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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整体性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更新时间:2016-07-05

回归祖国之前的香港是英国海外殖民统治的一部分。香港问题是英国在鸦片战争及后续战争中通过武力侵略中国并侵犯中国主权的结果,中国人民的革命目标之一就是要推翻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当然,由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性,即使在二战之后世界上各地殖民统治开始土崩瓦解的有利国际环境下,中国在解放战争后期也没有采取武力方式收回香港,但是一直坚持反对三个不平等条约*三个不平等条约均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了解决香港问题“一国两制”的战略构想,以此为指导,顺利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实现了1997年7月1日的顺利交接。香港回归已经20周年,重新回顾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思想并把握其整体性,对于观察和思考当前香港现状及其未来发展走向仍然可资借鉴。

总的来讲,2000年以前中国社会化养老服务的观念还没有形成,老年人的服务内容多属于社会福利与社会救济的范畴,政府服务的对象基本限于孤寡老人和生活困难老人,主要通过福利院、敬老院、光荣院等收养性社会福利机构完成。1999年,中国正式迈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的严峻形势使得养老服务成为一种广泛而紧迫的社会需要,因此一系列加强老年保障、推动养老服务发展的政策开始出台。

支护结构全过程温度分布变化全过程见图4,内外温差过程图见图5,运行期水温仅对支护结构运行期温度分布和温差分布产生影响。在5℃运行水温条件下,支护结构在全过程中的内外最大温差39.4℃,截面中心和表面的最大温差23.95℃,发生在76.07 d(运行期第1天);在10℃运行水温条件下,支护结构在全过程中的内外最大温差38.45℃,发生在13.90 d;截面中心和表面的最大温差21.97℃,发生在76.02 d(运行期第1天)。

一、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整体性内容

()“一国两制是以和平方式解决历史遗留的香港问题的最好方案

香港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所需要完成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遗留问题,但选择以武力方式还是和平方式废除英国对中国香港的殖民统治,则需要根据现实条件来决定。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决策。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打开,中国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国际上虽然仍然是处于冷战时期,但是从国际形势发展趋势来看,“和平与发展”已逐渐取代“战争与革命”而成为世界的时代主题。随着1997年的临近,英国租借香港新界99年的时间所剩不多,解决香港问题成为中英之间共同关心的问题。邓小平认为中国在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非常明确,主要涉及三个问题:主权问题、回归后香港的管理与继续繁荣问题、回归之前过渡时期香港的稳定繁荣问题。〔1〕主权问题不可以讨论,中国一定要在1997年把香港收回,中英只能以此为前提“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2〕。管治权从属于主权,香港回归后治权属于中国也不容谈判,回归后英国某种程度地参与管理也是不行的,因此,就必须找到一个中英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符合双方利益。〔3〕而中国除了要收回主权之外还要为香港同胞的根本利益着想,即要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

香港问题从时间上看涉及中国革命的历史与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的关系,从空间上看涉及中国与英国的国际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香港内部各方的关系,从文化制度观念上涉及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关系、国家身份和地域身份认同关系等,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从不同角度正确处理了这些关系,形成了一种前后相互交织的整体性特征。

邓小平多年来一直在思考“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4〕解决世界上许多争端的问题,在解决香港问题上找到的和平方式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5〕,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一国两制”虽然首先是用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思路,同样也适用于香港地区,是充分照顾到香港地区的历史和现实情况的办法,可以说“一国两制”方案是解决香港问题的共赢方案,中国、英国以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6〕“一国两制”的基础是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因此必须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没有社会主义制度,中国要想实现“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就没有希望,“一国两制”也就没有存在的根基,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自然也就告吹。〔7〕有了社会主义中国的总前提,就可以在特殊地区,例如香港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五十年后也不变,所以香港地区无需进行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香港地区内部制度剧烈变动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香港地区稳定是个关键。过渡时期要稳定,回归之后港人治港时期也应该要稳定。邓小平认为香港地区的稳定要有“经济发展”和“稳定的政治制度”〔19〕,香港地区的政治制度与英国、美国的制度不同,在过渡时期和回归后不能照搬,硬要照搬会造成动乱的不利后果。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英国制裁中国,在香港问题上想搞“政治民主化”,仍然想在1997年之后插手管理香港地区事务保持部分宗主国的权力。邓小平认为英国的做法是讹诈,中国绝对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他强调真正能稳定香港地区的有两个因素:一是中国的政策不变;二是华资强大并与国内取得共识,推荐管理香港的人才,有才干的人管理香港才能稳定香港。〔20〕

