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2011）之后，又出版了一本较为凝练的小册子《社会主义的理念》（2015）。据他自述，创作动机有二。其一，大约一百年前，社会主义如此具有影响力，以至于当时的一些重要思想家比如J.S.密尔、涂尔干、韦伯和熊彼特等——无论是抱着同情的还是批判的理解态度——几乎都认为社会主义所呈现的理智挑战将会永久伴随资本主义。但一个世纪之后，社会主义仿佛显得过时，并且任何改造现行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企图都被认为是徒劳的。霍耐特认为事实并非如此，毋宁说，这一信念恰恰是由于我们时代的病症造成的，而“如果我们能够从早期工业主义的思想语境中汲取其核心观念并将它置入新的社会理论架构中，那么社会主义就仍然具有生命力”①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reface， viii.。其二，《自由的权利》受到的批评意见之一是，霍耐特对现代社会制度规范的阐述只是包含着渐进改良的可能性，而完全否定了“革命性”变化的可能性。① cf. Jörg Schaub， “Misdevelopments，Pathologies， and Normative Revolution： Normative Reconstruction as Method of Critical Theory”， in Critical Horizons， Vol.16 No.2， May 2015， pp.107-130.他的回应是：一方面，在现代社会，革命必须以清晰阐述自由的规范性原则为基础；另一方面，批评者们忽视了《自由的权利》中已经指涉的市场社会主义，这显然已经是一种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但受限于该书规范性重构的方法论视角，他对这一新的社会秩序构想并未展开论述。因此有必要稍微调整论述视角，以便更清晰地从一种“严格的内在视角”出发重构社会主义的理念。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reface， viii.

一、社会自由：社会主义运动背后的规范性理念

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已成为现代社会普遍认可的“关于正义社会秩序的道德要求”③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8.。但对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要求实际上是一些未兑现的许诺，因而产生了对后革命社会秩序的愤慨。这其中就包括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霍耐特认为，涂尔干关于欧文、傅立叶、圣西门及其追随者的共同之处的表述是部分正确的，即他们“都把劳动人民受到的不公正追溯到这一事实，即资本主义市场努力摆脱更广泛的社会性控制，而仅仅依循供需法则”④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p.9-10.，并且这些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目标是用社会性权威（比如国家）来支配经济功能，以防止后者摆脱一切社会性控制。但霍耐特认为这并没有充分把握这些早期社会主义者的规范性意图及其目标背后的道德动机，仿佛他们只是关注经济领域的重新组织这一技术性问题。尽管J.S.密尔和熊彼特把社会主义计划理解为更公正的资源分配，但对进一步的伦理意图也没有详细阐述。在早期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目标的辩护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就是目标本身。毋宁说，生产资料的集体化只是作为某些道德要求的必要前提条件。因此，他们实际上是在一些规范性原则的驱动下为其立场进行辩护。例如，欧文的“相互仁爱”的劳动合作社，圣西门的由相互负有责任之人构成的“普遍联合体”、傅立叶的社会成员自由地合作的“法郎吉”，都已经内在地包含了法国大革命的规范性原则。此外，这三个社会主义群体都在法国大革命的原则中发现了一种内在的矛盾，即自由和博爱之间的内在矛盾。由于个体自由的观念太过狭窄而无法与博爱原则相容，因此，他们都试图拓展自由主义的自由观以克服这一矛盾。这种调和“自由”与“博爱”原则的做法在第二波社会主义思潮中（尤其在路易·勃朗和蒲鲁东那里）更为明显。二者都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自由完全理解为对纯粹私人利益的追求，在这种利己主义个体组成的市场经济中，不可能实现博爱或社会团结。因此，他们意图通过其他的生产或分配形式来补充甚至取代市场，以便在一种新的经济关系中，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追求相互补充，由此自由与博爱之间的内在矛盾也就迎刃而解。所以，无论是第一代还是第二代早期社会主义者都努力提出一种全新的经济秩序，以使得生产服务于某种道德目的：“去除法国大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之纯粹私人的、自利的特征。相反，自由被理解为一种无拘束的合作，它与革命的另一种许诺即博爱相容。”①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1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霍耐特把社会主义运动视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批判。也就是说，一方面，它接受后者的规范性辩护基础——自由、平等和博爱；另一方面，它又看到了这些规范性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并主张以社会自由替代纯粹个体化的自由来克服这种矛盾。

