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我国货币政策将M2和人民币贷款作为监测分析和金融调控的中介目标。但是随着我国金融深化和开放程度的提高，原本以间接融资为主的融资体系逐渐发生深刻变化，直接融资规模及比重不断增加；同时，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的发展，金融工具种类及融资渠道层出不穷，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增加，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作用显著增强，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指标已经无法完整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更不能全面反映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面对这样的新形势，中国人民银行于2011年起开始编制社会融资规模指标，并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将其作为重要的参考指标。

从实际情况看，以往M2和社会融资规模同向变动的趋势正在发生转变，尤其是2017年以来两者的变动方向出现较大分歧， M2增速连续 “破10”，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稳中向好态势明显，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较为平稳。究其原因，主要是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以及货币创造过程发生较大变化。具体来说，2012年之前，信贷投放是银行创造M2的主要途径；但是2012年以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我国银行业保持了较快增长、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尤其是通过与证券、保险、基金等开展合作，大力发展“大资管”业务进而增加了M2，但由于这部分资金在金融市场空转并没有流入实体经济，因此M2增长较快，而社会融资规模前增长却较为平稳；2017年以来，受金融去杠杆以及监管政策加强的影响，银行同业投资、股权投资、证券投资等业务受到较大影响，这部分业务创造M2的能力受到有效遏制，所以M2增速明显下滑，但金融去杠杆的过程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却相对较少，反而引导金融更多支持实体经济，最终提高了社会融资规模增速。

然而，对于社会融资规模是否能够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仍存在一定分歧。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社会融资规模具有不易监测、物价稳定效应不显著、可控性弱等特点，不适合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余永定，2011；陈小亮、陈惟、陈彦斌，2016）；第二种观点认为，社会融资规模具备理论依据及相应的适用条件，符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要求，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能够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盛松成，2012；周先平，2013；于菁，2013；程国平，2014；牛嵩，2017）；第三种观点则保持中立，认为在当前利率市场化等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社会融资规模虽然不适合单独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但可以作为重要的金融监测指标，或者配合其他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共同使用（张春生，2013；崔毅，2016）。

综观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两个不足之处：一方面，鲜有文献对社会融资规模的传导渠道进行探讨，导致实证分析缺乏理论依据；另一方面，部分文献在指标设计和比较分析等方面不够全面，导致实证结果缺乏政策可参考性。鉴于此，为了得到更加符合实际的客观结论，本文立足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构建衡量货币政策目标的指标体系，选取M2和人民币贷款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对比指标，基于向自回归（VAR）模型，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和脉冲响应等方法，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操作目标之间的关联程度进行实证比较，考察社会融资规模作为我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及合理性。

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货币当局运用一定的货币政策工具，引起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到中介目标的连锁反应，并且通过各种渠道实现最终目标（即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的整个传导过程（盛松成，2016）。我国的货币政策传导具有中国特色（张春生，2013），货币政策工具主要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俗称“三大法宝”），操作目标主要包括货币市场利率、基础货币和准备金，中介目标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如果社会融资规模要成为货币政策新的中介目标，除了具备可测性之外，还要具备相关性和可控性。相关性要求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具有紧密的关联性，即货币当局通过对社会融资规模的监测和调控，能够较好地促进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实现；可控性要求社会融资规模与操作目标之间具有密切的联动或因果关系。依据相关性和可控性的定义，本文将通过实证检验社会融资规模与最终目标、操作目标之间的关系，来考察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由于社会融资规模定义为一定时期内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全部资金总额，从理论上讲，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主要通过信贷传导、资产传导和货币传导三个渠道影响社会融资规模，并通过实物投资、消费等作用于最终目标（见图1）。①信贷传导渠道，货币当局通过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收紧货币从而抬高借贷成本时，一方面银行持有货币量减少，贷款意愿降低，另一方面贷款利率上升引起企业贷款需求降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社会融资规模将下降①流动性改变影响了企业融资决策，企业选择贷款、直接融资以获取资金意愿随之改变，社会融资规模发生变动。；②资产传导渠道，货币当局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居民资产收入提高，刺激消费和投资增长，委托资金、信托资金参与投资的意愿上升，进而扩大实体经济资金需求，社会融资规模上升，同时通过影响企业托宾Q值，刺激企业投资，投资需求转化到企业贷款或直接融资上，社会融资规模上升；③货币传导渠道，主要通过影响市场利率，改变资产相对价格，进而影响企业投资意愿，社会融资规模随之改变。