()稳港荣港是从各方根本利益方面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利益交汇点和长期战略选择

香港地区是亚洲四小龙之一,是国际上的自由港,保持香港地区稳定繁荣符合各方利益,也是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不仅是安定香港地区人心、保持香港地区繁荣稳定的需要,也是考虑到香港地区繁荣稳定有利于中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实现。〔9〕中国到21世纪中叶的时间段里要更加开放,再造几个“香港”,因此不会改变对香港地区的政策,五十年不变是形象讲法,五十年后也不会变。〔10〕

港人治港需要人才。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香港人没有参政机会,回归后治港人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了培养人才,邓小平采纳查济民“需要建立一些政治性团体”〔22〕的建议。邓小平认为,为了做到顺利交接,需要考虑香港人在各行各业特别是在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方面逐步参与到港英政府的管理中,因此,有必要在香港成立若干政治性社团锻炼一批政治人物。〔23〕为了将来管好香港,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人才,特别是年轻人逐步参与港英政府管理。〔24〕过渡时期香港人参与管理可以不当主角,但要知道、熟悉和参与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等方面的管理。〔25〕在香港的金融和人事方面,参与主要是香港人逐步参与,中国银行、香港华人银行也要参与。例如:港币发行就不能只是汇丰、渣打银行,在港的中国人的银行也要参与;要创造条件早作准备更换港币。〔26〕由此可见,《中英联合声明》达成之后,邓小平认为香港问题解决的程序,第一是制定基本法,第二是顺利交接。顺利交接就需要参与,参与是香港人的参与,中央政府也要介入,“参与得好不好同接收得好不好是一回事”〔27〕

此外,在13年过渡时期,中央政府要参与,参与也是一种干预,例如,依照港人治港思路支持香港人参与香港政府的管理等,目的当然在于1997年的有序交接,交接之后香港人能顺利地管理政府。还有英国政府应该与中国政府合作,维护香港地区稳定繁荣。邓小平要求英国人要注意五个问题:保持港币稳定;港英政府可以批出土地契约(时间延至1997年后的五十年内),但是,卖地收入要用于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人增薪;港英政府不要自搞一套班子而后强加于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如果有英资带头撤走资金情况港英政府要劝阻。〔16〕中央政府在过渡时期的干预也是从香港地区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如果过渡时期出现了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严重混乱,那么中国政府被迫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17〕邓小平认为,为了过渡时期的稳定,还需要成立一个中英联合小组,一旦香港地区有波动,就可以随时解决问题,保证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18〕

“一国两制”是保持香港地区稳定繁荣的最好的制度构建,但也要有具体的法律保障,邓小平认为“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8〕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党中央确定的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要求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不仅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总体战略安排相适应、相同步,有利于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放在国家建设发展的大局中统筹考虑,协调发展,实现富国与强军相统一,而且把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提前了15年,到本世纪中叶的目标确定为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港人治港是从地方治理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的主体力量和力量使用方向

第一,“一国两制”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枢纽点。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敏锐地观察到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因此,他在和平解决争端思维的指导下产生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即祖国大陆或内地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立足于历史与现实,以两种制度在一国之内共存的方式保障相关各方的利益,制度之间的竞争不是谁吃掉谁的“零和博弈”问题,而是转向祖国大陆或内地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共存合作竞争的“非零和博弈”。这样,解决香港问题的制度框架就建构起来,即中国必须在1997年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主权问题、治权问题都不容谈判。另外,香港回归谈判只能在中国和英国之间进行,香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不能以“三角凳”形式参与到中英双方的回归谈判之中。

选取在该科分娩的GDM双胎妊娠产妇33例为观察对象,年龄 24~43 岁,平均(31.6±2.9)岁,孕周 34~41周,平均(37.9±1.2)周,初产妇24例,经产妇9例。 选取同期在该科分娩的GDM单胎妊娠产妇33例为对照组,年龄 24~41 岁,平均(30.7±2.4)岁,孕周 37~41 周,平均(38.2±1.0)周,初产妇22例,经产妇11例。排除妊娠高血压及其他合并症、严重肝肾功能障碍者。患者均知情同意并经伦理委员会批准,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邓小平认为港人治港首先要有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中华民族的自豪感。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要相信香港的中国人能治理好香港”〔21〕,香港已经取得的繁荣成就主要是以中国人为主体的香港人干出来的,回归后中国人自己照样能干得好;另一方面是中央政府相信香港人能治理好香港,不能让外国人以“治权”名义继续统治香港,或者其他的名义干预香港。

