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和干群关系问题深度思考在其政治哲学乃至整个思想体系当中都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毛泽东研究领域甚至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十分重要的维度。国内外诸多知名学者和毛泽东研究专家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讨论。其中，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MauriceMeisner）是深入探索这一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在迈斯纳那里，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和干群关系问题的思考与探究并未被当作一个专题加以阐明和论述，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思考只是散乱地呈现于对各种相关问题的讨论与阐释中。即便是多处论及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一书，也并未对此加以系统论述，而只是从不同侧面旁涉了该问题。但是，迈斯纳对这些问题的多维度探索和深刻的认识与洞见，不仅有利于我们对毛泽东关于这些问题的思考与实践加以深度审思与透视，更有益于相关思考与实践成果在当代中国的积极应用。

一 “又红又专”：毛泽东理论语境中的干部必备特征

迈斯纳曾说：“毛想处理好后革命时代的社会问题和在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即使他对于这些问题并没能得出答案，或只提供很少答案，但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问题。”①梁怡：《穿越时空，持之以恒——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半个世纪的毛泽东思想研究》，《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问题的催生以及明确提出本身就具有它的伟大意义，因为这是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根本前提，即便问题提出者对问题的解决所取得的实质性进展极为有限，也不能够掩盖他在这一问题领域的巨大贡献。不容否认的是，毛泽东所提出的不少问题的确没能在他那个时代得以成功解决，而只是为这些领域破了题进而留下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供我们参考与反思。具体到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和干群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论述，尤其是建构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问题以及干部的培育问题，在毛泽东有生之年并没能找到确切的答案。

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对干群关系问题的探索以及由此形成的干部观，深刻体现在毛泽东对干部的定义、地位、作用、特征，以及干部的培养等问题的总体观点和认识之中，它是在马克思主义干部观的深刻滋养下结合了毛泽东长期的干部培育实践活动以及致力于建构科学干群关系的一系列实践活动，最终得以从多个维度积极生发的理论体系。迈斯纳明确指出，依毛泽东之见，“干部是指在党的机关、党的领导机构或群众组织中担任领导的党员”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但是，迈斯纳敏锐地注意到，在毛泽东那里，存在着干部理想状态的预设与干部现实状况之间的距离和张力关系。从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与世界观层面加以预设，理想的干部应当是大公无私、乐于奉献的人，他们具有正确、积极的革命意识与价值观念，并且能够献身于伟大的革命目标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从能力结构维度而言，干部应是身怀绝技、多才多艺和近乎无所不能的全面发展的人，能在不同领域从事不同的工作并具备极强的适应能力以应对随实践的推进而产生的形势变化。总而言之，干部最大的特征就是“又红又专”，尤为重要的是政治和思想上的“红”，他们必须忠诚地执行党的政策而又必须使执行的过程彰显出独立性与创造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党员干部就不得不在具体的行政部门中担任职务并从事相应的工作，这就为他们深入学习专业技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所以，在现实层面上，干部的“专”其重要性并不亚于“红”。迈斯纳认为，这是毛泽东对理想干部的价值预设与实践诉求之间存在的某种矛盾。值得注意的是，在迈斯纳看来，正因为毛泽东对干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对干部内在信仰、知识结构、外在形象和精神面貌加以预设和构想，并为培育这种理想的干部而不辞劳苦地付诸实践，使得“理想的干部与那些‘在办公桌上打盹’的官僚或那些坐在办公桌后发号施令的官员截然不同”③［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理想的干部不是凌驾于人民群众之上的行动决策者和指挥者，而是像延安时期那种地方游击队的领导人一样，他们来自当地的农民群众，是最艰苦朴素、最平易近人的一个先进团队，因而他们愿意随时与农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易言之，毛泽东不仅在干部的信仰层面、干部的知识与能力结构维度提出明确的要求，也致力于美好干部形象的积极塑造。他力反传统的干部观念，试图扭转和纠正官员与百姓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彻底扫荡官员在群众面前指手画脚、耀武扬威和高高在上的姿态。

