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唯物史观的研究中，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称《起源》）是一部集学界的关注和忽视于一体的著作。一方面，学界对《起源》的具体内容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尤其在女权思想、国家理论等问题上讨论热烈；另一方面，学界在专注于解析《起源》具体内容的同时，忽视了对其方法论的总体性研究。方法决定了理论的根本走向。《起源》在方法上的运用和转换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在唯物史观上的重要突破。在笔者看来，《起源》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的交叉与分野。这两种方法的转换如何实现了唯物史观的发展？《起源》在方法上的局限又如何体现了历史理性的未完成？这是本文力图解决的核心问题。对《起源》进行方法论的解读和反思，不仅有助于我们从新视角理解唯物史观，而且对研究当下中国具体实际具有指导意义。

一、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的交叉与分野

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一书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的方法，通过考察人类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比较各民族、地区和国家的文化异同，以达到研究人类文明史的目的：“我们循着人类各项进步途径回溯到人类最先出现的原始时代，同时，将人类主要的制度、发明和发现按其出现的先后一一逆推上去，就会了解每一个阶段所取得的进展了。”①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在此书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起源》实现了从政治经济学研究向文化人类学研究的视域转换，同时也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的交叉与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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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起源》深刻体现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的分野。在笔者看来，《起源》的逻辑结构可以划分为两条路径：一条路径运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以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贯通，根据社会劳动的发展阶段区分不同的社会制度；另一条路径运用人类学方法，以人自身的生产贯通，根据家庭关系的发展形式区分不同的家庭制度。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一以贯之地使用政治经济学方法来阐释唯物史观？为什么《起源》的叙述方式不直接依照《资本论》的写作手法，却要完成从政治经济学方法向以人类学方法为重心的方法论转向呢？这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不足和唯物史观发展的需要。

《册府元龟》由宋真宗时期的王钦若、杨亿等人编修，比《新唐书》和《资治通鉴》成书稍早。“从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宋敏求能修成130卷的《唐大诏令集》一事来看,我们不难推知,此前的王钦若、杨亿他们应能见到当时保存着的大量的唐代的政令、诏敕奏疏、诸司吏牍等”③马维斌：《〈册府元龟〉的撰修以及其中唐代部分的史料来源与价值》，陕西师范大学2002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4页。。那么，关于此书中对张均流放合浦郡的说法，《册府元龟》可能参考了《旧唐书》和当时能见到的唐代诏令等资料。

在理论深度上，《起源》两种方法的转换增加了唯物史观在资本主义批判上的家庭维度和性别向度。

其一，《起源》运用融入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对家庭史的研究完善了资本主义批判的家庭维度。此前，《共产党宣言》中虽然也有对家庭的论述，但它基本集中于对资产阶级社会里完全异化了的家庭形式进行批判，而《起源》则创造性地发现了家庭的能动性对于现代文明社会在起源上的重要意义。在群婚制中，家庭里明确的母亲一方是族群内可划分血族团体的唯一标准，因而从群婚制的普那路亚家庭中产生了最初的氏族；而摧毁氏族的根本动力同时也蕴藏于家庭的能动性中，随着群婚制向成对配偶制的转变，家庭关系中的父亲一方也成为可以确定的，所以在家庭元素中实际包含了父亲和母亲分别所在的两种氏族力量，家庭中的社会因素作用逐渐压倒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的自然因素的作用，故由氏族成长而来的部落联盟和民族开始演化为国家。“个体婚制是文明社会的细胞形态，根据这种形态，我们就可以研究文明社会内部充分发展着的对立和矛盾的本质。”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由家庭形式过渡到社会形态，恩格斯指出在个体婚制产生之前已然存在其他的家庭形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也绝不是先天存在、永恒不变的。只有透视到能动的家庭在现代文明社会的起源上举足轻重的地位，才能更深层地植根到资产阶级社会中对家庭的批判中去。

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的两条路径绝非完全分离，因为恩格斯不是分别谈论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自我生产，这两种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始终处于交叉作用的状态。例如，史前人类受自然条件的支配，不得不驯养动物、种植植物以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家畜，这就直接导致了私有财产的产生，社会经济因素进入人类视野，人的自我生产由此作用于生活资料的生产；而随着劳动工具的丰富、劳动力和劳动产品的增多，社会财富逐渐增加，社会制度就越来越脱离血族关系和自然因素的支配，生活资料的生产又反作用于人的自我生产。可见，家庭史与生产史相互勾连，只有融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与人类学方法才能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

相较于摩尔根的文化人类学方法和《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起源》融入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在理论广度和深度上发展了唯物史观。