但霍耐特指出，早期社会主义者尽管也使用“联合体”“合作社”或“共同体”这些范畴，但他们仍然缺乏清晰的概念工具，以阐明基于团结或博爱原则之上的个体自由之实现的真正意蕴。青年马克思则第一次清晰地阐述了社会主义运动背后的规范性直觉——社会自由。马克思“在1840年代的青年流亡时期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沿着内在地发展社会主义理念这一道路继续前进，‘内在地’，即是说，它是基于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的相互矛盾的目标”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15.。马克思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用两种不同的承认模式来阐述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模式。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相互追逐私利的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表面上看起来相互补充，而实际上“只是一种以相互掠夺为基础的假象”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1页。。在以货币为中介的个人相互承认中，我们彼此承认的只是某种相互掠夺的权利，其实质却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谁更有毅力，更有力量，更高明，或者说，更狡猾，谁就胜利”④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附录），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页。。而在另一种非异化的、“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的社会模式中，社会成员将会直接面对自我和他人的需求。在我的生产中，我既通过对象化劳动享受了个人的生命表现，又通过产品感性地直观到我的个性和乐趣；与此同时，在他人享受我的劳动成果时，我感到我的劳动既满足了作为类的人的需要，又创造了与另一个人的本质的需要相符合的产品。正是在人的类本质的实现中社会成员相互关联。后来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更进一步的表述是，在一种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页。。在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中，我们都把自身的目标视为他人目标之实现的条件，同时我们意识到必须相互依赖和合作。马克思正是把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替代项建立在后一种社会模式之上，并且通过拓展对个体自由的理解，使自由与博爱（或团结）之间的矛盾得以克服。

报警管理与预警系统架构如图1所示。系统采用四层网络结构: 第一层到第四层网络依次是DCS/SIS/ITCC控制网、数据采集网、报警管理DMZ网、办公网。

如上文所述，在对19世纪几乎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的历史叙述中，霍耐特以社会自由为基础重构了原初的社会主义理念。但这种社会自由（作为自由主义自由观的替代项）基础之上的社会共同体模式是否具有可行性？霍耐特对此做出了辩护。一方面，个体自由是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其他一切社会价值都依附于它。① cf. Axel Honneth， Freedom’s Right，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4， p.15.起初，个体自由被界定为个体行动不受妨碍的自由，亦即消极自由。但在卢梭和康德之后，个体自由加上了另外一个条件——自我决定，亦即积极自由。但这两种自由并不构成对于自由的完整理解，它们只是指明了自由的可能性而非现实性，只有借助于第三种自由模式——社会自由，个体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只有“当其他社会成员不再被视为某人自身的潜在限制，而是被视为伙伴（他们的合作是实现这些意图所要求的）时，个体自由才能实际存在”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23.。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所使用的“共同体”概念中，社会成员不仅仅认同一些共有的价值或群体性目标，更重要的是相互负有责任和同情心。“共同体成员的目标不仅是重叠的，而且是主体间交织的，以至于他们不仅仅是‘一起’（miteinander）行动，而且是‘为了彼此’（füreinander）而行动”③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23.。霍耐特把社会自由视为“整体的个体主义（holistic individualism）的要素之一”④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24.。也就是说，只有在团结的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或者说“团结的共同体而非个体才是自由的承载者”⑤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25.。但这一共同体不能被视为某种优于个体要素的东西，因为群体的实存必须来自于个体的互动。不同于传统的个体主义，社会自由强调自由依赖于个体对社会共同体的参与；同时，社会自由又不同于集体主义，它首要关注的是个体自由之实现的条件。因此，那种批评社会主义崇拜集体主义或田园诗般的共同体的说法，在霍耐特看来是不成立的。毋宁说，这些批评者在其自身追求民主宪政的努力中，诉诸与社会主义者一样的、与法国大革命具有密切联系的规范性原则。即便在当下主流的政治哲学中流行的合法性原则，也不仅仅是包含着自由，而同时也包含团结和平等的理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运动背后的规范性理念即社会自由是对自由主义自由观的内在批判和超越。