另外，迈斯纳注意到，毛泽东很早便对长期存在于革命队伍中的单纯的军事思想提出了批评。尤其是“三湾改编”之后，毛泽东特别注重军队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而且他所强调的并不仅仅是军队内部的思想工作，还明确指出需要扩大军队在政治层面的影响力，因为政治立场与口号的影响力是保持革命军队旺盛生命力的外在保障，是革命队伍人员补给问题不断得以解决的根本前提。因此，毛泽东特别要求军事干部在以军事斗争的方式打击反革命分子的同时“发动群众，联络农军，解决经济给养问题”①《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3页。。如此一来，“在革命战争年代，干部这一概念有着比革命领导者更广的含义”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70页。。不论是党的行政领导还是军事干部，都不可避免地扮演着革命领导者、意识形态建构者、政治宣传者、群众运动发动者和物质生活资料生产者等多重角色。这不仅是毛泽东的一种设想，更是现实的革命运动形势的迫切诉求。而且，不少干部的确在长期的革命运动中成功地扮演着多重角色。可以说，这是确保红色革命之火种在中国永不熄灭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党派和组织学不会、悟不透的中共干部特有的本领。对毛泽东而言，干部是勇于并善于为伟大的革命目标和远大的革命理想献身的人，而不是某种特定的专业或职业。

我院2016年10月至2017年10月接受的68例急性胃肠功能障碍患者均符合急性胃肠道功能障碍临床诊断标准,所有患者均需接受肠内营养治疗。排除标准:(1)排除患有完全性肠梗阻、肠穿孔以及肠坏死患者。(2)排除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患者。(3)排除患有甲状腺功能障碍等内分泌疾病患者。(4)排除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5)排除患有神经系统疾病患者。本次研究征得医院伦理会以及患者家属同意,所有患者均签署相关知情协议。

构建高校体育信息资源库，实现体育教育信息的共享化。通过数字化网络平台，融合体育教育信息，实现体育网站和体育院校的资源整合与共享。建立安全平台，保护体育信息资源库，实现其信息的交互性。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环境发生改善、体育教育的信息共享化更好地实施、信息的流通性和交互性明显增强。

可是，迈斯纳也探查到毛泽东关于干群众问题的探索与论述存在的一个问题：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这一特征可以从毛泽东对干部的界定、要求与对人民群众的教育、要求之间的无差别性能够看出，但这一毛泽东干部观的理论非自洽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才逐渐显现。迈斯纳说：“虽然‘又红又专’这一准则首先是针对职业知识界和党政干部的，但是，它很快就变成了一个要求工农也要达到的普遍的社会理想。”③ ［ 美］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7页。亦即，在迈斯纳看来，毛泽东将他对干部培养的目标又给了普通群众，试图让普罗大众都能够达到一种“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和境界。斯图尔特·R·施拉姆（Stuart·R·Schram）也指出，尽管毛泽东一再强调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但是“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毛泽东一直坚持这样的观点，即群众只有得到正确的领导，才能发挥出其创造历史的作用”④［美］施拉姆：《毛泽东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93页。。可见，无论是施拉姆还是迈斯纳，都认为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赞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重要论断，但也坚持认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必须具备各种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有正确的理论和领导。

