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史上具有关键意义的战役，被列为三大战役之一。此次战役的胜利，一举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压倒性优势，此后，全国的解放和胜利已是板上钉钉的事了。邓小平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和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共同指挥了淮海战役，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近两年来互联网上不断有人发出声音，具体说法多种多样，核心不外乎集中于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并没有起到什么重要作用，最多就是“跟着走”罢了。那么，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是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呢?

一

邓小平的军事生涯在他一生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他曾多次说过：“我是一个军人，我真正的专业是打仗。”〔1〕这句话不是空口说的，从独立领导百色、龙州起义，到抗日战争活跃在华北的刘邓大军，再到千里跃进大别山，成为插入国民党心脏的一把钢刀，军事家邓小平有着足以骄傲的雄厚资本。然而，他还是谦虚的说：我是一个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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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年初，在大别山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国共两军处在相持不下的状态。为了打开新的局面，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令刘邓大军转出大别山，同时设想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跃进长江以南地区。4月，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会师中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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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生源保障。区县政府要按照普职比大体相当的要求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规模，适当限制本区县普通高中学校规模，特别是部分初中学校的“戴帽高中”，从而扩大中职学校招生空间。树立正确舆论导向，广泛宣传政策，在中小学中适当增加职业教育内容和综合实践课程，深化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

下一步怎么走？粟裕反复思考后，建议应尽可能多地把敌人消灭在长江以北。集中兵力于江北有利，分兵渡江则不利。毛泽东对粟裕的意见极为重视，要粟裕与陈毅去党中央面谈。与此同时，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发起宛西战役。此役解放了南阳以南的大片地区。拥有3000多万人口的中原解放区日益巩固，战略地位日益重要。

房东李克光的一段回忆耐人寻味：“邓小平总是值班，老听他打电话，一口四川话。每天晚上洗凉水澡。那么冷的天，人们都捂在被窝里不愿出来，他却敢冲凉水。每天警卫员从井里打来一桶水，站在凳子上冲，他在下边洗。”〔11〕冲凉，或许是四川人邓小平从小养成的生活习惯，酷热潮湿的盛夏，没有所谓的冷风设备，只有冲凉是最简单直接给身体降温的有效办法。然而，寒冬腊月仍旧坚持冲凉，除了一名军人的毅力与坚持之外，是否还是在重大压力下的一种解压方式？这样的小事，邓小平自然没有说过。邓小平在中原野战军各纵队负责人会议上的动员讲话，或许可以印证笔者的猜想。他说：“要消灭敌人，没有牺牲精神是不行的。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在华野协同下，坚决完成歼灭黄维兵团的任务。即使这一仗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12〕“不惜一切代价”“拼光了”，对于远隔着历史时空的后人来说，只是一句能够表现出勇往直前大无畏精神的壮志豪言，而对于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来说，却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指战员的英勇牺牲，所为的，就是“中国革命照样胜利”。后来，他还打电话给第9纵队司令员秦基伟说：“这次作战一定要有‘叫花子烧铺草’的精神，哪怕九纵打到只有一人一枪，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13〕

1948年七八月间，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发展与国民党军的分崩离析已成定势，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决战阶段。为了确定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阶段的任务与方针，筹划建立新中国，中共中央于9月8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时，人民解放军先后在全国各战场发起了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东北战场，东北野战军于9月12日发起辽沈战役。华北战场，华北军区部队进行察绥战役，正向北平、天津附近集结。西北战场，西北野战军重新夺回主动权，将胡宗南集团逼到关中一隅。华东战场，华东野战军解放济南。

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阳光、空气、水和运动是生命和健康的源泉。”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运动对于生命来说如同空气、阳光、水一样重要。

毛泽东在进行深入思考之后，于10月1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华野据此进行战役部署。为配合华野的“小淮海”战役，毛泽东明确指示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牵制蒋军，防止其向徐州方向机动。据此，中野决定举行郑州战役。这样，投入“小淮海”的兵力包括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战役规模明显扩大。

10月22日，陈毅、邓小平率中野部队解放郑州。这时，毛泽东根据全国战场形势的变化，对“小淮海”又有了新的考虑，定下新的战役决心。他提出中野部队应举行徐蚌作战，相机攻取宿县、蚌埠，彻底破毁津浦路。这样，陈毅、邓小平率中野4个纵队继续乘势东进。华野、中野两大主力在中原战场上共同作战的战役布局就此形成。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已把淮海战役的战略目标，扩大为力争包围并歼灭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刘峙的整个集团。淮海战役规模越打越大，“小淮海”战役向“大淮海”战役演变。