由于社会融资规模与这些经济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那么究竟是这些经济变量的增长引起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还是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促进了这些经济变量的增长呢？为此，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其进行检验，结果显示（见表3），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增量指标与这些经济指标间都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其中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增量）与GDP、CPI、求人倍率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与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同时，检验了M2和人民币贷款与这些经济指标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显示（见表4），M2与GDP和求人倍率互为因果关系，与CPI之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人民币贷款与求人倍率互为因果关系；除此之外，M2和人民币贷款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因果关系均不显著。

图1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在现实经济中，这三个传导渠道互为补充，共同构成了完整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其中，货币传导以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充分的信息为前提，是发达经济国家的主流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而信贷传导则基于金融市场不完善、信息不充分。由于我国市场经济需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仍然不够发达，存在信息不充分、不对称问题，不能仅仅关注货币渠道，还需要同时关注信贷传导渠道和资产传导渠道。与此同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顺畅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货币政策调控能否引起金融体系及时而准确的反应。一般而言，金融体系越完善，就越能迅速、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产生反应，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越高①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金融市场的发展在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的同时，有可能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极大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还需要企业、居民等微观主体对金融变量的变化具有充分敏感度，从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调整，并且最终引起总需求变化。

三、指标设计与数据说明

本文利用2002-2017年6月的统计数据，构建衡量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中介目标、操作目标等相关指标，择选M2和人民币贷款作为社会融资规模的对比指标，实证检验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各指标的选取及衡量见表1。其中，GDP、求人倍率、基础货币、经常项目顺差为季度统计数据，而其他变量为月度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经过处理将其他变量全部统一转换为对应的季度数据，形成2002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2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WIND咨询数据库。

表1 指标含义说明

注：1.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以2002年为基期；2.银行间市场7天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和银行间市场7天债券质押回购加权平均利率的权重为相应的交易量。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指标度量 指标标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经济增长 国内生产总值 GDP物价稳定 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充分就业 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上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 JIUYE国际收支平衡 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值 SHUNCHA币值稳定 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HUILV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社会融资规模 社会融资存量/增量 SOCIAL货币供应量 广义货币供应量 M2信贷规模 人民币贷款 LOAN货币政策操作目标货币市场利率 银行间市场7天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 LEND银行间市场7天债券质押回购加权平均利率 PLED基础货币 基础货币供应量 BASE准备金 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EXCES

基于2003年第1季度至2017年第2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对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SOCIAL）与银行间市场7天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LEND）、银行间市场7天债券质押回购加权平均利率（PLED）、基础货币增速（BASE）、超额存款准备金率（EXCES）之间相关性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比了M2余额增速和人民币贷款存量增速与这些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相关关系情况。

无筛管压裂防砂技术在老河口油田的适用性分析…………………………………………………………………贾维霞（4.14）

C大调钢琴奏鸣曲K330是莫扎特中期所创作的奏鸣曲，此时的莫扎特还没有遭受母亲的病逝和生活的拮据与窘迫所带来的伤害，因此他对生活还是充满着信心与希望，作品也是洋溢着青春欢快的气息。

进一步的，利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及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结果显示，与M2和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联系较强。具体而言：

