人口老龄化、出生率降低产生通缩压力

随着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全球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全球人口增长率自1983年达到1.78%后一路下行，2016年为1.18%；人口年龄构成中，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2016年上升至8.48%。一些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趋势近年呈加快态势，而部分国家的人口老龄化现象已持续了较长时间，如日本、意大利等。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17》，2017年全球60岁及以上人口为9.62亿人，约占全球总人口的12.66%；日本60岁及以上人口已占其总人口的33%，意大利为29%。

人口老龄化通过多个途径降低通货膨胀率。一是人口老龄化通过拉低潜在产出和总需求产生通缩压力。人口老龄化使得储蓄超过了促进未来增长所需的长期投资，对潜在产出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导致家庭的永久收入减少和总需求下降，价格水平下降。Draghi（2016）认为，人口结构变化通过储蓄和投资失衡造成的影响可能是短期的。若货币政策不做出反应，就可能产生长期的通缩压力。

与全球化相反，英国脱欧是去全球化的举措，有观点认为这可能在短期内拖累英国经济增长并且推升通胀。

三是人口老龄化通过抬升不可贸易商品价格及汇率，产生通缩压力。如果供给不能完全满足增加的需求，不可贸易商品的相对价格就会上升，货币升值，从而产生通缩压力。

四是若年长群体影响政策决策，可能偏好较低的通胀水平。年长群体往往处于债权人的地位，更加重视价格稳定，偏好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若年龄较大的群体能影响再分配政策，则政策更倾向于价格稳定和较低的、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五是全球范围内生育率的降低、人口增速减慢，也导致了通胀的疲软。关于人口增速放缓对通胀率的影响，穆迪的一份报告（Ozimek，2017）分析了27个国家在1962-2015年的数据，发现人口增长对于物价水平的影响是长期的、非对称性的。人口增速每减少1%，通胀就降低1/3至2/3个百分点，其影响明显大于人口增速提高的影响，人口增速每增加1%，通胀只增加0.1%-0.14%。

（三）全球化通过产品市场、劳动力竞争和全球价值链等途径促使通胀走低

在全球化背景下，通胀对国内经济环境的敏感性降低，而全球因素的重要性上升（BIS，2014）。对菲利浦斯曲线的估计表明，全球因素如全球产出缺口、进口价格等，对本国通胀率的影响显著；相比之下，国内产出缺口的影响较小。此外，全球经济景气状况和全球通胀水平在国内菲利普斯曲线估计中也非常重要（Mikolajun and Lodge，2016）。2017年9月英国央行行长Carney指出，所有央行都必须考虑全球经济景气状况与国内通胀之间的周期性关系、全球化的长期压力对国内通胀动态机制的影响，以及全球因素如何影响国内的货币政策立场。

全球化影响通胀的主要途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全球贸易导致可贸易品价格走低。全球化进程扩大了国际上可贸易商品和服务的范围，并导致了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由于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较低而走低。进口价格通过家庭购买的最终商品和服务直接影响国内通胀。IMF（2016）研究表明，全球化导致的商品通胀率的下降比服务通胀率的下降更严重。

对照组患者采用常规治疗,主要包括止血、补液以及抑酸等,具体操作为(1)先禁止食水;(2)泮托拉唑针采用静脉滴注80mg进行抑酸,每12小时1次;(3)每日静脉滴注6.0g6-氨基己酸2次。研究组再上述治疗方法基础上再静脉滴注由武汉华龙生物制药有限公司生产,国药准字为H20059187的生长抑素(规格3.0mg),若患者在48小时内已止血则需停用,若72小时后仍无法止血则视为生长抑素是无效的,需停止使用。

通胀预期的核心作用在于影响价格和工资的设定。当生产商基于近期的通货膨胀走势形成预期时，低通胀会助长较低的通胀预期，并通过工资和价格的决策反作用于现实通胀率。低（高）通胀持续的时间越长，通胀无法自动回到目标值的风险就越大。

三是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各国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加强，导致全球低通胀加深。据统计，中间商品贸易占过去20年全球贸易总额增长的80% （Carney，2017）。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导致了各国生产者价格通胀的同步化，并增强了国际间的价格溢出效应（Auer et al.，2017）。

不过，也有观点质疑失业率数据的准确性，认为随着劳动力参与率持续下滑，单纯以失业率来判断是否充分就业并不准确。

二是人口老龄化使自然利率走低，导致通缩压力。如果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预期寿命延长，家庭储蓄的动机就会增强，相应地资金供给增加，对自然利率产生下行压力。若央行没有考虑人口变化导致的自然利率变化，货币政策可能会过紧，并产生通缩压力。

