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剩余价值理论构成了最为全面、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并至今依然影响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向。在某种意义上而言，研究者们习惯从对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中直接得出各种政治论断，却从未将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来考察。这种解读模式的缺点在于，过分看重剩余价值概念中的价值问题，忽视剩余问题的政治性意蕴。剩余问题是剩余价值概念的关键问题。这一结论的依据在于，马克思对剩余存在物的关注是贯穿其思想始终的，无论是早期尚未脱离黑格尔时期的激进主义思想，抑或是晚期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批判后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剩余问题都是一直存在的根本问题。而《资本论》的意义正是在于，使剩余概念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下获得政治性本质的确认。历史科学告诉我们，马克思区别于其他理论家之处就在于他看到了剩余问题上不可见的统治与臣服的权力关系，并将其视为共产主义运动中不可消除的社会问题。当代激进左翼抓住了马克思思想的这一脉络，在将资本、国家视为权力的异化形式的同时深入关注剩余存在物的问题，以此展开民主与平等问题的探讨。显然，将剩余价值概念作为政治问题考察为我们在新形势下对共同性的思考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域。

一、剩余价值作为政治概念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了揭示货币形式的起源，探讨了四种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他指出，劳动产品在扩大的交换行为中获取一种社会等同的价值对象性，这就使得私人劳动在满足一定社会需要的同时，也要在实际的交换过程中使他们的劳动产品作为价值彼此相等。马克思赞扬并高度评价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著作中的价值概念，认为劳动价值论这一发现是划时代的贡献。在马克思看来，许多政治经济学家都已经在形式上看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但碍于阶级状况的束缚和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看不到“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通过劳动产品表现为价值量才确定下来”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因此，劳动价值论通过货币形式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古典政治经济学由此形成的市场中的自由实际上不过是一种拜物教的幻觉，交换过程成了主宰价值的“幕后黑手”，交换关系则遮蔽了真实的社会关系的价值来源。当交换价值本身成了资本循环的最终目的时，货币成为新的资本。在资本不断更新的运动中，价值进行着形式转化，成了这个运动过程的主体。“它不断地变换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改变着自己的量，作为剩余价值同作为原价值的自身分出来，自行增殖着。”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

事实上，根据阿尔都塞的症候阅读法，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利润”“地租”“利息”这些表面的术语背后掩盖的正是不可见的剩余价值的概念。剩余价值是马克思进行经济分析的基础性概念。然而，当我们将这个概念置于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核心位置时，我们能否阅读出其背后不可见的政治内涵呢？显然，这需要对剩余价值概念进行重构。至此，剩余价值概念中的剩余问题和价值问题成了我们必须要关注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马克思试图在一个理想状态下探寻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他发现势必有一种商品能够创造出比其本身所拥有的价值更多价值的能力，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独特属性”，因此一旦货币占有者购买这种商品，劳动对象化后就实现了价值的创造。“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就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所以考察剩余价值概念的价值问题，应当以劳动力的价值为基准。有趣的是，劳动力的价值同其他商品一样，“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它又和其他商品不同，它的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8～199页。。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从来都不是固定化的，它不仅受必要劳动时间的影响，而且还要受到社会和政治情况的影响。剩余价值正是劳动力作为商品时的价值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出让给资本家所得到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因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政治社会发展状况都会间接地对剩余价值造成影响。换言之，当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越高，阶级斗争与社会运动的历史越丰富时，剩余价值必然就少一些。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篇幅论述工作日长度的阶级斗争历史。“围绕工作日长短问题进行的阶级斗争直接对历史地不可得到的剩余劳动产生影响”② ［英］伊恩·斯蒂德曼、［美］保罗·斯威齐等：《价值问题的论战》，陈东威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66页。，工人的阶级斗争在资本主义统治中占据着主要位置。此时，如果我们从政治结构视域着手，就会看到剩余价值概念已与权力概念联结在一起；并且资本逐渐地转化为一种无形的统治与臣服的关系，工人阶级的主体性斗争成了终结资本主义对抗的关键。随着斗争的加深，价值也会伴随资本一起转化为一种无形的人与社会的联合性行动。从最初来源于交换过程到现在的主体化进程，价值摆脱了货币的统治与束缚，在推翻资本主义的价值形式后实现了革命化的转型。由此可以看到，剩余价值概念中不可见的权力关系为价值意蕴的本体论转化所带来的可能性。