图2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M2同比增速

图3 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新增人民币贷款

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来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速快速下降，并持续至2016年才回升至原先水平，这应该与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有关。在统计口径中，地方融资平台属于企业性质，其融资被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但地方政府债务的性质是政府负债，在社会融资规模统计之外。因此，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会使得社会融资规模明显减少②实际上，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应将政府债务置换量加回社会融资规模中，但具体数据无法获得。，对统计数据造成一定程度的扰动。

在领域的多元化发展上，华谊兄弟涉及的行业领域种类丰富，不仅在影视娱乐业、艺人经纪上发展较成熟，现在更是朝实体化娱乐和互联网娱乐进行华谊品牌的延伸，具体已有文化主题小镇、电影院以及网络游戏等进展，这些领域为消费者提供选择华谊品牌的更多机会，为华谊品牌市场的拓展注入动力。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关系

由于大多数经济数据都存在一定的季节周期性波动和异方差，在实证分析前，采用X-12方法对GDP、CPI、JIUYE、HUILV、SHUNCHA以及社会融资规模存量（SOCIALCUN）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SCOCIALZEN）、M2增量（M2ZEN）、人民币贷款增量（LOANZEN）进行季节调整以消除季节性；为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再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

表2 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与最终目标的相关系数

社会融资存量 社会融资增量 M2增量 人民币贷款增量GDP 0.995 0.940 0.846 0.919 CPI 0.992 0.928 0.834 0.906 JIUYE 0.874 0.798 0.679 0.739 HUILV 0.903 0.795 0.739 0.748 SHUNCHA -0.395 -0.345 -0.208 -0.335

表2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求人倍率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都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相关系数都在0.9左右，且相关系数大于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主要经济指标均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且相关系数均高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和增量、M2、人民币贷款之间为负相关，且相关系数均较低。总的来说，与广义货币M2和新增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关系更为密切。

（1）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GDP的影响。在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GDP在持续增加到第4期后趋于平稳，并维持在0.01的水平；而M2和人民币贷款的情况与之类似，所不同的是，GDP对它们的冲击响应偏弱，尤其是对人民币贷款的冲击的响应最低（见图4）。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运转，移动通讯及平板电脑的普遍使用，手机图书馆引进，OPAC系统的便利，微信的转发，使大数据在医学院校得以实现。

表3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格兰杰检验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量GDP 互为因果CPI 互为因果求人倍率 互为因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单向因果关系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 因果关系不显著

表4 M2、人民币贷款与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格兰杰检验

M2 人民币贷款GDP 互为因果 因果关系不显著CPI 单向引导关系 因果关系不显著求人倍率 互为因果 互为因果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因果关系不显著 因果关系不显著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 因果关系不显著 因果关系不显著

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趋势如图2和图3所示。从图2可以看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同比增速与M2的同比增速趋势较为一致，但大多数情况下，前者同比增速高于后者。相比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兼顾总量和结构两方面信息，可以全面反映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特别是近年来，由于金融创新快速发展，表外业务以及直接融资等工具增长不断加快，导致传统银行体系的资金供给已经不能代表进入实体经济的规模。2002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92%，但自2009年起二者在数量和走势上逐渐背离，2016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69%（见图3）。

接下来，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来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主要经济指标之间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增量、GDP、CPI、求人倍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指标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但一阶段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协整检验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和增量）与GDP、CPI、求人倍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均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而与经常项目顺差占GDP比重则没有通过协整检验。

图4 社会融资存量和增量、M2、人民币贷款对GDP的影响

（2）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CPI的影响。在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CPI在持续增加到第5期后趋于平稳，并维持在0.04的水平；但CPI对M2和人民币贷款的冲击响应力度较小，特别是长期看，CPI对人民币贷款的冲击的响应几乎为零（见图5）。

60例甲状腺肿瘤患者中男24例,女36例,患者年龄21~80岁,其中30岁以下的患者有7例,31~40岁患者有17例,41~50岁患者有25例,51~60岁患者为6例,61~80岁的患者有5例。