（四）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导致通胀率处于低位

大宗商品的价格周期，特别是石油价格变化，对通胀走势的影响显著。以欧洲为例，用于测量调和CPI（HCPI）的消费品篮子中，能源占10%左右。

过去较长时间内，油价上涨一直是推升通胀的重要力量。然而近些年来，油价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对全球通胀产生了明显抑制作用。油价下跌尽管有需求增长放缓的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由于供给的大幅增加。在200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持续多年油价大幅上涨行情的刺激下，全球原油供给能力大大增强。特别是，页岩油开采技术的应用使得北美等非欧佩克地区原油产量大幅上升，尤其是美国原油供给快速增长。原油供给与需求的不同步变化最终导致供求关系发生逆转，油价在2014年后出现大幅下跌。油价下跌对各国CPI的影响不同，差别在于CPI中石油的比重、能源税收和补贴，以及汇率的波动。实证研究表明，石油价格下降对通胀的影响显著且普遍存在，相关研究方法包括贝叶斯VAR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线等。

2016年以来随着原油价格复苏，美欧日各国的CPI均出现小幅上涨。然而，能源价格再度上涨导致企业成本增加，造成劳动力成本增长放缓，影响名义工资的上涨及消费者支出，不利于提升名义需求，反而制约了通胀的上升。

从目前情况看，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的可能性不大。目前全球原油供应已形成了OPEC、美国页岩油和其他生产者三足鼎立的格局，美国页岩油的巨大增产能力将限制原油价格上升的空间。因此，过去完全由OPEC主导油价、油价大幅上涨导致通胀压力加大等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已明显降低。

（五）汇率升值导致部分国家的通胀率下调

“纵观西方哲学研究，自始至终贯穿着感性与理性、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争论，这些对立的观点以不同的形式反映在语言研究中，并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语言研究方法:一种是通过可观察到的语言用法，从外部对语言进行研究;另一种是把语言看作人的天赋能力的一部分，看作人类理性的表现，从人类心智内部研究语言。”［1］“传统语文学、对比语言学、描写语言学主要基于经验主义哲学观，而普遍语法、思辨语法、转换生成语法则主要基于唯理主义。”［2］82

然而不做又怎么可能？小时候那个来他村子演出的戏班子，在他心里都酵了三十多年，早该出来透透气了。中年遇到的那个胖大女子，如今竟鬼使神差地换了个模样来到他的身边，简直就是来宽他心的。到现在，人已老得不成样子了，却每天看不到木偶连梦都做不好，心里无着无落的。这一切，难道不是命运给他置办的人生吗？

汇率冲击的性质不同，对通胀率造成的影响也不同。在货币政策导致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汇率传递要明显高于平均水平（Ciccarelli and Osbat，2017）。汇率冲击对美国的影响较大，它在最终消费者层面通过进口价格的方式，成为外部冲击影响国内通胀的重要途径。美元走强使进口价格降低，对2014-2016年间的通胀产生抑制作用。其他本币升值显著的国家的通胀率也面临走低压力。但对于俄罗斯等汇率大幅度贬值的国家，也曾遭受巨大的通胀压力。2016年以来，随着这些国家汇率贬值压力的缓解，其通胀压力也相应降低。

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传递效应，受到本国通胀环境、货币政策稳定性、市场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影响。汇率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渠道包括直接的价格传递机制、间接的替代机制、收入机制、货币工资机制、货币供给机制、资产价格机制、债务机制、预期机制等。因此，汇率变动对各国通胀的影响是上述机制在本国经济环境中综合作用的结果。

（六）通胀预期维持低位使低通胀自我实现

二是劳动力的全球分工及竞争对物价产生下行压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稳定地进入全球经济对长期通货膨胀形成下行压力。全球化通过全球价值链分割生产任务的能力越来越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加速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降低了工人的相对议价能力和工资预期，对长期通货膨胀形成下行压力（Carney，2017）。随着国家间劳动力成本的差异的缩小，相关影响可能在中长期内缓解（Borio，2017a，2017b）。

本文使用HNO3、HF完全溶解核纯级海绵锆，避免了稀酸加热浸取法浸取不完全、耗时长的问题。考察了Zr基体的影响，并比较了标准曲线法与标准加入法在测定方面的异同，最终采用标准加入法制作校准曲线。各元素线性范围均在0.10～2.0mg/L之间，采用ICP-AES测定核纯级海绵锆中Li、Na、Mg、Ca，结果满意。