霍耐特认为我们在今天必须找到一种更加切近当前现实的、可普遍化的关于替代性生活形式的表述，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三个基本预设进行修订与重构。这一工作包含两个方面：（1）在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批判的同时呈现一种社会主义的历史理解；（2）鉴于现代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必须澄清社会主义的社会理解及其整个视域将如何做出改变。

二、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架构的三个预设

霍耐特论证说，如果基于社会自由的社会主义愿景呈现了一种关于历史发展趋势的理解，那么，社会主义理论就不能是一种纯粹规范性的要求，更不是众多正义理论之一种，而是已然实存的、扎根于历史的要求之表达。由此，他进一步论断全部人类的历史就是为了实现承认或社会自由而斗争的历史。④ cf.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65.在历史进程的具体情境中，新的群体的关切往往不被承认，这时他们必然会努力消除社会交往的障碍，拓展社会自由的空间以使其合理需求得到满足。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被证明是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对身处其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而言，自由的许诺根本无法兑现，所以社会主义者就必须努力破除社会自由之实现的一切社会障碍，使受害者的合理要求纳入社会交往之中，最终实现使社会更具社会性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或要求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要求，而是历史发展趋势的表达，即趋向于一种理想的但并非乌托邦的民主共同体的生活形式。⑤ cf. Axel Honneth，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p.65-66.

霍耐特把上述三种预设之根源归结为早期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理智和社会条件。早期工业化巨大的动力机制诱导早期社会主义者把社会整合的任务完全交给了合作性的生产者，并认为社会劳动具有无所不包的整合力量。在粗陋的早期工业化背景下，产业工人阶级不仅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如参与社会立法和投票权，甚至面临着强制的剥削、工资的消减以及恒常的失业威胁，这一切似乎使得一种废除资本主义的统一要求不可避免。但后来的市民化（Verbürgerlichung）过程使得这种统一的要求似乎有所消减，至少是不能完全由某个时期的特定阶级所全部体现。此外，尽管工业革命的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益处进一步强化了早期社会主义者从启蒙运动那里吸取的关于历史进步的必然性观念，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社会历史条件的巨大变化比如信息技术革命、经济结构转型、福利国家建设等，使得植根于19世纪早期的社会主义理论似乎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但指出原有三种预设的缺陷，并非是要单纯地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理论的前提，因为它们是“促成未来行动之理论的必然要素”①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50.。因此，任何在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理论努力都必须找到一些适合于当前“后工业社会”时代条件的理论替代项，重构社会主义的理念。

