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有关讨论逐渐升温，与此相关的不少文献重新引起学界的重视，这其中就包括《共产党宣言》。尽管《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一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从当代政治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献究竟包含哪些重要的政治哲学议题及主张，并非是不言自明的。本文试图以“阶级”为切入口，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挖掘《共产党宣言》关于这一议题的重要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此来纪念这一发表于170年前的历史文献。

一、“阶级”何以成为一个政治哲学议题？

对于熟悉或不熟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而言，“阶级”似乎都是耳熟能详的，并且，“阶级”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学界在评价《共产党宣言》这一文本时总是突出阶级斗争这一重要的主题，但奇怪的是，一旦涉及马克思理论贡献的总体评价，“阶级”及阶级斗争又常常被排斥在外，成为某种隐蔽的理论要素。

比如《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对马克思的理论贡献有一个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02～1003页。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分别是作为人类历史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与主要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规律。显而易见的是，阶级及阶级斗争的问题似乎被排除在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外。

当然，我们或许可以说，恩格斯的这一评价是非常公道的，因为马克思自己也承认，“阶级斗争”这种研究路径并非他的首创。但不容忽视的是上述盖棺论定式的评价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这就是后世在面对马克思的理论时极易做出这样的区别对待：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属于马克思的理论贡献，而阶级斗争则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上开展的具体方式。更明确地说，马克思似乎只是使用了阶级与阶级斗争这样的话语，他对此并没有贡献什么新的理论思想，他的贡献仅在于将阶级斗争理论引入了无产阶级革命。于是，阶级及阶级斗争思想在马克思理论中的地位是比较尴尬的。人们提及马克思时，更为熟知的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这类表述，而阶级似乎只与革命、政党密切相关。然而，这种关于阶级理论的定位是准确的吗？① 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谈到了恩格斯关于马克思的这一评价。熊彼特提出：“马克思并不认为宗教、哲学、艺术流派、伦理观念和各种政治选择不重要或者它们可以简单地还原为经济动机。他不过是想揭示出这些东西形成或盛衰流变的经济条件。”（［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克峰、王方舟、高晓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页。）因而，把马克思的理论的伟大贡献仅仅限定在经济这一领域，对马克思而言是不公道的。另一方面，熊彼特称社会阶级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史观的姊妹，是马克思的另一个伟大贡献。此外，他还提到，如果说经济史观侧重于事实的方面，那么，阶级斗争主要侧重于价值的方面，或者今天说得比较多的“规范”的方面。

尽管阶级与政治活动密切相关，但即便如此，“阶级”的这种隐匿性却同样出现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讨论中。为了理解这一点，简单地回顾一下胡萨米与伍德的争论将是颇有裨益的。20世纪70年代，伍德在《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1972）及《卡尔·马克思》（2004）中都曾经提过一个令人难以接受、但初次听来却难以反驳的观点。伍德坚持认为，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某一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该社会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当中就包括有关政治、法、伦理、道德等方面的观念，或反过来说，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应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据此，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当然应该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相适应，或反过来说，为了与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只可能反映资产阶级的法权观念和道德观念。② See Karl Marx， by Allen W. Woo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p.132-134. Also see The Marxian Critique of Justice， within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edited by Marshall Cohen， Thomas Nagel and Thomas Scanl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13. 根据伍德的这一论点，我们无法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可能出现资产阶级道德之外的道德，无法设想所谓的无产阶级道德，无法设想无产阶级的正义，因为这种设想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非马克思理论所能提出的。

暂且不论伍德关于正义的理解是否有问题③ 本文并不赞同伍德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一致性解释为正义的这种做法。，就伍德的研究路径而言，他显然是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条作为马克思理论的最为核心的部分，而阶级利益、阶级斗争不可能改变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即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不可能出现一种非资产阶级的正义观念和原则。一方面，这种研究路径与上文提到的恩格斯的评价不无关联；另一方面，它也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里面的表述有关。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自身的研究经历做了总体回顾，谈到了自己为何会从政治研究转向经济研究，并得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一结论。尽管这篇序言也提到了唯物史观的核心观点，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这些观点能够代表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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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一旦我们将阶级及阶级斗争的概念引入伍德与胡萨米之争，就势必强调从对立、矛盾、革命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政治生活，就势必强调，尽管政治生活以社会经济条件为基础和前提但又不能直接还原为经济生活。根据马克思的阶级理论，无产阶级的道德意识并非伍德所说的属于未来，并未是超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一种道德意识，它本身就属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作为资产阶级道德意识的反面而已。反过来说，当我们一如伍德那般单纯地强调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的功能与作用时，这必将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在政治领域中的非正义性与恶，无法得到揭示与批判；另一方面，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难以得到辩护，创造各种社会条件以便进入未来社会的愿景也难以得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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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就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在于阐明资本主义社会是非正义的而言，阶级与阶级斗争将是一个绕不过的话题。然而，如上所述，与阶级理论的这种重要性不相称的是，阶级及阶级斗争问题并没有引起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者的足够重视，其相关成果的数量完全不能与那些关于马克思的正义观、自由观、异化理论等方面的成果相提并论，“阶级”常常被排除在关于正义、自由、异化的讨论之外。“阶级”在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讨论中的这种长期隐匿，自然也导致了这一概念的模糊性，即“阶级”究竟指代什么并非是完全透明的。阶级是一个纯粹政治范畴，还是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经济范畴，抑或是一个连接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的中介性范畴？为了回应这一问题，本文将根据《共产党宣言》及相关文献，通过重点理解“何谓无产阶级”来重新界定“阶级”，并由此扩展出一些政治哲学的结论。