通胀目标制的实施，有利于将市场的通胀预期锚定（anchored）在通胀目标水平附近（Williams，2016）。然而，长期无法实现通胀目标，则会损害央行的公信度，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相关传导机制，并进一步加深低迷的通胀预期。以美国为例。Cleveland联储发布的通胀预期呈现出与现实通胀率相似的走势。通胀预期（尤其是长期通胀预期）自2011年后持续低于2%的目标值，但未来1年的通胀预期波动较大，偶尔突破2%却很快回落，反映了民众对于美联储达成通胀目标缺乏信心。

三、中央银行应对低通胀的政策工具及面临的挑战

（一）中央银行应对低通胀的政策工具

1.预期引导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在短期货币政策利率已达到有效下限（ELB）的情况下，发达经济体的央行实施了各种量化宽松政策（QE），旨在刺激经济以及影响相关通胀走势。比如欧元区的APP（Asset Purchase Programme）、美国的QE（Quantitative Easing）、日本的QQE（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onetary Easing）等。

在大型工程项目的土石方量测量过程中，以GPS-RTK 形式来确定三维的坐标，对两期的测量信息相叠加，算出大型工程项目区域的土石方开挖量是一种可行性较强、精确性较好的方法。方格网法计算主要和方格边长相关，掌握较为合适的边长能够确保计算的精确性。断面法一般适合地形较狭长的场地，计算的精度取决于生成横断面的信息完整性。实际上，边界不太规则的大型工程项目，其横断面的基础数据一般不够完整，难免存在较大的计算偏差，因此，此时采用方格网法进行土石方工程量的计算比较精准。

通胀预期的准确度量，是央行进行预期引导的基础。度量通胀预期的方法包括：一是通过专业的调查机构获得，成本较高但预测效果较好；二是由金融市场数据计算得出，易于获得但受到通胀风险溢价的影响较大。金融市场上的通胀补偿措施，如通胀互换（inflation swaps）和TIPS平衡利率（Treasury Inflation-Protected Securities break-even rates），包含通胀预期和通胀风险溢价两个组成部分。其中，通货膨胀风险溢价的占比可能很大，且波动性较大，容易影响对通胀预期的估计。

度量通胀预期锚定的稳定性的指标包括：通胀补偿措施或利率对宏观经济信息的反应，长期通胀预期对短期通胀预期波动的敏感度，通胀预测的准确度，通胀趋势冲击的波动性，以及平均预期与央行通胀目标的接近程度。

2.前瞻性指引

前瞻性指引（Forward Guidance），是各国央行通过引导市场对未来利率的预期，使市场预期与央行目标靠拢的现代货币政策工具。从本质上讲，前瞻性指引通过预期渠道发挥作用：预期的未来短期利率是决定长期利率的关键因素，而长期利率驱动储蓄、消费和投资决策。前瞻性指导的优点在于：一是当政策利率达到有效利率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 of interest rate，ELB）时可提供更大的货币政策调节空间。通过提供保证，央行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低水平的政策利率；二是可以防止市场波动干扰或阻碍货币政策传导。2013年6月以来，欧洲央行根据通胀前景一直在为货币政策利率的未来走势提供前瞻性指引。

前瞻性指引（宣布政策利率路径）的效果可用DSGE结构模型进行评估。DSGE模型中充分考虑了市场参与者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预期的关键作用。实证分析表明，前瞻性指引有助于缓解价格稳定的下行风险（Coenen and Warne，2014），前瞻性指引下的当前和预期实际利率的降低可以在短期内增加消费和投资，从而提升GDP和通胀率（Arce et al.，2016）。

3.非常规货币政策

通胀预期引导使中长期通胀预期锚定在目标通胀率附近，是货币政策产生作用的一个重要渠道。预期引导相当于以通胀预期为中间目标，引导公众预期达到通胀目标水平。当厂商预计央行将稳定未来的通胀时，他们倾向于不对当前通胀波动做出反应（即不调整价格和工资），从而使得现实通胀更稳定。通胀预期的形成具有粘性，可能导致独立于货币政策的、更稳定的通胀结果（Coibion and Gorodnichenko，2015）。因此，进行预期引导，对于对抗低通胀至关重要。