社会主义者曾经一度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因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排除了一切市场要素，并设想一种完全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者改变了上述看法并“开启了市场的替代性使用的空间”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57.。然而，我们对于在经济领域中更好地实现社会自由所要采取的步骤却不能完全确定，因此必须试验性地探索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但这种探索并非没有任何方向，而是依赖于某种对社会历史的理解。在此，霍耐特借鉴的是杜威的历史进步观念。杜威认为，“社会”是一个哲学范畴而非社会现象，社会范畴是“最广阔和最丰富的、凭经验可接近的联想范围”③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尽管它不等于整体，但它是“我们的观察所能接近的、最广阔和最丰富的整体”④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页。。社会范畴来自于社会现象，并且通过理智分析来决定这些现象的特别性质。社会被用作一个范畴时，已经包含了物理的、有机的和心理的联想形式，比如人类联想范围里明显地包含着“纯粹生物有机转变的事实”（比如从叫喊到演讲的重大变化）⑤ 《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页。。只有在社会之中，事物的潜在性才能越来越多地释放出来。根据这种带有演化论色彩的学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并不是断裂的，而是连续的。也就是说，当物理的、动物性的东西进入人类社会承载的文化范围时，它们的意义也就不断地得到更新和改造。因此，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趋势就是使社会更具“社会性”。尽管杜威自己强调他的历史观并非一种“辩证的推测”，而是能够通过经验事实加以证明的。但正如霍耐特所言，这依然带有强烈的思辨论证的色彩① cf.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60.，从而与黑格尔的历史观有某种相似之处。后者认为，社会领域中的进步在于逐渐克服社会成员间的自由交往的障碍，因而任何符合这一条件的社会制度转型，都可以看作“自由之全面实现过程的一个阶段”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62.。霍耐特强调，黑格尔和杜威都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引，即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助于社会成员从交往的障碍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个体自由之实现的制度保障。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历史理解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衡量社会主义试验性探索的标准。就经济领域而言，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妨碍了经济领域中自由的实现，因此存在着发生根本变革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因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最终模式不能完全确定，所以必须根据上述标准探索不同的经济活动模式以实现经济领域的“社会性”。霍耐特认为，存在着大量的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模型，在这些模型之间做出决断，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我们需要在现实条件下，根据已在实践中得到证成的原则，测试哪一种制度模式有利于具体历史情境下的短期目标或“可见目的（end in view）”③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69.。

其三，早期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历史的进步有某种法则般的必然性。在霍耐特看来，相信资本主义在不久的将来必然被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方式所取代，这并不会造成困难，困难在于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清晰预设排除了任何试验性的探索方式。在早期社会主义传统中，有两种不同的必然进步观念的版本。一种是受黑格尔和蒲鲁东的影响，认为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各阶级之间的斗争；另一种是受圣西门主义甚至更早的启蒙乐观主义的影响，认为科学知识的进步必然导致与新的生产力发展相容的社会秩序。霍耐特认为，这两种必然进步观念之间尽管存在着解释模式上的差异，但都强调一种必然的历史进步模式。对这种历史必然性的过分强调的可能后果是导致某种历史决定论，在其中，参与者的行动只是起到次一等的作用。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总会有人对这种必然性进行熟巧的、历史的限定。比如在阿多诺或阿尔弗雷德·施密特那里，“只有当社会生产关系是以‘自然的’方式再生产，并且摆脱了人为的理性控制时，历史进步才是不可避免的”①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45.。但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并没有进行这样的限定，从而妨碍了他们根据特定历史条件进行社会试验以探索实现社会自由的最好方式。霍耐特认为，早期社会主义者忽视历史试验主义的最有力证据可以在经济领域中找到。他们认为市场必然为一种计划经济所取代。“如同他们的主流经济理论的对手们一样，社会主义者对于产生社会财富的更加恰当的制度看起来将会是什么样子，也确定无疑。如同主流经济学及其‘免于’一切政治影响的市场教条那样，社会主义者（至少在流行的想象中）也把自身限定于一种中央计划经济，后者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唯一可行的替代项。”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47.

2.2.6 数据处理及提取工艺优化 按拟定的正交试验方案进行试验，实验结果见表3，方差分析结果见表4。

三、社会主义的历史试验和民主生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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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早期社会主义者都相信自己的社会理想与已然在当前社会中呈现的反抗运动有着密切关联。霍耐特认为这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任何清晰地指向未来的理论的反思性结构都会包含：在社会现状中搜寻那些使其主张现实化的欲求，由此而带来理论家们所预期的社会状态”⑤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38.。但早期社会主义者并非从社会现实的经验分析中得出他们所要寻找的利益和欲求，而是超验地认定产业工人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相信唯有他们才是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行动主体。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这一想象集体的社会学虚构做出了经验上的怀疑。在“后工业社会”，产业工人只占雇佣劳动者的一小部分，社会主义理念的阶级关联已不再那么一成不变。由此带来的可能后果是，社会主义理论失去了与现实的、积极的社会运动的关联而退化为诸多纯粹规范性理论之一种。也就是说，它只能从自己的理想中推导出抽象的正义原则，以针对竞争性的理论为这些原则进行辩护。而在霍耐特看来，想要使社会主义成为有生命力的社会运动的理智表达，它就必须在当前社会生活之中找到带有社会主义目标的某种利益，这一利益足以使这些目标不受到社会运动的偶然起伏的影响。