二 毛泽东的干部防腐路径尝试：思想改造与实践磨练

表1中小行星轨道参数分别是偏心率e、初始真近点角θ、半长轴a、轨道倾角i、生交点经度Ω以及近地点俯角w。

在探询防止干部腐败的路径之时，毛泽东十分注重从思想认识层面入手并结合实践锻炼对干部加以改造，这无疑与其有着深厚哲学理论支撑紧密相联。一方面，毛泽东将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命题加以深化和丰富，他在《实践论》中指出改造世界应当“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6页。。另一方面，理论本身作为一切理性活动的先导，必须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和实践域的不断扩拓，从内容和形式双重维度不断加以创新。当然，更不应忽视的是，毛泽东关于干部思想改造与实践磨练的命题和指示有着坚实的现实根据。首先，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的官僚政治在长期的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中发酵、生成并不断加固，成为被制度和规则凝固化的思想观念并深入社会的每一个细胞。由于官僚政治在前现代化中国获得了最充分和最复杂的发展，且川流不息的历史长河是割不断的，这种官僚政治在中华大地上直至新中国的诞生亦未彻底退场。迈斯纳认为：“如果说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基本上清除了官僚机构的腐败和无能，那么它并没有清除官僚主义。”④［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6页。然而，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官僚政治和官僚主义都是一种人类社会发展的阻碍力量，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赘生物，是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水火不容的。因此，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人，“谴责那些被城市生活腐蚀的干部——他们沉醉于挥霍享乐，沾满了懒散、骄傲和骄气的‘官僚作风’”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西方学者论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9页。。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中国必须将官僚主义的思维方式和相应的处事方式彻底扫除，取而代之以科学的干部观和干群关系理念，这就需要全面地改造干部的知识、思想与理论结构，使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观逐渐渗入干部的思想与实践并最终占据干部思想结构中的核心位置。其次，对新生的执政党而言，政治人才和行政管理人才确实是极为稀少的，尤其是对大城市的管理工作经验十分缺乏。对于来自农村的干部而言，城市完全是陌生的甚至怪异而离谱的地方，在短时间内难以适应。这就决定了必须从思想认识层面对干部加以科学改造以清除旧有的不再富有生命力的观念，增添由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催生的焕发着理论活力的元素。更重要的是，在科学思想理论指引下开展的实践历练，使干部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再次，尽管伴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和共产党势如破竹地在全国范围内获得胜利，大多数国民党高级官员都跟随其最高统帅一同逃往台湾，但仍有不少低级职员却留了下来并在新中国的行政机构中特别是在市政管理机构中重新获得职位。对于这部分未经历过革命洗礼的官员，毛泽东显然是心存疑虑的，加之不断有人民群众采取各种方式举报和指责党的官员和干部采取传统达官贵人和国民党所惯用的官僚主义态度，更使毛泽东极为不安。毛泽东认为，要防止资产阶级的滋生和官僚主义作风在干部群体中的蔓延，一个十分有效的途径就是鼓励广大干部深入群众，与广大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与群众打成一片，并在这个过程中培育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催生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与能量。

三 “鱼水关系”：毛泽东的干群关系建构准则

毛泽东不厌其烦地强调干部与群众之间、军队与农民之间必须建构“鱼水关系”，这是革命运动不断取得进展并最终获取胜利的法宝，也是在被常年战争蹂躏而呈现出千疮百孔的国度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加以采用的非替代性路径。首先，军事干部与农民的“鱼水关系”是游击战得以展开的要诀。在抗战时期，“虽然日益有力的延安根据地仍然是革命的政治思想中心，但是，党的干部却活跃在全国农村的许多地方”①［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1页。。他们愿意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并在政治上取得了数以千万计的农民的积极拥护与支持，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之所以能在敌后战线成功地组织游击战争的关键所在。其次，与群众打成一片是干部教育与培养的内在要求，也是群众自我教育与自我锻炼的根本实现路径。1963年，“为了克服群众和干部对政治的漠不关心的现象，决定号召进行一场新的思想再教育运动，重点是进行‘自我教育’”②［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64页。。此时，党的干部已不再是群众运动的引导者，而是以普通群众的姿态与农民共同参与生产劳动，真正地与群众打成一片。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所倡导的“自我教育”旨在恢复干部和群众正在消失的革命热情和政治理想，同时依靠实实在在的生产运动以缓解物质生活资料的匮乏状况。迈斯纳指出：“毛总是认为，群众可以体现出来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必须由正确的领导者来引导，并通过适当的组织途径来指导。”③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页。毛泽东在强调干部需要把社会主义意识和共产主义理想带给群众的同时，也坚决主张干部必须既当群众的先生又当群众的学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迈斯纳对毛泽东在干群关系建构问题上的实践挫折与失误作出理论诱因分析，并对毛泽东决策的某种现实合理性进行了阐释。首先，迈斯纳认为，毛泽东思想结构中的民粹主义情结与唯意志主义倾向一旦在青年时期得以生成便从未彻底退场，只是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方式若隐若现地存在于毛泽东的认识结构和理论体系当中。迈斯纳认为：“当毛泽东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开始吸收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时，马克思主义的决定论原则并未使毛泽东放弃这个信仰：具有自我意识的人们有能力按照自己的观念和理想来构造客观社会现实。”④［美］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6页。毛泽东对物质资料和文化资源双重维度上都处于绝对劣势的农民的潜在力量大加赞扬，对农民群众表现出一种高度的信赖，进而转化为如人民公社运动那样一种激进运动。贫农自发的激进生产运动与毛泽东的预设构成某种默契，尽管这种默契更多只是远景目标意义上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干部的引导作用，过于强调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使干群关系的建构受到粗陋的平均主义的严重影响。迈斯纳认为，正因为对贫民的高度信任和信赖，毛泽东要求干部必须与群众打成一片。其次，迈斯纳从毛泽东倡导群众运动的出发点与现实社会诉求双重维度透视毛泽东在干群关系问题上的实践挫折。从理论与实践出发点的维度加以审视，是重新审视毛泽东干群关系建构实践中出现的挫折必不可少的一环。迈斯纳在《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探寻，1978－1994》一书中就指出：“文化大革命意味深长地提出了关于20世纪社会主义目标和手段的重要问题。……很少有对不平等、精英主义、等级主义、官僚主义的根源进行如此深刻的追究。”①MauriceMeisner．TheDengXiaopingEra：AnInquiryIntotheFateofChineseSocialism，1978－1994，New York：HillandWang，1996，p．53．而且，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毛泽东倡导革命精神的复兴，虽然这并没有彻底消灭官僚机构也没有消灭官僚主义，但是极大地限制了官僚主义者的活动范围与继续发展的空间，取消了干部凌驾于群众之上的资格，缓和干部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必须注意的是，对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言，光有愿景、价值追求与预设是远远不够的。也就是说，毛泽东所倡导的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运动以及对干部与精英阶层的批判也具有某种现实基础，因为自新中国成立之后，旧的官僚主义思维模式在新的环境中换一种方式重新出场，这不得不引起民众的强烈不满，毛泽东正是顺此民意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对官僚主义予以重大打击。