二、无产者何以成为无产阶级？

在《共产党宣言》及其他文献中，马克思论述过许多不同的阶级，如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在这里，为了使论述更为集中，我们主要选取无产阶级作为讨论的切入点。客观地讲，这一选择也符合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的特殊地位。

最后，对于“分散的地方斗争为什么不能促成无产者变为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为什么不表现为纯粹的经济斗争”这两个问题，将在此一并回应。也许，有人会说，强调无产阶级的全国性和政治性，这是共产主义革命在斗争策略上的要求。但事实上，这里有着比策略更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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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工业革命而产生的……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一、大资本家阶级……这就是资本者阶级或资产阶级。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这个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③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78页。

针对伍德的上述路径，胡萨米的批评值得我们注意。在《马克思论分配正义》（1978）一文中，胡萨米认为，伍德单方面地强调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一致性，单方面地强调经济基础之于政治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就是为在各个社会中出现的奴役状态作辩护① See Marx on Distributive Justice， within Marx， Justice and History， edited by Marshall Cohen，Thomas Nagel and Thomas Scanl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46-50.，因为这种一致性似乎阻止了任何与既有生产方式不一致的生产关系的存在，阻止了任何反对既有政治上层建筑的声音。但实际上，历史上从来不乏这类不和谐的声音。正如马克思已经指出的，历史不是由这种一致性推动的，相反地，不一致或矛盾才是历史的真正动力，而阶级斗争恰好就是矛盾的直接表现，阶级则是社会矛盾的直接主体。换言之，马克思并不是就完全的一致性来理解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甚至不是从完全的一致性来理解经济基础或政治上层建筑。更进一步而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不是某个整齐划一的领域，比如在工厂中，雇佣工人与资本家的矛盾始终存在；同样地，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也不是严整的单一的领域，除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外，资产阶级内部也存在诸多派别斗争。

路遥说过，真正万古长青的是普通人的无名纪念碑——生生不息的人类生活自身。去除虚火与邪火之后，来源于生活的“土味”注定会火，而且会一直火下去。任何内容生产都试图实现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记录，二是传播。在媒体融合的时代，感动我们的依然是真实的东西，是生活本身。这也是为何在直播热度有所下降的情况下，愿意把流量贡献给记录者的平台，仍能保持强有力的用户黏性。

第四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由于采用机器而产生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蒸汽机、纺纱机和机械织布机……于是，从前的中间等级，特别是小手工业师傅日益破产，工人原来的状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产生了两个逐渐并吞所有其他阶级的新阶级。这两个阶级就是：一、大资本家阶级……这就是资本者阶级或资产阶级。二、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这个依赖于资产者的阶级叫做无产者阶级或无产阶级。”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71页。

而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对上述说法进行了补充和修正，但基本的理论立场和论述路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⑮对此，有学者对信息删除权做了系统的构建，包括删除的内容、边界等。参见余筱兰《民法典编纂视角下信息删除权构建》，《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4期。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无产阶级？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出卖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某一种资本的利润来获得生活资料的社会阶级。这一阶级的祸福、存亡和整个生存，都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即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取决于没有节制的竞争的波动。一句话，无产阶级或无产者阶级是19世纪的劳动阶级。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6页。

第九个问题：无产阶级是怎样产生的？

答：无产阶级是完全靠自己的劳动而不是靠任何一种资本的利润为生的社会阶级；因而这一阶级的祸福和存亡取决于工商业繁荣期和萧条期的更替，一句话，取决于竞争的波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70页。