其次，再来深入发掘剩余价值概念中的剩余问题。剩余这个概念必定是在两个及以上的主体之间才能去探讨的问题，因此我们只能说“相对而言”的剩余。从历史的动态发展来看，“剩余”会一直存在。一方面，这主要体现在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剩余”由资本创造。“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因此资本的趋势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7页。。另一方面，它还体现在资本家试图扩大资本积累所采取的机器化大生产中。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不仅使社会产品中的大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也使一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成了“游离”出来的人，这些过剩人口“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9页。。可见，资本的统治蔓延至工业化发展的多个领域，不断地制造“剩余”，统治与剥削着“剩余的人”。“剩余的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自由的支配，当他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出卖自己时，他就要服从商品购买者。由此商品购买者和“剩余的人”被整合为一个权力统一体，同意造就了权力，但权力也同样造就了同意。这种统治与臣服的权力关系便通过剩余概念表现出来。福柯的“规训政治学”显然是受到马克思的影响。他将这种统治与臣服的关系视作“规训”，并且“规训‘造就’个人”，即“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在他看来，统治与臣服是“一种谦恭而多疑的权力”“一种精心计算的、持久的运作机制”① ［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93页。。于是，政治经济学在他那里就变成了对社会中诸多权力的治理化进程的思考，在不断制造的“剩余”中他看到了权力技术的转化，由此形成他的“生命政治”。

使用直接请求策略，主要有两种状态，其一：直接表达会话核心，只用中心行为语。其二：使用称呼语引起注意，然后表达核心内容，即起始行为语+中心行为语。如（1）“帮我拿那件衣服看看。”“我要这个。”（2）“爸爸，给我打点钱。”“爷爷，您能给我讲讲你们时代的事吗？”“xxx，清明一起去旅游吧？”采访发现，留学生直接请求策略使用频率相对不高，表意较委婉。

二、剩余价值与历史科学

阿尔都塞以历史科学的视角指出，马克思哲学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断裂正是体现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概念上。在他看来，这种社会关系“并不是单独的人而是生产过程的当事人和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的特殊的‘结合’”③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当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时，剩余价值概念呈现给我们的不再是简单的统治与臣服的主体间的关系模式，而应当是在生产关系之中作为特殊的方式而存在的某种政治结构。这正是马克思强调经济基础的真实意义，也是区别于历史主义的理论依据。阿尔都塞的这一分析为我们重构剩余价值的概念提供了前提：作为产生出结构的概念的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同强调实证性和可计量性的经济事实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即使他们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起源，但也没能将剩余价值概念作为一个专门范畴与地租、利润等特殊形式区分开，因为他们只考察价值量；其次，马克思主义也与试图从历史哲学视角出发的黑格尔哲学根本不同，后者把人本学与经济需要统一起来，用固有的理论结构论证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永恒化；而像韦伯、施米特这样的保守主义者，则用权力对抗的永久性阐释生产关系中的不平等，并将经济结构表面上的量化关系归结为民族的“非政治”本性。他们的共同点在于均将生产过程的物质条件还原为一种价值上的规定，即更加侧重剩余价值概念中的价值问题。而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实现了总问题视域的变化，实现了从揭示价值量向生产关系的结构的转化，这就决定了他将剩余问题作为剩余价值概念的关键。剩余价值“只是在整体中，在自身结果的整体运动中，在马克思所谓的‘自身存在形式的发展了的整体中’出现的”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剩余”意味着生产的社会结构是一个整体结构。在剩余价值展现自身结果的整体运动中，不能只看到可计量的存在的概念，还应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透视出“支配过程的结构本身”。对这种整体结构的强调在于，“剩余”是包含于生产关系中的政治概念，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排斥性存在，是实现了政治革命后无法消除的动态性的社会问题。

然而，当我们将视野回溯到《资本论》时，我们必须看到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特定的产物，是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正是资本生产出来的剩余。随着阶级与国家的消亡，剩余价值概念中的价值问题必然要实现主体性的转化，这既是对货币拜物教的超越，也是现实的人与人关系的自由联合，即一种价值主体的内在化超越。而剩余价值概念中的剩余问题才是真正的一直存在于对抗性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根本问题。并且这种“剩余”依然不可见，它是无数的“废弃的生命”在共同体中的流动性出现。而马克思的“剩余”概念让我们意识到从政治层面思考“剩余存在物”的重要性。事实上，只有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出发思考作为政治问题的剩余价值概念，将统治与臣服的关系实现具体的权力技术的转化，才能更好地探讨现代社会中的平等与正义问题。

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将马克思所描述的各种现实经济关系表现出的一般类型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想的平均形式”，这一规定意味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只是“表面上被马克思纯净化和简单化的对象”④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9页。。在历史科学所建立的总问题视域下，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殊性质的分析和剩余价值概念的政治性解读必然会让我们看到其他阶级甚至是其他剩余物的存在。而在当今社会，随着传统产业资本主义的没落，后工业化时代的兴起，资本积累的模式和社会分工的形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剩余价值则以更加丰富且复杂的方式混杂在新形势下的生产社会结构中。但无论其如何变化，其统治与臣服的权力关系依然作为政治结构在展现自身结果的整体运动中存在着。在这种转变下，新的对抗性主体的出现也让我们不得不反思剩余存在物在权力关系中的存在问题。