二、方法的转换与唯物史观的发展

马克思将政治经济学方法表述为“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5页。，笔者认为人类学方法则是对此的颠倒，即猴体解剖对于人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而《起源》中融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则充分体现了这两方面。一方面，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以直观的经验事物为起点，虽然其理论源于事实，却不可避免地要脱离这种事实而朝向一种思维的概括和演绎；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将思维的抽象作为起点，通过对起点的不断扬弃来否定思维的抽象规定性从而回到现实关系之中。《起源》中，贯穿家庭史、生产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核心问题是财产所有权问题。正是通过对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的全面把握，恩格斯才能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找到私有制产生之初的基本形式，发现与私有制相伴而来的阶级对立、奴隶制等现象的生成根源。另一方面，猴体解剖是人体解剖的钥匙。在研究尚未存在所谓上层建筑的古代社会时，恩格斯抓住了摩尔根所发现的易洛魁人的亲属称谓与家庭习俗之间的差异，捕捉到了亲属制度相对于现行亲属关系的滞后性，称“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由家庭中的能动性因素准确地定位了氏族和国家的起源。《起源》对家庭史的考察融入了政治经济学方法，指出亲属制度“是需要从历史上来说明的，决不能像例如麦克伦南所企图做的那样含糊过去”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同时，《起源》将人类学方法贯彻到人类生产史的研究中，历史地考察最初的家庭关系和生产关系。以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完全理解前资本主义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过程的。《起源》正是抓住了这两把方向不同的钥匙，开启了唯物史观的新世界。

在理论广度上，《起源》中两种方法的转换将唯物史观拓展到了人类学研究领域中。虽然恩格斯曾夸赞摩尔根重新发现了唯物史观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页。，但由于方法上的差异，摩尔根的研究与马克思、恩格斯仍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考察人类文明形式的发展时，以母权制向父权制转变为例，摩尔根详细阐述了他的分析方法：“世系之由女系转变为男系，几乎牵涉到一个氏族中的所有成员关系全部发生变化……如有可能还应当说明，当社会的进步超越了女性世系所由发生的阶段以后，必定会出现一种足以要求转变世系的动力。最后，还应当提出希腊人和拉丁人的上古世系是女性世系的现存证据。”② ［美］摩尔根：《古代社会》，杨东莼、马雍、马巨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5页。在笔者看来，这里蕴含了文化人类学方法的三个主要特点：第一，注重考察促使历史事件发生的动力和世系转变的现实基础；第二，注重研究历史变迁的过程及世系转变的实现方式；第三，强调用历史事实说话，一定要从史实或史料中得到考证。由此可见，摩尔根的人类学方法尽管大力推进了文化人类学研究，但本质上仍属于实证科学的研究方法，注重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关注考证和考据，只从人类文明的进步角度对历史事实的发生、发展进行合理化分析。这就从方法上区分了摩尔根与恩格斯的研究。《古代社会》只停留于研究人类文明史的演进阶段，而缺乏认识和批判现实社会形态的根本动力。恩格斯则站在摩尔根的肩膀上，从世系更迭中发现了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也从母权制的废除中生发了对私有制的批判。他指出：“随着财富的增加，财富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据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废除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原动力。”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4页。这就直接将人类生产史中的世系转化与劳动生产和财产所有权联系在一起，在人类学研究中突出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点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作用。同时，他进一步地说明：“母权制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6页。私有制的作用、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迫使女性不得不远离开放的社会生产而退后到封闭的家务劳动中，从此形成了与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同等的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在此意义上，恩格斯利用融入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成功地将唯物史观拓展到了人类学研究领域。

马克思和恩格斯多年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批判，到《资本论》的写作阶段，他们以英国社会为研究原型，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创造性地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中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问题根源。但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逻辑演绎无法从历史层面说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将政治经济学方法称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虽然从抽象到具体是一种对感性确定性的重构，能从对抽象规定性的批判中发掘多样性的统一，但是这种方法有一个必要前提：只有事物或范畴发展到最高阶段才能充分向我们暴露其完整内容和内在结构。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只有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才能得到理解与展现，而不是普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故而对资本主义的未来发展状态的解读只能是一种政治经济学上的逻辑推演。如何提供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证明？这就对唯物史观提出了新要求，即对前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研究，借助人类学方法寻找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学证明，进而从历史与逻辑两方面对资产阶级社会进行双重批判。因此，《起源》在方法论上从政治经济学方法转向以人类学方法为主是理论上必要、现实上必然的。

其次，人类学方法的入场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方法的退场，《起源》的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是交叉作用的。因为《起源》的研究视域是社会发展史和人类文明史，在方法论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作融合了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