我们先来看一下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是如何界定无产阶级的：

如果我们仔细地对照一下《共产党宣言》与以上两个文本，就会发现如下区别：

第一，《共产党宣言》没有直接回答“什么是无产阶级”这个问题。相反，关于无产阶级的描述是从资产阶级开始的。在充分阐述资产阶级对于现代社会的贡献之后，该文献转而论述资产阶级的危机，即“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这里的问题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以资产阶级作为论述无产阶级的起点，而不是像前面两个文本那样，一并论述或同时论述这两个阶级呢？一个简要的回答是，无产阶级的出现大大地晚于资产阶级的出现，所以那种同时性的论述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第二，《共产党宣言》不是直接地论述无产阶级，而是先论述无产者的出现，再论述无产阶级的出现。这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自《共产党宣言》开始，不再认为现代雇佣工人或无产者直接等同于无产阶级，无论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里提出的机器生产还是《共产主义原理》里提出的工业革命，能够直接产生的只是无产者而非无产阶级。换言之，尽管无产阶级的出现与工业革命及机器生产关系密切，却不能因此说，无产阶级出现的全部条件在于经济生活的变化。根据下文，我们将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在经济条件之外，无产阶级的出现还需要其他一些方面的条件，否则出现的只是无产者而非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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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共产党宣言》不是完全以对立于资本的劳动来界定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共产党宣言》放弃了从概念上界定无产阶级的努力，而是采用了一种历史的、发生学的路径阐述了这一新兴阶级是如何形成的。“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页。“最初是单个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在这个阶段上，工人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工人的大规模集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5～37页。 在本文看来，这段表述至少包含四层意思：首先，无产者不等于无产阶级；其次，无产阶级的产生史，同时就是工人对抗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史；再次，地方性的、分散的阶级斗争，并没有使工人成为无产阶级；最后，单纯的为经济利益作斗争的斗争形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同时是政治斗争。接下来，本文将具体解释这四层意思。

首先，无产阶级并不直接等同于无产者或雇佣劳动者，这与那种以依靠劳动还是利润为生作为判定阶级的做法是不同的。或者说，即使工人是依靠劳动而不是利润为生，也不代表他就是无产阶级的一员；除了下面要提到的阶级的组织性与全国性乃至世界性之外，判定无产阶级产生的标志还包括充分的阶级意识是否觉醒，工人是否自觉地将自身视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不仅如此，即使我们不考虑上述因素，仅以劳动这个因素作为划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依据，也是成问题的。一个直接的理由是，不仅工人是劳动者，而且农民、手工业者等也都是劳动者，所以，这很难显示无产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区别，毕竟并非所有的劳动者都是无产者。更为重要的一个理由是，仅根据劳动来判定无产阶级，很可能误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面，最重要的问题不仅仅是工人劳动而资本家不劳动，不仅仅是劳而不获、获而不劳。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就曾经通过立法，使得城市中的流浪行为是非法的。可是，流浪为什么会犯法呢？因为流浪者拒绝进入生产领域，这样直接导致工厂缺少大量工人，所以当时的英国议会以立法的方式强制劳动。这一立法的道德基础其实是洛克式的，即在劳动与所有权之间建立直接关联，强调劳动者有权占有劳动所获得的产品。但根据马克思的批评，这种劳动所有权是前资本主义式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占主导的所有权形式并非劳动所有权，而是劳动与劳动资料相分离的方式，即劳动者拥有劳动能力而劳动资料被资本家所占有。因而，在说明无产者与资产者的差别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是一个比是否劳动更为关键的因素。此外，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文本中指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正是根据劳动与财产权的同一性原则，指责无产者的贫穷是因为自身的懒惰，是因为劳动得太少或劳动所得被浪费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我们同样应强调，是否劳动不是决定一个人有产或无产、富裕或贫穷的决定性因素，否则，我们无法解释，为何勤劳的劳动者没有在财富上有对应的增长。

其次，作者国籍改变了，从版权法讲，仍维持原国籍是有问题的，作者也未必认同。笔者认为，作家国籍变化引起的归类分歧，其深层次原因是移民文学的归属问题。美国的“移民文学”是指外裔移民用英文写作所发表的作品。《杜威法》以语言来划分文学作品，也确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亨利·詹姆斯的作品，若按照国籍归类就会很纠结。其人生大部分时间是美国国籍，最后几年才入英国国籍，可是他大部分时间又在欧洲居住。如果按语种划分，归入英语文学显然是更合理的。