非常规货币政策影响通胀的渠道包括通胀预期重新锚定、货币增长和汇率传递渠道。一是央行宣布资产购买计划后，其资产负债表的扩张路径被纳入市场预期，能显著降低通胀预期的脱锚风险（Ciccarelli and Osbat，2017）。例如宏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欧元区APP对宏观经济预期的影响相当大；美联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尤其是在QE2和QE3）有效地防止了通胀预期脱锚，并抵消了通货紧缩的高尾部风险。二是货币增长有助于推升通胀。弗里德曼的名言称，“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货币现象”。然而，近些年来，货币与通胀的关系变得复杂化。彭文生（2017）认为，货币有两个投放方式，一个是银行放信贷，还有一个是财政赤字。以银行信贷方式投放的货币，未必传导到需求端，可能导致资产估值过高甚至出现资产泡沫，不一定反映在一般物价上；通过政府财政赤字投放的货币，会导致物价加速提高。三是非常规货币政策通过影响汇率，对进口价格及价值链上的定价决策产生影响。然而，该汇率传递渠道的作用正在减弱，原因包括金融工具的对冲作用、进口产品的结构转变、本国货币计价方式的广泛使用、低通胀的低波动性环境等（Ciccarelli and Osbat，2017）。

本区土壤中Cr含量变化范围为21.3～61.3 mg/kg，平均值为47.66 mg/kg，远远低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150 mg/kg)[4]，表明本区土壤环境质量中单指标Cr处于清洁状态。

4.利率政策

由于利率下限的存在，低通胀限制了央行利率工具进行货币政策调控的空间，使未来通胀走势和经济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上升（Yellen，2017b）。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分别于2014年6月和2016年1月推出负利率政策，旨在刺激银行积极放贷，缓解国内的通缩压力。然而，负利率政策对抗低通胀的有效性存疑。有研究表明，日本的负利率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资，降低长期利率，防止本币升值，但对低通胀的影响并不明显（Honda and Inoue，2017）。

5.调整通胀目标

通胀目标制被各发达经济体普遍采用。在通胀目标制下，市场的通胀预期被逐渐“锚定”在通胀目标水平附近。通胀长期偏离目标值，可能是通胀预期已经脱锚的表现。脱锚的通胀预期或将带来很大的通胀风险，而脱锚可能源于两类原因：一是通胀目标设定存在偏差，二是央行的通胀目标制框架改变（IMF，2013）。

入选慢阻肺患者803例，男女分别为726例和77例，平均年龄61.77±9.86岁。根据GOLD标准，诊断慢阻肺中度及以上占比85.2%，重度以上占比为48.3%，其中47.0%为支气管舒张试验阳性。进一步诊断ACO为295例，占36.7%（表1）。

虽然学术界不乏对通胀目标是否恰当的讨论，但各国央行普遍不愿意调整通胀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在不同锚点之间转换的成本很高，特别是在原先的通胀目标没有实现的情况下（Praet，2016）。对于已经实行通胀目标制的国家，更改通胀目标弊大于利，主要体现在目标转变对实际利率和债务情况的影响、央行的信誉损失、通胀预期再次偏离目标引发的风险等。以日本为例，日本央行已多次推迟2%通胀目标达成时间，但首相安倍晋三公开表示，目前没有必要调整通胀目标。

（二）中央银行在低通胀环境下面临的挑战

1.全球性因素使国内政策的效果降低

全球通货膨胀的共性已经超出了商品价格的解释范围，而主要是全球货币政策框架共同冲击和趋同的结果（Ferroni and Mojon，2014）。一项针对22个经合组织国家（OECD）的研究表明，各国通货膨胀受一个共同的因素驱动，该因素对总方差的贡献度将近70%，且这种影响不仅在于通货膨胀的趋势部分，而且在于商业周期波动的频率；此外，还存在一个强有力的误差校正机制（error correction mechanism），将各国的通货膨胀率拉回全球通货膨胀水平。

全球性因素带来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一是全球经济结构性因素引发的低通胀，无法通过国内刺激性货币政策来解决，因而国内积极政策的效果较低（Draghi，2016）。二是通胀的国际溢出效应（Auer et al.，2017），主要通过投入产出的国际关联发挥作用，仅依靠国内政策进行调整的难度较大。三是在全球通胀走势趋同、货币政策框架的共同冲击情况下，国内政策不得不对国外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做出反应（Gopinath，2015）。