与此同时，辽沈战役很快也胜利结束，人民解放战争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

邓小平晚年回忆淮海战役时还讲道：“用毛主席的话说，二野三野联合作战，不只是增加一倍两倍的力量，数量变，质量变，这是一个质的变化。”〔5〕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两支部队协同作战，效果“一加一大于二”。随着战役形势的发展，“陈邓指挥”已不能满足前线指挥的需要，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要实现真正“质的变化”，急需组建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统筹一切”。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接近结束时，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陈、邓、粟、谭五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陈、邓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置一切，小平同志为总前委书记。”〔6〕总前委的成立标志着淮海战役指挥权的正式明确，是南线战略决战的标志。

二

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由战略上的配合迅速发展到战役上的协同作战，统一指挥成为紧迫问题。10月31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并告陈毅、邓小平、华东局、中原局，明确提出：“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毛泽东接受了粟裕的建议，11月1日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并告华东局、中原局，明确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毅、邓小平指挥。”同时还决定中野在徐州西南的行动，“由陈邓临机决定”〔3〕。后来还强调，“陈、邓直接指挥各部”〔4〕。

C、D泊位在装卸乙炔、油漆等甲类货物时构成甲类码头（乙炔等采用瓶装，不在码头区停留，每年作业量非常少，装卸时会进行隔离作业，并且营运单位已制定完善的作业措施和安全应急预案，可确保作业安全）。码头日常装卸作业货种大多数为装卸柴油，结合实际情况考虑，可按丙类二级码头进行设计。

毛泽东挑选经过八年敌后抗战和千里跃进大别山等多重急难险重任务考验的邓小平出任总前委书记一职，可谓知人善任。邓小平在11月10日纵队负责人会议上曾指出，为了贯彻实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擘画的战略蓝图，“在淮海战场上，只要歼灭了敌人南线主力，中野就是打光了，全国各路解放军还可以取得全国胜利，这个代价是值得的!”〔7〕在如此宏大的局面下，只有像邓小平这样高瞻远瞩、勇于担当的战略家、军事家才能胜任总前委书记这样的关键岗位。

12月17日晚，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乘车到达蔡凹村，粟裕派人到很远的地方迎接他们。会议开了一整天，主要研究即将到来的渡江作战计划与部队整编方案。张震后来回忆说：“几位首长在淮海战役即将全胜之时，相会蔡凹，都显得特别高兴。他们着重研究了明年夏季渡江作战方案和对部队整编的问题。休息时，还一起照了相。这张宝贵的五人合影，使人们今天得以重睹淮海战役总前委的战斗风采。”〔15〕

三

徐州东面华东野战军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结束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中原野战军登台亮相。先打哪一路敌人成为中央军委和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急需考虑决定的问题。

当时，国民党军的兵力被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阻击在三个地区。在国民党军这三个集团中，选择先打哪一个，中央军委与总前委作了反复磋商。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对淮海战场的形势进行了慎重的分析，提出先打黄维兵团的意见。从11月13～24日，中央军委与淮海战场上的主要领导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共同探索，历时11天。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终于获得符合客观实际的一致认识，确定了先打黄维兵团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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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一)完全同意先打黄维；(二)望粟(裕)陈(士榘)张(震)遵刘陈邓部署，派必要兵力参加打黄维；(三)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要请示。”〔9〕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先打黄维兵团的决策对后来战役的顺利发展非常关键。毛泽东重视了解下情，善于集中下级的正确的意见，善于吸取集体智慧，直至给下级以临机处置的权力。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坚持独立思考、判断敌情，适时而执着地向中央军委提出意见、建议，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不盲目地执行上级指示，及时反映战场真实情况，促使军委进一步深思熟虑，使军委的最后决断符合现场实际情况。

先打黄维的决策确定下来之后，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将总前委指挥部移至宿县临涣集以东小李家村，以指挥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们住在村东北角一个偏僻的小院子里。住房是一个里外间，刘伯承单住里间，邓小平和陈毅合住在外间。这时，邓小平刚过不惑之年，在三人中年龄最小，身体最健壮。他对刘伯承、陈毅说：“两位司令员同志，我比你们小几岁，身体也比你们好一些，具体工作让我多做些，夜间值班我也多值一些，这是应该的哟！”〔10〕他叮嘱作战科的人员，一般事情多找他请示报告，重大事情同时报告刘伯承、陈毅和他三人。

就这样，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过程中，邓小平几乎是天天守在作战室里，值班到深夜。三人共同商定的各部队的作战任务，也多是由邓小平直接向各纵队负责人下达和部署的。战场形势瞬息万变，作为一名成熟的军事家，邓小平深知军情紧急，容不得半点闪失。他除随时听取作战科汇报以外，还几乎天天直接同各纵队负责人通电话，督促检查他们执行作战计划和命令，了解战斗进展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为适应经略中原解放区和中原作战的需要，5月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第一书记，由陈毅、邓子恢分任第二、第三书记；并决定再建中原军区，将刘邓部队及陈谢集团改为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这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南线战场指挥中心的形成。

