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定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

周新城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国内个别学者打着反思十月革命道路的旗号，完全否定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否定社会主义道路。1956年毛泽东对斯大林的“三七开”评价是当时也是今天回击完全否定斯大林、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实践论调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评价斯大林时，排除了历史上中苏两党关系和个人感情因素的影响，既不计较历史恩怨，也不考虑个人的感情，完全是从维护社会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整体利益出发来评价斯大林，并不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所臆测的为了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等原因。毛泽东是全面考察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既看到了成就，也看到了错误，而且区分主流和支流，才得出结论。这是唯一正确的、符合辩证法的研究方法，我们必须坚持。应该清醒地看到，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完全否定，还是“三七开”评价，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这个问题，说到底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实际上就是想完全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十月革命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三七开”评价，就是坚持十月革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改革错误的、不适合本国国情的具体体制、运行机制，把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开辟中国革命道路的世界眼光

李君如在《毛泽东思想研究》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关头闯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创造性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这一独特的革命道路。这不仅说明了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特别是农村问题有深刻的了解，而且体现了他别具一格的务实的世界眼光，科学地分析了中国能够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国际因素。我们要从“土洋结合”的视角去理解和解读“中国革命独特道路”，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找到的正确道路”这论断。所谓“土”，就是中国的现实；所谓“洋”，就是中国所处的时代和面临的国际形势；所谓“土洋结合”，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中国现实。也就是说，这里讲的“中国实际”，指的是帝国主义时代条件下一个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指的是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间接统治，而又有许多帝国主义在中国互相争夺并导致中国统治阶级内部长期互相混战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实际。因而，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是时代的产物，是以毛泽东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潮流，又善于把握时代潮流的经典之作。毛泽东务实的世界眼光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我们学习毛泽东务实的世界眼光也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新时代培育务实的世界眼光，有助于我们在同世界进步潮流的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奋勇前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统筹把握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下制定好我们的战略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确保中华民族接力奋斗的民族复兴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有助于我们在同世界的历史比较中增强“四个自信”意识。

建构《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出场”方式

张明在《贵州社会科学》2017年第12期撰文认为，“两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一颗璀璨“理论明珠”，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引领思想、凝聚共识的功效，而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仍然闪耀着耀眼的理论光辉与实践效应。建构《实践论》《矛盾论》的当代“出场”方式，即是搭建出其越出文本、走出历史，面向现实、直指当下的机制与平台。首先，对“两论”的理解应当突破单纯哲学文本或历史文献的单一定性，而应当上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典范”的高度以锚定“两论”的理论与现实坐标，这是解决“是什么”的问题。诚然，“两论”确实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集中阐释，但不能因此将“两论”界定为单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这仅仅将其纳入“解释世界”的范畴，而从本质上阉割了“两论”所凸显的深刻的“改变世界”的战斗功效。其次，当前历史条件下阅读“两论”，绝非是拘泥于对其中具体结论或抽象哲学概念的“专研”，而是对其中闪耀的普遍性哲学思维的灵活运用，这是解决“读什么”的问题。当前学习“两论”要学习深刻根植于实践，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态度；学习保持与实践同频共振，建构理论认识开放性的辩证思维；学习综合把握全局，妥善处理复杂矛盾的科学方法；学习运用矛盾观点与发展眼光看待问题的历史思维。最后，阅读“两论”必须实现走出书斋、面向实践的逻辑转换，围绕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展开阅读，结合新的时代特点与实践经验撰写出21世纪的“两论”，这是解决“怎么读”的问题。

刘邓大军为何推崇毛泽东的十大军事原则

杨明伟在《邓小平研究》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在挺进大别山、建立巩固根据地过程中，刘邓大军深刻领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灵活地运用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军事指导原则，特别是“十大军事原则”，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预先提出的战略任务。深入分析其中的原因，我们可以看到，十大军事原则有着独特的意境，具有极强的实践效用。毛泽东提出十大军事原则，首先考虑的是实战经验，也是从实用性、实践效果上去定位的。从管用、实用、能打胜仗角度考虑问题并不是实用主义和经验主义。毛泽东所总结的十大军事原则，有着清晰的理论来源和科学的思想基础。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根据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人民战争理论、革命的政治工作。毛泽东在人民解放战争出现转折的历史关头概括出十大军事原则，除了具备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和深厚的理论基础外，还有最根本一条，就是广泛的人民群众基础。毛泽东军事原则之所以能够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究其根本原因，是其中蕴涵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丰富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毛泽东军事原则的思想内核，突出地反映了以下几个根本出发点：从实际出发把握战争规律、从全局出发寻找灵活机动、从人民出发获得取胜之道。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党的纪律建设思想与实践