图5 社会融资存量和增量、M2、人民币贷款对CPI的影响

图6 社会融资存量和增量、M2、人民币贷款对就业的影响

（3）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就业的影响。在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求人倍率指标在缓慢增加到第3期后趋于平稳；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M2和人民币贷款上，而且从长期来看，求人倍率指标对三者冲击的响应较为一致（见图6）。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见表6），社会融资存量与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因果关系。其中，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银行间市场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LEND）和银行间市场债券质押回购加权平均利率（PLED）是引起社会融资规模变动的原因；基础货币（BASE）与社会融资规模互为因果关系；而超额存款准备金率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因果关系不显著。同时，检验了M2余额增速和人民币贷款余额增速与这些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结果显示（见表7）：利率与M2、人民币贷款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不显著，基础货币与人民币贷款之间的单向因果关系也不显著，但超额存款准备金率对M2和人民币贷款存在较为显著单向因果关系。总的来说，与对M2和人民币贷款相比，利率和基础货币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更为明显。

图7 社会融资存量和增量、M2、人民币贷款对汇率的影响

（二）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关系

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了保证实证数据的完整性，我们需要估算2002年至2015年的社会融资规模季度存量数据，具体过程如下：首先，通过已有公开数据，获得2002年至今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月度数据、2002年至2015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其次，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月度数据加总得到各年度增量数据，再与将年度存量数据相减得到的增量数据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组增量数据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大于后者），将该差异值平均调整至每年的各个月份之中，从而得到调整后月度增量数据；最后，结合公布的年度存量数据和调整后的月度增量数据，得到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季度数据①类似地，可以估算出2002年至2015年的人民币贷款存量数据。。

表5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时差相关系数

相关系数 LEND PLED BASE EXCES SOCIAL增速 -0.573 -0.613 0.621 -0.256 M2余额增速 -0.545 -0.551 0.654 -0.223 LOAN增速 -0.541 -0.481 0.519 -0.306

时差相关分析的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利率之间存在较为显著负相关关系（利率先行于社会融资规模，两者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613，见表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基础货币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基础货币先行于社会融资规模，两者的最大相关系数为0.6204，见图8），社会融资规模与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的相关系数偏低。与M2增速和人民币贷款增速相比，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主要货币政策操作指标的相关系数更大，一定程度上说明其相互关系更为紧密。

图8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与基础货币增速

（4）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对汇率的影响。在社会融资规模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在缓慢增加到第8期后趋于平稳；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M2和人民币贷款上，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它们的冲击响应偏弱，尤其是对人民币贷款的冲击的响应较低（见图7）。

该工程混凝土浇筑采用推移式连续浇筑，混凝土浇筑沿长边方向自一端向另一端进行，应尽可能缩短间歇时间，并在前层混凝土初凝之前将次层混凝土浇筑完毕。混凝土的浇筑厚度根据所用振捣器的作用深度及混凝土的和易性确定，控制混凝土分层浇筑厚度≯500 mm，并应确保各层混凝土浇筑的连续性，上下层混凝土浇筑的时间间隔不得超过混凝土的初凝时间。分层浇筑混凝土时采用斜面分层法浇筑，遵循“斜向分层，分层振捣，循序铺填”的方法，以确保混凝土的浇筑质量。

表6 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格兰杰检验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同业拆借利率 单向因果关系债券质押回购利率 单向因果关系基础货币 互为因果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因果关系不显著

表7 M2、人民币贷款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格兰杰检验

M2 人民币贷款同业拆借利率 因果关系不显著 因果关系不显著债券质押回购利率 因果关系不显著 因果关系不显著基础货币 互为因果 因果关系不显著超额存款准备金率 单向因果关系 单向因果关系