霍耐特接下来分析了早期社会主义者从中得出社会自由概念的社会理论架构，即其社会自由观所蕴含的对社会与历史的理解。这一理论架构包含了三个预设。霍耐特认为，正是建立在这三个预设之上的理论架构给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加上了沉重的理论负担。其一，早期社会主义者无论是在批判纯粹利己主义的自由时，还是在言说新的社会自由时，都排他性地聚焦于经济领域，而忽略了政治权利进步的解放潜能。比如圣西门的社会主义理论就聚焦于工业生产领域：工业和贸易方面的技术进步带来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即一种能够满足境况最差者之需求的合作性生产模式，在这个合作性生产模式的中心是一个中央银行，国家的福利是依据贷款的分配来进行的，因而任何政治导控都是多余的。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几乎也没有人对大革命所确立的自由主义自由权的政治功能感兴趣。尽管蒲鲁东是在马克思之前最清晰地表述了社会自由概念的社会主义者，但他对政治权利的否定却最为彻底。他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废除一切政府活动，由小规模生产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合作取而代之。霍耐特认为，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使得对政治自由权的讨论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马克思从两个层面讨论犹太人为了政治平等而进行的斗争。一方面，在既定的社会关系内，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但另一方面，就终极意义而言，犹太人的政治解放并非鲍威尔所言的摒弃宗教，而是犹太人从实际的犹太精神中的解放，从市民社会的拜物教中的解放。在人的解放完成的阶段，公民与市民的对立消除了，人作为类存在物意识到自身固有的社会力量与政治力量不再分离。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但在霍耐特看来，这也意味着，自由主义的自由权“在社会主义社会失去了其全部规范性价值，因为除了经济领域之外不再有一个分离的共同意志形成的领域”③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35.。对现有政治领域的这种相对化的一种现实后果是，后来的社会主义运动几乎不再关注个体的自我决定。即使“民主社会主义”也只是意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以便通过限制资本主义市场来解决“社会问题”，但这实际上反倒承认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合法性地位，从而终结了一种更加激进的要求，即经济体系是一个合作而非竞争的领域。④ cf.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p.36-37.

早期社会主义者没有把社会自由概念拓展到其他社会领域，而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霍耐特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普遍持有的这一信念，即“不受约束的个体主义的恶仅仅来自于市场中个体的法律上的孤立”⑥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78.。因此他们都聚焦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克服，意图在这一领域中使自由和博爱（团结）的原则协调一致。但他们都较少地关注其他领域中的社会自由之实现，比如伦理、政治等公共领域。二是早期社会主义者确信未来社会一切领域的整合都由工业生产的要求所决定，而没有考虑到正在发生的社会功能分化的过程。而自由主义者比如洛克和休谟反倒区分了“社会”和“国家”这两个依据各自规律发挥作用的子系统，区分了公共领域和纯粹私人领域。新兴的政治经济学也区分了经济和国家领域。所有这些区分都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得到了呼应，即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等不同的行动领域。但早期社会主义者由于没能注意社会各领域的功能分化因而忽视了其他领域的社会自由之发展的重要意义。而古典自由主义的另外两个批评者——共和主义和女性主义在这方面则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因此，如果社会主义的确代表一种更好的生活形式的愿景，那么它就不仅要在意识到社会功能分化这一事实基础之上，全面阐述各社会领域的独立的、具体的社会自由形式，而且还要充分阐述各分化的社会自由领域之间如何发生关联。霍耐特在《自由的权利》中就前一项任务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他分别讨论了私人关系、市场和公共意志形成诸领域中的社会自由的制度化。而就后一任务即阐述社会各领域之间的关联而言，他则诉诸源自黑格尔和马克思的方法论要素，即把社会类比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如同身体的各个器官那样，各个不同的社会领域依据它们独立的功能而相互联系，这反过来有助于社会再生产这一首要目标”①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90.。有机体所类比的“整体的内在合理性”要求社会各子系统“在自由合作的同时遵循自身的、独立的规范，以确保社会整体的持续再生产”②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92.。霍耐特由此引入了一种民主的生活形式的理念，它不只是被理解为一种政治的政府形式，而且被理解为一种完整的生活形式。作为一种整体的生活形式，个体在社会生活的每个领域都能获得自我实现的平等参与机会，反过来，有着规范性功能分化的每一个领域也反映了民主参与的一般结构。这种民主生活形式预期了一种形式的、抽象的社会生活结构，因此，它需要通过试验来具体化，以便在各领域的相互合作中推进社会共同体的再生产。霍耐特论证说，在功能分化的社会中，如果不把产业工人作为社会主义理论的唯一受众，那就只有由审议的公民所构成的民主公共领域能够成为反思性导控社会再生产的权威，也就是说，只有他们才能够发挥这一作用，即监管整个社会有机体的运作并做出必要的调整。由于民主公共领域的社会构成总是处于流动之中，因此它不再任意指定具有集体主体性的受众。正是由于这一开放性，确保了社会生活每一角落的难题都能公开地表达出来而得到克服。与此同时，通过具体历史试验取得的制度性突破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持续进步的、通向社会自由的历史趋势。总之，只有在社会主义历史试验的探索中，我们才能逐渐获得对于未来社会愿景的清晰理解。