其次，无产阶级不是无产者的一个简单集合，而是无产者通过与资本家的政治斗争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群体。换言之，无产阶级的形成，不仅仅取决于无产阶级成员的经济地位，而且取决于无产者为了改变自身的这一地位所采取的政治行动。那么，《共产党宣言》为什么要强调政治的方面呢？表面上看，这对于唯物史观而言似乎是画蛇添足的，因为根据唯物史观，只要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就必然会激化并引发政治上层建筑的改变。然而，一方面，根据马克思关于法国、英国、波兰等国的考察，上述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这一判断过于简单和乐观——经济危机的爆发确实会带来政治层面的动荡，但这些动荡不一定导致革命，有时带来的甚至是政治上的倒退，如路易·波拿巴时期。另一方面，根据辩证法，历史的出发点并不等同于哲学上不言自明的前提，历史不可能从某一个前提必然地推导出来，即我们不应当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理解唯物史观。具体而言，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物质生产之于历史的奠基性地位，但这并不是说，人类生活的所有方面（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艺术的等）都可以还原为物质生产，都可以根据与物质生产的对应关系而被理解。这种奠基性地位至多被理解为：人类历史是从物质生产开始的，物质生产时刻构成人类生活得以可能的前提；人类历史中所出现的多样的生活方式，总是在物质生产划定的界限中展开，这个界限是既定的、唯一的，但界限内的可能性不是唯一的。于是，我们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早在宋代就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因素，即经济方面的因素，但中国始终没有真正地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同样，我们可以解释，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即便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方面是相当的，但其政治统治形式依然会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在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共产党宣言》之前，恩格斯还曾经撰写过两个文献，即《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这三篇文献的写作年代十分接近，都写于1847年至1848年间，而且，它们写作的主题也十分相似，都是围绕着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政党等主题撰写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三篇相关度很高的文献。当我们根据这三篇文献而非单单根据《共产党宣言》来理解无产阶级时，我们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理论差别。从形式上说，这种区别体现为写作方式的差异，《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都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方式，但《共产党宣言》选择的却是直接论述的写作方式。从内容上看，这种区别就更为复杂，单就无产阶级这一主题而言，同《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相比，《共产党宣言》在论述的起点、界定的方式、主要观点等方面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中有所交代。① 这里，我们将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解是不一致的；另一种是认为马克思与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解始终是一致的，但他们可能在自身的思想发展中修正了关于无产阶级的一些不成熟看法。本文更倾向于后一种选择，也就是，关于无产阶级的不同看法代表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演进与成熟，并非代表了他们之间的不一致。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要修正自己之前的看法？或者说，之前关于无产阶级的那些看法，在理论与实践上究竟存在哪些不足而必须被克服和避免？

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斗争，一开始都表现为经济斗争，如罢工、破坏机器等，但这种斗争存在很多局限性。比如，由于这种斗争局限于经济利益的争取，所以斗争所导向的结果可能是无产者之间的竞争关系，这无疑会损害无产者之间的联合，毕竟，经济利益总是个别的、直接的，这种个别利益必然与无产阶级所承担的普遍任务相冲突。换言之，如果无产者的斗争仅仅停留于经济斗争的层面，就只会表现为分散的和地方性的斗争，并且将无法避免无产者的内部竞争所带来的自我瓦解。而且，由于这一时期的工人们只是分散地开展斗争，并没有明确的阶级意识和阶级利益，所以，工人们尚未清楚地将资本家作为自身的对立面，尚未清楚地将阶级斗争理解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于是，无产者在某种意义上充当了资产阶级对抗封建阶级的利器，这就是“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专制君主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者和小资产者作斗争”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页。。

与经济斗争所要求的涨工资、缩短劳动时间等具体的诉求不同，政治斗争的诉求显然要高得多：一方面，无产者开始在政治纲领方面形成共识，即无产者要从那种特殊的利益上升为一种普遍的阶级意识，一种不仅仅为自身谋福利而且要谋求所有人的解放的那种意识和共识；另一方面，无产者逐步凝聚为整体的无产阶级，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斗争。于是，无产者更为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贫困与苦难主要不是由那些封建遗留势力所造成的，也不是由工厂里的那些冷冰冰的机器所造成的，而是由工厂所有者、银行家、商人等组成的资产阶级所造成的，是由资产阶级独占生产资料而强制性地要求工人劳动所造成的；捣毁机器或者与资产阶级结盟对抗封建势力，并不会从实质上改变自身的不幸，唯有从根本上摧毁资产阶级的这种统治权，才可能改变经济生活中的这种剥削关系和奴役关系。于是，原先的单个工人与单个资本家之间的经济斗争，就开始逐渐演变成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与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两大阶级之间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的阶级斗争。