进一步的利用协整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对利率、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利率、基础货币间存在较为稳定的长期协整关系；在利率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会出现较为明显的放缓，在滞后4期以后开始回升，并在第8期以后逐渐趋于平稳（见图9和图10）；在基础货币增速增加一个标准差的冲击下，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速会在短期下降后逐渐上升，并在第8期以后逐渐趋于平稳。

图9 社会融资规模对同业拆借利率和基础货币冲击的响应

图10 社会融资规模对债券质押回购利率和基础货币冲击的响应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表明：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货币政策最终目标（GDP、CPI、求人倍率、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关系密切，不但具有较高的相关性、显著的因果关系和先行性，并且与M2和人民币贷款相比，社会融资规模对这些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更大；另一方面，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基础货币、金融市场利率）相关性较高，这种相关性强于M2和人民币贷款，并且基础货币与社会融资规模互为因果，利率与社会融资规模之间存在着较为显著的单向因果关系。结合研究结果，相应的对策建议如下：

第一，树立和强化社会融资规模的理念。2016年，国务院首次将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目标纳入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引导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合理增长。当前，社会融资规模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调控的重要监测分析指标，其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应充分认识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性，在关注和保持贷款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变化，并从社会融资规模角度，综合、全面认识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

第二，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中介目标的作用。在利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的情况下，利率水平没有真实反映融资成本，资金供需双方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未达到理想水平。因此，为了使社会融资规模更好、及时地反映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应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化的资金价格形成，调整社会融资规模进而达到影响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目的。

第三，密切关注新型金融工具的发展，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随着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创新型金融产品的推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日益凸显。因此，应密切关注新型金融工具的产生和发展，衡量其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不断完善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如银行表外的类信贷业务、私募投资基金、私募债、地方政府设立的各种产业基金和城镇化基金等，以提高指标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进一步简化T-Map空间域，以获得不同交点轴线偏差的2维坐标波动范围，对T-Map的3维空间域再次进行降维。依次设定λF中和任意两项为0进行降维，可得到6个2维空间域，利用式(12)可得2维空间域边界分别为：

第四，继续完善制度建设，促进相关部门间协调配合。继续完善社会融资规模计量、调控的制度体系，为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发挥效用提供制度支持。从社会融资规模核算现状来看，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合作，建立部门间的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在统计口径等方面对各部门提供的数据作出明确规定，沟通解决存在的各方面问题。

建筑工程管理及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是一项较为复杂的工作，由于建筑工程的性质，涉及范围较广，施工周期较长，技术和材料的选择多样，这就对建筑工程的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筑工程管理及工程施工质量的控制工作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在建筑工程的管理工作中，要科学合理的进行施工进度计划的编制，提高施工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学习新的施工技术和管理技术，不断完善管控机制，提高管控意识，从而实现建筑工程管理及工程施工质量的有效控制，促进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余永定.社会融资总量与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J].国际金融研究,2011,(09):4-8.

[2]陈小亮,陈惟,陈彦斌.社会融资规模能否成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基于金融创新视角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6,(09):69-79.

[3]盛松成.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J].金融研究,2012,(10):1-14.

[4]周先平,冀志斌,李标.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吗?[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3,30(10):79-93.

[5]于菁.社会融资总量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有效性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3,(09):153-156.

[6]程国平,刘丁平.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合理性[J].财经问题研究,2014,(09):54-57.

[7]牛嵩.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间相关关系比较研究[J].上海金融,2017,(04):4-11.

[8]张春生,蒋海.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与M2、信贷规模的比较[J].经济科学,2013,(06):30-43.

[9]崔毅.社会融资规模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适用性思考[J].商业经济研究,2016,(17):177-179.

[10]盛松成,谢洁玉.社会融资规模与货币政策传导——基于信用渠道的中介目标选择[J].中国社会科学,2016,(12):60-82.

[11]张春生.社会融资规模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吗[J].上海金融,2013,(03):52-56.

[12] 牛嵩.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间相关关系比较研究[J].上海金融,20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