12月5日，邓小平和刘伯承、陈毅下达《总攻黄维兵团的命令》。战至12月15日晚12时，黄维兵团10万余人全部被歼灭于双堆集地区，黄维被俘虏。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八个猎人，八对夫妻，八个家族，就按照坐落位置又分了八旗，也就是现在说的：正黄旗，正红旗，正蓝旗，正白旗，镶黄旗，镶红旗，镶蓝旗，镶白旗。[注]夏秋主编：《满族民间故事·辽东卷》下卷，辽宁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歼灭黄维兵团后，向来举重若轻的邓小平感到松了一口气。他来到政治部，从口袋里摸出一只苹果，亲自用小刀一破为三，和大家分吃。然后，不慌不忙地拿出一张像账单一样的长长的纸条，交给张际春副政委说：“这张单子上中央来的二十几个电报，都是同作战没有直接关系的，还没答复，请你一个一个的起草复报。”〔14〕此刻的邓小平，他应该感到了大战之后的一丝疲惫，也看到了全国解放的胜利曙光。他是有资格喘口气、休息片刻的。

四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次总前委会议，研究下一步作战计划及将来渡江作战计划。由于粟裕、谭震林正忙于指挥华东野战军围歼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不能来总前委所在地小李家村开会，他便和刘伯承、陈毅前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驻地萧县蔡凹村，同粟裕、谭震林会面。

参谋长李达在20世纪80年代回忆说：“总前委的成立，对及时贯彻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协调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作战行动，统筹战区党政军民全力支前，争取淮海战役的全胜，从组织上提供了保证。总前委临机处置了许多重大问题。”〔8〕

9月24日早晨，济南即将解放，粟裕在前线向中央军委提出了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这时所说的“淮海战役”即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是准备夺取两淮(淮阴、淮安)、海州，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为下一步在徐州、浦口线上的作战创造有利条件。25日晚，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粟裕表示同意这一建议。10月10日，毛泽东在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中央决定人民解放军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长江以北和华北、东北作战。”〔2〕淮海战役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产物。

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全歼被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淮海战役第三阶段结束，整个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236.

作为总前委书记指挥淮海战役，无疑是邓小平军事生涯的一个辉煌篇章。晚年，他回忆起来犹感当年责任之重大。他说：“淮海战役成立了总前委，由五个人组成，其中三个人是常委，我当书记。毛主席对我说：‘我把指挥权交给你。’这是毛主席亲自交代给我的。淮海战役的部署决策是我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主持决定的。”〔17〕

光荣不是包袱，而是继续前进的基础。1949年8月1日，邓小平为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编辑出版的《淮海战役中双堆集歼灭战初步总结》一书题词写道：“双堆集胜利仅仅是全国千百次重要胜利的一个。一如坚持大别山的意义一样，只能把它的宝贵经验提取出来，作为我们继续进步的基础，而不能把它变成障碍自己前进的政治包袱!”〔18〕

参考文献：

淮海战役历时66天，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1月2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负责人和全体同志的电报中说：“淮海战役既然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的主力，这就奠定了你们渡江南进夺取国民党匪巢南京，并解放江南各省的巩固的基础。”〔16〕他还多次称赞说，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总裁对话”分两轮展开，在第一轮“制造新生态变革”对话环节，由MM《现代制造》杂志总编冯建平先生主持，参与对话嘉宾有：德马吉森精机中国总裁/首席运营官Dr.Frank Beermann先生、北京起重运输机械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孙吉泽先生和达索系统大中华区创新技术中心首席技术官赵文功先生、菲尼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彭晓伟先生和北京伍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军琪先生。

一种精密整流电路在电涡流位移传感器检测中的应用………………………………李双喜，郑凤菊，娄树勇，等(39)

〔2〕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46.

〔3〕〔1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73，832.

〔4〕〔6〕〔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86，393，431.

〔5〕〔1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41-342，342.

纳入标准：符合腰椎管狭窄症诊断；无明显脊柱畸形、肿瘤或感染；完成全程随访。排除标准：不符合腰椎管狭窄症诊断；伴有脊柱畸形、肿瘤或感染；无法完成全程随访。

〔7〕〔8〕〔9〕〔10〕〔11〕〔12〕〔13〕〔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30，731，737，737，739，739，739，742.

〔15〕张震.张震回忆录：上[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3：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