三、余论：上述思考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启示

根据上述关于无产阶级的理解，我们或许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既然判定无产阶级的依据不完全是无产者的经济地位，那么，就存在另外两种可能性——雇佣工人不属于无产阶级的一员是可能的，雇佣工人之外的知识分子、学生或农民属于无产阶级的一员也是可能的。事实上，在欧美的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有些产业工人成为资本家的帮凶，走向了工人的对立面，尽管他们依然从事的是雇佣劳动，但这类工人无论如何也不是无产阶级的一员。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20世纪初的中国贫农与佃农在很多方面都与无产者相似，当其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时，他们也能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由此，一般而言，判定阶级的标准不应当仅局限于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

第二，尽管划分阶级的标准不完全在于经济地位，但毫无疑问的是，阶级总是与经济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正如马克思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呈现的，尽管波拿巴的上台不符合通常所预期的资产阶级在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的法国掌握政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经济因素在这次历史事件的分析中是完全失效的，因为当时法国的各种政治力量及其较量依然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对于这个方面，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阐述。另外，尽管阶级与政治斗争关系密切，但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总是溢出政治领域，特别是现代无产阶级的主要任务就是摧毁资产阶级私有制。

总之，上述分析表明：真实的历史是复杂的，其所对应的分析结构也必然不是单向的、一元的，而是需要一些跨越不同领域的特殊范畴，比如“阶级”。当然，作为连接经济与政治的中介范畴，“阶级”究竟侧重于经济方面还是侧重于政治方面的问题，则属于另外一个话题，在此就不赘述了。

本次演出的配乐多化自梨园戏传统，却给剧情的推演助力了不少当下梨园戏舞台上不多的荒诞感和喜剧感，一定程度上消解特立独行的剧中人给观者带来的疏离感，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塑造。

这里仍将讨论的是：除了上述结论外，《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及阶级斗争的详细论述，还将带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以什么样的启示呢？篇幅所限，本文只打算谈一下这篇文献所涉及的主权者问题。

近代以来，伴随着社会契约论而出现的人民主权论开始获得广泛的认同。与这种人民主权论相比，《共产党宣言》所提出的是一种更为明确的主权论，即无产阶级主权论，或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研究主权者问题，所以，这里仅简要地探讨《共产党宣言》如何由阶级问题引申到主权者问题。在重点阐述无产阶级的产生过程及现代阶级斗争的几个阶段后，《共产党宣言》转向了共产党人这一话题，其中无产阶级专政正是共产党人的最近目标。这里需关注的问题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的内在关联是如何被确立的？

就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的关系而言，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二者是完全一致的，即共产党人决不会提出不同于无产阶级的诉求，决不会反映不同于无产阶级的利益。正因为二者的这种一致性关系，所以，共产党人将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征界定为：“……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2页。。如前所述，无产阶级之为无产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不仅仅基于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地位，更是基于无产阶级丧失了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揭示的，在社会化大生产中，生产资料本应该属于社会的共有财产，但资产阶级私有制却使得生产资料变为私人的东西，导致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共同体与私人、社会与个体冲突与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就要从理论上帮助无产阶级明确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明确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即“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使生产资料及劳动产品真正地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共有财产。

就共产党人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而言，共产党人的最近的理论目标就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不仅要通过联合而成为日益壮大的阶级，而且要在共产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对资产阶级私有制加以强制性的干涉，将生产资料变成国家的公有财产，从而剥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物质基础。关于这方面，《共产党宣言》提到了一些具体的措施，如“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产出”，“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②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页。等。这些措施旨在使原先掌握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资本变为社会成员共有的财产，使原先为了镇压无产阶级而出现的国家机器被一种非暴力的、非压迫的公共权力所取代。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意识到，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彻底地打碎原有的国家机器，那么，无产阶级专政将随时面临着失败的厄运。换言之，对于建立新的无产阶级专政而言，通过革命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只是其中的一个步骤，摧毁旧的国家机器并以新的形式组织国家权力同样必不可少。

综上可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经由对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斗争的详尽考察，前瞻性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新型的政治统治形式——无产阶级作为主权者，不仅将全面推行公有制，以取代资产阶级私有制，还将从根本上打碎原有的政治上层建筑，改变政治生活的压迫性与阶级性，从而为将来那种自治的、管理型的社会共同体提供充分的条件。无论是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只是《共产党宣言》为当代政治哲学讨论提供的部分参照；除此之外的理论资源还有待进一步发掘，有望为今天的政治哲学讨论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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