笔者所在学校对一门课程的评价方式分为平时、期中、期末和总评四项。总评是由前三项按照3:3:4的比例计算出。为了能更客观地评价一名学生的学习水平，要杜绝一张试卷定高低的现象。建议在期中和期末考试中采用上机考试和试卷笔试相结合的形式，并在某些题目中暗含学生个人信息，有效防止抄袭现象。而平时成绩以过程性评价为主，除了常规的课堂任务、课后作业、单元测验、，还用档案法记录平时考勤、课堂纪律、发言情况、带书本、鞋套等细节表现，如此才能综合的评定一名学生在这门课程的真实表现，这些评价准则在课程一开始就要清楚地告诉学生，以便有效约束课堂上的违纪行为，提高课堂效率。

新中国的诞生，一股新生力量在古老的东方重新崛起，这不仅对中华民族而言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对整个世界历史来说也是不容小觑的大事，不少海外学者痴迷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是因为受这一重大事件的强力吸引和催化。在考察毛泽东的干部观时，迈斯纳将分析和透视的重点放在了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历程上，从毛泽东以正面引导、“反面教育”、法律制裁等方式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历史活动轨迹入手加以探讨。建国以后所出现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包括日益加剧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与两极分化现象，党的干部和越来越多的群众的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的衰退，以及新的官僚主义阶层在旧的干部观念顽固力量的侵蚀下滋生等问题，显然是毛泽东的干部观所深度关切和聚焦的问题领域。“毛泽东和毛泽东主义者担心这些趋势的发展有可能使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被‘官僚特权阶层’篡夺权力”①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2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392页。。于是，在毛泽东的积极倡导下，极具特色的“毛主义”政策得以执行，如工业生产与农业生产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这些激烈的教育运动虽并没有创造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却“有助于防止官僚精英阶层和特权阶层的壁垒形成”②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3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四 反思与评价

迈斯纳无疑是在异域毛泽东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人物，他丰硕的研究成果以及研究范式对后来的研究者构成了较大的影响。继续深入推进毛泽东干部观研究，进而从整体上深化毛泽东研究，理应积极引进、消化和吸收异域研究成果及其方法论资源。但是，这种引进不能够仅扮演着西方学术“搬运工”的角色，而是要做到“议从述出”和“述议结合”，必须深入到文本深处的隐性逻辑线索，发掘其具有启发性的思想、理论和方法，为科学认识毛泽东的干部观及其实践提供丰富的学术资源。