在《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高度评价了恩格斯对剩余价值概念的分析，将其对剩余价值理论地位的解读视作“马克思在历史科学和哲学中所建立的总问题的革命”② ［法］路易·阿尔都塞：《读〈资本论〉》，李其庆、冯文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9～140页。。诚然，剩余价值理论与历史科学视角的结合总是能够让我们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透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我们才能将剩余价值概念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考察，并看清其背后不可见的结构问题。

选择我院2012年1月至2017年5月经手术病理学确诊、临床资料完整的胸腺瘤患者52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性患者22例、女性患者30例，年龄21～68岁，平均年龄为(48.3±3.9)岁，临床表现：伴重症肌无力者19例、伴上腔静脉综合征者8例、伴胸前不适者17例、伴气急、咳血者15例、无上述症状者9例，病理类型：21例侵袭性胸腺瘤(侵袭组)和31例非侵袭性胸腺瘤(非侵袭组)。

当马克思将资本积累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论述时，再生产过程便成了制造剩余价值的关键。按照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阶级原本应当获得财产权，但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工人阶级只能依靠工资形式领取由其生产但却被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的一部分。财产权成了控制与支配“剩余的人”的阶级权利。当然，本文无意进行财产权的讨论，而是企图透过财产权更加清楚地探讨剩余价值背后的统治与从属的权力关系。“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己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对象化在其中和借以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9页。在这种不断再生产的循环中，货币形式和工资体系掩盖了剩余价值暗藏的统治与臣服的关系。资本家用货币把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5页。由此可见，阶级关系的讨论在重构剩余价值概念时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大卫·哈维的解读，简单再生产于马克思而言更应该是一个“阶级关系的再生产”问题。然而，这个关系本质上是将生产劳动置于剩余价值源泉的生产领域中体现出的占有关系，并在社会关系中得到明确规定。

监督责任不够明晰。监督必须要承担责任，不然监督可有可无。但在实践当中，纪检监察人员严格执行制度却经常被贴上不愿担责、缺乏担当的标签，究其原因，是制度规定不够明晰，对监督失职、渎职行为虽然有处罚规定，处罚也很严厉，但依据怎样的标准来定性却较为笼统，被监督部门往往以“出了问题还是我们担责，又不会追你们的责”为由来搪塞；比如招投标承办部门只在开标前通知纪检部门参与监督，是不是做到了事前报告；这时候不监督是失职，监督了怕违规，参与还是不参与，责任如何界定；相关制度却没有明确规定，很多时候显得左右为难。

进一步说，当置身于这种生产的社会关系下，我们会发现在重构剩余价值概念的过程中，其内部不可见的统治与臣服的关系结构才是需要强调的关键。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意味着加于人身上的自然限制正在逐步消失，而社会限制却由于剩余问题越来越紧密地强加在一些人身上。这些“剩余的人”作为“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普遍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7页。。可见，马克思对政治的概念的理解始终是以人类的解放为前提的，所以绝对要将他与那些只强调剩余价值概念中价值问题的人区分开。对剩余问题的关注决定了马克思对真正的自由与平等问题的探寻。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对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分中就看到了“人作为社会存在物所处的领域被降到人作为单个存在物所处的领域之下”，结果是“市民社会的成员”被视为“本来意义上的人，真正的人”，而那些拥有“公民身份”的人则成了被奴役的“剩余的人”。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同样，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即处于这种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人”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页。。“剩余的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只能不幸地成为活的贫困的资本。值得注意的是，直到《资本论》马克思才明确使用剩余概念，作为相对于市民阶级的社会存在物，无产阶级在他那里一直都是以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排他性存在出现的。只是到了《资本论》时期，我们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只有透过剩余价值概念才能在生产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析出这些异质性他者的存在，即只有将剩余价值概念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考察时，其不可见的剩余问题才会真实而具体的凸显出来。

三、剩余与共同性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工场手工业向大工业的过渡，并指出劳动对资本实现了从形式到实际的转化。在资本主义特殊的生产方式作用下，“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机器转化为过剩的人口”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95页。。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发生变化的当代，不可见的“剩余”以更加多样的形式展现在社会生活中。他们组成分散的、流动的边缘群体，成了相对于主流群体而言的排斥性存在。表面上他们获得国家、政府给予的认同感，在权力已经内化为人类事务的政治生活中获取一种保护；而实际上他们一无所有，在被剥夺共同性的同时逐步沦为经济进步的“附带受害者”。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榨取剩余价值的形式已经发生改变，即使现代生活中作为异质性他者的主体已不再被称为阶级，但对剩余存在物的统治与臣服的支配关系却是贯穿始终的。并且，同样贯穿始终的还有马克思对剩余概念的思考以及对剩余存在物出路的探寻。我们试图寻找更多的文本依据来揭示马克思关于剩余问题与共同性关系的探讨。