1984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达成协议之后,香港地区内外担心中国可能不遵守协定,担心中央政府干预,认为这些都会影响香港地区的稳定繁荣,总之认为动荡因素会来自中国内地一方。邓小平回应了这种担心,针对中国政府不遵守协议的担心,他强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是说话算数的,讲诚信既是中国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的尊严和准则,因此会遵守协议,香港地区资本主义制度五十年不变,要变也是变好,即把香港地区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11〕针对中央政府的干预的担心,邓小平强调中央有权干预,当然干预是有利于而非损害香港人的利益,有利于而非损害香港的繁荣和稳定。〔12〕香港地区在13年过渡期和回归后50年会有秩序地度过,邓小平对这一点有信心,“但切不要以为没有破坏力量”〔13〕。破坏力量不可能来自北京,不能排除来自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14〕在破坏力量造成动乱、造成不安定的情况下,中央政府要干预。总之,当香港地区发生危害国家根本利益的事情、损害香港地区根本利益的事情、出现非中央政府出面而不能解决的问题的时候,中央有权干预而且非干预不可。〔15〕所以回归后,中国必须要在香港地区驻军,这不仅是中国对香港地区行使主权的体现,还能起到防止动乱、及时解决动乱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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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自治是从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地方自治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的制度空间选择

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之后,香港依照中国的法律享有自治权,而且是高度自治的。邓小平认为高度自治体现在几个“不变”: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地位不变、香港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保持和发展经济关系不变、中央政府不向香港特区政府派出干部的承诺不变、香港驻军不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而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28〕

高度自治需要制度支撑,香港的制度要有历史传承性。邓小平认为香港的制度不能完全依照西方搞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英美议会制度。〔29〕因为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香港不实行英美制度照样达到了繁荣稳定的效果,法治是香港制度的核心精神。〔30〕

邓小平认为高度自治也不能绝对排斥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力,特别需要注意清除一个不切实际的错误想法,即“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万事大吉了”〔31〕。中央政府不干预也不需要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因为中央政府的政策是以有利于而不损害香港的利益为出发点的;香港也不要出现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如果出现了中央政府就要管香港的事情。〔32〕

()爱国爱港是从精神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的价值引导

港人治港是有政治道德前提的,就是爱国爱港。邓小平认为“港人治港有个界线和标准,就是必须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来治理香港”〔33〕。这里的“爱国者”不是要求港人都赞成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只要求爱祖国、爱香港,做到尊重中华民族、拥护祖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不损害香港稳定繁荣三个条件就是爱国者。〔34〕

1989年的政治风波曾经使中国发展的环境受到极大干扰,稳定是当时中国的迫切利益所在,没有稳定就会丧失历史发展机遇,未来发展就没有希望。邓小平认为中国不稳定,香港地区利益首当其冲,因此爱国就要表现在维护国家稳定上。“香港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国家稳定,国家不稳定,首先受害的是香港。”〔35〕爱国的要求自然就不允许香港成为外国干扰中国稳定的跳板,“如果把香港变成反社会主义、反大陆的基地,中央政府就要干预,不干预会越搞越大”〔36〕

第二,稳港荣港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共同利益目标聚焦点。“一国两制”的和平方式蕴含着稳定,意味着把外部政治环境变化对香港繁荣的影响降到最低。中国改革开放融入到全球化浪潮之中,中国、英国、中国香港地区三方之间,还有其他的投资者之间,都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目标——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中国而言,稳港荣港不仅是回归前的过渡时期所追求的目标,更是回归后所追求的目标。回归前,英国、港英政府就必须在此问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香港不能有大的波动,如果产生大的动乱,中国就会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为了保证顺利交接,中英之间的合作以及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建立中英联合小组,中国从过渡时期就要参与到香港事务之中。此外,香港人也要逐步参与到港英政府的管理之中,这是为回归后港人治港作必要的准备。回归后,中央政府的干预权力仍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强大后盾。