四、简评

霍耐特试图在后工业社会的时代背景下重构社会主义理念，以复兴这一理论在当代（至少是在当代西方社会）的理论生命力。他意图秉承法兰克福学派内在批判的方法论传统，以一种严格的“内在视角”来进行社会主义理念的规范性重构这一工作。这意味着，一方面，既接受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规范性辩护原则（即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原则）的合理性，又指出其内在矛盾以及被一种替代性社会形式所取代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并以主体间的社会自由为基础重构这些原则使之协调一致；另一方面，既吸取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背后的社会自由这一规范性的核心理念，又指出它受缚于工业革命的时代条件所形成的理智和文化结构，并以历史试验主义和民主生活形式探索社会主义理论的更新形态。这一承袭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性和经验性研究相结合的理论企图实际上涉及多方面的、繁重的论证工作。这需要利用多学科的思想资源以及实际的经验探索来为其各种观点进行论证，同时也需要驳斥与之竞争的各种理论立场。这远非一本小册子能够完成，因而霍耐特在本书中许多地方的论证只是点到即止而未详细展开。或许正因为如此，他强调自己的理论辩护只是一种抽象的元政治理论，而非对具体社会主义运动的策略性指引，① cf.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5.后者有赖于具体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试验性探索。但这一辩护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即其理论不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并且与当前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此外，尽管与哈贝马斯一样，霍耐特也经常提到“社会再生产”作为社会生活的首要目标，这里的“生产”显然不仅仅是经济生产而是生活世界的延续和更替，但是，以交往或承认（社会自由）范畴替代生产或劳动范畴这一理论视角的转换可能起到了矫枉过正的作用，也就是说，为了避免教条主义的经济一元论，遮蔽了生产这一核心范畴在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其他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埃里克·赖特、约翰·罗默、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奈格里等）也向我们开启了不同的思考路径。② 参见特里尔·卡弗：《“意识形态批判”政治：新/后马克思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张秀琴、魏天舒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4期。因此，霍耐特的“后马克思主义”③ Axel Honneth， The Idea of Socialism， Joseph Ganahl trans.， Polity， 2015， p.53.视角尽管有助于拓展我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思考空间，但其自身也需要进一步的自我审视、比较与批判。

我们提起中国山水画时，一般不会马上想到雪景画，但“雪”偏偏是王维最喜欢描绘的意象之一。《长江积雪图》《雪溪图》《雪山行旅图》……当你试着去了解王维的人生，你也许就会明白他爱雪的原因了。