历史理性与历史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以特定的历史背景为基础，从个别到一般，再从抽象到具体，对历史事实和范畴作总体性的理解。诚如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言：“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①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8页。在社会这个完整的系统中，彼此独立的历史事实只能成为僵化的集合，而历史理性则把总体性思维贯彻到历史进程中，把矛盾运动看作历史发展的一个必要方面，从而充分展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同样，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深刻地指出：“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0～731页。正是因为马克思运用历史理性去考察人类社会，他才能洞悉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永恒存在的真理；只有运用历史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才能总体性地把握历史的变化发展，解决复杂多变的世界历史问题。以此观之，《起源》对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研究和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批判只是部分地体现了历史理性，也就是历史理性的未完成。

三、方法的局限与历史理性的未完成

①“Carmina Burana”约创作于 11至 13世纪之间，手卷抄本在19世纪初才从德国小镇班奈迪克伯恩（Benediktbeuern）一座修道院中发现，故名《布兰诗歌》。奥尔夫选择了其中的24首创作了同名歌剧。

其二，《起源》运用融入政治经济学方法的人类学方法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资本主义批判在性别向度的空白。恩格斯不仅指出私有制是古典专偶制的全部基础，而且创造性地把专偶制下的男性比作资产阶级，把女性比作无产阶级，婚姻中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则与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和统治相对应。因此，最初的分工是家庭关系中的男女双方为生育子女产生的分工，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家庭关系中的夫妻对抗和男性对女性的压迫。不同于政治经济学批判时期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社会向度，这不是从社会的阶级对立进行宏观分析，而是从家庭的男女对立中进行微观的把握，进而在性别向度上指出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当然，恩格斯不仅指出资产阶级专偶制的弊病，而且提出了解决这种弊病的方式：“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而要达到这一点，又要求消除个体家庭作为社会的经济单位的属性。”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5页。归根结底，恩格斯将现代妇女解放的任务落实到了经济基础当中，从家庭的社会因素中生发出消灭压迫的力量，从妇女重新作为生产力的一部分来恢复女性在上层建筑中的影响力。因此，《起源》研究方法的转换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深化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众所周知，恩格斯把《起源》看作是在某种程度上执行马克思的遗愿，即以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在人类学和社会发展史上的研究成果。那么，既然恩格斯通过融合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丰富了唯物史观，是不是说明恩格斯已经实现了马克思的目的呢？在笔者看来，不是的。恩格斯只是部分地达成了马克思的愿望，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撰写了一部关于人类史早期阶段的专著。然而任何方法都有其局限性。《起源》在方法上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即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家庭关系的感性预设，人类学研究的单线传统，世界历史的共时性维度的缺乏。这在总体上呈现出历史理性的未完成状态，而马克思的目的正是要完成这种历史理性。

档案文化所反应的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并且档案文化更是对人类原始生活的记录，其能够在一定角度上真实的对人类发展过程进行反映。作为一种文化传播的载体，档案文化极大地弥补了人类通过大脑对文化文明的储存缺点。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由于国家的动乱、岁月的洗礼以及民族矛盾的日益深化，其严重地对文化的传播造成了影响。因此，档案文化就显现的尤为重要。并且，随着我国在1980年加入了国际档案理事会，我国就已经开始对各国档案文化的发展和交流进行着不懈的努力，通过建立大型的档案展览点以对档案文化进行相应的翻译和出版，大力支持档案文化进行全球性的发展。

首先，《起源》在方法上存在过度演绎，这给历史理性渲染了乌托邦的色彩。在谈及专偶制时，恩格斯犀利地指出，资产阶级的婚姻形式离不开阶级地位的影响，在本质上是权衡利害的婚姻。他运用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对社会历史作了逻辑上的演绎。他认为，无产阶级正是因为消灭了私有财产以及男女分工的差异，才使得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失去了全部基础，所以无产阶级的家庭才是真正意义上实现男女平等的专偶制家庭。这里体现了其方法在逻辑与历史上的统一。然而，恩格斯并不止步于此，他在对未来家庭关系和婚姻形式的论述上作了进一步发挥：“这一代男子一生中将永远不会用金钱或其他社会权力手段去买得妇女的献身；而这一代妇女除了真正的爱情以外，也永远不会再出于其他某种考虑而委身于男子，或者由于担心经济后果而拒绝委身于她所爱的男子。”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4页。在此，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婚姻状态作了描述性的假设，从消灭私有制的现实革命目标直接跳跃到了内含人类情感的感性领域，用经济变革和政治变革预设了情感、道德上的发展方向，使得历史理性在演绎过程中突然产生了逻辑跳跃，渲染了一层乌托邦的色彩。这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中也有迹可循，他认为财产公有的第二个基础是：“在每一个人的意识或情感中都存在着某些原理，这些原理是颠扑不破的准则，是整个历史发展的结果，是无须加以论证的。”④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这里，他同样对人类道德情感上的变化作了一个前提性的预设即“每个人都追求幸福”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9页。。因此，前文严格基于逻辑与历史的统一而形成的历史理性在道德和感性预设面前失去了历史的支撑，也缺失了逻辑的论证，成为了历史理性建造的空中楼阁。