二、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整体性特征

1.3 口腔黏膜炎分级标准[12] 参照WHO抗癌药急性及亚急性毒性反应分级标准,将口腔溃疡分为0~3度,0度:无任何口腔不适;I度:口腔黏膜干燥、潮红、变薄,未有破损,进食时可有轻触痛;Ⅱ度:局部口腔黏膜有轻微破损、脱皮,破损灶不超过3个,范围不超过3 mm ×3 mm,进食时伴有明显疼痛;Ⅲ度:口腔黏膜多处溃烂、出血,伴有剧烈疼痛,且范围超过3 mm×3 mm,不能进食。

()内容的交织关联性

香港回归后,自然它的主权和管治权都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行使对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但是在管治权方面依照“一国两制”,通过法律赋予香港特别行政区管理香港内部具体事务的权利,“一国两制”包含了“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内涵。

邓小平认为爱国爱港的“力量怎样凝聚起来,采取什么形式,要考虑”〔37〕

第三,港人治港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中关于香港治理的立足点。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必须调动香港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香港人治理香港内部事务。港人治港,首先需要香港人要有自信心管理好香港事务,不能再依赖原来的殖民宗主国英国,或者回归后再寻求英国政府这个外部力量的干预来解决香港内部事务,这是一个断奶并自主管理香港内部事务的成长过程。在此过程中,香港人中的治港人才是个关键,在过渡时期就要物色培养相关领域的人才,使他们参加到港英政府的管理之中,这样才会促进顺利交接,保证回归前和回归后相关具体事务管理的延承与变革的统一,这也是为回归后的高度自治构筑人才基础。

第四,高度自治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香港自治制度空间的边界点。香港回归之后意味着它是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存在,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仍然是单一制,高度自治不是邦联形式或其他形式的独立自治,而是香港依照中国的法律,主要是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来享有高度自治权。高度自治需要有一套适合香港地区的政治制度,这套制度要放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中并结合香港地区的治理传统的视野中来考虑,因此不能全部照搬英美。中央政府有管理香港事务的权力,特别是出现了损害国家根本利益和香港根本利益的情况之下。中央政府的驻军权既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能守护保证香港地区的外部军事安全。

第五,爱国爱港是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的港人价值观认同的制高点。香港人爱国爱港的价值观是政治道德要求,且要渗透在香港地区的法治精神中。爱国爱港首先要求港人拥护“一国两制”,维护国家主权的安全与统一,维护国家和香港地区繁荣稳定的局面,不能反对祖国内地的社会主义制度;其次是要遵守基本法,自觉地把基本法的条文及精神更细化到香港地区的各种具体法律中,发扬光大香港地区的法治传统。

()务实思维的整体一惯性

邓小平的务实思维一直贯穿处理香港问题的始终,也贯穿战略思想的五个方面的内容中。“一国两制”首先就是和平解决争端的务实的思考,因为这种方式对中国、英国、中国香港地区三方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也不会影响到香港投资者的利益。保持香港在回归前和回归后的繁荣稳定也是符合各方利益的,英国必须与中国政府合作保持香港过渡时期的繁荣稳定,由此需要建立中英联合小组来协调。港人治港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因此过渡时期香港人就要参与港英政府的管理,这也为回归后储备管理人才。高度自治不是完全排除中央政府的管理权力,因为香港地区可能会出现某些问题而这又需要中央政府出面才能解决。港人治港需要爱国爱港的人来实施,爱国爱港者进入香港政府体制内才能为“一国两制”的贯彻实施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三、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整体性特征的当代价值