2.对未来通胀率走势的预测、调整难度增大

通货膨胀率动态变动机制，不仅能够体现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也为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和标准。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胀预期对历史通胀的依赖程度显著降低（Kiley，2015），使得根据历史数据进行预测愈加困难。

由于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的相关性降低，对通胀动态变动的描述更加复杂，中央银行通胀目标的实现更加困难。面临通胀和失业率的权衡时，中央银行会倾向于在特定时间内将失业率维持在低于自然失业率的水平（刺激产出超过潜在产出水平），并承担相应的通胀风险。此外，由于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调整通货膨胀率所需调整的产出缺口或者失业率缺口幅度会更大（IMF，2013）。

3.对中央银行政策窗口和工具的选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中央银行政策窗口和工具的选择，与通胀冲击的性质和频率密切相关。一是央行采取行动的窗口期限取决于冲击的性质，不应当对短期供应冲击做出反应，以免反应过度，加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二是在长期低通胀的背景下，应密切关注连续冲击的影响。若保持观望态度或贸然扩大政策范围，都容易导致通胀预期持续降低，并进一步导致通货膨胀持续疲软（Draghi，2016）。这要求中央银行必须密切关注和准确判断通胀冲击的性质和频率，识别其影响，谨慎选择相应的政策窗口和工具。

高品质的维护工作是保障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全、可靠、高效运营的坚实基础。而车辆维修、维护更是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维护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导致的大量维修、保障资源的投入，使得轨道交通设备维修、维护成本已成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全生命周期成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据相关统计，每年城市轨道交通设备维修、维护成本约占运营总支出的 35%[2]。如何能够在保障车辆运营安全、可靠、可用等各样属性的前提下，实现车辆维修、维护成本甚至是维修、保障资源配置的最小化，是“后轨交时代”首当其冲的重要话题。

4.如何在价格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防范金融风险

低通胀环境下，国内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可能过度或延续时间过长，导致过多的债务积累或资产价格泡沫，加大金融风险。这种现象在新兴市场尤为突出（Draghi，2016）。这对传统的以价格稳定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对此，BIS货币与经济部门主管Borio（2017a）建议调整货币政策框架，通过考虑对金融稳定（金融周期）的影响，将更少的权重放在通胀上，更侧重于货币政策的长期实际影响。从实际看，如何兼顾价格稳定和金融稳定，是各国政策当局面临的重要挑战。

参考文献

[1]Yellen, J. (2017a), “Inflation, Uncertainty, and Monetary Policy,” speech delivered at "Prospects for Growth:Reassessing the Fundamentals," the 59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Business Economics, Cleveland,Ohio, September 26.

[2]Blanchard, O..Cerutti, and L. Summers. (2015). “Inflation and Activity: Two Explorations and Their Monetary Policy Implications.” In Infl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Europe: Conference proceedings. ECB Forum on Central Banking.

[3]Nalewaik，J. (2016). "Non-Linear Phillips Curves with Inflation Regime-Switching." Finance and Economics Discussion Series 2016-078. Federal Reserve Board, Washington, D.C.

[4]Murphy，A. “Is the U.S. Phillips Curve Convex? Some Metro Level Evidence.”[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Presentation，2017.

[5]Borio, C. (2017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Lecture by Claudio Borio Head of the BIS Monetary and Economic Department, OMFIF City Lecture 22 September 2017, London.

[6]Draghi, M. (2016). “How central banks meet the challenge of low inflation” Marjol in lecture delivered by Mario Draghi, President of the ECB, at the SUERF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Deutsche Bundesbank, Frankfurt, 4 February 2016.

[7]Davis, J. (2017). “Global macro matters: Why is inflation so low? The growing deflationary effects of Moore’s Law”. Vanguard research. October 4, 2017.

[8]Ozimek, A. “Population Growth and Inflation”.[R]. Moody's Analytics Report. 2017.

[9]BIS . “Growth and inflation: drivers and prospects”, [R]. Chapter 3, 84th Annual Report, pp. 41-64.2014.

[10]Mikolajun, I. and D. Lodge “Advanced economy inflation: the role of global factors”. [R]. ECB working paper.2016.

[11]IMF (2016). “Global disinflation in an era of constrained monetary policy”, Chapter 3, 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121-170.

[12]Carney, M. (2017). “[De]Globalisation and inflation”, 2017 IMF Michel Camdessus Central Banking, Speech,September 2017

[13]Borio, C (2017b). “How much do we really now about inflation?”, presentation on the BIS’s 87th Annual Report on the occasion of the BI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Basel, 25 J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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