第一，迈斯纳从理想与现实的张力关系中加以分析，深刻把握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首先，迈斯纳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入手分析，探讨毛泽东思想中干部应当具备的特质。由于有宽广的中国近现代史知识作为背景，迈斯纳对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又红又专”的解读是深刻的。他已经窥见到了在毛泽东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归宿中干部不是单纯的职业，突破现实中单纯的技术干部身上的局限性正是毛泽东的干部观及其实践需要解决的难题。其次，迈斯纳从价值预设与追逐理想的维度深入分析并结合当时的现实社会背景，重新透视毛泽东在干群关系建构实践中的挫折。迈斯纳认为，无论是从出发点的角度，还是从社会现实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发动的群众运动以及对科学干群关系的某种破坏是有深层理论依据和现实根据的。迈斯纳不无深刻地提示我们，“必须在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关系”①李佑新、陈龙：《探寻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迈斯纳关于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国外理论动态》2009年第11期。。并且只有从这一维度加以考释，对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的解读才不会止步于表层叙事逻辑，而是深入到其理论与实践的内在逻辑线索中。

第二，由于主观的理论预设偏差及缺陷，导致迈斯纳的部分研究结论是武断的。一方面，迈斯纳在考察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之时管窥蠡测地探查到毛泽东的某些言论及实践与民粹主义具有某种相似之处，他便断定在毛泽东思想结构中有着深层的民粹主义情结在发生作用，正是在民粹主义的作用下毛泽东取消了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界限并最终造成干群关系的错乱。而且，在迈斯纳看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影响从未完全压倒中国的民粹主义论调”②萧延中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第1卷，中国工人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然而，“仅仅从毛泽东思想表面上看出它与民粹主义有某种相似性，就断言‘毛主义’中具有民粹主义倾向，是难以让人信服的”③尚庆飞：《国外毛泽东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另一方面，迈斯纳将毛泽东身上所呈现的为追求崇高理想而拼搏的精神以及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视为一种乌托邦主义是武断的。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尤其是对未来社会的构想与预设中所含有的乌托邦要素是从马克思那里继承而来的。晚年毛泽东受强烈的乌托邦主义冲动，就否定了干部对群众运动加以引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导致群众运动在毫无秩序可言的“无政府”状态下进行。不可否认，毛泽东的确存在某种乌托邦主义冲动的因子，这种因素在凝聚革命与建设力量过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的同时，也由于错误地估计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在选择拉进这种距离的路径之时出现的失误，让社会主义道路探索走了弯路。然而，将这种要素简单地界定为乌托邦主义仍然是武断的，因为毛泽东是对未来社会的积极构想和预设，更重要的是他为了达到理想的“彼岸”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更何况长期以来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之前，毛泽东十分注重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强烈要求理论研究者必须“接地气”。

第三，理应从对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的双重超越的维度重新认识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迈斯纳对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窥探之后发现民粹主义和精英主义两个极端具有某些相似性，便认定毛泽东的干部观在民粹主义与精英主义之间徘徊。实际上毛泽东实质性地超越了两者。首先，毛泽东强调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先锋队，革命和建设实践需要有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对群众加以积极引导。因此，毛泽东从唯物史观出发突出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的作用的同时并不否认干部的突出贡献和不可替代性，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条逻辑深嵌于毛泽东的整个思想体系当中并发挥着主导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从职责与使命双重维度充分关切了干部自身的特殊性，是对民粹主义思想的一种超越。其次，毛泽东对干部群体的特殊性的思考并未掩盖更不可能取代他的群众史观。毛泽东曾明确地指出：“事情是广大群众做的，干部起一种领导作用，不要夸大干部的这种作用。”④《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干部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历史创造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催化力量，但是无论他们的作用如何巨大都不足以完全代替人民群众去孤立地创造历史。没有群众的参与，历史创造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在毛泽东看来，干部最大的特殊性正是在于他们必须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养以更好地服务群众，这就使毛泽东关于干部必备素养的思考与界说从价值取向意义上实质性地超越了精英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