季春芳在《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纪律建设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高度重视纪律建设。毛泽东就党的纪律建设问题提出过一系列的论断和主张，对中国的革命实践和党的前途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既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在纪律建设方面的理论指导，亦吸收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纪律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毛泽东注重党的纪律建设，既是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需要。解放战争时期，为保证党的中心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先后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党纪党规，成功地把党的思想原则、具体要求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了下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以地区为突破口，以典型事件为着力点，狠抓落实，采取多种手段和措施，积极促进党纪党规的贯彻落实。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党的纪律建设的思想，从根本价值指向看，它提高了党的战斗力，保证了解放战争的胜利；从主体价值指向看，它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夯实了党的群众基础；从理论价值指向看，它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思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延安时期毛泽东哲学小组活动始末

贺祥林，邹新在《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从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界定的两个表述系列来看，其各自的表述都可以从毛泽东著作中找到各自的文本依据，但是这都需要仔细分辨。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对毛泽东著作相关概念使用情况的一个注释来看，不能认可“实际”是个大概念的解释，它不是包括作为“实际”和“实践”并列的两个小概念的大概念，从毛泽东著作中梳理出来的是两种表述情形，其共同点或实质性的表述都是或明或隐地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基础为基点，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创立与阐发了毛泽东思想。从学理逻辑上应当提出“实践”概念大于“实际”概念，并从实践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理论入手作出论证，还应指明毛泽东晚年论及相结合对象时基本上都是使用“实际”这个概念。习近平的三段精辟论述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著作是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基础为基点的，这包括革命和建设两大具体实践过程，而毛泽东思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包括革命和建设两次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就确定了毛泽东思想的二重本质属性，既是革命性思想理论又是建设性思想理论。如果抽象地对毛泽东思想作界定，这就是以中国的具体实践为基础，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刘正妙在《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五年。不少研究者紧密联系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从社会公平思想、社会改造思想、民生思想、处理社会矛盾思想、医疗卫生思想等方面对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基本上都是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阐发论点，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对于深化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是：研究者的心态比较浮躁，没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不重视收集和分析原始资料；研究的思路狭隘，写文章往往容易落入常规俗套，缺乏新的视角，新的述说方式；研究的方法过于单一；研究的创新意识缺乏，观点雷同较多，课题重复的较多，缺少有价值的文献材料和有力度的理论分析。新时代，加强毛泽东思想研究，一是要深化研究领域，深化延安时期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和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研究。二是要完善研究方法。方法论的自觉与自省构成了深化拓展毛泽东研究所不能忽视的基础性问题。三是要拓展研究视角，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将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思想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研究。

我国教育部规定了幼儿教育的五大领域，基本涵盖幼儿发展所需。但是，无论是哪个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幼儿积极、健康的心理发展，赏识教育对幼儿心理健康发展以及积极行为习惯建立有极为明显的促进作用，值得幼儿教育工作者进行实践。

十八大以来毛泽东社会建设思想研究概论

2.协整方程可以作为弹性分析的依据。它表明：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平均每增长1个百分点，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人数增长0.29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增长对农业剩余劳动力人口有着巨大的拉动作用。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当代价值

康沛竹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并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重大论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探索中走出来的，其中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艰辛探索所取得的成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正处》运用对立统一规律，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学说。虽然，由于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好社会主义社会中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都处在摸索阶段，《正处》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诸如关于两类矛盾的划分标准表现出一定的单一性和模糊性。但是，从总体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正处》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重温60年前这篇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奠基之作，对于我们在民族复兴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分析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与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毛泽东“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历史伟力和魅力

张慧鹏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7年第6期撰文认为，如何处理工农城乡关系，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西方发展经济学认为城市化代表着现代化，是不可逆转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史观既承认城乡分离的历史进步性，又认为城乡对立最终必然会走向城乡融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辩证地处理工农和城乡关系，在发展城市的同时，也使农村成为发展的主体。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并不是浪漫主义的唯意志论，也不是反现代性的农业社会主义，而是追寻另类的现代性，体现出以人为本而非以资为本的发展理念。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批评毛泽东的实践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违反了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理解。新时代，要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重新审视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实践，可以给我们很多有益的启示。首先，在发展理念上，要充分认识农村的价值。其次，在政策导向上，政府要把更多的公共资源投向农村。第三，要高度重视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增强农村的内生发展能力。

毛泽东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的探索与启示

吕臻在《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12期撰文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诞生演变并确定以来，不仅解放军官兵“个个要牢记”，就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制定的不能违背的行为准则。这部镌刻着人民军队辉煌和荣誉的纪律典范，蕴含着深厚的历史伟力和魅力。人民军队创建之初，为深入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毛泽东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他看来，我们党是靠革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纪律严明既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也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解放战争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为了加强全军纪律性，迎接中国革命胜利，毛泽东修订和重行颁布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推动深入三查三整，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加强军队纪律建设。正是靠着严明的纪律，我们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取得了军事和政治两个重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宏伟目标，发挥出更加广泛深入的思想教育作用，毛泽东推动全党全社会认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突出强调的政治看齐意识及其90年辉煌发展历程，为我们今天深入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从严治党、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增强“四个意识”等重要论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注脚。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界定之分辨