()有助于当前认识香港回归历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

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战略思想指导了我国在收回香港过程中与英国的合作与斗争。中英之间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谈判,1984年9月达成协议并在当年12月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0年4月中国政府颁布香港基本法。但此后香港的回归之路绝不是坦途,受到英国的很多干扰。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英国政府误判中国的发展形势,在香港回归的后过渡时期给中国制造麻烦,中英之间围绕香港问题又进行了几个回合的较量,尤其是围绕修建香港新机场问题和香港政治体制发展问题进行了博弈。中国政府从香港长远的繁荣前景出发,赞成英国方面修建香港新机场,但修机场也要考虑到香港的财政稳定,即港英政府不能把香港财政储备都花光。另外要考虑投资成本的债务负担,不能给未来的特区政府留下沉重的债务包袱。最后中英双方谈判达成财务协议安排,港英政府“留给未来特区政府的债务从原来不超过50亿港元提高到不超过230亿港元”〔38〕。这是第一回合的较量,第二回合的较量更加激烈。英国早策划在其撤出香港前,将为维持其殖民统治而在香港一直实行的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改为以立法为主导的政治体制,其要害在于改变立法局原来的咨询机构性质,赋予立法局更大的权力并要在立法局搞直接选举。1992年,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上任后提出了契合英国政府想法的包藏祸心的政改方案,方案设想立法局的60名议员由直接选举或者变相的直接选举产生,区域组织也从委任制改为直接选举。这种做法显然违反了中英过去达成的协议和谅解,其目的是在于使香港地区蜕变成一个立法主导的政治体制并强加于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以此牵制中央政府,甚至企图最终造成香港地区的独立或半独立。〔39〕中国政府从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出发,认为回归前香港政治体制不应做大的变动,回归后的政治体制应该由香港基本法规定,而且基本法已经确立了未来特区政府是“一国两制”大框架下的以行政为主导的政治体制。中英围绕香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十七轮谈判破裂之后,港英政府的立法局不能“直通”回归后的特区政府,因此,中国政府决定回归后特区政府的政治体制架构根据全国人大决定和基本法规定予以重建,并于1996年3月成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临时立法会,这是保障香港的稳定和顺利交接所必需的措施。〔40〕中国政府在与英国政府第二回合的较量中再次取得胜利,其中当然离不开香港爱国爱港力量的支持。

()有助于认识当前完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努力方向

香港回归后20年的实践表明,“一国两制”在香港地区的实践是成功的,当然也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前“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需要解决五个问题:完善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制度;加强国家历史、民族文化的教育宣传;凝聚重大政治法律问题的社会共识;经济发展;改善住房等民生问题,并提出了四点建议。〔41〕对照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战略思想,当前完善香港“一国两制”实践的努力方向应突出以下两个重点:

第一,香港地区的发展与繁荣稳定是“一国两制”实践的中心任务,中央政府对此应坚定不移地予以支持。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香港地区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得以发挥,既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也从这一发展中获益。随着中国内地经济的强大,香港需要调整自己的定位,但是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央政府对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时刻不忘,从祖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的安排到珠三角湾区城市群规划,到搭建更广阔的国际舞台时不忘发挥香港的优势,如香港地区参加亚投行、香港地区以融汇东西方熟悉国际规则的“超级联系人”身份参与助力“一带一路”战略等,这些都是新时期保持香港繁荣稳定的宏观措施。祖国内地协助香港地区抵御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五次全国人大释法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的同时也维护了香港的法治等,这说明中央保持干预权力的必要性。

1.4 统计学分析 资料数据采用SPSS 22.0统计学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进行t检验;计数资料采用例和百分比[例(%)]表示,进行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3.2.4 饮食的护理 淋巴漏容易导致水、电解质和蛋白质的丢失,加剧术后电解质紊乱、低蛋白血症及营养不良,从而影响伤口的愈合甚至导致伤口感染。术后即刻禁食,直至肛门排气后改为半流质饮食,以高蛋白、高热量食物为主,忌辛辣、刺激性强的食物。10 d后改为普食,以避免便秘的发生,膳食仍以高蛋白、高热量、易消化的食物为主。

第二,香港特区政府从法治方面保障加强爱国爱港教育的机制、夯实爱国爱港的思想基础是“一国两制”实践需要弥补的短板。我们既要看到面对汶川地震巨大灾害,香港同胞热情无私的援助,这是香港同胞爱国爱港的生动体现,但也要看到一些误解“一国两制”、误解香港宪制秩序而出现的“泛政治化”现象。这些现象是有历史根源的,香港回归的曲折历程表明某些反华乱港的敌对势力是不甘心退出香港地区的,他们仍在继续活动,工作的重点在争夺香港地区青少年的思想阵地,因此,有关各方还需要继续努力,积极维护国家和香港的长远政治安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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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数据集KMO=0.96 (KMO>0.5),Bartlett球形检验为显著:χ2=5106.17,p<0.001,说明适宜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

〔38〕〔39〕〔40〕姜恩柱.大国较量:中欧关系与香港回归亲历[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41,151,165-166.

〔41〕习近平.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周年大会暨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7-02(02).

左伟尘
《邓小平研究》 2018年第02期
《邓小平研究》2018年第02期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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