其次，恩格斯在《起源》中阐述了一种追溯原生型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单线传统，只是展现了西欧资产阶级的历史理性。此处“原生型资本主义社会”具体指以英国、法国为历史原型的由资本的内在运动自发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与因世界历史形成中新大陆的发现或殖民统治而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美国和澳洲不同。虽然《起源》对印第安文明和澳洲土著部落都做了叙述，但在论述私有制的起源后，恩格斯便主要关注在私有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分工、阶级对立、奴隶制等多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制度；在国家起源的研究上，恩格斯也主要以德意志人国家为原型论述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这就是一些现代的民族，亦即西欧人类为了未来的历史而实行的分化和改组。”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可见，《起源》中的历史理性着眼于西欧。而《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就明确指出俄国和美国才是当时欧洲现存秩序的支柱。这种与原生型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的后发或外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演变，至少在《起源》中没有得到充分说明。在我看来，这与人类学方法中的还原论倾向密切相关。人类学方法主张研究起点与终点，即讲求事物的最初阶段和最末阶段，比如摩尔根在探索各种婚姻制度和家族形态时，判定人类的婚姻开始于群体通婚，终止于一夫一妻的婚姻。当恩格斯运用人类学方法进行资本主义批判时，就必然要沿袭这种还原的路径，探求私有制和资本的开始，那么遵循资本逻辑诞生的原生型资本主义社会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对象，而被复杂的社会历史因素裹挟产生的后发或外生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则没有得到足够的阐明。

若按照左幅7-3#孔内裂缝产状及发展趋势拟合，则必然与左幅7-1#相交，而孔内无充填，在具有贯通渗漏的条件下，说明趋势拟合推测不合理，裂隙应该远离左幅7-1#(见图5)。

最后，《起源》在方法上缺乏世界历史的共时性维度，这直接导致了历史理性在东方社会研究中的未展开。《起源》线索明晰地采取从家庭史和生产史发展转变的历时性维度，然而这种历时性维度无法说明东西方民族之间的横向差异。西方社会的家庭演进受到社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家庭逐渐摆脱以血族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因素而愈加受到社会因素的作用；东方社会的家庭则不然，以古代中国为例，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与宗法制度唇齿相依，氏族伦理观念根深蒂固，由此诞生的嫡长子继承制、家国同一思想都彰显着以血缘为纽带的亲属关系的决定性地位。因此，《起源》对家庭、国家的起源研究虽然对研究中国社会具有比较学上的意义，但是我们还需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社情进行分析。根据政治经济学方法和人类学方法，古代中国的宗法制度和氏族伦理观念将家庭伦理与社会伦理等同，反映了古代中国家庭中能动性的缺乏，对血缘、谱系的重视一方面强化了礼义孝悌等传统道德，深化了对天人关系和礼法关系的思考研究，另一方面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因素对封建体制的冲击力量，成为阻滞社会变革和发展的精神枷锁，这是古代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的统治下的重要原因之一。萧萐父先生在《中国哲学启蒙的坎坷道路》中指出，在封建传统意识统治下，近代中国的哲学启蒙道路十分曲折并且出现多次历史洄流，这就启示我们今天的中国“在哲学史研究中必须把继承优秀思想传统，继续推进哲学革命和清算封建主义流毒这三方面的任务，按照历史本身的联系有机地结合起来”① 萧萐父：《萧萐父文选（上）》，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页。。不仅哲学史研究需要警惕封建主义残余，社会现实的发展同样应该警惕落后思想的洄流。今天的中国正在大力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但是中国家庭仍部分地存在着前现代的被动性。当今社会存在的“女德学堂”、部分地区“重男轻女”现象，仍反映出前现代式家庭对女性群体的压抑；“养儿防老”观念、父母替子女安排相亲等现象，亦反映出前现代式家庭对青年一代个性解放的束缚。在全面现代化的过程中，突破前现代的宗法枷锁走向现代性是一种必然；但是，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如何实践对家庭的进一步现代化，如何在打破陈规旧俗的同时保留中华文明独有的和合共生与拳拳温情，这依然值得我们不懈探索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