张忠山在《中共党史研究》2017年第12期撰文认为，毛泽东于全面抗日战争初期在自己住处发起的哲学研究团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和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阐明《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文章的重要思想的形成过程也具有参考价值。目前，《毛泽东年谱（1893—1949）》（2013年修订版）尚无关于毛泽东哲学小组的记载，亲历者关于小组的记述则散见于回忆资料中。因小组存在期间各成员参与的时间跨度不同，亲历者们对学习活动的记叙存在若干相互矛盾之处。并且，学界也尚未见到关于小组研究的专题文章，虽有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论著涉及这一小组，但大多语焉不详。实际上，自毛泽东经长征抵达延安后，就表达了通过开展学习提高个人理论素养以指导目前的抗日战争的意图。毛泽东哲学小组的研究活动大致可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毛泽东组织理论工作者就唯物辩证法问题展开探讨；第二阶段，何思敬主讲《战争论》期间，毛泽东构思写作《论持久战》；第三阶段，组织理论工作者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毛泽东哲学小组发起后开展的学习研讨活动，营造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命题产生的理论氛围，为此后中国共产党发起全党范围的学习运动准备了组织形式，推动了全党理论联系实际思想路线的确立。

毛泽东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及其内在逻辑

罗建华在《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撰文认为，毛泽东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是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哲学命题，长期以来为众多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和讨论，诺曼·莱文是积极参与到这一命题的思考与讨论的学者之一。莱文在《辩证法内部对话》中指出毛泽东的“系列”著作应看作改造干部主观世界所必备的“教材”加以阅读和审视，并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两条线索考察了毛泽东关于改造主观世界命题的理论渊源，从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的维度对改造干部主观世界的必要性加以阐明，从行动的辩证法入手对改造干部主观世界的方法论进行了阐发。但是，莱文的论述并不以描绘出毛泽东关于改造主观世界这一命题的理论全景为宏旨，而只是将毛泽东对党员干部的引导看作是为改造干部主观世界所进行的教育实践，并基于此展开讨论。莱文的研究使有别于传统研究的视角重释毛泽东关于改造主观世界的命题成为可能，也为从改造主观世界的维度重新理解和反思毛泽东的整体理论与基本实践范式提供了一种参考和理论可能性空间。但是，这种研究却也存在诸多不容忽视的缺陷。解读其研究成果并从一种研究视角和方法论层面加以借鉴，不能够无视他的研究范式及相应结论的谬误所在。

毛泽东宣传思想的当代价值

张艺兵在2017年12月21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认为，毛泽东同志是一位出色的宣传家。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他非常重视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始终把宣传思想工作作为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仅对宣传工作作过许多指示和论述，而且经常直接领导和参与宣传工作的具体实践，提出了宣传工作应当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形成了系统的宣传思想。毛泽东的宣传思想在指导党的宣传和思想文化事业、党的建设事业乃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对我们今天的宣传思想工作仍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首先，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走群众路线。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其次，宣传思想工作要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非常注重文风问题，强调要反对“党八股”，提倡新文风。他一贯倡导写文章要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文章语言要大众化，生动形象，通俗易懂；反对语言无味、艰深晦涩、死板老套的“党八股”、“洋八股”。再次，善于运用辩证法开展宣传思想工作。在宣传工作中，他总是运用“两点论”的方法来分析和研究问题，既从横向上联系把握事物矛盾的各个方面，又从纵向上联系考察事物矛盾的主要方面。

这时，一声哽咽打破了呼吸声，随之传来一阵啜泣。某个庞大身躯在翻动，床垫弹簧吱呀作响，接着枕头捂住了哭泣声，但还是有声音漏了出来。声音是从我旁边的床铺传来的，原来是诚实派的男孩艾尔——新生里面最高大、最胖的人，他用枕头捂住脸，但哭泣的声音还是断断续续。真没想到，艾尔会是第一个崩溃的人。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的重大决策部署，河间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始终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狠抓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用药安全。建局以来河间未发生重大食品药品安全事故，2011～2013年先后被省食品药品监管局授予“先进集体”“省药械稽查先进集体”“省党风廉政建设先进集体”；2008年起连续8年被沧州市食品药品监管局授予“先进集体”；2015年被河间市委市政府授予“实绩突出领导班子”；2015年首批顺利通过省级食品药品安全县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