无疑，将剩余价值概念作为一个政治问题进行考察为我们研究马克思的政治理论提供了一个更加独特的视角，这就意味着对剩余价值的政治性解读也应当深入到生产模式发生变化的当今时代。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已经看到剩余概念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的重要性：它通过价值关系的不可见隐匿在生产的社会关系之中，并形成一种无形的统治与臣服的支配关系。并且，相对于价值问题而言，它之所以成为关键正是在于其不可消弭的政治性。因此，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对剩余概念的分析与讨论便成为我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青年马克思在对黑格尔的批判中，指出作为“剩余”而存在的无产阶级形成了一个“人的完全丧失”的领域，且“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以此将“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作为德国解放可能实现的理论立足点。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紧接着在1843年发表的《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在区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后明确表明“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即各种关系回归于人自身”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只是市民社会的解放，形成的只能是利己的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是资产阶级国家通过人权承认的、因此被视为“真正的人”。他们生活在一个表面上自由的、实际上尚未摆脱私有财产和利己主义的虚假共同体中，公民只能被降低为“市民”。马克思认为，“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换言之，只有当剩余存在物回复到合乎人性的自身时，回复到社会化的存在时，即回复到共同性的社会中时，他们才能转化为类存在物，才能通过一种自由人的联合力量实现自身的解放，从而摆脱从前的被统治、被奴役的状态，以此建构新型的人与人相联结的社会关系。

更进一步，在《巴黎手稿》时期，马克思关于剩余存在物与共同性关系的讨论逐渐进入高潮。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为日后《资本论》中剩余价值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将剩余存在物作为政治问题探讨的基础上也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具体来看，工人与资本家的斗争充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然而工人即使在最有利的社会状态下也会沦为资本的奴隶，这些工人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剩余”，其结局必然是劳动过度和过早死亡。马克思在经济学的语境下探讨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与奴役，并在一个非政治的背景中析出了政治的存在——对剩余物的权力支配。实际上，只有对剩余概念进行政治维度的解读才能看到这种权力关系，也才能深入地理解这些剩余存在物的异化问题。为了使剩余存在物获得正当权利，也为了消除异化劳动，马克思又一次提到了“类存在物”，它是与“剩余存在物”相对立的且具备主体性的真正存在。就其本质而言，类存在物是人在类生活中不受任何限制的、能够自由联合的社会性的存在。通过生产，自然界“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其所获得的共同所有物必然在其所属的真正共同体内。与将私有财产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建构的“虚假共同体”不同，共产主义是一个“本真的共同体”，是“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由此，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运动视作剩余的人摆脱奴役与压迫的根本出路。他甚至将这种对社会主义未来的描述带入了《资本论》中，面对商品和货币对剩余存在物的奴役，马克思设想了一个“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个共同体中，“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并且自觉地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类存在物在这里被转化为一个理想的整体。这个共同体是对拜物教的超越，剩余存在物重新被共同体所吸纳，通过自由联合的方式形成了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此时的人是真正的类存在，是人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而存在。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剩余问题并不会消失。自由联合的基础是存在物对其主体性的确认，历史的动态性发展并不能保证每一个剩余存在物都能恢复其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的能力，但自由联合的原则却可以将剩余存在物实现最小化。在流动性的社会变迁中，每一个已获取主体性的存在个体也有可能沦为新形势下的剩余存在物。面对这样的情况，社会存在物唯有保持一种政治自觉，坚持自由联合的原则，才能在动态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作为一个本真的社会的人而存在。而剩余价值理论中的价值问题却并不会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动态性而一直存在。共产主义的到来早已将价值概念实现了革命性的转化，由过去来源于交换过程转变为主体化进程，在摆脱货币与商品束缚的同时内在化于社会存在物之中。这也正是剩余概念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占据根本性地位的原因。

二级管理机构为学校的国有资产运营机构。按照资产的性质分设为：经营性资产管理部门，非经营性和准经营性资产管理部门。

(3)以上两条工艺路线都受限攀枝花钛原料的固有特性，通过选矿可以选别其中已解离的硅酸盐相，从而大幅降低产品中CaO、SiO2含量。因此，攀枝花钛原料开发应用于富钛料，后期研究方向可考虑选矿工艺的调整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